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63—2026，是63年，半个世纪多，从西欧的柏林墙倒塌，到太平洋上的第一岛链废弛，这个世界难道是从「西风压倒东风」，转型到「东升西降」了吗？ 1987年6月12日里根在西柏林勃兰登堡门前，向戈尔巴乔夫发出呼吁：“推倒这堵墙！”（Tear down this wall!）然而靠制度保护的「墙」，是推不倒的，必须推翻那制度。 「柏林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欧洲人的游戏。东方有更漫长的筑墙史，中共给中国人还筑了一道「心墙」，是比「数码防火墙」更复杂的一种数码，西方人好像至今也没弄懂这一点，因为这是文明的区别。 】

 

一、冷战的坟墓

1963年6月26日，肯尼迪在西柏林的鲁道夫·王尔德广场向10多万人发表了他现在著名的“柏林之一”演讲。

他认为西柏林——由西方盟国控制，被苏联控制的东德包围——是冷战中自由的重要象征，他鼓励西柏林人保持希望，尽管柏林墙的宏伟存在。

二千年以前，最自豪的夸耀是“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今天，自由世界最自豪的夸耀是“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

世界上有许多人确实不懂，或者说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根本分歧。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我们能在欧洲或其他地方与共产党人合作。让他们来柏林吧。甚至有那么几个人说，共产主义确是一种邪恶的制度，但它可以使我们取得经济发展。 “Lasst sie nach Berlin kommen.”［“让他们到柏林看看”］

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来不用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我愿意我的同胞们——他们与你们远隔千里住在大西洋彼岸——说，他们为能在远方与你们共有过去十八年的经历感到莫大的骄傲。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城镇或都市被围困十八年仍葆有西柏林的这种生机、力量、希望和决心。全世界都看到，柏林墙最生动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失败。但我们对此并不感到称心如意，因为柏林墙既是对历史也是对人性的冒犯，它拆散家庭，造成妻离子散骨肉分离，把希冀统一的一个民族分成两半。

这个城市的事实也用于整个德国——只要四个德国人中有一个被剥夺了自由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欧洲真正持久的和平便绝无可能实现。经过保持和平与善意的十八年，这一代德国人终于赢得自由的权利，包括在持久和平中善所有的人民，实现家庭团聚和民族统一的权利。你们住在受到保护的一座自由之岛上，但你们的生活是大海的一部分。因此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请求你们抬起目光，超越今日的危险看到明天的希望；超越这道墙看到正义的生平来临的一天；超越你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看到全人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当所有的人都自由了，那时我们便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在和平与希望的光辉中这座城市获得统一，这个国家获得统一，欧洲大陆获得统一​​。当这一天最终来临—它必将来临—时，西柏林人民将能对这一点感到欣慰：几乎二十年时间里他们站在第一线。

他以以下话结束演讲：“所有自由人，无论他们住在哪里，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Ich bin ein Berliner’这个词感到自豪。”

 

二、 「天安门」好像没有世界效应

我也到过勃兰登堡门前。

我们赶到的时候，那墙还在。

遍体鳞伤的墙体上涂满了自由的口号，真是一座冷战的坟墓。西面这一侧，四面八方赶来的人都以砸下一块墙土为快，那情景，不知为何令我想起《三国演义》里董卓遗尸街头，洛阳百姓蜂拥而去，争割那厮一块肉的描写。东德军人三三两两还在墙头巡弋，长筒皮靴谨慎躲闪着攀上墙来的西边人的无数手指。许多青年在墙前留影，想把自己同这一历史瞬间定格。我站得远远的望着，心里却只有一股楚酸，为我们自己的那个广场。

一九八九年冬季，我在欧洲四处演讲，绝望地复述着那个广场和那个大陆……友人南茜来电话：「柏林墙开了！咱们去吧。」她领我们几个流亡者从巴黎赶去，火车穿越比利时和西德，在莱茵平原的晨雾，和那童话般恬静的西欧农舍、林带中穿行。一进入东德，某种似曾相识的单调和压抑袭来，仿佛是一个冰冻在过去的世界。东德警察上车来验签证，我竟冷丁觉得就要被捕了，把那本通行欧共体的蓝皮难民护照都攥出了一手汗。

我们当然只能进西柏林，这个一九六二年靠西方三国空运一切达十四个月的「孤岛」。西柏林街头拥挤不堪，估计每天有二百万人从柏林墙东德那侧过来，而西柏林总共只有二百万人。勃兰登堡门前万众欢腾，像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搬过来了，只是欧洲的风格，华尔兹、手风琴和萨克斯管，飘荡的花裙和飘荡的卷曲唇须。

我们却没有这种心情，黯然离开狂欢，去找当地《每日报》的主编聊聊。她已在忧虑统一的问题，说墙打开了，总理科尔赶来演讲，即兴引在场的数万东德人唱西德国歌，他们不唱。向她问起天安门，她说，东西德都怕天安门在这里重演，有些事很微妙，昂纳克是主张压制的，但不愿武装镇压，取代他的盖尔茨则同戈尔巴乔夫有改革的默契，周围国家对东德也有制约，使它不可能单独像中国那样干法。军队和警察都看到了镇压的后果，这是天安门对东欧的影响，她强调。只是一些微妙的差别，却是本质的不同。

暮色中我们去东西德边界一个着名的关卡——「四国权力」才能通过、好莱坞影片中常出现的双方交换人质的那个桥头。一路伴行的都是返程的东德人，要从那个卡子回去。到桥头天已漆黑，我们随着东德人鱼贯朝桥中央走去，一直走到东德军人出现的地方，同一个上尉聊了几句：

「你能过来吗？」
「还不行。将来会的。」
「听说过天安门吗？」
「是的。那真可怕。所以我们才选择另一条路。」……

回巴黎不久，就传来罗马尼亚起义的消息。那晚，我们正在一位崇拜达赖喇嘛的法国女士家里作客，电视萤幕上布加勒斯特的民众正攻打电视台，报导说死了数千人。我忽然哭起来，那位女士问怎么啦？

「为什么又要死人？」「……」法国女士只摸摸我的肩头，没说话。

 

三、推倒「假墙」的隐喻

二十年后，欧洲政要再次聚首勃兰登堡门下，玩了一个轻松诙谐的游戏：重新推倒一座「假墙」——沿着柏林围墙的旧址，德国学生们制作约一千个彩色、涂鸦的大型塑胶泡骨牌，组成一公里半长的一道多米诺「围墙」，由波兰前总统瓦文萨扬手推倒第一块，接下来是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与西德前外长根舍，其象征意义是，柏林墙倒下引发的连锁效应和新欧洲的诞生。

这厢，中国人「站干岸儿」似的欣赏着这一幕纯欧洲式的游戏——这一次，中国媒体放肆地报导这个经典的专制崩溃话题，因为它跟中国无关，或是「柏林墙」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涉及中国，它在中国从来没有倒塌。它的确是一座「假墙」——西方人大多认为市场经济和WTO已经摧毁了中国的「柏林墙」，所以二十年后那一晚，柏林盛典空前，夜空烟花璀璨，十万人冒雨参加盛大露天音乐会。

他们看不见另外一种墙。他们的眼睛——那对自由、开放、市场的蓝眼珠子，只能辨识斯大林式的、混凝土结构的「柏林墙」，却对免挂马克思标志的一道隐形墙没有反应，或者说，从那墙后只要送出廉价产品来，他们就断定那里已有一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决不会再有「柏林墙」。

拆墙者不再认识新的筑墙者，这是一个「后冷战」的大故事，甚至，这才意味着真的「冷战终结」。因为，一种新的游戏开始了，西方人还没来得及从「鸟巢」上空眼花缭乱的焰火里醒转过来呢。

墙的历史，并不是从一九四五年才开始的。 「柏林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欧洲人的游戏。东方有更漫长的筑墙史，和古老得多的城墙。那和混凝土毫无关系，梁思成说，北京城墙内心都是「灰土」，用黄土、白灰、沙子混合，浇上糯米粥，蒸熟再反复夯实，数百年下来，坚硬如铁。若再推到秦始皇筑长城，干脆将尸骨筑到城墙里，让死士防守在城墙内心里——这样的防御概念，有几千年历史了。

 

四、中国「打墙工艺」的现代化

我很久都没有弄懂华夏文明不具扩张、出击的「侵略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原来，那不过就是「关起门来做皇帝」而已，不喜别人来问家务事。当然城墙是必备条件。于是，在这种格局底下，统治模式和城墙防御技术二者，其中必有一项与时俱进，方能维持，设若集权方式不变，则打墙技术势必不断改进。

毛泽东的四九中国，与西方绝交，受苏联卵翼，干脆闭关锁国，效仿朱洪武「片帆不准下海」，倒也简单，无非神州里面「不爱红装爱武装」，筑高炉放卫星饿死人，外面爱莫能助。如此闹到崩溃边缘，实在混不下去了，邓小平痛定思痛，悟出「改革开放」一计，挽救江山。但毕竟匆匆，未及思量这「开放」使防御工事全然废弛，居然闹到京师长安街血肉横飞，于是还要痛定思痛一番。

门是不能再关上的，否则哪里去弄钱来救江山？老百姓要喂饱了才消停，这是千年定则，看来「防御工事现代化」是唯一选择，原先那「四个现代化」都是扯淡，「第五个」（政治）则免谈，如今才想到这「第六个现代化」，观念太落后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不知道进口橡皮子弹。

「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要从「关门」的稳定，发展出一种「开门」的稳定观，全赖构筑一道什么样的城墙，从软体到硬体，从中国传统到泊来品，都有讲究。互联网跟着降临，不是坏事，「万里长城」要借西方新技术，一直构筑到虚拟空间去。耗资数百亿的「金盾工程」——深入到一家一户的全国性数位监视网？ ，是「洋为中用」，把挑战转化为机会，使远古的秦始皇筑墙工艺，得以升级换代。

 

五、 中共「心防」：民族主义

资讯封锁、言论钳制、出版监控等等，都是「柏林墙」组件，但只能防那明火执仗，也防不胜防；而像毛主席那般靠魅力唬人，骗到你的心眼儿里去，叫你到死还在喊「万岁」，又是可望不可即，魔力难再；我们的文明传统可有「承传」之处？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设防到每个人的心里去，至少是有启发性的，可是控制到「灵魂深处」的全能主义，需要迷信配合，文革前的清贫社会尚可，眼下这人欲横流的世道，就不大相宜。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怎么忘了封闭时代的老冤家西方和洋人了？叫你们使了廉价劳力、赚了丰厚利润、污染了山河，正好继续骂你们「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用来设置组装一套新的洗脑软体——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个积累了二百年痛苦的数据库，可以提取压倒一切的「天理」，供体制任意使用，去尽情煽动那未曾治愈过的「民族心理挫折感」，并借此收缴有关个体的一切资源，最大化关于民族、国家、集体、党的所有含义。这个意识形态，又在相反的方向上，洗涤「民族国家」怪兽半个多世纪的血腥劣迹，抹掉社会和个人的常规记忆，使九○后的世代，对历史一无所知，便可一劳永逸地把「万里长城」筑进他们的内心。

「民族国家意识」，这个在欧陆十九世纪上半叶居主宰地位的老旧意识形态，比往昔任何时候都对中国政权具有利用价值，而北京拿捏、玩耍它的技巧，也较从前大为精致，因为毛泽东时代打了一场可称平手的「抗美援朝」，除了称卑苏俄，确乎大刺刺地「独立自主」了十年，中国人则饱受家门里「阶级斗争」之罪，并无「外辱」可言，那时的民族主义，还是抗日的余热和抗美的兴奋，大约不过虚火而已。后「六四」二十年就不同了，有国际制裁在先，外资大举荡涤在后，而平民百姓失去「社会主义福利」，跌进「资本主义火坑」，统统从「主人翁」沦为廉价劳动力，生计艰危又无病老保障，这股民间底火如何疏导？自然还是要他们去恨洋人，是最划算的。

江泽民政权一手引进外资，一手煽动仇外，把民族主义打造成里外通吃的一柄双刃剑，是比文革排外模式更「先进」的伎俩。在崇洋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九○后世代，与生俱来有一种对西方的「爱憎交织」心结，也被这个体制充分利用，模仿毛泽东「孕育」红卫兵一代的故事，将他们塑造成一代「愤青」，则是一个显见的例子。植入民族主义「心防」的中国青年，即使留学西方，也较难接受普世价值，且毫无民族歧视的羞耻感。民族主义也延烧到海外，给五洲四海的华人社会以「认同慰藉」、撑腰快感，顺便也抹除「六四」屠杀铸成的耻辱，又乘势欺负弱小藏族维族，给国际社会以「大汉族主义」的恶感。

 

六、全能主义的修复：竹幕变绸幕

不要小觑这二三十年的稳定，说它无非是一种「恐怖平衡」。设若这道民族主义心防不存在，中国的「水深火热」早已酿成天下大乱。

毛时代闭关锁国，令民智凋敝；「开放」又任凭商业化资讯荡涤一通，价值体系基本解体，却在这样的精神废墟上，一个濒死的极权体制，竟可以神奇般的复苏其所有低劣卑鄙的功能，又如何解释得通？

「民族主义城墙」，抵挡普世价值流入中国，使得这个体制得以事半功倍地施展其动员能力，以应付社会动荡和天灾人祸，反过来又不断修复、润滑破旧的国家机器，中南海处理汶川大地震、大办奥运和国庆阅兵，皆可作如是观。西方以「雪耻」解读北京奥运和国庆，自是不错，但隔着一道隐形墙，外面看不见其国家机器的修复迹象。

眼下中国的情势，跟清末相比如何？最大的不同，是朝廷的强弱在天壤之间，晚清积弱自咸丰算起，已近百年，而中共目下正在国力强盛时期，对突发事件的控制能力，非毛邓时代可比，以下是一例：

二○○七年底，河南宝丰县附近一个军械仓库保管员张红宾，因下棋争执击毙科长，携带一只五六式冲锋枪和约八十发子弹逃跑。此案引致济南大军区副司令、参谋长、总政治部保卫部副局长、省军区司令等，赶到现场坐镇，成立侦破联合指挥部，调用强大警力设卡堵截、查缉布控，甚至急调一辆装备二十五毫米机关炮的九二式步兵战车，对逃犯藏匿处猛烈攻击，炸成废墟，再调两辆消防车灭火。

别说晚清，即使民国、国民党，也不会为了一个叛卒，而惊动总兵乃至一省的督军。中共虽草木皆兵，动辄出动野战军，但此例也显示其动员、应对能力的极端与夸张。我们亦不难估计，五千儿童死难的汶川地震之后，中共基层行政、警察，特别是所谓「维稳办」，在阻吓、化解家属追讨公道、真相的那种控制能力；又遑论零八奥运、零九国庆，对北京近乎「空城」式的严控。一次奥运办下来，可视为中共彻底搞定国内，不仅对异己力量绝对控制，也在大灾面临发挥全能主义式的动员能力，并将一切民怨压制到最小范围，这样一个政权，也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残局、文革后邓小平扶江山于既倒时，所远不及的。

在另一层视野里，经二十年严酷压制，中共成功修复其旧体制，又因国库丰裕而令西方艳羡，以至「全球化」论说甚嚣尘上，实质上是国际社会对极权中国的接纳。这次东西方联手的「中国崛起」，给予中国人的浩劫，恐怕难用世纪来计量了，而矫正的力量连一丝都看不到，让四九年毛氏革命的崛起望尘莫及。

二战后邱吉尔曾用「铁幕」（Iron Curtain）一词，定义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其边界即「柏林墙」，而它在亚洲的扩展尤其中国，则叫「竹幕」（Bamboo Curtain），当时周恩来竭力否认，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在撒谎。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定义今日中国？对西方来说，它是不是一道「绸幕」——柔软，却纹丝不透

 

七、「大一统」：秦制的数码

改革开放，邓小平望海有点晚。

八十年代只有少数知识精英“崇洋媚外”，大部分成年人还在黄土地上睡眼惺忪，而年青人则哇哇叫地往海外、往沿海城市蜂拥而去，虽然邓小平战战兢兢只敢开放一个深圳。那时候，赵紫阳在想海外来料加工、胡耀邦在想中国人能不能从吃谷物改成吃牛奶肉类、邓小平则总在琢磨陈云又会使什么阴招儿。他们都绝对没有关于航空母舰、南沙筑岛和“九段线”的想象力。那时中国只有“西洋幻想”而尚无海洋欲望，民间只涌动着一股挣脱封闭、无知、内陆的激情。

费正清写《剑桥中国近代史》提到：不知为什么，当海上已经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后，整个中国政府的注意力，财政、军备，重点还在对付西北──那时西北正在发生太平天国后期所引起的捻军和“回乱”。中国政府的主要力量还在西北，没有海军，也没有真正懂得海战的人。高阳的小说《红顶商人》也说，左宗棠率军征西，清朝政府都没有钱给他，他是靠胡雪岩去向西方人借银子。中国当时有内陆的麻烦和压力，一直没有处理好海上来的问题。

邓小平的“回乱”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大清还没找到“海洋”的感觉就垮了，邓小平的政权却存活下来，是靠屠杀学生娃娃而没垮掉。所以当时中南海哪有心情做海洋梦？这不仅让中国的“海洋欲望”晚了三十年，也叫这个政权受了釜底抽薪的戟伤。改革变成维稳。激情早已糜烂。

“六四”合法性危机，使北京丧失了对边陲的凝聚力，也引发了“边陲对中心的恐惧症”。疆藏两地抵死（自焚、武力）抗争；香港人则从疆藏的今天，看到了他们的明天，惧怕有一天港澳“中国内地化”；香港的沦陷，又激出台湾抵制“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让国民党丢了江山。继而，东南亚和环太平洋周边的国家，也感染了中国边陲的恐惧症——这恰是“中国崛起”的本质：中国不仅不会“分裂”，这个坏制度得势了还要开疆辟土，对外扩张，于是东海南海从此不靖。

毛泽东一生没有“统一”中国，此所以邓小平高度重视“回收香港”，并视其为一生最大满足，但他还是饮恨台湾。这渐渐惯出中共的一种“领袖情结”，谁上台都要以完成“统一大业”为最高业绩；又则，“统一大业”也是这个政权代价最便宜的合法性补充剂，因为被“民族主义”驯化的老百姓最吃这一套，马克思已经不灵光了。

以坏制度统合边疆、民族地区，是近年来中共的成功经验，因为它无须以老百姓感受为准，而是以试炼体制压制社会的“马基雅维利式”技术为准——今天我们看到，在其彻底控制下的新疆维族已近绝望，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被拖成一盘死棋，藏族也看不到其他出路；香港人因特殊地缘而在无操作性的“独与不独”之间挣扎；北京唯有对鞭长莫及的台湾极尽讪笑。中国其实没有什么“海洋战略”，它只是搞定了四个边陲，心里说何不索性去南海撒泼？

《河殇》当年没说，黄河其实没有流到出海口，就干凅了。

 

八、太平洋迎来一只战狼

如同我在《海恸》的序言里说的，「共产党也终于读懂了西典，这回不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是麦金德的《陆权论》和马汉的《海权论》，陆权与海权的对峙，令这个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小米加步枪」政权要造航空母舰了，此后经过二十年疯狂海军扩张。

截至2022年共装备各类舰艇837艘，总排水量约265.36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海军，其中战斗舰艇493艘、航空母舰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舰）、驱逐舰43艘、护卫舰93艘、导弹艇81艘、两栖舰艇169艘、常规动力潜艇61艘、核潜艇18艘，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驶入太平洋。 」这就像「大炼钢铁」那会儿一样。

北京乱了营。外长防长皆失踪，经济熄火，青年失业严重，美中全面对决，北戴河元老们焦急万分，但是我看这些问题，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打不打台湾！习近平明白，拿不下台湾，他就歇菜；而外事口、军方衡度情势，断然没有决胜的把握，这军方，首先就是火箭军嘛，拿台湾，海军陆军都使不上。习性急也有道理，经济下行了，中国实力开始疲软，强国快成明日黄花，不只争朝夕就全黄了！然而这一切的前因后果，还得从邓小平说起，要说晚了一步，从他那会儿就稍迟了点。当代中国，一切都是弯道超车，你说打仗、征服、军事的事儿，也能弯道吗？火箭井盖打不开咋办？司令员为此自杀吗？核潜艇机械失灵、缺氧咋办？

海牙法庭裁决中国对南海没有主权。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这是《河殇》解说词的最后一句，我至今可以感觉到它的滚烫。然而大海并没有邀请黄河。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二十九年前《河殇》就预言了这痛苦，如今成了互联网上爱国愤青们的咆哮，让我觉得很荒诞。

对中国新的全球战略“一带一路”，西方分析家蛮赞成“一路”而批评“一带”（海上丝绸之路），说中国计划在中亚地区开发一条通向欧洲和中东的新“丝绸之路”，可以替代过度依赖脆弱海上航线的“一带”——其实“一路”穿过社会秩序彻底瓦解的战乱中东，恐怕更“脆弱”。

不过这是中国人的business，不管洋人痛痒；只是西方分析家看不懂，中南海在南海怎么玩，都不会输掉什么。如今大多数人已经淡忘，中国兴起的后八九民族主义，直接跟太平洋有关，眼下遭遇“南海危机”，可以说早在预设之中。
九十年代初，人们预测欧洲已经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东亚崛起，将是下个世纪高度发展的地区。 1993年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指前苏联垮掉了，中国没有北方威胁，可以走向太平洋了，当时中国出现很多说法：“太平洋时代”、“中华经济圈”、“天时地利对我们有利”、“走向大洋练兵”、组建远洋海军，向俄国买航空母舰，等等。

谁知中国面向海洋最先遇到的是“第一岛链”，其中台湾岛扼其咽喉；再往东又有第二岛链，从日本群岛向南链接印尼群岛，封住了关于太平洋的一切。我们不妨以此来解释近两个十年里在东亚和两岸发生的所有摩擦，诸如台海“导弹危机”、“钓鱼岛”纷争、东海防控识别区、美国“围堵战略”、中国反日狂潮等等。然而坏事变好事，这也给中共创造了一种极好的外部环境，它对此的投资极具“战略眼光”，将老百姓引向太平洋上最靠近的两个岛国，尽力酿造仇外情绪，驯化大众的狂热民族主义，恰好可以转移他们对内部腐败、专横、不人道的愤怒，因为一个没有声音的族群是深仇大恨的。这里还有一层历史铺垫：新中国对太平洋只有痛苦记忆，毛泽东1950年派兵攻打台湾而全军覆没；蒋介石从台湾派飞机深入大陆，据说是激怒毛泽东搞“大炼钢铁”要造航母的诱因。情绪化常常是历史的真正奥秘。

所以今天坐在中南海头把交椅上的是一个陕北娃子，你不应该看成是一个偶然。

 

九、第一岛链

国际间的游戏很好玩。六十年前欧美对共产苏俄，是「推墙」战略，然而今天他们对「数码列宁主义」的中共，却采取「围堵」战略，这是因为「文明」不同吗？

我完全没有想到，在我的新书《海恸》即将出版之前，美中两个首脑居然在太平洋上对呛起来：拜登说：「看看中国在印度洋发生了什么，习近平问我为什么称自​​己为太平洋国家。我说：『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在太平洋上的边界比你们更长。我们是太平洋国家』……他接着说，『看看东南亚发生了什么，现在我把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习近平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想包围我」。我说：「不，不是这个原因。我只是想确保道路规则不会改变』。」《海恸》讲的正是中国终于从黄土高原走向太平洋，她是友善的还是战狼的？吊诡的是，美国一向轻忽太平洋，现在连拜登也要大声向中国宣示：我是太平洋国家！是不是有点晚了？

不只如此。白宫易主，新总统川普要「美国孤立主义」了，也宣称集中力量「只守西半球」，让出半分天下给「东方不败」。比如最进一则新闻：

川普在搭乘空军一号返美途中，回应记者有关台湾议题的提问。

川普：「今天，习近平问我，是否会派兵保卫台湾？

但我拒绝回答他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
就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外的战争。
我认为那是我们最不需要的事。我们现在情况很好。」

记者：「如果局势真的发展到那一步，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

川普：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会说。
只有一个人知道答案。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我。只有我知道。
习近平主席今天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回答说，我不谈这个。」

另一段关于台湾的问答

记者：「习主席对于台湾问题跟您说了什么？您是否仍打算批准这项军售案？」
川普：「习主席和我聊了很多关于台湾的事。他认为他们（台湾）不能继续目前的所作所为，他非常反对他们的做法……我认为我们双方对彼此立场都很了解。在台湾问题上，他不希望看到台湾争取独立，因为那将会引发非常强烈的对抗。我听取了他的意见……但我当时并未对此发表评论。」
「只有一个人知道答案。你知道是谁吗？就是我。只有我知道。」(There is only one person who knows that. Do you know who it is? Me. I am the only person.)

 

作者：苏晓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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