曹思源忙于研究东欧巨变新闻时，周舵，于光远的研究生，四通集团的经济学家，八九民运后期广场上四人绝食者之一，正忙着撰写一篇关于东欧政治局势的长文。

我感觉周舵是一个心理上并不成热的大男孩，尽管据说他是“老高三”，算来如今已过了不惑之年。我想像此人急躁，敏感，富于激情，聪慧外向而胸无城府，具有读书人的性格特色而不合适投身政治。当然，埋头学问，潜心书斋，对于他也是一种苦行。他关注现实，并时时刻刻在变动的风云中感到自己心灵的激荡。他总是跃跃欲试，按捺不住，从学者跃入企业家的行列，进而又投入民运大潮。从个人气质上来说，周舵具有某种浪漫特点。他情绪化，被每时每刻的感觉牵着走。从他，我们可以看到并非一个人的经历决定他的个性和命运，而是一个人的个性决定他的经历和命运。

当报纸上登载记者对四人绝•食者之一侯德建的采访录后不久，周舵开始撰写天安门广场撤离真相；当东欧时局发生巨变时，周舵开始撰写他对东欧政治风云的看法。我没有足够的时间阅读他的高见，但看到了那厚厚一摞手稿，上面字迹龙飞凤舞，想来必定融汇了他的兴奋与激情，记载了他的评价与思索。那应当是一个中国人站在世界的角度，观察分析人类社会格局的一篇政治宏论。它应当具有高赡远瞩的气魄，它的背景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末叶横扫共产主义堡垒如卷席的自由、民主的狂飙。

周舵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豪情，那种虽身陷囹圄却斗志昂扬的豪情。他说：“不到秦城非好汉！”他这么说了，这话便穿越四十八级楼阶和长长走廊，不径而至，引起我许多赞叹和感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的那些录像镜头，那些旗海人海，那些自由之魂，虽看起来恍若隔世，但他们仍一次次令我热泪盈眶，不过大部分时间里，我愁云锁日。想必当突然面对押他的囚车时，他也来不及如此情怀吧。但这情怀毕竟复燃于长久关押之后，方寸囚房之间。

待续（李洪林）

按：八九六四后，我被北京政保一处收容审查，关押在北京昌平县招待所。与我关押在一处受审的，是参加八九民运的北京知名知识人：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八九期间我任编辑的中国当代第一份独立报纸《新闻快讯》主编包遵信；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原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國大陸知名的改革派理論家李洪林；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法学者、中國首部《企業破產法》起草人曹思源；前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周舵；《河殇》总撰搞人、中国文化学者、后来的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主持人王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行政学研究室主任、与李克强同窗共同完成译著《法律的正当正序》的杨百揆；以及一位的国家体改所女士（不知名）等。八九六四距今三十七年了，包遵信、李洪林、曹思源、杨百揆已先后辞世。我把当年逃亡中写的有关他们关押期间的故事放在这里，谨示缅怀和纪念。选自《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

资料（引自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

（1989年）6月2日下午4时许，北师大讲师刘晓波、《师大周报》原主编高欣、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台湾作曲家侯德健4人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北侧举行记者会，宣布将代表知识分子展开48至72小时的绝食行动，并发表《六二绝食宣言》，吸引大批群众围观。他们4人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

《绝食宣言》称：「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是寻找真的生命。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

4人的绝食行动得到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支持，他们试图以马拉松接力赛的方式，将绝食行动发展成一场「持久战」。对此，李鹏在日记中写道：「他们无非是故伎重演，企图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据《中国六四真相》记载，4人的绝食行动成为中共下决心清场的一个重要依据。

6月4日凌晨3时许，侯德健、周舵等人与广场指挥镇压的军官谈判，戒严部队同意学生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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