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6 年 6 月 12 日 来源：思想坦克

终章：「正史」与日本人
历史与政治

到这里为止，从《史记》起算，总共经过了二千一百年。正史之所以仅二十四史，止于《明史》，是因为最终版的《清史》尚未出炉，原因在于继承清朝的正统政权未有定论。二十四史一直以来都是基于这样的因果关系与逻辑成立，这让我不得不再次深刻体认到，那种将这套逻辑视为理所当然的中国式史学和正史观念。

现代中国当然是以西方的史学为依据，正史的观念却仍延续与存在，比方说，关于三国、辽、金、宋的正统之争，未必是乏人问津的话题。正统政权、一个中国、组成正统国家的中华民族，这类概念与定义依旧存在。在现代中国，构成正史的政治主张与意识形态，要说是与历史学互为表里也不为过。

最后，让我们重新检视这漫长的二千年。到目前为止，都是以编撰者的角度出发，但如果没有读者，书籍就无法存在。从过去到现在，到底是站在什么角度编撰，与一直以来由谁来读密不可分。在此略作回顾，进一步确认这二千年历史的样貌。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除了倾注自己所有的心血之外，当然也希望有人愿意一读，但应该没想到会出现那么多后继者，也没料到会孕育出一门延续二千年的新学术。

他不刻意公开这部著作，静静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给予评论。 《史记》后来是如何流传后世的，其实至今仍不十分清楚。不过，司马迁以史官的身分开始撰写这本著作，也在遭受宫刑之后，继续于朝廷当官，很难想像这本提及政府相关事迹的著作未献给朝廷。

也有纪录指出，在西汉末年的西元前一世纪末，曾有人受诏继续编撰《史记》，代表朝廷内部已读过《史记》，评价也已确立。至于东汉时期，则可从班彪、班固父子的例子进一步得知，这一点更加明确了，只不过此时司马迁已过世百年。

既然如此，《史记》的读者群到底多么广泛呢？虽然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当时是没有纸张，也没有印刷技术的时代，所以《史记》应该很难于朝廷之外的民间普及。以《史记》为首的正史，从一开始就与政府、宫廷乃至于君主及其身边亲信共存。

传承与门阀

反观班固活跃的一世纪末期，以及他所著的《汉书》，与西元前一世纪的《史记》条件完全不同。如前述，《汉书》内容和文体都符合当代风潮，受到众人青睐，所以立刻获得好评，于知识分子之间广泛流传，因此，《汉书》初期的读者应该比《史记》来得多，最迟到二世纪上半都是如此。 《汉书》的注释之所以那么多，与传播速度及读者多寡绝对有关。

此外，当时也出现了纸，这种新型书写媒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史记》完全是木简著作，相较于纸笨重许多。从《史记》需要耗费百年才得以流传这点来看，《汉书》之所以能够普及，是受到轻便纸张的发明与使用所推动，成为不再被木简形态所限的读物，这个事实不可忽视，在正史的形塑过程也有相当的意义。

以《汉书》为首的正史，最迟在进入三世纪后，普及范围扩展到了各门阀。换句话说，史书不再只是宫廷读物，也是名门望族知识分子的专属物。

门阀贵族当然在另一方面也是于朝廷任官的重臣，是构成政府的官僚，与君主和政权的关系密不可分。不过，门阀通常是独立的，不需要依附政权才能生存，能提出不逊于君主的主张，更有不少贵族的教养甚至超越君主。

所以门阀贵族不容许宫廷独占史书，史书的著述与阅读，都由来自门阀的知识分子主导，宫廷才随后跟上。包含「裴注」在内，从《三国志》与《后汉书》，到《宋书》、《南史》、《北史》与南北朝诸史，这种发展过程可说适用于上述所有史书。

唐朝是重新确立了君主权威、企图凌驾于门阀之上的王朝，编撰正史也由君主主导。除了在「五代史」回收南北朝的历史，还于编撰《隋书》与《晋书》的过程中，奠定了官修与分纂的原则，这也印证了正史的著述与阅读的主导权，本就掌握在出身门阀的知识分子手上，这也是与四部分类的史部、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问并行的现象。

买卖与印刷出版

虽然史书的阅读族群，从宫廷独占扩展出去成了门阀专属，但当然还未形成像现在这样的印刷买卖情况。史书得以广传，具体还是透过借贷与抄写流传。就这层意义来看，史书的流传范围仍然非常狭窄，属于封闭空间的排他性流通。

在当时，以史书为首的书籍的所有权和阅览权，还只是一部分人的特权。但是在阅读与抄写广为流传的过程中，著作总量跟着增加，流动性也着提高，最终成立买卖行为。社会对史书的需求的确在增加。

西元六世纪有一则轶事。某位穷困潦倒的南朝名门贵族，听说可以典当传家之宝的《汉书》，回答「我宁可饿死，也不愿典当」。因为名义上说是典当，却根本不可能赎得回来，形同卖断。 《汉书》是足以光耀门楣的收藏，而且还能典卖换钱，这件事鲜活地刻划出当时世道的转变。正史的流传，也终于开始往门阀专属范围之外扩展。

一旦书籍买卖成为常态，书店也应运而生。到了唐代后半期的九世纪之后，社会大众对专业书店的需求已显著出现。

以印版为主的印刷术也于此时普及，九世纪到十一世纪这段期间，正相当于唐宋变革的时代，印刷出版的技术创新也被纳入经常列举的变革一例。

时代背景之所以如此转变，固然也与社会型态改变有关。门阀掌权阶级没落，知识分子辈出，而不再只是来自少数特定名门，这意味着催生知识菁英的来源更加广泛。

对于书籍的需求也顺势水涨船高，就连书籍也开始以印刷刊物取代抄本。书店为了营利而出版「坊刻」。如此一来，无论是买卖还是出版，书店扮演的角色也愈来愈重要。

印刷出版与「正史」

那么正史和史书的需求与流通，是否与发展相符呢？其实令人存疑。

买卖与印刷出版蓬勃发展，顺势出现书店与坊刻，王朝与政权便以非营利的方式自行出版对自己有利的重要书籍，然后再向世间公开，这样的模式成了惯例。比方说，明代的「监本二十一史」由国子监负责印刷与刊行，这是从宋代开始的惯例。负责刊行的公家机关当然不只有国子监，但不论如何，因为进入了印刷出版的时代，就说坊刻是唯一的主流，恐怕还是言之过早。我们不能忽视正史与宫廷、政权的关联。

正史也是纳入这种类型的书籍。一如前述，北宋政府于十一世纪下半出版了《隋书》与南北朝诸史，以及推进《南史》与《北史》。即使如此，数量大增的知识菁英或政府官僚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入手正史刊本。同时期的《资治通鉴》编撰者司马光，原本也无法浏览正史，就算可以也难以精读。一直等到负责编撰《资治通鉴》，司马光才首次能细读正史。此外，司马光还表达了正史唯有朝廷出版、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正史，恐将无法传承下去的忧虑。就连事奉中央政府、在史学拥有极高造诣的司马光，都要等到奉命编撰《资治通鉴》，才能完整阅读正史。

顺带一提，《资治通鉴》上呈的两年后，也就是一〇八六年（元佑元年），立刻付梓印刷，所以《资治通鉴》可能是第一部甫问世就是印刷品的史书。

这类印刷技术在宋代明显普及，尤其到了南宋更是如此。即使如此，正史并未透过大量刊本买卖而普及开来，知识分子也未入手并收藏正史。反倒是自行依各自需求抄写政府版本、收藏抄本的做法更为普遍。正史与政府果然还是一体的。

王朝覆灭、政权倒台的话，印刷用的木版也会佚失。浏览过正史的部分官员或知识分子所抄写的书籍，也只有部分片段能流传后世。这个时期之所以有些正史的传承遭到淘汰，或是出现内容残缺的史书，也就说得通了。

演化至「二十四史」的阶段

之后的情况，大抵上没什么改变。如前述，连蒙古政权也一次整批出版了正史，但仍不代表一般知识阶层能取得并阅览正史刊本。正史的出版，依旧与政府和政权分不开。不管知识分子多么渴望阅读正史、希望以个人身分从书店购得正史的刊本，恐怕也是缘木求鱼。直到正式进入十五世纪为止，《五代史》之前的「十七史」，乃至于到《元史》为止的「二十一史」都是相同的情况。

直到进入十六世纪，上述的情况才产生变化。此时正逢与大航海时代的历史转捩点重叠，或许是因此产生深刻的关联才有了变化。

这个时期，可以看到印刷品和出版品数量大幅成长和普及。在此之前，仅限于部分地区，乃至于部分种类的坊刻，民营出版业也在同时期正式全面展开，书籍文化不再只有官僚与菁英能接触，没有地位与身分的低阶知识分子也纷纷参与其中。

当时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也突然大幅增加，但这些考生不一定是以担任官职、为政府服务为目的，而是希望藉由中举得到的资格与权利来保全财产。为了考科举，许多人投入「举业」，也就是准备考试，有不少人因此识字以及想要读书。

从当时的世道来看，《纲鉴》与《十八史略》这类史学入门书籍，之所以会受到大众青睐也是理所当然，这股趋势甚至还蔓延至正史本身。

十六世纪初期，书店发行睽违许久的《史记》之后，大受读书人欢迎，因为当年的读书人除了阅读摘要本，更想进一步尝试阅读正史本身，这也是印证当代风气的典型象征。差不多这时候，古典著作也开始出版销售，种类与部数都不少。

前述的「监本二十一史」，就是在这股需求高涨的风潮下出版的。据说北京国子监刊行后，直到进入十七世纪，只要身为知识分子，家里都会收藏这套书。

这段期间，最广为流传的史书应该是《纲鉴》或《十八史略》这类摘要本，但是另一方面，正史也该悉数收藏的看法也得到重视，最终变成一种常识。

走到这一步，正史才总算真正普及。这是到了《明史》除外的二十一史的阶段，才首次实现的事。一切就绪后，十八世纪乾隆年间的二十四史确立并完成，民间的知识分子才能对其进行研究与撰写相关著述。一切总算更接近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书籍阅读与学术研究景象。

即使如此，所谓二十四史，完全是钦定，与意识形态和言论控制密不可分，政权与政府就如影随形地在读者身边，这似乎也是「正史＝二十四史」甚至是绵延二千年的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的一贯条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点。

日本人与「正史」

如开头所述，中国拥有还原过去与事实这种历史认知的传统与文明，是孕育了正史或二十四史这类历史叙述的文明。而身处在中国周边、在日本列岛编织历史的我们，又该如何与之相处呢？

中国的文明就是所谓的汉语文明，以正史或二十四史为首的史书都是以汉语写成，连绵不绝的历史也只以汉语叙述。若把汉语圈扩及到东亚，中国或正史之外的地区，就可能出现新的史书。

住在日本列岛的人，若是选择汉语作为自身的书写文字，当然也得接纳汉语本身具有的制度、思想与呈现手法。律令制这种政治体制亦然，至于历史认知、历史记述的部分，史书与正史当然也不例外。这就是以《日本书纪》为首的「六国史」问世的缘由。

当然，所谓的「接纳」，与仿造复制和墨守成规不同。两者异同之处当然不容忽视，从中似乎可窥见中日各自的历史，以及我们观察视角的特点。

日本人及日本史，似乎习惯将「六国史」及政权编撰的史书称为正史。如果只是某种比喻当然无伤大雅，但若过于滥用，中国史学家当然会先感到不太对劲。

比方说，以《日本书纪》为首的「六国史」为编年体，学界也都称其为「编年体的正史」，丝毫不觉得奇怪。但依照中华最原本的普遍认知，正史理应是纪传体才对，「编年体的正史」这种说法显得既奇妙又矛盾。

进一步来说，正史也必须是断代史。明明「六国史」冠上了数量词，但那个「六」是连续性的历史，既不像《三国志》是三国同时分立的情况，也不像「五代史」那样一朝断绝、一朝兴起的状况。由于日本史没有王朝交替，所以不仅没有正统观念和事实，当然不存在十七史或二十四史这类正史。

所以将「六国史」称为正史，不是精确的概念、定义与用法。如果只是某种暗喻或是修辞也就罢了，但将「六国史」称为正史真的是前后矛盾，说到底，这正是对汉语的曲解与滥用，或许也是必须利用汉语这个他国语言标记母语的日本人无法逃避的宿命。

其实连枝微末节的术语和概念也有出入。 「六国史」包含《日本书纪》、《续日本纪》到《日本三代实录》，前两者的「纪」虽是本纪，但其实与实录同义。至今仍持续编撰的天皇实录，也是同样的情况。

如前述，正史的本纪与实录，在中国原属不同位阶和层级，扮演的角色也全然不同，后者不过是前者的资料，两者无法画上等号。

就算日本同样使用汉字、汉语与古书典籍，但中国与日本、大陆与列岛终究是彼此距离遥远的世界，从正史或实录这种看似平凡无奇的汉语，就能知道各自的史观看似相似，却截然不同。不过在此之前，似乎过于忽略这部分，这也与如何看待历史的根本问题有关，要是能再更严谨就好了。

作者1965年生于京都市，现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毕业于神戸大学文学部，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博士后期课程修毕，1996年以论文博士方式取得博士学位。历任宫崎大学副教授、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后转任现职。专攻领域为东洋史与近代亚洲史。着有《朝鲜的困境》、《中国为何反日？ 》、《袁世凯》（以上八旗文化），《清朝的兴亡与「中华」的未来──从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到日俄战争？ 》、《历史学家写给所有人的中国史》、《历史学家写给所有人的日本史》（以上台湾商务），《岩波新书．中国的历史5：中国的形成》（联经）。

书名：《二十四史：谁有资格称「中国」？读懂中国「正史」背后的政治操作逻辑》
作者：冈本隆司
出版社：八旗
出版时间：202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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