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灿辉 / 追光者【横流集】2026 年 7 月 3 日| 转自 新世纪

 

引言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香港大学学生会学苑在网上贴出一篇〈停运启事〉。文字极短，语气却出奇地平静。它说，自去年九月两度公开招募新一届编委而不果，学苑即日停止运作；它又说，学苑在社会中所担任的历史角色已走到尽头，「然而，这并非令人惋惜痛心之事，只是历史洪流自然的潮涨潮落」。读到最后一句，我停了很久。

一份成立于一九五二年、走过七十四个寒暑的刊物，向世界告别之际，竟特意叮嘱读者不要惋惜，不要痛心。这份从容，近乎体贴的克制，才是整张启事里最叫人不寒而栗的地方。一个会哭的人停止了哭泣，未必因为伤痛消失了，更可能因为他已经学会：在这个时代，连哭也是一种需要付上风险的行为。不过我相信，最后一届学苑的编委，肯定是在最不愿意的情况下，才决定让学苑停止运作的。

我想起二〇〇五年的中文大学。那一年，一群中大师生校友写下〈哭中大〉，为刘遵义治下的「国际化」、母语授课传统之崩解、大学理想之被官僚吞噬而悲愤联署，一千多人具名。我刚写过一篇文章，问为什么今天再没有人「哭中大」[1]。今天轮到了港大。可是当我翻遍网络，却一直找不到一篇〈哭港大〉，除了在某些校友脸书写了愤慨话语，至今还没有一纸广为传诵的文章，没有一场像样的联署，学苑就这样静静地停了下来，身后一片沉默。我无意责怪谁。在今天的香港，要为一份曾被官方公开点名的刊物致哀，本身就要冒上不小的风险，许多人的沉默，实在是形势使然。我宁愿相信，这片静默里，话只是还没有说出口，在乎却一直都在。我也仍然期待，终有一天会有港大人，有以笔为剑的学苑编委、老校友，重新提笔，为母校、为学苑，好好地哭一场。

 

一、学苑是什么

学苑成立于一九五二年，是香港大学学生会辖下唯一的官方文字媒体，亦曾经是港大校园里唯一的文字传媒。它最初以英文出版，名为 Undergrad，内容不过是报道学生活动的小报。一九五九年改以中文出版，易名《学苑》，自此走上一条与港英官方语言截然不同的路。在学生会的架构里，学苑属于掌管「第四权」的监察者，独立于掌行政权的干事会，总编辑与两位副总编辑由全民普选产生，其他编委由三位总编任命。它的位置本身就是一种宣示：在一所最讲实用、最看重出路与名次的殖民地大学里，竟有一群学生愿意拿出时间与心血，去办一份只问是非、不问前程的刊物。

学苑的会训是「慎思敢言」，后来又添了「无畏无惧，择善固执」八个字。这些并非漂亮的口号。在很长的一段岁月里，这几个字是用行动、风险、甚至前途换回来的。它的版面分新闻、专题、文艺与专栏，既报道校园琐事，也直面社会大问题，鼓励同学从关心身边的小事出发，一步一步把目光推向整座城市，再回过头来叩问自己：身为一个大学生，我在这所大学、这座城市里，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背负什么责任。

所谓第四权，在一所大学里听来或许有点夸张，却一点不假。学苑监察的，是学生会的干事会，是校方的决策，是一切以权力之名作出的、可能损害同学乃至社会的安排。它不隶属于行政，不向权力效忠，它效忠的只是真相与良知。一份愿意调查自己同学会、敢于质疑自己校长的学生报，培养出来的不只是会写稿的人，更是一种公民的品格：相信权力需要被监督，沉默会养大不义，哪怕人微言轻，也有开口的责任。香港这座城市曾经引以为傲的那点公民精神，有很大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学生报里，一届一届地练习出来的。

一所大学的良心，往往不在它最体面的地方。港大的良心，多年来很少现身于陆佑堂的典礼，在校长的致辞中。它真正栖身的地方，是学苑那一叠叠尺寸特别大、油墨未干的纸张之间。

 

二、一份檄文的家谱

要理解学苑之死意味着什么，必须先把它一生写过的那些文章，一篇一篇数出来。这份家谱，本身就是半部香港战后思想史。

一九六〇年代，港英政府仍以英文为唯一法定语文。学苑率先提出，中文应与英文并列为官方语文，掀起了香港当代史上第一次「中文运动」。 [2] 一群大学生，在一座以英语为尊的殖民地学府里，公开为自己的母语讨一个名分。一九六八年，学苑更与《盘古》杂志在港大明原堂召开全港大中学生刊物研讨会，把这场运动推向校外。今天回望，这是香港人第一次集体地、自觉地追问：在这座城市里，我是谁，我说的话算不算数。香港主体意识的种子，就埋在这里。

一九七〇年代是香港学运的「火红年代」，学苑是这团火的思想中枢。一九七一、七二年的保卫钓鱼台运动，学苑提供论述与动员；一九七二年港大学生代表团首次访问内地，学苑一个月内两期出版专辑报道，公开发售，一天之内卖出四千八百份，全城震动，「认中关社」由此而起。 [3] 其后的「反贪污、捉葛柏」运动、一九七八年声援金禧中学师生的事件、校政民主化的争取，学苑无役不与，为学运提供指导思想。

那是一个学生敢于相信思想可以改变世界的年代。校园里有「国粹派」与「社会派」之争：前者把目光投向社会主义祖国，后者把目光收回香港本土，主张反资反殖。两派路线之争，说到底，纠缠着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中国为本位，还是以香港为本位，来思考自身的处境？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国粹派的精神支柱一夕崩塌，香港为本的意识，反而在灰烬中悄悄站稳了脚跟。学苑见证并记录了这整个转折。

一九八〇年代，香港前途问题压到每一个人头上。学苑没有回避。一九八三、八四年间，港大学生会去信戴卓尔夫人，赵紫阳，为香港人的前途与民主讨一个说法。 [4] 学苑当年曾以悲观的论调指出，倘若中国大陆的政制发展看不到光明，香港的民主终将没有出路。三十多年后再读这句话，竟像一则准确得叫人心痛的预言。同一时期，学苑为同性恋议题办研讨会、做专题，为一群在社会边缘噤声的人争取平等。一份学生刊物的视野，早已越出校园的围墙。

一九八九年的血，学苑没有忘记。一九九六年，学苑出版六四特刊《五彩石》，详实记录八九民运始末；其后又有《悼亡书》，在校园报架与维园烛光之间派发。 [5] 而在港大校园里，那座一九九七年运抵、翌年经港大学生会公投通过永久竖立的「国殇之柱」，每年六四由学生亲手洗刷，学苑年年记录在案。记忆，是学苑最执着的工作。

然后，是二〇一四年。这一年，学苑做了一件足以载入香港思想史的事。二月号的封面专题是〈香港民族 命运自决〉；同年九月，学苑把专题文章结集，再加上练乙铮、孔诰烽、徐承恩、吴睿人、苏赓哲五位学者评论人的文章，出版《香港民族论》。梁继平、王俊杰、曹晓诺、李启迪这几个当时还是二十出头的学生的名字，从此与一整套香港主体论述绑在一起。 [6]

这本小书，把「香港人是不是一个民族」、「香港人有没有自决的权利」这些原本属于思想禁区的问题，正式带进了公共辩论。次年一月，特首梁振英在《施政报告》里点名批评学苑与《香港民族论》是「错误主张」，要求政界人士「劝阻」。 [7] 一份学生刊物的文章，竟惊动到一座城市的最高长官，要在最重要的官方文件里专门申斥。结果适得其反，全城抢购，学苑加印，全书卖出一万二千余本。

《香港民族论》的真正份量，与其说在那本薄薄的书，不如说在它替一整代人的郁结找到了语言。在它之前，香港人对自身处境的不安，大多只是茶餐厅里的牢骚、移民潮里的叹息；在它之后，「本土」、「主体」、「自决」这些词，开始进入严肃的公共讨论，论坛、选举与街头。一群二十出头的学生，把一座城市说不清楚的焦虑，提炼成可以辩论、承传、也可以被打压的概念。无论你是否认同他们的结论，都得承认：他们改写了香港人谈论自己的方式。这是思想的力量，也正是当权者最害怕的地方。

学苑并非只有这些惊动全城的大事。更多的日子，它做的是些不起眼的工作：报道宿舍的伙食，追问巴士的加价，访问退休的老教授，刊登学生青涩的诗与小说。一份好的学生报，本就该如此，既能在大时代里挺身而出，也能在平常日子里，安静地替一群年轻人保存他们的喜怒与彷徨。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记录，让学苑成为港大几代人共同的青春档案。如今档案停在二〇二六年，再没有新的一页。

二〇一五年，学苑出版《学苑六十》，重修自己六十年的历史，像是在乱世到来之前，先替自己立传。雨伞运动之后，校园里掀起退出学联的争论，学苑也在这场关于本土与大台的辩论中持续发声。回看这条长长的脉络，可以清楚看见：过去半个世纪，香港政治文化里那些最尖锐、最危险、也最具原创性的问题，许多都是先由学苑这群年轻人问出来的。香港人究竟是谁，香港这座城有没有自己的主体与命运，这些问题在成年人都学会了沉默之后，仍由一届一届的学生，固执地问下去。

他们未必都答对，但他们敢问。在一个连大人都学会了闭嘴的社会里，敢问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德性。

把这份家谱从头读到尾，会浮现一条清晰的线索：从六十年代为中文讨一个名分，到七十年代追问以中国还是以香港为本位，到八十年代叩问前途与民主，到二〇一四年索性把「香港民族」四个字端到台面上，学苑其实一直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替香港人寻找并锻造一个「主体」。它问的始终是那个最根本的问题：香港人是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个问题，曾被无数港人在心里偷偷想过，却是学苑，一次又一次，把它大声说了出来。香港政治文化里那份不肯认命、不肯被代表、坚持要自己决定自己的脾性，学苑是最早、也最持久的锻造者之一。明白了这一点，才明白为什么当权者非要它死不可：杀掉一份学生报不难，难的是杀掉它七十四年来反覆问出的那个问题。

 

三、殖民地大学里长出的异数

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吊诡。

中文大学有它的〈哭中大〉，是因为中大有一个可供背叛的理想。钱穆、唐君毅、那一代人创校时，是要在殖民地的夹缝里，为流落南天的中国文化保一线血脉，以中文教学，人文立校。所以当刘遵义以「国际化」之名行英语化之实，学生才哭得出来：他们所哭的，是一个被明文写进校史的承诺之沦亡。哭，是因为心里先有一个值得守护的东西。

港大不一样。港大生于一九一一年，是一所彻头彻尾的殖民地大学，以英语为尊，以培养为港英政府与商界服务的专才为务。它的基因里，本来就写着实用、效率、出路与名次。若论「知识工厂」，港大才是香港最早、最纯粹的那一座。它从来没有给过自己一个像中大那样的人文承诺，所以严格说来，港大这座机构本身，也没有一个写进创校章程、可供背叛、可供痛哭的「理想」。一座本就以生产人才为业的工厂，失灵了，停产了，谁会为一条停转的生产线落泪？

我曾在别处写过，知识工厂最深的危险，并不是它生产不出知识。恰恰相反，它能高效地生产出大量有知识的人。真正的危险藏在更隐蔽的地方：源源不绝地生产出有知识却无道德判断、有专业却无人文关怀、精于计算成本效益却不再追问是非对错的人。这样的人，是最称职的雇员，听话的专才，也是极权最乐见的顺民。学苑所要培养的，偏偏是另一种人，那种明知无用、明知有险，仍要追问一句「这样对吗」的人。当一所大学只剩下工厂，这种人便再无容身之所。一座城市最稀缺的良知，正是在这种无声的汰换里，一点一点流失掉的。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学苑的存在才显得如此珍贵，甚至近乎奇迹。它是在一所最不该长出良心的大学里，硬生生长出来的良心。香港主体意识，从来不是港大的高层、课程或校训培育出来的。它是由一代又一代学苑编委，在建制的缝隙里，逆着整所大学的实用主义基因，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学苑之于港大，从来是一个异数，一个体制容忍却不拥有的异数。

我这些年在流亡之中，反覆思量香港知识人的处境，越发觉得，香港主体性从来不是一份现成的标准答案。它更像一种姿态，一种敢于把「我是谁」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摊在阳光下追问到底的姿态。它真正可贵的地方，与其说在于它最终主张了什么，不如说在于它始终肯把最危险的问题追问下去。学苑七十四年来做的，正是这件事。它把一座城市追问自身的能力，一届一届地传下去。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学苑之死的真正份量。当学苑停运，这座大学不会痛，因为它从未真正拥有过学苑；真正失去东西的，是香港。失去的，是一种可能性的证明：证明哪怕在一座最冷的知识工厂里，仍然可以有一群年轻人，选择危险地思考，做一座城市的良心。如今，连这个证明也被悄悄收回了。

一所大学是否伟大，向来与它的排名升了几多位、论文发表了几多篇、大楼盖得几多高，没有太大关系。这些东西，钱可以买，时间可以堆。真正买不到的，是一份肯为是非赔上前途的学生报，一群在无人逼迫之下仍选择慎思敢言的年轻人。港大可以凭着全球排名向世界夸耀自己，却再也买不回一份学苑。把一所大学最值钱的东西亲手丢掉，去换一些用钱就能堆出来的数字，这笔帐，管理者算得很精，骨子里却蠢得可怜。

 

四、阴干

学苑不是寿终正寝。它是被慢慢阴干的。

二〇二一年七月，港大学生会评议会因一项涉及七一刺警案的动议，被校方宣布不再承认；学生会全体请辞，时任会长与三名学生代表其后更被控「宣扬恐怖主义」。 [8] 一个运作了上百年的学生自治组织，就此被连根拔起。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深夜，港大趁黑夜以白布围封，把屹立校园二十四年的国殇之柱拆件搬走，理由是「法律风险」与「雕像老化」。 [9] 讽刺得近乎残酷的是，那一夜把这场拆除完整记录下来、引述消息来源向外报道的，正是学苑。它一直在见证它所属的这所大学，如何亲手交出自己的脊骨。

学生会没有了。学生会的会址，在二〇二三年初被校方收回。学苑失去了组织的母体，没有办公的空间。到了二〇二六年初，连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也宣布展开解散程序。 [10] 一座又一座的学生组织，在这三数年间相继倒下，像骨牌，像退潮。

把镜头拉远一点看，学苑之死并非孤例。这几年里，香港的报馆关门，公民团体解散，工会、教协、支联会、区议会，昔日那些让普通人得以聚合、发声、彼此守望的组织，几乎被清拆殆尽。阴干针对的，从来不止学苑一家。它只是一整套让公民社会慢慢窒息的系统工程里的一环。学苑不过是这条长长的名单上，较晚、也较不起眼的一个名字。正因为它不起眼，它的死才更该被郑重地记上一笔：当一座城市连最末梢的神经都被逐一剪断，剩下的，便只是一具还会呼吸、却再也感觉不到痛的躯体。

于是我们回到那篇〈停运启事〉。它说，连续两次公开招募，都组不成新一届编委。这句平淡的交代背后，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在国安法之后的香港，学生会已被取缔、前辈编委或流亡或入狱的白色恐怖之下，还有哪一个港大学生，敢于、能够、愿意去承担一份学生报的责任？办学苑，曾经需要的是热血；如今需要的，是准备好赔上前途乃至人身自由的觉悟。当一件事的代价被抬高到这个地步，无人接庄，表面看是冷漠，底下却是一种被精密计算过的结果。

阴干之所以比明杀更狠，正在于它不流血，不留下凶手。它让死亡看起来像是自然老去，让窒息看起来像是无人问津。那纸启事说这是「历史洪流自然的潮涨潮落」，恰恰落入了阴干者最希望我们相信的那套叙事：没有人扼住它的咽喉，它只是自己累了，走了。把他杀说成自然死亡，是这个时代最擅长的修辞。

 

五、哭是什么

容我在这里，岔开一笔，先谈谈哭。

哭是一种承认。人不会为与自己无关的事物落泪。眼泪的出现，本身就在宣告：那消逝的东西，于我曾经是重要的，是我所爱、所系、所不舍的。哭，是爱的回声，在失去的那一刻响起。一个人若能为某物而哭，至少证明他与那物之间，曾经有过真实的牵连。

所以，一个禁止哭泣的社会，要禁止的其实不只是眼泪，更是眼泪背后那层牵连与在乎。当哀悼被视为可疑，悼念要被报备、被审查、甚至被入罪，真正被摧毁的，是人与人、人与这座城之间那些深而无法量化的连系。极权最深的工程，与其说是要让你恐惧，不如说是要让你麻木：让你慢慢相信，那些消逝的东西本来就不值得在乎，学会在丧礼上微笑，把「请勿惋惜」四个字，诚心诚意地说出口。

我研究死亡哲学多年。海德格说，人是「向死的存在」，唯有真切地面对死亡与失去，人才可能本真地活着。一个逃避哀悼的人，也在逃避自己的有限与真实。对一座城市而言，同样如此。一座不肯为自己失去的东西哀悼的城市，正在丧失它分辨轻重、记取得失的能力。哭不出来，未必是坚强，更可能是一种更深的失去：连失去都感觉不到了。

哀悼还有一重更实在的作用，那就是记忆。人为什么要在丧礼上致辞，立碑，写讣闻，年年扫墓？因为哀悼的仪式，本身就是一种把逝者刻进集体记忆的工程。一个民族如何对待它的死者，往往决定了它将如何记得自己的过去。倒过来说，禁止哀悼，便是一种最彻底的遗忘工程。把国殇之柱连夜拆走，六四的烛光逐年掐熄，一份学生报的死讯轻描淡写成「潮涨潮落」，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让人慢慢忘记曾经发生过什么，有人怎样活过、又怎样死去。当哀悼被禁止，记忆便失去了盛载它的容器；而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任人摆布的。

明白了哭的份量，我们才回得到那个问题。

 

六、为什么没有人哭港大？

为什么几十年来那么多学苑编委，今天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港大痛哭一场？我想，沉默至少有三种，每一种都通向不同的深渊。

第一种人，是哭不了的。

香港主体论述最盛时的那几位学苑编委，如今散落天涯。梁继平在二〇一九年立法会一役之后流亡海外，有家归不得。另一些当年敢言的学生，身陷囹圄，或在保释与审讯之间消磨岁月。在《港区国安法》之下，公开为一份被官方定性为「鼓吹港独」的刊物致哀，本身就可能构成一条罪。对这些人而言，沉默称不上是什么选择，那是刀架在脖子上逼出来的。我们不能、也不该，要求一个被噤了声的人开口痛哭。要求受害者在加害者的注视下流泪，是另一种残忍。

第二种人，是不愿哭的。

七十年代国粹派的故事，早已给过我们答案。当年那些在校园里高举理想、落区访贫问苦的热血青年，四人帮一倒，精神支柱一塌，不少人转眼就走进了商界、政界、体制。当年的学运领袖，有人后来做了财政司司长，有人去了新华社当文教部副部长。从批判者变成当权机器的一部分，往往只在一念与一个位置之间。历史总是重演。即使在编过、写过香港主体论述的那一代人里，后来也有人公开与旧日的庄友割席，向政商界郑重表态自己「不是港独分子」，盼着在新秩序里谋一席之地。对这些已经把自己安顿进知识工厂、已经进新秩序的人而言，学苑之死谈不上伤痛，那只是一段最好被忘记的青春史。他们不会哭，因为哭，等于承认自己背叛了曾经的自己。当然，这不会是全部国粹派的故事。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当年的国粹派元老，永不放弃，与极权对抗到底。

我说这些，并非要站在道德高地上审判什么人。流亡这几年，我越来越明白，一个人的转向，往往并非一夜之间的决绝背叛，更多是无数次微小计算与妥协的累积：升迁的机会，不忍放弃的薪水，养妻活儿，年迈需要照顾的父母，一种「我一个人反抗也改变不了什么」的疲惫。每一步单独看都情有可原，合起来却足以让一个曾经慷慨陈词的青年，慢慢磨成沉默的大多数。我无意苛责他们。只是想指出一个冷峻的事实：正是这千千万万个「情有可原」的转身，彼此叠加，才织成了那张让学苑无声死去的大网。阴干一份刊物，靠的从来不只是当权者的铁腕，还有许许多多旁观者的别过脸去。

第三种沉默最深，也最值得我们警惕。那是大学自身的沉默。

校方不会哭，因为对一所早已把自己定义为知识工厂的大学而言，学苑从来只是一个麻烦，碍事的异数，影响「整体利益」与排名的变数。它的消失，于管理者而言，甚至是一种解脱。一所只关心国际排名、研究经费与生源的大学，怎么可能为一份学生报落泪？它连自己校园里的纪念碑都可以连夜拆掉，又怎会为失去良心而心痛。问题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早已不知道自己曾经有过良心，于是也就感觉不到失去。

蔡元培当年执掌北大，留下八个字：「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又揭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一所真正的大学，本该是这样一个地方：容得下异见，护得住那些不合时宜、甚至冒犯权力的声音，因为它深知，今日看来离经叛道的思想，明日或许正是照亮一个时代的火光。学苑就是港大校园里那一点离经叛道的火光。一所大学若连自己校园里一份学生报都容不下，把学生的慎思敢言视为负资产、视为排名路上的绊脚石，那么它纵有再高的排名、再多的经费、再新的大楼，也已经背弃了「大学」这两个字最起码的意思。它或许还算是一流的工厂，骨子里却早已不再是一所大学。

把这三种沉默叠在一起，学苑之死的全部荒凉便显露出来：能哭的不敢哭，敢哭的不愿哭，该哭的不懂得哭。于是这个城市最该被郑重哀悼的一场死亡，落得无声无息，被一句「潮涨潮落」轻轻带过。

 

七、流亡者的哭

那么，谁来哭？

让我在这里，先交代一点私人的因缘。一九六九年，我考进香港大学，念的是建筑。只读了一年，我便渐渐明白，自己心里真正放不下的，是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思考、为什么非追问意义不可这一类问题，而建筑的图则与设计，始终安顿不了这份不安。于是第二年，我离开了港大，转到刚在沙田山上立校不久的香港中文大学念哲学，从此走上一条与绘图板全然不同的路。

离开港大之前，我在《学苑》上留下过一篇英文短文，题作 Adieu Architecture，中文不妨译作〈告别建筑〉。那大概是我这一生第一次认真地、公开地，向一种人生的可能郑重告别。那年我二十岁不够，怎么也不会想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竟轮到我提笔，为《学苑》本身写一篇告别。说这些，是想让读者知道，我与港大和学苑，并非全无瓜葛的过客。我在那座校园里待过，在那一叠纸上留过字。如今这一场为学苑而发的哭，里头也有一份属于我自己的、迟了五十多年的回望。

我想，哭港大这件事，或许恰恰要由像我这样的人来做。一个离开了香港、失去了校园、却也因此暂时失去了那把架在脖子上的刀的流亡者。流亡有它的剥夺，也有它残酷的自由：当城里的人被迫沉默，城外的人便有了替他们开口的责任。这算不上什么悲壮，只是一种分工。能说话的人替不能说话的人说话，记得的人替被迫遗忘的人记得，如此而已。

作为一个研究哲学、又被迫流亡的人，这些年我渐渐把「记得」看作自己余生的一份本分。流亡剥夺了我的讲堂、城市、与旧友围炉夜话的寻常日子，却也留下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记忆，以及把记忆说出来的自由。当城里的记录者一个接一个被消音，城外总得有人接过这枝笔，替他们把来不及写完的句子写下去。我不敢说这是什么使命，那两个字太沉重了。我只把它当作一个半聋老翁对一群后辈、一个哲学人对一座养育过他的城市，最起码的一点交代。学苑七十四年来替香港人记下的那些事，不该随着它的停运，一并沉入无人记得的黑暗。

所以容我在这里，替那些哭不了、不愿哭、不懂哭的人，补上这一场迟来的哭。

我所哭者，从来不是港大这座机构。知识工厂的兴衰，不值一滴眼泪。我哭的，是学苑这个异数曾经证明过的那种可能：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仍有年轻人选择慎思敢言，做一座城市的第四权，用一叠纸去顶住整个时代的倾斜。我哭的，是「香港人是谁」这个问题，从此在它最初被问出来的那座校园里，再也无人敢问。我哭的，是记忆本身正在被阴干：当记录者一个一个消失，连那段曾经滚烫的历史，都将慢慢失去见证。

哭，从来不是软弱。在一个把哀悼都要禁止、眼泪都要付上风险的时代，哭是一种抵抗。 〈哭中大〉的那群人之所以哭，是因为他们还相信，理想值得守护，沦亡值得被记住。今天我们为学苑而哭，也是同一个道理：哭，是为了不让这场死亡被轻轻说成「潮涨潮落」就算了；哭，是为了在那句「请勿惋惜」之外，固执地、清醒地，惋惜下去。

学苑那启事的最后一句是「珍重」。我想把这两个字，连同一句它没能说出口的话，一并还给它。那句话是：我们会记得。记得你问过的问题，你不肯闭的嘴，你七十四年来慎思敢言的样子。哪怕全世界都选择相信你只是自然地、平静地退潮了，我们也会记得，你是被一寸一寸阴干的，而你直到最后一刻，都还在见证，还在记录。

 

张灿辉
流亡哲学人

二〇二六年七月，于圣奥尔本斯

 

[1] 二〇〇五年初，香港中文大学师生校友就校方推行核心课程英语化发表〈哭中大 ──致中大师生的公开信〉，抗议「伪国际化」与母语教学传统之崩坏，联署者逾千人，史称「哭中大事件」。参看追光者，二〇二六年七月二日。

[2] 一九六〇年代，学苑首倡中文应与英文并列为官方语文，引发香港当代史上首次「中文运动」；一九六八年并与《盘古》杂志在港大明原堂召开全港大中学生刊物研讨会。

[3] 一九七二年港大学生代表团首次访问内地，《学苑》一个月内两期出版专辑报道，公开发售，一日售出约四千八百份，由此推动全港「认中关社」运动。

[4] 一九八三至八四年间，港大学生会先后去信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及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反映港人对前途之忧虑，并争取回归后普选。

[5] 学苑于一九九六年出版六四特刊《五彩石》，详实记录八九民运始末；另有六四特刊《悼亡书》于校园及维园烛光晚会派发。

[6]《学苑》二〇一四年二月号封面专题〈香港民族 命运自决 〉；同年九月，学苑将专题文章结集，另邀练乙铮、孔诰烽、徐承恩、吴睿人、苏赓哲撰文，出版《香港民族论》（香港大学学生会学苑编）。

[7] 二〇一五年一月，行政长官梁振英于《施政报告》中点名批评《学苑》专题与《香港民族论》为「错误主张」，并要求政界人士「劝阻」；事件引发抢购潮，全书销量达一万二千余本。

[8] 二〇二一年七月，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一项涉及七一刺警案的动议后，校方宣布不再承认学生会；成员全体请辞，时任会长与三名学生代表其后被控「宣扬恐怖主义」。

[9]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深夜至二十三日凌晨，香港大学移除竖立校园二十四年的「国殇之柱」，校方称出于法律风险与雕像老化，创作者高志活公开批评此举。

[10] 二〇二六年二月，成立六十八年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宣布展开解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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