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灿辉 / 追光者【横流集】 2026 年 7 月 2 日 | 转自 新世纪
一、从「哭新亚」到「哭中大」
二〇〇五年那封〈哭中大〉，并不是中大历史上第一封敢哭的信。早在三十四年前，一位新亚书院的学生，已经为自己的书院放声痛哭过一次。
一九七一年九月，《新亚学生报》刊出一封公开信，题为〈给新亚书院校长及各位师长〉，署名「学生刘美美谨上」。信的第一句话，今天读来依然灼人：学校令学生失望，甚至可以说是欺骗了我们；一年以来，师生默默容忍、一再妥协，如今目睹钓鱼台事件之中长者如斯表现，再不能佯作不知，不得不站起来说话。 [1]
那一年，正是保卫钓鱼台运动席卷香港之时。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与七月七日，香港先后爆发保钓示威；七月七日维多利亚公园一役，市政局以集会妨碍市民娱乐、损及园中花草为由拒绝批准，当晚大批警察入场驱散，学生被捕被殴。刘美美 [2] 在信中质问的，正是她的书院在这场运动里的沉默：学生被警方拘捕殴打之际，连校外的教会人士、天主教的徐诚斌主教都站出来说了公道话，唯独身为学生母校的新亚书院默不作声；学生申请借用诚明堂举办一场公开的保钓论坛，校方一口拒绝，反而是同样以承传中国文化为己任的联合书院，愿意把礼堂借出。一所把「发扬中国文化」写进创校宗旨里的书院，竟在学生为民族尊严走上街头、被警棍打散的时候选择明哲保身——这正是刘美美再也无法沉默的缘由。
值得细看的，是她「哭」的方式。她不是泛泛抱怨，而是一笔一笔，拿新亚自己的理想来量度新亚的现实。她搬出创校宗旨：新亚自创校以来，标榜的便是教育学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甚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世界人。她引述校歌里那一句「手空空，无一物……千斤担子两肩挑」，提醒师长新亚人本应是有血性、敢承担的知识份子。她逐一援引创校先生的训诲：钱穆校长说过，诸位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即诸位自己的命运；唐君毅教授写过，道高于师，师之为师，正在于他与道相连，师友同到道的面前，便当仁不让、同负一份责任；吴俊升先生在月会演讲中说，要把天下、国家、社会放在第一位，读书不单为自己，更为民族国家。 [3] 她甚至上溯到宋末明初书院讲学的精神——师长不只以学问，更以整个人格与一生志业，为学生作指导与模范。
然后，她把新亚的师长放到另一面镜子前。她举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为例：当年北大学生屡屡示威，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之未必赞成，甚至公开反对、力劝学生罢手，但他们始终向学生说明道理，与学生站在一起；昔日的校长，会亲自拿出款项，把示威被捕的学生保释出来。对照之下，新亚的师长却在自己的学生被捕被殴时噤若寒蝉。刘美美于是写下那句近乎泣血的诘问：各位师长如此明哲保身，试问可知道，这样教导出来的学生，会是怎样的学生？而信的结尾，她要的并不是拆毁新亚，恰恰相反，是新亚精神的复活——她引钱穆之言勉励同学坚定信念、确立目标，求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否则纵然谋得一职、成家立室，与一个亡国奴又有什么分别。
这封信，就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哭」。它因为深爱而痛，因为记得书院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才为它的失落而泣；它敢于具名上书校长与师长，敢于拿创校理想当面质问当权者，而它的目的不是宣泄，是要唤回那个它仍然相信的新亚。三十四年后那封〈哭中大〉，无论作者是否读过刘美美的信，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拿中大自己的理想，量度中大的现实，为它的沉沦放声一哭，而骨子里仍然不肯放弃。从「哭新亚」到「哭中大」，哭的对象由一所书院扩大到整所大学，哭的缘由由民族尊严转到本土批判，但那份「因为太爱、太记得，所以不得不哭」的执着，是一脉相承的。
把这两封相隔三十四年的信并排来读，真正的问题便浮现出来。一九七一年，有人哭新亚；二〇〇五年，有人哭中大；那么二〇二六年的今天呢？为什么在这所大学遭受了远比当年深重的摧折之后，反而再没有人哭？这篇文章想追问的，正是这一片沉默。
二、一封敢哭的信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清楚二〇〇五年那封〈哭中大〉究竟说了什么，又是怎么说的。
二〇〇五年一月，中文大学校方在没有经过任何师生咨询的情况下，要求所有准备收取外地学生的学系，必修课必须开设英文班。消息经《中大学生报》曝光，整个校园在短时间内被震动。中大学生会随即发表一封长达数千字的公开信，题为〈哭中大：致中大师生的公开信〉，邀请各方联署，不足一个月便有逾千名师生校友具名，学生会更在文化广场挂起「哭中大」的横额。 [4]
今天重读这封信，真正耐人寻味的，与其说是它的结论，不如说是它说话的方式。
信的开首，学生会用三个词概括他们的情绪：震惊、伤心、愤怒。他们震惊，是因为一个深远影响中大未来与每位同学学习的重大决策，竟然可以在完全不咨询同学的情况下强制推行；主其事的杨纲凯副校长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声称咨询工作应由学系自行去做。他们伤心，是因为一向以批判精神自豪的中大师长，在这件事上竟然连一点异议的声音都没有，轻易地便放弃了中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他们愤怒，则因为校方可以用种种堂皇美丽的理由，把一个完全违反大学教育理念的政策，硬生生强加在师生身上。
值得停下来细想的，是这封信敢于指名道姓。它点名批评杨纲凯副校长把咨询责任推卸给学系，直指这是新任校长刘遵义上台后匆匆推出的「杰作」，由高层用种种方式自上而下强加在各学系身上。在二〇〇五年的中大，学生可以在一封公开信里直接质问副校长、点名校长，而这封信不但没有为作者带来任何处分，反而引发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公开论战。单是这个事实，已经说明了当时的中大是一所怎样的大学。
信的论述也远不止于教学语言。它指出所谓「国际化」的真正目的是赚钱，是政府大幅削减大专经费之下大学开源的方式，而所谓非本地生其实绝大部分来自内地，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抢钱游戏。它申明用母语学习才是吸收知识最有效的方法，反问为什么一定要绝大多数土生土长的同学，去迁就极少数说英语的同学。它更把英文放回香港的后殖民脉络来看，指出在长长的殖民地历史中，英文背后所代表的阶级权力与社会地位，早已深深刻在每个香港人的深层意识之中。 [5]
最后，它把教学语言的转变提升到一所大学的使命层次。信中说，中大作为香港其中一所最具人文与社会关怀的大学，理应在这个历史关头，把培养「对本土社会和文化有认识有承担有批判性的公民」视为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信的结尾两句，是整封信感情最浓的地方：作为中大人，他们不得不为中大放声一哭，尽管绝不轻言放弃；他们若继续沉默，代价便可能是中大更深的沉沦。
要理解这封信为什么能够写成，以及为什么二十年后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一封信，必须先回到中大的「中文」理想本身。
三、一个批判传统：中文之为大学理想
李敏刚在二〇一五年中大五十周年之际撰写的长文〈中文之为大学理想〉，把这封信放回了半个世纪的历史纵深。他指出，中大的创立本身就是一场反殖抗争的胜利。 [6]
一九五七年底，香港大学教育系主任皮理思在报章撰文，断言中文根本不适合大学教育，认为中文中学的毕业生连高等教育的程度都未达到，中文学院最多只能充当入读港大的预备班。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立即在报端撰文反击，质疑皮理思漠视中国半个世纪以来人才辈出的事实，并以一九五七年两位华人科学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他们的学术养成多以中文为主一事相诘。协会的文章更把论调提升到民族文化的层次，指港大不过是一所为殖民地政府训练公务员的大学，唯有一所由华人自办、以中文授课的大学，才能满足香港乃至整个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追求。 [7]
这篇抗议在社会引起的回响远超港英政府预期。教育司高诗雅不得不公开承认，建立一所颁发学位的院校，可能是惟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换言之，中文大学并不是从行政规划里长出来的，它是民间知识人争取文化尊严的成果。李敏刚因此说，成立中文大学其实是民间反殖抗争的一次胜利，也是战后香港首次成功的民间抗争。 [8]
这条批判的线索并未随建校而中止。一九六七年起的第一次中文运动，由中大学生领头，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到一九七四年终于成功。一九七八年的第二次中文运动，同样以中大师生为旗手，焦点由争取中文的社会地位，转向倡议在中小学推行母语教学，这是香港首次有声音为母语教学辩护。李敏刚精准地指出，贯穿这五十年不同论述的，是一个共通的批判精神：立足于本土民间，关心社会弱势，向当权者和霸权提出挑战，并指向更公义的社会改革。 「中文」之于中大，从来不只是一种授课语言，而是一个让中大人对香港的霸权与压迫保持敏感的参照点。
刘美美一九七一年的〈哭新亚〉，正是这条批判线索在书院层面的一道侧影。它的底色仍是反殖与民族——为钓鱼台、为民族尊严而发；它质问的方式，却和日后的〈哭中大〉如出一辙：拿创校理想，当面丈量当权者的作为。从这个角度看，「哭」本身就是这个批判传统的一种表达形式——学生之所以敢哭、能哭，正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权拿学校的理想，去要求学校兑现。
到了二〇〇五年的「哭中大」，这条线索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前两次中文运动和创校之争最重的反殖、民族主义底色已经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对英语霸权、对大学教育市场化、本土文化身分被掏空的警觉与批判。 「哭中大」之所以能够成立，不仅因为它接续了这个传统，更因为当时的中大仍然具备三个让「哭」成为可能的条件：一个有动员能力的学生会，一群愿意公开署名发言的教师和校友，以及一个容许批判存在的制度空间。关子尹撰文论述母语教学的文化意义，梁文道以意大利、日本、法国的高等教育为例批评校方盲目崇英，哲学系全体教师发表声明坚持以中文授课。整场论战激发了华人社会近年最深刻的一次教学语言辩论。 [9]
四、哭，是一种需要条件的行为
「哭中大」不是一个人的情绪，而是一场有组织的公共行动。一封公开信能够写成、联署、挂上文化广场、引起持续数月的论战，背后需要一整套条件：要有一个能够动员的学生会去起草和征集联署，一份学生报去报导和扩散争议，有愿意公开署名的教师和校友去接住这个声音，更要有一个容许这种声音存在而不予追究的制度空间。哭，从来不是想哭就能哭的，它是一种需要条件的行为。
二〇〇五年，这些条件一应俱全；二十年之后，它们被逐一拆除。学生会在二〇二一年被迫解散之后一直悬空，校园电台迁出会室，学生报报架被移走，到二〇二六年初，九所书院的学生会只剩两所仍在运作。民主墙早已围封，民主女神像在某个平安夜的凌晨被悄悄拆走。愿意公开署名的教师大多已经离开，留下来的，连在课堂上提到某些名字都要再三斟酌。至于制度空间，《国安法》与二十三条把「合规」变成了校方回绝一切追问的挡箭牌；一个政治系学生只因为在一场夺去一百六十八条人命的大火之后发起联署、要求问责，便被国安拘捕、被学校开除。这一连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现任校长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已在另一篇文章里详细交代，于此不赘。 [10]
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这一连串拆除的共同效果。它瞄准的不是某一次哭声那么简单；被一并移走的，是哭这个行为所赖以成立的整套凭借。一封〈哭中大〉式的公开信，从来不是一个人关起门就能写成的：文字要由学生会起草，逾千人的联署要靠它一个一个征集，争议要借学生报的报导才扩散得到校园以外，写成之后还得有愿意公开署名的师长和校友在另一端接住，而这一切又必须以一个容许异议、不会反过来追究的制度空间作为底气。如今这几环逐一断裂，即便今天仍有人想提笔，他也会发现身后再没有组织替他动员，没有报刊替他把声音传出去，远处也没有人会应和，而单是落笔本身，就先得思量后果。二〇〇五年的人还哭得出来，靠的是一份「我并非孤身一人」的肯定；今天的人之所以噤声，是因为一抬起头，触目尽是四面的墙，和身边的空无一人。
问题于是从「为什么大家不哭」变成了「大家还能不能哭」。答案是不能。不是不想，是不能。
五、从「回应」到「不予置评」
关于现任校长其人，以及他与历任校长之间的差异，我已另文详论，此处不赘。我想在这里换一个角度：暂且搁下校长是谁，转而看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如何对待向它提出的批评。因为「哭中大」能否成立，不只取决于有没有人去哭，还取决于有没有人会听，以及那个被哭的对象会不会回应。
二〇〇五年最值得记住的一点，是校方被迫回应。公开信发表之后，校方立即发表声明澄会的咨询稿出炉后，又引来另一波论战，哲学系全体教师、双语政策委员会委员、学生会的捍卫中大理想小组各自发表文章交锋。后来更有学生提出司法覆核，质疑报告书违反《中文大学条例》弁言中「主要授课语言为中文」的要求，官司一直打到二〇〇九年。 [11]
这整个过程当然不能说是学生的胜利，他们最终也没能推翻政策。但它揭示了一件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事：在二〇〇五年，批评是有着力点的。面对一封学生公开信和逾千人的联署，校方没办法当作看不见，只能被舆论推着一路回应下去，先是发声明澄清，继而设委员会检讨，到头来还得上法庭应诉。换句话说，那时的中大还是一所必须向自己的师生社群交代的大学。哭之所以有意义，正因为被哭的对象还会回头看你一眼。
今天的中大已无须回答。面对学生被开除、学生组织被消灭、教职员自我审查成为常态这些事，校长办公室的标准回应只有一句：不评论个别个案。这六个字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宣告了一件事：你说什么都无关宏旨，因为这所大学已经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回答你。二〇〇五年的校方因为害怕舆论而回应，今天的校方因为再不畏惧任何舆论而沉默。前者的回应再不情愿，总还预设了一个它必须面对的公共社群；后者的沉默再客气，也等于宣告那个社群已不存在。
二〇二六年的一桩联署，把这种「客气的沉默」演示得淋漓尽致。政治系学生关靖丰被开除学籍之后，有中大人发起联署，要求校方撤回这项处分。短短八日之内，便有一千三百一十五名中大人具名响应，当中包括四百二十三名在学学生、八百四十三名校友，以及四十九名前任或现任教职员；联署信连同公开名单，正式递交到校方手上。校方的回覆，是一句不痛不痒的客套：感谢你分享意见，确认收到，并表示感谢。 [12] 二十年前，逾千人的联署足以把校方推上舆论的风口、再推上法庭的应讯席；二十年后，同样逾千人的联署，换来的只是一纸「确认收到」的回条。这正是「不予置评」最精致的形态——它不必动气，不必辩驳，甚至不必说一个「不」字，只消客客气气地确认收到，便足以把一千三百多个签名轻轻搁到一旁。
更值得记下的，是这一次连「联署」本身都举步维艰。发起人事后透露，由启动到递交之间，承载联署表格的帐户在一周之内两度被无预警停用，理由是含糊的「违反服务条款」，却始终没有任何具体说明，也没有申诉的途径，要等到正式提出上诉，才重新取回存取权。表格停用出自网络平台之手，未必与校方直接相关；但它与那纸「确认收到」的回条叠在一起，恰好勾勒出今天一个中大人想要发声的全部处境：上游，连动员与征集签名的工具，都随时可能在毫无解释之下被掐断；下游，就算千辛万苦把名单递到校方面前，也只会撞上一堵用礼貌砌成的墙。从动笔到递交，每一环都在收窄；而走完全程之后，你会发现那个你想哭诉的对象，根本不打算回头看你一眼。
于是「哭中大」失去了它最后的对象。你可以对一个会回应你的机构哭诉，因为哭诉本身假定了一种关系，一种它欠你一个交代的关系。但你无法对一个用「不予置评」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的机构哭诉。当大学不再回答，哭就从一种抗争，退化成一种独白；而独白，是不会有人联署的。
六、「中文」理想的全面溃败
用李敏刚所揭示的那个批判精神来衡量今天的中大，溃败是全面的。 「中文」理想最初是民族尊严与反殖意识的载体，到了「哭中大」时代，被重新定义为对英语霸权的抵抗、教育市场化的批判、本土文化身分的捍卫。在每一个阶段，「中文」都是让中大人对霸权与压迫保持敏感的参照点。
今天，这个参照点已经失效。失效的缘由，并非教学语言之争尘埃落定；恰恰相反，是比教学语言更根本的东西先一步被摧毁。二〇〇五年「哭中大」时，争论的焦点是校方为了排名与「国际化」而牺牲中文教学的理想；二〇二六年的问题已经不在这个层次：大学连让学生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追问公共事务的空间都不再提供，教学语言之争相形之下已成奢侈。一所连学生会都没有了的大学，还谈什么「中文理想」？
七、遗忘：不哭的最深一层
到这里，不哭的原因已经有了两层。最表层的一层是条件被拆除，没有了哭所依赖的学生会、学生报、署名的师长和容许异议的空间。第二层是恐惧，在《国安法》之后的香港，发声的代价高到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路向，于是人们学会了自我审查，学会了把真话藏起来。那套关于恐惧如何运作、沉默如何成为共谋的分析，我在别处已经谈过，于此不再展开。我想谈的是更深、也更少被提及的第三层：遗忘。 [13]
哭是一种需要记忆的行为。你之所以为一样东西流泪，是因为你记得它曾经是什么，本来可以是什么，如今变成了什么。哀悼总是有对象的，而那个对象必须先活在你的记忆里，你才可能为它的消逝而痛。一个从未见过某样东西的人，是无法为它的失去而哀伤的，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那样东西从来就不存在，也就谈不上失去。
这正是今天中大最深的困境。一个在二〇二六年入学的新生，他所认识的中大，从第一天起就是一所没有学生会、学生报、民主墙、民主女神像的大学。对他来说，这不是失去，而是「本来如此」。他不会为学生会的消失而难过，因为在他的经验里，大学本来就没有学生会；也不会为民主墙的围封而愤怒，因为他从未见过墙上贴满大字报的样子。拉波埃西早就说过，起初人们是在强制之下屈服，后来者却已不再感到屈辱。屈辱感的消失，从来不靠暴力，只靠时间与遗忘的合力；当压迫持续得够久，它就会被下一代误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秩序。 [14]
这就是今天中大如此安静的缘故。安静的底下，并没有多少强忍的泪水；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根本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一哭。那个值得哭的中大，以中文理想为精神支柱、批判意识为教育核心、敢于以一封公开信质问校长的中大，正在从集体记忆里淡出。再过几年，当最后一批亲身经历过二〇一九、学生会、民主墙的学生毕业离开，校园里将再无人记得这所大学曾经是什么样子。到那时，哭中大就不只是不被允许，而是不再有人想得起来要哭。
我曾经把流亡者的处境称为「有家的悲痛」，那是一种明知有家、却回不去的痛。而今天留在中大校园里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种更彻底的失落：他们连那个家曾经存在过都不知道。没有记忆，就没有悲痛；没有悲痛，就没有哭。遗忘，是压迫所能取得的最彻底的胜利，因为它让被压迫者连自己失去了什么都无从知道。 [15]
八、散了的哭的队伍
一封公开信要成为「哭中大」，需要一整群人一起哭。二〇〇五年那场运动之所以动人，关键从不在一封信写得多好，而在信后面站着的那支队伍：起草的学生、署名的教师、撰文助阵的文化人，以及把文章辑录成书、在司法覆核中全程支援、其后更成立校友关注组多年跟进校政的校友。今天再没有人哭中大，一个朴素的原因是，这支队伍散了。
教师这一列，散得最彻底。当年率先在报章撰文捍卫母语教学的，正是中大的教师；哲学系更曾经全体署名，坚持以中文授课。今天，这个系却陷入了刺眼的沉默，而缄默的又何止哲学一系。整个人文学科，那些本应最擅长辨识压迫、最该对时代发言的领域，在二〇一九年之后，于期刊、书籍与公开平台上，几乎再找不到任何针对香港、大学或中国的明确评论。偶尔透出的一点悲怀，也只能侧身于一首古典诗、一个隐晦的典故里；这样的寄寓容得下一首诗，却容不下一篇论文，更容不下社交媒体上一句明白的话。
「人权观察」的报告把这种状态说得很准：教授们愿意就自己的专业范围发言，却拒绝在镜头前讨论国安法对教学与研究的冲击；大学本身，就是一座孕育从众的熔炉。历史学者何晓清记下的一幕最是苍凉。她与同事在校园最后一次午餐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开始写小说了，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写出事实真相。 [16]
校友这一列，则散落到了世界各地。当年那批撰文、辑书、打官司、组织校友关注组的人，如今流散海外者众。身在海外，固然不再受国安法直接威胁，但他们的声音对校内的实际政策，也已经失去着力点。更教人沉吟的，是那种弥漫在海外中大人之间的集体缄默。五十年来历届学生会干事、学生报编辑，加起来数以千计，除了极少数仍在发声的人之外，大多数至今没有为母校学生自治的全面瓦解公开说过一句话。
留港者的沉默可以用恐惧解释，海外者的沉默却不能。也许是事不关己，毕业多年，与母校早已疏远；也许是无能为力，觉得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又也许是一种更难启齿的心理：承认母校已经沦陷，就等于承认自己年轻时为它投入的一切都已化为乌有，而这种丧失感太沉重，于是宁可不去看、不去想、不去说。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一样：曾经一起哭过的人，如今散的散、哑的哑、忘的忘。哭中大需要一支队伍，而这支队伍，已经再不存在。
九、从「哭中大」到「哑中大」
「哭中大」的前提是「爱中大」。你在乎这所大学，相信它承载着某种值得捍卫的理想，为它的堕落感到痛心，所以你哭。哭是有对象的情感行为，它预设了一段关系、期待，以及被辜负之后的愤怒。
今天的中大，已经超出了「哭」的范畴。你无法为一所你已经认不出来的大学哭泣。当学生会、学生报、书院自治、民主墙、民主女神像、批判性的讲座与教职员被逐一移除之后，剩下的是一个外壳完好、排名亮丽、灵魂空洞的机构。它仍然叫「中文大学」，但李敏刚笔下那个以中文理想为精神支柱、批判意识为教育核心、民间反殖传统为历史根基的中文大学，已经不复存在。你不会为一具尸体的美容哭泣，你只会感到荒谬。
「哭中大」于是变成了「哑中大」。这里的哑，无关乎能不能开口；真正哑掉的，是让开口变得有意义的那一整套条件。前面已经说过，从动员、发声到呼应与跟进，这条链上的每一环如今都已不在，剩下的，是一间用「合规」封住众口、以排名数字填满版面的校长办公室，再靠创业比赛和研究生书院，粉饰出一种「一切向前看」的虚假繁荣。
李敏刚在文末写道：如果不谈中文，我们便无以知中文大学应有的社会意义。二十年之后，我要补上一句：如果不谈自由，我们便无以知大学应有的存在意义。一所大学可以没有中文教学，仍然是一所有价值的大学；但一所大学若失去了自由探索与批判言说的空间，它就只是一座工厂。中文大学今天的症结，已经不在教学语言，而在它作为一所大学的根本资格。
结语：写给还记得的人
这篇文章，写给那些还记得的人。记得一九六七年第一次中文运动，一九七一年新亚学生刘美美的〈哭新亚〉，一九七八年第二次中文运动，二〇〇五年「哭中大」，二〇一九年二号桥的中大人。也写给那些不记得的人，从未见过民主墙的新生，不知道学生会是什么的大一学生，以为大学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年轻人。
中大不是本来就这个样子的。它曾经是一所在殖民地时期敢于以「中文」确认自身身分的大学，培养了几代社会运动者与批判知识人的大学，让学生可以在民主墙上张贴任何意见、学生报上批评任何校政、书院里与师长平起平坐讨论任何议题的大学。这些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恩赐，每一样都是半个世纪以来无数师生校友争取与守护得来的。
这些成果在五年之内被全部摧毁了。而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的那个人，对此没有说过一句惋惜的话。他忙着制定策略计划，招聘国际学者，筹建研究生书院，在就职典礼上感谢创校先贤的英明领导。他引述了钱穆和唐君毅的名字，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创校先贤看到今天的中大，他们会说什么？
这个问题，五十多年前已经有人替他问过了。一九七一年，刘美美还能拿着钱穆、唐君毅的名字，去质问新亚师长的沉默，因为那时候，「新亚精神」还是一个可以被援引、可以被要求兑现的尺度。今天的校长同样把创校先贤挂在嘴边，分别只在于：他是在一个再没有人能拿这些名字回头质问他的校园里，安然地引述他们。
至于那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们会哭。但在今天的中大，连哭，都已经不被允许了。
张灿辉
流亡哲学人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英国，圣奥尔本斯
[1] 刘美美：〈给新亚书院校长及各位师长〉，原载《新亚学生报》一九七一年九月号，转载于《中国学生周报》「生活‧读书‧思想」版，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六十年）十月一日。以下征引此信，均据此版本，不另出注。
[2] 一九七一年保卫钓鱼台运动期间，香港先后于四月十日及七月七日爆发示威。七月七日维多利亚公园一役，市政局以集会妨碍市民娱乐、损及园中花草为由不予批准，当晚警方入场驱散，多名示威者及学生被捕被殴。
[3] 刘美美信中所引创校先生之言，分见《新亚精神》一辑及《新亚生活》各期：钱穆论「诸位的命运即民族的命运」、唐君毅〈再说希望、警觉与心愿〉论「道高于师、师必与道相连」（《新亚生活》三卷五期）、吴俊升于月会演讲论「把天下、国家、社会放在第一位」。征引悉据原信。
[4] 中文大学学生会：〈哭中大：致中大师生的公开信〉，原刊《中大学生报》，转载于《独立媒体》，二〇〇五年一月三十日。以下征引此信，均据此版本，不另出注。
[5] 据杨纲凯副校长二〇〇五年一月四日致各学系函，校方明言内地学生「大多不谙粤语」，并以「英语授课环境」为内地生舍内地院校而取香港院校的主要理由之一。此语见于〈哭中大〉信末附注所引原文。
[6] 李敏刚：〈中文之为大学理想〉，《独立媒体》，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中大五十年系列）。本文有关中大创校史、皮理思之争、两次中文运动，以及二〇〇五至二〇〇九年双语政策争议的史实，均以此文为据。
[7] 一九五七年底，香港大学教育系主任皮理思（K. E. Priestley）撰文断言中文不适合大学教育。中文专上学校协会随即在报端反驳，并以一九五七年两位华人物理学家获诺贝尔奖、其学术养成多以中文为主为例予以驳斥。详见李敏刚前揭文。
[8] 教育司高诗雅（Douglas Crozier）一九五八年回应称：「建立第一所颁发学位的院校，可能是惟一可行的解决方案。」转引自李敏刚前揭文。
[9] 关子尹：〈语文作育，国之大事〉；梁文道：〈说英文的中文大学〉，均刊于二〇〇五年论战期间之报章，后辑入周锡辉、雷竞璇、缪炽宏编《令大学头痛的中文》。
[10] 关于学生会、学生报及书院自治如何被系统性摧毁，现任校长卢煜明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二〇二五年宏福苑大火后关靖丰因发起联署而被拘捕、被开除学籍的始末，详见拙文 〈知识工厂的管理者：卢煜明治下中文大学教育理念的瓦解〉，《追光者》二〇二六年四月二日。本文不再重复。
[11] 双语政策委员会于二〇〇五年二月成立，二〇〇六年九月发表咨询稿，主张普世性科目原则上以英语授课。其后学生李耀基提出司法覆核，质疑报告书违反《中文大学条例》弁言「主要授课语言为中文」之规定，二〇〇九年败诉。详见李敏刚前揭文。
[12] 关靖丰遭中文大学开除学籍后，中大人发起联署要求撤回处分。据发起人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六日于社交媒体发表之声明：联署八日内共获一千三百一十五名中大人具名，包括四百二十三名在学学生、八百四十三名校友及四十九名前任或现任教职员，联署信及公开名单已正式递交校方；校方仅由传讯及公共关系处回覆，确认收到意见并致谢。声明并透露，联署期间承载表格之 Google 帐户曾于一周内两度被无预警停用，平台指其违反服务条款而未提供具体细节，亦无申诉途径，至正式提出上诉后方恢复存取。
[13] 关于恐惧如何内化、自我审查如何成为常态、沉默如何构成共谋，参拙文〈沉默即服从，服从即共谋〉及其续篇。 《追光者》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日，本文不再重述该套分析。
[14] 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自愿为奴论》（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1548）。其谓起初人们在强制下屈服，后来者却已不再感到屈辱，习于奴役而忘其苦味。
[15] 「有家的悲痛」为笔者论流亡现象学时所提之语，指明知有家、却回不去的痛。参拙著相关各篇。
[16]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二〇二四年报告引述香港学者证言：教授愿就专业范围发言，却拒绝在镜头前讨论国安法对教学研究的冲击，并称「大学是孕育从众主义的熔炉」。历史学者何晓清亦忆述同事在校园最后一次午餐时异口同声说：「我们要开始写小说了，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写出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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