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脸书 2026-7-2 |  转自 新世纪

林荣基：原香港铜锣湾书店经理，因销售并邮寄禁书到中国，在深圳被秘密绑架、拘押。获释回到香港后，勇敢说出真相，震动香港社会。因香港政府计画实施《送中条例》，移居台湾，在台北重启铜锣湾书店，誓言以书籍和知识来帮助台湾认识中共、捍卫自由与独立。

林荣基，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潮汕，林家为当地富裕地主，开有米店，因中日战争，一家老小逃难到香港。父亲是纨绔子弟，游手好闲，几乎不管家。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是祖母和母亲带大的。

上小学时，林荣基不太读书，整天爬山游泳。十七岁时，中学尚未毕业，为了维生，辍学出来工作。这才发现自己读书少，开始在夜校选修中国文学课程。做过许多不同工作，兴趣逐渐聚焦在图书上。

一九八五年，林荣基到香港中华书局工作，中华书局是一家中资背景的公司。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出版了不少好书，中华书局将很多简体书进口到香港，比如林荣基很喜欢的、中国学者金观涛 写的《兴盛与危机》等。他也接触到历史学家顾颉刚写的七卷本《古史辩》，读完这部巨著后，发现中国的历史大都是假的历史，由此开始独立思考。

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六四」屠杀。屠杀之前，中华书局员工都签名支持学生运动。屠杀之后第四天，中华书局负责人起草了一份支持中共屠杀的公开声明，并要求所有人都在上面签名，才能保住饭碗。林荣基认为，学生不是暴徒，军队对平民开枪是不对的，拒绝在信件上签名。之后，香港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代表中共当局立场、篡改历史真相的《天安门风波》等书籍——这本书的编辑是一位跟林荣基很熟的同事，他告诉林荣基，他只是听上面的命令，身不由己。林荣基目睹这一切，觉得非常荒谬，他不愿当篡改历史的帮凶。 「他们把屠杀说成是风波⋯⋯中资的出版商出这种书，等于把历史都改掉了。」当年十月，他愤而辞职。

之后，林荣基到独立书店田园书局打工两年。这家独立书店除了卖香港本地出版的书籍，也卖中国和台湾出版的书籍。那段时间，林荣基每个星期跑深圳两次，去深圳图书批发市场进货。他也常去台湾进书，当时他慕名到台北重庆南路的书店街，随意进入几家较大型的书店，发现书店里顾客很多，书店的生意很好。 「我就在思考，为什么台湾的图书市场可以蓬勃发展，但香港的图书市场很萧条。」

一九九三年，林荣基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文具公司。但他缺乏商人的灵活手腕，文具买卖不断亏损，有时连房租都付不出来。最后，他断然决定关掉这家公司。他发现，自己还是对图书这个行业念念不忘。次年，他与朋友合伙开张铜锣湾书店，开始了大半生的卖书生涯。

林荣基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卖书佬」。他一直在思考：「六四」屠杀为何在中国施施然地发生了？一九九○年代以来，香港每年都有支联会组织的纪念「六四」活动，但没有多少人深切反省「六四」悲剧的根源。他经过一番苦苦思索，逐渐认识到：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形成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是一个封闭的、专制的农业社会，儒家思想是其思想基础。一九八○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自由贸易带来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专制主义及现代共产专制思想发生巨大冲突，屠杀遂不可避免。而要根绝再次发生「六四」屠杀的可能性，必须进行思想启蒙工作。他开书店就是这种工作的一部分，用书来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人的想法。尽管一家小小的书店力量有限，但这种水滴石穿、精卫填海式的努力自有其价值。后来，他在中国被捕，审讯者问他为什么要邮寄或携带书籍到中国，他只能说为了赚钱，不能说用书来改变中国和改变中国人。有趣的是，一名自称姓许的警察对他说，很想读王力雄的《黄祸》，在中国找不到，请他回香港后邮寄一本——就连办案的警察也对香港出版的禁书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二○一四年，因书店经营遇到困难，林荣基将书店卖给「巨流出版社」桂民海 与李波 ，由老板变成管理书店的店长。他将书店当做家，晚上放开一张行军床，就睡在书店里。每天下班后有好几个小时自己静静地在书店里读书。林荣基坦承，新老板接手后，书店有了很大变化，他并不认同这些变化，却无可奈何：「他们为了要迎合市场需求，所以会有比较多关于中共高层的八卦类『烂书』，有的书只是根据网上捕风捉影的材料拼凑而成的。」这些书非常受那些到香港自由行的中国旅客青睐，销量惊人。甚至有官员大量购买，带回中国作为礼物送人。也有顾客委托他们帮忙将此类书籍带到或邮寄到中国。那几年，出版和销售此类书籍，就如同印钞票般赚钱。

林荣基承认，二○一三至二○一五年间，他几乎每天都邮寄五包每包五公斤的书到中国，一天二十五公斤，一个星期五天就有一百二十公斤。他到中国旅行或出差时，也会随身携带香港出版的书籍过去。他认为，从香港寄书或带书到中国是合法的，并没有违反香港的法令。他却不知道，在二○一四年到二○一五年，中国公安部就已锁定香港政论杂志或独立书店，并进行「跨境执法」，目标是「净化港澳传媒」，铜锣湾书店成为一定要拿下的对象之一。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林荣基从香港经罗湖海关到深圳时被捕。过关时「闸口停住，有两个关员指一指」，又有数名海关职员上前来将他带走，然后带他上了一辆七人座的休旅车，来到深圳的一个废车场。警察将他的证件搜走。然后，他被带到一个看守所的犯人房待了一晚，对方有向他供应膳食。林询问自己所犯何事，问了一整天都得不到警方的解答。

次日早上七点多，警察强迫林荣基戴上眼罩和鸭舌帽，将他押送上火车，足足坐了十多个小时，到站后才发现被带到了宁波。下火车后，再经四十五分钟车程，到达一幢「大建筑物」的二楼，其中一个房间，安排他作身体检查及更换衣服。随后五个月，他都被软禁在这座大楼的一个房间内，看守他的有六组人，两人一班，四小时换一班。他被提审了约二、三十次。

审讯者自称「不是普通警察、不是国安单位、不是军人，而是北京来的中央专案组」。专案组是中共高层设置的超越公检法的特殊办案机构。对方一直询问书店出版书籍的相关资料，包括何人所写和资料来源等，以及买书的顾客的个人资料。林荣基并不知道，在此期间，桂民海从泰国被绑架到中国，李波则从香港被绑架到中国，其他两位同事吕波及张志平也都在中国被捕，铜锣湾书店案正​​被中共打造成一个大案。审讯者赤裸裸地恐吓说，他是「被专政的人」，政府对他「不会手软」。如果不配合，有可能永远被秘密关押在此，不会有出庭审讯的机会，甚至被弄死也无人知道。审讯者递上一张纸要他签名，纸上有两个条款，包括「答允放弃通知家人」及「不聘请律师」。林回忆，当时「孤零零一个人，唯有签字」。他还被迫接受电视认罪的录影，虽坚信自己没犯罪，也不得不按照对方写好的台词说「深刻知道错误」。

在此期间，林荣基的心理压力很大，晚上无法入睡。他有过自杀的念头，希望一死百了，免得连累其他人。他那时终于明白早年读过的俄国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死屋手记」中的细节，只要让囚犯重复把水在两个桶子间倒来倒去，没几天，囚犯就会上吊。他被关到五个多月时，脑袋开始混乱，到处找绳子，想趁停电时上吊自尽，结束这场没有尽头的监禁。但是，在他的房间里，桌椅都包上了软胶，牙刷、指甲刀被系上绳子，有人拎住，用完就收回，以防他自杀。

办案人员没有从林荣基身上捞到太多东西，发现他确实只是一个单纯的「卖书佬」。既非政治八卦图书的始作俑者，也不是主要获益者，更不知道北京上层权力斗争的内幕。二○一六年三月，林荣基被安排到广东韶关图书馆工作，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处于警方严密监控之下，不得与外界联络。但他曾被安排到深圳麒麟山庄与李波、吕波及张志平饮茶，但全程被监视及录影。

经长时间交涉后，林荣基被获准返港探望家人，但条件是他必须把存储有铜锣湾书店客户订书资料的电脑硬盘带回中国，作为日后的呈堂证据。

二○一六年六月十四日上午七时许，林荣基在一位自称史先生的警官及自称中央专案组处长的陈先生陪同下，在韶关乘高铁到深圳过关。中午抵港后，林按史、陈要求向香港警方销案。在港期间，史、陈怕与林同行被记者拍到而与之分道而行，但林必须使用他们提供的手机以短讯报告行踪。次日下午，林荣基到李波办公室取得客户订书纪录的电脑硬盘。深夜，他通知中央专案组人员，称错取了电脑硬盘，次日需要去更换。

六月十六日上午，林荣基找李波取回正确的硬盘。中午，他携带硬盘到达九龙塘站，准备转乘火车去中国。在车站，他抽了几支烟，经一番深思，决定不做共产党牵线木偶，共产党是劫匪，打劫拿走你的钱财后，还要你帮他去打劫其他人，自己不能由被害者变成加害者。他转头上相反方向的列车，联络民主党议员何俊仁，当晚在何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交代失踪八个月的真相。

林荣基在记者会上说，回到香港后，自由的空气刹那间把他唤醒，熬夜看新闻，画面中那些为了抗议铜锣湾书店事件走上街头的人们，是他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块，「如果出卖他们，我还是人吗？」因此，他选择违背跟专案组的承诺，召开记者会，交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他说：「在座好多香港人、香港记者，大家差不多是坐在同一条船。我个人或者书店被干预，将来都会发生在大家身上。这个是一定的，」他说，「这件事不是我个人的事，是香港整个社会人的自由诉求，北京政府逼到香港人无路可退」。

六月十七日，中共发动舆论反击。韶关市图书馆馆长陈伟清接受官媒访问，斥责林荣基颠倒黑白。宁波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警告，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取保候审的嫌犯在被传讯时应及时到案，鉴于林荣基已宣称不会返回内地，将敦促他返回内地接受调查。如果拒不返回，将依法对其变更刑事强制措施。随后，中国警方将林荣基列为通缉犯。

六月十八日下午三时，香港泛民主派、支联会成员及大批市民于铜锣湾骆克道铜锣湾书店所在大厦前发起游行，表达对林荣基及香港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支持。林荣基说，见到这么多人参与游行，很高兴香港有希望。活动组织方表示，有六千人参与此次游行。

回到香港之后，林荣基拥有了部分自由。 「有人说戒烟很难，但我在里面一根也没有想抽。」出狱后，却一根根地抽。 「当一个人没有了自由，就像没有了盼望，也如同失去了生命，如今在外头吸一口烟，简直像抽了口重生，我抽的是自由。」但香港已不再是原来自由的香港，他经常感觉被人跟踪，也经常从噩梦中惊醒，大喊大叫。有人称林荣基是英雄，他不认同这样的赞美，中国政府逼着他做豪杰，但他只想做个平凡人。

两年多后，香港情势江河日下。二○一九年二月，香港政府提出修改《逃犯条例》，容许当局以个案形式把逃犯引渡至中国受审。该法例在香港立法会审议期间，林荣基因仍然被中国政府以涉嫌「非法经营罪」通缉，害怕再次被引渡至中国，于是选择离开生活超过六十年的香港，于四月二十五日前往台湾，随身携带的行李箱中，大部分都是他喜爱的书籍。

当时，林荣基可以去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地，但他最终选择台湾。他解释说，西方国家会遇到语言问题，台湾没有语言的隔膜，生活也比较习惯，以前他经常到台湾采购书籍，很喜欢台湾。而且，唯有台湾可以继续他的理想——重启铜锣湾书店。

为了筹措开书店的资金，林荣基在募资平台上发起集资活动，短短一天内就成功达标，最终募集到近六百万元。顺利筹得资金后，准备开店的过程却没有想像中那么顺利：先是铜锣湾书店之店名和商标被他人抢先注册，后来他又在台北街头被黑帮暴徒恶意泼红漆。一波三折后，他在移居台湾一周年当天，迎来铜锣湾书店在台重启的开幕日。

对于香港，林荣基认为那已是翻过去的一页历史。他在香港生活六十多年，却并无很多香港移民那种浓浓的乡愁，或者说他早已超越了乡愁：「我并没有『家乡』的概念，只有『地方』的观念，因为我没有投票权，国家没让我们一起参与、维护、付出，不会有太多感情。香港并不是我的家。」他的答案决绝，却顺理成章。他对香港没有一丝挂念，即便是香港的食物也没有让他念兹在兹。 「香港餐馆白饭为了省成本都用很差的白米，硬硬干干的，也没香气，我在香港都加水进去泡着吃，你说能多好吃。」在台湾，米饭却让他流连忘返，还会打包自助餐的米饭放在冰箱，免得肚子饿的时候没有好吃的白米饭。 「台湾的米饭真的很好吃！」与在香港时一样，林荣基也以书店为家，书店一角放置着上下铺的简易床，下铺放满书籍和日用品，上铺是睡觉的地方。

在更高的精神层面，林荣基对香港的抗争者和流亡者提出建议：先要保护好自己。你如果失去了生命，你怎么能继续抗争呢？你没枪没炮，拿什么跟共产党对抗？他们现在开枪，将来也会开枪。所以，最好先保卫自己。不行的话，离开香港，在别的地方继续抗争。跟共产党对抗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先有一个心理准备，抗争可能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可能是一辈子。林荣基还指出，「香港人去到哪里，都应该保护当地，维护当地自由民主。比如，我在台湾生活后，会参与各种集会游行。既然自己决定留在台湾生活，也有责任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

林荣基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却是华语世界「卖书佬」中最有思想深度的一位。他对中国文化持彻底和全面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文化为专制政治提供合法性阐释，科举制度将读书人跟政权捆绑在一起，泯灭读书人的独立精神。儒家自古以来没有人权和私有财产保障观念，支持大一统和皇权专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单单是阶级，更是等级，阶级可改变，等级却不能改变。儒家思想早沁入中国人骨髓，不说四书五经，即使通俗文学，三国水浒西游，灌输的是什么？不是推崇大一统，就是归顺朝廷，哪怕热爱自由的孙悟空，也要戴上紧箍咒，还有佛祖的五指山，而佛祖之上还有天庭。儿童都读得开心，高兴悟空受管束。潜而默化，自由是坏事，人人都应当听话，奴才思维，就这样炼成的。儒家经典如是，通俗读本如是。甚至悲剧，也几乎欠奉，仅有《离骚》。没有自由就没有性格。没有性格就没有悲剧。一个没有悲剧的民族，拿什么来净化心灵呢？日积月累，年深日久，中国人的灵魂，长期处于阴暗中，滋生的自然是阴谋、猜忌。

林荣基认为，中国、香港和台湾都缺少一个「脱儒」的文化思想启蒙环节，五四的启蒙从未完成。中共从二○一八年以来大力推广国学、儒学，香港受新儒家影响甚大，台湾虽然拥有出版及言论自由，但在文化上仍是儒家思想独大。很多台湾人口口声声说要独立、要反对中共的吞并，在文化上却跟中国保持一致，台大、清大、中研院里的文科学者都在写什么文章？课堂上都在教什么东西？大都是儒家那一套。正是文化思想上的停滞、落伍，才导致许多人在身分认同有疑虑。这是台湾最大的危险。

林荣基指出，他在台湾重启铜锣湾书店的意义就在于此。台湾已有很多独立书店，但大部分都有强烈的文青色彩，给人以小确幸、小清新的感觉。铜锣湾书店专门贩售政治类、批判类书籍，希望藉由贩售书籍来传递新知识和新观念，帮助台湾人了解自身的问题，了解台湾与中国的关系，这样才能保护台湾。比起一般台湾独立书店的经营者来说，他对香港议题和中国议题有更多了解，在这方面会选择和推荐更多优秀著作。
书本对林荣基是维系生命的剑与盾，是他存在的证明与动力。 「书本对政权有影响，所以我就开书店，拿书本和他们对抗，书就是我的武器，他们有枪，我有书本。」这句话强而有力表达了书店的价值所在——书代表着自由，也是对独裁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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