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瑜

【编者按：鲍彤是因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永驻历史的人物。他于1989年5月28日被邓小平送进秦城，是这场中共建制之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民主运动被捕的第一人，是六四事件中被邓小平用刑法惩处的中共最高级别的官员，他当时最重要的三个职务是十三大中共中央委员、十三大常委第一次会议任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他是第一个告诉访朝回来的赵紫阳：“‘4-26社论’不好， 我反对给学生上街纪念胡耀邦的活动扣上‘动乱’的帽子。”他走出秦城之后告诉世界：中共头号领导人邓小平坚持武力镇压学生运动 ，目的并不是要保共产党，而是要保住他自己的权力。 64就是由他个人决定 ，由他个人发动这样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镇压。不管你学生怎么样 ，邓小平都要开枪。邓小平的全部战略意图就是要学生闹得越凶越好 。邓小平要对付谁？他要对付赵紫阳。为什么？因为89年胡耀邦去世后第三天，赵紫阳召开常委会讨论悼念耀邦的问题，李鹏提出：“学生要悼念胡耀邦怎么办？” 赵紫阳回答：“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去世了 ，大家都很悲痛。 我们党自己在悼念耀邦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学生悼念耀邦？”赵紫阳的这句话当晚就传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就从这一晚开始，从百分之百信任赵紫阳，转而要百分之百地把赵紫阳搞掉。胡耀邦是邓反自由化打下去的 ，如果说学生可以追悼胡耀邦，那就证明他邓小平错了，就是打他邓小平的耳光，他决不能容忍。因此，在邓身后，赵紫阳很可能就是赫鲁晓夫，要做秘密报告的人。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是一模一样的。鲍彤因此提出六四大屠杀的性质是军事政变。

翻阅中国近两个世纪的现代化历史，一代接一代的领军人物无一不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也是努力推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接轨者。鲍彤作为中国重要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也不例外。高瑜女士选择六四37周年纪念鲍彤，写了鲍彤和两位国学大师舅舅的故事，写出鲍彤始终如一的政治理念：“通过平稳转轨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写出他通古博今的才学，洞若观火的判断力，令人惊叹的记忆力，他的勇气和骨气，他的睿智和激情，他坚不可摧的人文精神，有着血脉和家学的传承。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感人至深。 】

中国著名人文学者、80年代文艺理论、文学评论的领军人物刘再复先生于5月14日在杭州病逝，中国人悼念逝者一是发表悼文，二是重发逝者旧作。我在朋友的推荐之下，5月26日在《新世纪网站》看到刘再复先生1993年的一篇散文《直声满学院——怀念吴世昌先生》。

文章开头是这样的：

“吴世昌先生是我尊敬的学者，鲍彤是我尊敬的改革思想者。而吴世昌先生又是鲍彤的舅父，所以，我怀念起吴世昌先生时总是想起鲍彤。而听到鲍彤的消息时，总是想起吴世昌先生。去年，我从《纽约时报》上知道鲍彤被判刑七年的消息时，突然想到，如果吴世昌先生在世，他会怎样？我想，他不会是悲伤，而一定会大声疾呼，我想，他是绝对不会沉默的。”

是时，78岁的吴世昌先生已经去世7年，61岁的鲍彤入狱4年被判7年重刑，是邓小平六四用刑法惩处的中共最高官员。刘再复先生若不是大屠杀之后辞国去美，无论多么情感深厚的追怀也不能将这样的人物关系强调出来的。

鲍彤有两个舅舅，吴其昌和吴世昌。两人垂髫之年父母双亡，生活艰辛，都是靠着“梅花的苦寒精神”成为学贯中西的中国文化的巨擘 ，他们对鲍彤的影响包括学识和当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最突出的是知识分子要担负社会责任的“士”的传统思想。

国学大师吴其昌

大舅吴其昌生于1904年，幼年和表哥徐志摩一同受教于桐城派古文家张树森（仲梧）先生，张先生有三名“古文高足”，他们表兄弟占居其二。小学毕业后失学，靠借书，字纸篓里拣书，1921年自学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业出众，被称为“国专三杰”之一。 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办，他有幸以全国第二名（被社会称之“榜眼”）考入，成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入门弟子。早在1918年，徐志摩就已经成为梁启超的弟子，在清华这对表兄弟二度成为师兄弟。

1928年，在梁启超的举荐下，吴其昌受聘于南开大学，由此登上高等学府的讲坛。第三年便转任清华历史系讲师。他还得到陈寅恪先生的亲笔推荐信，推荐给辅仁大学校长陈恒。

1932他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留在后边讲），被迫离开清华，转到武汉大学任历史系教授，1941年兼任历史系主任。

他给武汉大学留下“贡献生命的诚恳”的遗训。他在一次演讲中说：“‘诚恳’，是一切一切学问的根本态度。无论那一种学问，我都情愿用我的生命去换这种学问……立了这样一个诚恳真挚忠实的宏愿，学问决计不会不造到最高一层……不但做学问，而且同样适用到做人。”
为学、为人、为师，今日学者，几人能及？

吴其昌只活了四十岁，抗战艰苦的教学环境摧垮了他的身体，1939年便开始咳血，白天拄杖上课，深夜埋头着书撰文，还不遗余力投入繁忙的抗日救国运动中，“他到处讲演，对青年学生讲，对抗日军官讲，对大小官员讲。” 1944年1月，他重病中完成了《梁启超传》上半部。之后不久，又拖着病体给学生上课，课没讲完，大口吐血不止, 被毕业留校当助教的学生背回家的。

吴其昌没有看到他朝思暮想的抗战胜利，但是他百岁之时2004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金文历朔疏证》，200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殷墟书契解诂》，2009年三晋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吴其昌文集》。这说明什么？说明“用我的生命去换这一种学问”的吴其昌，确实把学问做到最高一层，清华大学校史馆藏有对他的学术评价：“他给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国学研究遗产，这些成果的范围之广、价值之高令人惊叹。”
大陆若不出版他的著作，这些国学遗产在世界将成为断层。

“红学大师”吴世昌

我给“红学大师”打引号是因为鲍彤小舅舅吴世昌的学术成就远远不止于《红楼梦探源》、《红楼梦探源外编》两本巨著，他对“红学”，对“训诂学”、“诗学”、“词学”、“中国文化史”，都另辟新蹊，创立了新说。他本人也是诗词大家。

吴世昌生于1908年。 8岁丧母，10岁丧父 ，12岁小学没毕业，就被送到中药店当了5年学徒。条件不允许他接触其他更有益于拯救中国的科学，在哥哥吴其昌的熏陶下，他也选择了汉学一途。鲍彤称“出现了’离奇’的现象”。 1925年他进入外国教会办的浙江的秀州中学，当半工半读的“自助生”，仅用两年半时间读完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课程，却终身与基督教无缘。 1925年考上南开大学预科二年级，一年后又考入燕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英文造诣极深，却终身潜心于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国的史料典籍，中国的辞赋诗词。他在燕大二年级时发表的学术论文，得到国际汉学界特别是日本汉学界的推崇，被誉为”文史无所不通”。与日本汉学界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但是“九一八事变”后，他是坚定的抗日派，第一个在燕京大学张贴“告全体同学书”，并被选为燕大第一届学生抗日会主席。他在燕京共待了7年，英文系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破格吸收为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研究生，潜心于他充满个人的乐趣的探源正本，考异钩玄，获硕士学位。

年轻的吴世昌学术成绩获得众多文化前辈的奖掖，其中就有胡适。鲍彤纪念小舅舅，特别提到1935年，27岁的吴世昌和44岁的胡适在报纸上有过一场关于抗日的争论。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可以看到争论的详情。谢泳教授做过概括，下边是谢泳文章的截录：

“1935年11月17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了《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胡适当时对日本有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一个“守”字，不主张抵抗。第二天，吴世昌就以“一个青年”的名义致函胡适：“适之先生：昨天读你的星期论文，心里非常悲痛；今天又读《平津太晤士报》上的华北独立运动消息，我的悲痛实在忍不住了。中国人民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几天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回想起‘九·一八‘事变初起的时候，国家的不可收拾还没有这样的利害深刻。那时的时论，有的主张玉碎，有的主张瓦全，但是现在呢？纵甘破碎已非玉，便欲为瓦岂得全。试问我们在这悠悠的4年中，有没有作玉碎的准备，有没有求瓦全的方法？且不说在朝的国民党的胡涂颟顸，即就在野士大夫的舆论而言，实在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多顾虑踌躇，乃至于太躲懒了！ ”

胡适给吴世昌写了回信，称之”世昌兄”,说明二人交往已有时日。吴世昌再回信给胡适：“我所望于先生者在此，上次写给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祷和期望先生为国努力以外，更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
谢泳评价：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是热血青年，一个是成熟中年，年龄和地位不同的，自然对时局的判断不同，他们都是真诚和尽职的。

抗日烽火燃烧的岁月，吴世昌也从青年变成成熟的中年，他在各大学讲学之余，用了很大的力量撰写时局政论文章，被多人称为“抗日政论家”。最后一篇是1945年8月14日为重庆《时事新报》撰写的社评，题目是《日本投降指日可待》，第二天，评论见报，几小时后，电讯飞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之后，吴世昌仍旧没有放下政论之笔，他是《观察》最热心的主笔之一。鲍老对我说过，1946年暑假，他13岁初中毕业了，一天著名报人储安平来家找舅舅，他是舅舅的好友，在重庆一起办过政论杂志《客观》，是先后主编。舅舅把他介绍给储先生，请储先生寄《观察》给这个中学生，被费孝通称为“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储安平答应了。鲍彤收到了每一期《观察》，他的高中就是在读《观察》中
度过的，他认真读过小舅舅每期都上封面的时局评论，也在《观察》上认识了一大批中国的大知识分子。直到1947年夏天，吴世昌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中央大学要解聘他，他不得不应聘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转道香港见到郭沫若，临别的话是： “你看我什么时候该回来，就给我写封信。 ”

1948年1月开始，他任牛津高级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散文史、诗歌史及甲骨文。漫长15年，他蜚声国际，出版了英文版的《甲骨文研究与中国文化》、《卜辞旁注考》、《红楼梦探源》等主要著作。他已经是牛津大学东方学学部委员，还曾担任过牛津和剑桥两大学的博士学位考试委员。

1962年牛津大学提出要续聘。美国康奈尔大学也聘他去当教授。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大学聘他去当中文系主任。他的大女儿正在牛津读大学三年级，小女儿高中毕业获得英国教育部为中学生设立的最高奖学金，也选择了牛津。就在1962年，他终于收到郭沫若的信，是郭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聘书，聘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文学所的研究员。当然这样的安排并非郭沫若作为院长力所能及的，而是周恩来的亲自安排。

1962年毛泽东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饿死几千万人的灾难还没有结束。吴世昌在英国一直订阅英文新华电讯，对中国的现状不能不知道，他当然也知道毛泽东把他们这样有西方背景的知识分子称作“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是共产政权要打倒和改造的对象，一个接一个的让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政治运动，多少人惨遭不测。远在美国和台湾的胡适都遭受全国性的大批判，曾经和他有着相同政治理念，发表过“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的储安平在光明日报总编辑任上被打成右派，在人民日报发表“向人民投降”认罪书，接受全国大批判，接受残酷的劳动改造后失去工作。但是吴世昌毅然决然带着全家人在十月一日国庆节前夕回北京了。鲍彤看到了郭沫若给他寄去的聘书：时间1962年 编号 001。

仅仅四年之后，刘再复写道：他“就被戴上高高的、尖尖的纸糊的帽子，享受和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土豪劣绅一样的 “待遇”，而且还外加在胸前挂个 ‘反动权威’的牌子，和俞平伯、孙楷第先生一起站在批斗台上示众。因为他脾气太倔强，头不愿意低下去，被红卫兵们狠狠地按了好几回。到河南 ‘五七’ 干校后，我见到他在细雨中踩着泥泞蹒跚走路，一颠一簸地朝着锅炉那边去打开水。看到这位在西方装满洋墨水的老学者返回故国后却在这个淮河边上的穷乡僻壤里迷惘地徘徊，心里真难过。 ”

提起文革，吴世昌对鲍彤说了一句话：”爱国，总是要付点代价的。 ”依他的品性，很难说是高调。

吴世昌从英国回国后1965年被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聘为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继续聘任。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吴世昌政治待遇升格，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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