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宗熹 风传媒 2026年6月27日 | 转自 新世纪
20260627-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27日出席长风文教基金会「文革60周年专题讲座：文革与中国当代政治领导人」。 （柯承惠摄）
今年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也是「文革」结束50周年，而如今包含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人在内的领导高层，年少时多半是在文革中成长，这也造就了他们与前面、或是后面的世代截然不同的性格与执政风格，而文革的「政治遗产」，更是不断地影响中国当代的政治与社会发展。
对此，与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是北京大学同学、更曾在中共高层和官媒任职过的美国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认为，回顾中共的历史，中共似乎存在着一种从寡头政治、走向个人专制的「铁律」。但对比今日和未来的情况，在习近平之后的时代，是否会走回中共过去的寡头政治，则有赖于经济技术发展、社会的多元化、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
「文革」六十年与强人统治的逻辑
长风基金会6月27日邀请吴国光到台北演讲，并与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登及与谈，吸引上百位专业人士和媒体到场聆听，场面热络。而前行政院长、长风基金会董事长江宜桦与现场媒体，也向吴国光请教有关习近平接班人、以及中共现存派系等相关的问题。
吴国光指出，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习惯从制度面的角度去看问题。所以坊间对于将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与习近平之间的比较，他认为两人还是有相同与相异之处。首先在人格特质上，毛泽东虽然是一个「流氓气很足的文人」，但他毕竟也还是一个「文人」。习近平则看起来没有这样的特质。
而为了解释这样的差异，吴国光借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观点，认为在民主政治之外，还存在着寡头政治与暴君政治（个人专制）等两种类型。但中共过去似乎是存在由寡头政体，逐渐向个人专制的结构性变化，而文革时代的毛泽东，则是个人专制达到了顶峰，「在文革之前，在共产党的寡头之间，毛跟他们有一定张力」、「毛是主导，但是其他人也可以分享权力。」
长风基金会董事长江宜桦（左起）、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 台大政治系教授张登及27日出席长风文教基金会「文革60周年专题讲座：文革与中国当代政治领导人」。 （柯承惠摄）
而在对比习近平与毛泽东的统治之前，吴国光也特别谈及邓小平时代与后来江泽民、胡锦涛等不同世代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比较。在他来看，当文革结束后，接手政权的前中共领导人华国锋，还想建立个人专制，但他做不到，因此形成了中共的寡头政治。本来在「文革」结束后，中共也形成了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多人共同领导的政治体制，但随后也不断向新的个人专制体制做「演化」。
其中，在吴国光来看，最大的变化是出现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之中。由于邓小平在发动镇压之前，并未与其他领导人商议，而是独自做出这个决定，这让当时其他的中共高层，包含同为中共元老的陈云等人相当不高兴，但为了共产党的集体利益，陈云最终只好支持邓小平。而邓小平也留下了「我在我说了算」、「只要我活着，我说了算」等名言。
而对于随后的发展，吴国光表示，在邓小平之后，江胡时代就是外界所谓的「九龙治水」，因此他的观察是，中共历史上似乎是存在一个，从寡头政治朝向个人专制的演变。因此在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上，他研判，如果习近平下台、或是过世，未来中共再度回归寡头政治的可能性「很大」。
2026 年 1 月 12 日，北京街头一家店铺外悬挂着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画像，行人匆匆走过。 （美联社）
专制强人之后将很难会有强人
他解释，中共新的个人专制者，不可能再旧的专制者底下成长起来，「在毛泽东时代不可能，在习近平底下就更不用讲了。」但这种看似政治或历史「铁率」的规则，在吴国光来看，还是有大的一些机会会打破，「习近平之后，会不会出现5、6个、7、8个（领导人）？」。但还有很多重大的因素，像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个人权力的维系考量，但也存在中国社会矛盾的问题。
吴国光归纳，包含中国未来经济技术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以及包含台湾在内等国际议题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未来习近平「交棒」后的状态。因为在他来看，中共的「派系政治」并不会结束，但是派系的架构概念上已经改变。在习近平的统治下，目前可以看到至少有总理李强的「浙江系」、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的「福建系」，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山东系」，以及中共中纪委书记李希的「陕西系」等。
吴国光分析，习近平有刻意利用不同的派系，作为相互制约的手法。而对底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安全的悖论」，因为如果习近平还在任，互相平衡是没有问题的。但若习近平一旦出现任何问题，对于这些底下的派系而言，那这就是「生死之争」，输的一方不但会被铲除，还有可能会进监狱。 （相关报导： 北京「川习会」成果如何？专家：台湾被中国的对美采购绑住、应关注习近平访美 ｜ 更多文章 ）
而关于外界的疑问，吴国光不但不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受到了挑战，相反的，他将习近平执政后期的情况，称为「亚派系」，也就是说，过去是习近平与李克强等人，是「兄弟之间的竞争」，没有一个特别的「大家长」。但现在习近平就是那个「大家长」，「谁都挑战不了习近平，你们就互相挑战了，这是习近平晚期政治的特征」。
附：
文革60周年启示》吴国光：习近平深陷「权力恐惧」，中共21大将迎大洗牌
杜宗熹风传媒 2026年6月27日
今年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也是「文革」结束50周年，但对今日的中国、特别是对于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主的高层，更是影响深远。而有关于「文革」是否必然会发生的问题，更是学界激辩的话题。
对此，有台大教授认为，「文革」不仅仅是一场由中共、或其前领导人毛泽东等人所发动的政治运动，而且也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粉碎画、与观念的激进化所造成。不过，今日的中共高层并未有前大陆总理周恩来类似的人物，且局势与文革当时并不能相比。
「文革」改变了中国历史？
长风基金会6月27日邀请美国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到台北演讲，并与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登及回应与对谈，吸引上百位专业人士和媒体到场聆听，场面热络。
在谈及「文革」的当代意涵时，张登及指出，「文革」虽然已经远去，但事件的影响还是在执政的中共高层当中。例如有时这些老官员聚集在一起，也会对于过去的时代「忆苦思甜」。而这样的事件也影响到了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对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看法。
张登及分析，「文革」的抱法也与20世纪初，也就是从清朝以来，中国社会的粉碎化与观念的激进化有关。同时，1949年中共建政初期的改造与矛盾，包含阶级、城乡、民族等问题也有所影响。而中共推行计画经济与「制度例行化」，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个「深层政府」（deep state）。当然，这也与中共「一五」经济计画的成果，以及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清算前领导人史达林对毛泽东的冲击有关。
张登及指出，当年的苏联在史达林下台之后，演变成三派变成对史达林的批判。同时，在中国大饥荒与国际孤立下的「自力更生」，让民众的热情、恐惧与机会主义一起汇流，更导致了民粹冲垮制度。
台大政治系教授张登及27日出席长风文教基金会「文革60周年专题讲座：文革与中国当代政治领导人」。 （柯承惠摄）
共产党执政的「天条」不可打破？
此外，受到「文革」的影响，在张登及来看，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面相，也是「非常复杂的」，这也意味着邓小平在执政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决策逻辑。举例来说，在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时，当时作为中共的总书记，邓小平一度是帮助「反右运动」的。但到后来，邓小平就变成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与「向前看」。
而幼年时曾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吴国光则在演讲中指出，各界在总结「文革」的历史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文革」到底是对中共制度的一个根本的背离，还是中共内在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我个人倾向于后者」。
此外，虽然「文革」前后的中国政治情况不同，但吴国光也解析，「 共产党垄断权力这一条，是不可以改变的」。因为各界可以从历史中看到，「即便你打倒了各级党的委员会，但党作为一个抽象的体系，还是没有改变。只是换成不同的党员来执政」。而与今日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共还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 （相关报导： 习近平后的中共政局如何演变？史丹佛大学专家吴国光：回归寡头政治可能性较大 ｜ 更多文章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在农历春节前夕，回到当年「插队」的梁家河村。 （新华网）
「文革」对习近平产生重大影响？
而与习近平同样生于1950年代的吴国光相信，文革对于习近平青年时期的成长，「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他分析，习近平虽然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属于高干子弟，但习仲勋1962年就遭到「清洗」，而当时身处中共高干子弟学校的习近平，身旁的人对他的态度一定会有所改变。
吴国光解释，目前的资料指出，习近平在1966年至1969年，曾被视为是「黑帮子弟」而遭到批斗，并且在街头流浪，还被抓进过「学习班」，差点进入了「少管所」，而这个局面要一直等倒1969年他在文革中到陕西省延川的梁家河「插队」，才得以结束。
而习近平在1975年以「工农兵学院」的身份进到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更在1980年成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的秘书，在吴国光来看，这更是显示出文革后期的习近平、特别是在梁家河入党后，已经「麻雀变凤凰」，习近平也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职业生涯，「在文革的后期，经历就不一样了」。
但对比于习近平喜欢强调自己是「梁家河大学」毕业，或是从「梁家河大学」走到清华大学，吴国光认为，中共那一代人在「文革」学到的一些观念是「权力至上」、或是「党权至上」。而有了权力就有一切，因为在整个文革的初期，就是逻辑就是在夺权。例如当时的中共副统帅林彪就曾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美国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27日出席长风文教基金会「文革60周年专题讲座：文革与中国当代政治领导人」。 （柯承惠摄）
具有中共特色的「扒粪」运动？
而在回答媒体有关中共近期加强对官员整肃，以及在习近平长期执政下，官员是否出现「老化」的问题时，吴国光则解释，习近平现在对官员的整肃，跟「中共21大」有关联，「他的整肃远远超过了他的第一个五年，（现在）还要多得多」。
而有关于明年将要举行的「中共21大」，吴国光预测，随着时间的接近，未来各个派系将会提拔年轻的人，「至少在中央委员会层面，会高度年轻化」。他甚至预期会中共让「80后」开始出现在中央候补委员当中，甚至可能占相当数量。而在省、市、区一级的党委换届当中，他更预期1970年代当中出生的一代，会占到整体的60%左右，而更年长的1960世代，可能是只占到10%几。
根据吴国光的统计，中共现在的中央委员会，已有12.5%的人被清洗了，但对比习近平上任时的中共「十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当时只「清洗」了一名成员，现在已经三名了。但对比外界经常猜侧，习近平是不是遭遇到了重大的权力挑战时，吴光国也回应「我认为不是」。
而关于习近平为什么近期在没有遇到挑战的情况下，反而加速清洗中共干部，吴国光分析，在各派人士的内斗之下，搜罗目标人物的腐败材料，「这个我相信太容易」。而习近平底下这些人，互相来找材料，更被他称之为「有中共特色的扒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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