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被单独秘密羁押、精神折磨5个月后，2016年6月，林荣基得到一个机会：他可以回香港。条件是，先回去一天，到铜锣湾书店取电脑，把电脑连同电脑里的读者资料带回深圳，交给国安。完成任务，就可重获自由。
那一刻，国安其实已经通过他人掌握了书店的读者名单资料。林荣基在被审讯时，看到过这些资料，已清楚这一点。也就是说，他知道，就算他此刻把电脑交给国安，大概已经不会造成更多伤害。
他应允了，回到了香港。
但就在香港短暂停留的那一天里，他犹豫了。
他背着电脑，在已经从香港开往深圳的地铁上，中途下车，在三根烟后，做出了完全相反、也改变他一生的决定：找议员，面向全港，开记者会，公布真相。
他事后写下万余字，非常细致的笔记，回忆当时每一步的转折，他如何犹豫、思考，最终怎么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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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一切在北方发生过的，在香港也落地了。权力杀到埋身，那个可暂时安全、可容人犹豫一日、容人性复原的自由空间，所剩无几。
十年之后，林荣基先生病逝于台北。从那一年在九龙塘下车之后，他再没有回头。
这十年里，我们见过几次面，谈书，谈书店。他性格孤傲，但在书的世界里却温暖。在悼念他的此刻，重读这篇他写于「2016年7月安全屋」的长文《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我又有新的体会。
他先于绝大多数香港人，体会了那没有约束、因而毫无底线的权力，与其带来的羞辱与折磨。在他选择不合作之后，所写下的，并不只是个体勇敢的决定，也是自由得以成立的条件。
文中的每一个细节，反覆告诉我们，自由并不是一个人的事：
在非人的权力压制下，要获得那个人性得以犹豫的时刻，思考能够自主的空间，决定可被支持的底气 —— 是需要一整个社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人性这边，需要一整个生态，愿意保护挺身而出的人。那就是自由的条件。
林荣基一直说自己并不勇敢，只是守住本分。他还说如果在更糟的环境，可能也会妥协。我想那不是谦辞。
他深深明白一个人的道德，需要一个社会共同维持。
正是在这样的香港，当一个人说出真相，会有百十家媒体接住；会有百万人听见、看见，并为之震惊；会有议员、律师、社工与各种公民团体接力呼吁、支援；也会有难以计数的普通人，捐款、捐物，走上街头 ——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书台才能不屈膝；一个普通人，才能尽其本分。
而极权所想要破坏的，正是这样的社会。
林荣基也因此明白，他要守护的，并非只是个人尊严与道德，更是这样一个，人人都可以保有人性、守住德性，让「不与极权合作」成为可能的社会。
他最终说出真相，是要守护香港，正如香港守护了说出真相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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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在整个社会体系遭到破坏的时候，在他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做回一个单纯的读书人。
他年纪大了，独自在异乡，环境陌生，关系复杂，也跟不上新的媒介与市场，但还是开了一家书店。
他要守护的，还是那个让普通人可以守住尊严的世界。书店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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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林荣基2016年所写长文的段落如下：
（全文也打印出来，来飞地的客人欢迎自由带走）
// 饭后去北角取电脑，站在地铁车厢内，几个学生谈话，展露笑容；有些人低头看手机；一个孕妇上车，有人让座；一个快递员放下袋子，蹲在一旁将包里分类。人人都无拘无束，不像我被人跟踪、被人操控。
我到底怎样啦？人在香港，依然失去自由。他们欺人太甚了，我被单独囚禁五个月，又被限制在韶关，我多留一天探望老师都不允许，我要求打电话给女朋友都不可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状况，我还预备跟她一起生活呢。我用姐姐的电话打给她，原来号码被注销了。他们一直欺瞒我。他们要我跟别人隔绝开来。他们的确欺人太甚了。他们凭什么跟踪我、凭什么让我失去自由？更不要说他们的办案方式十足黑帮。我开始感到气愤。我不是香港人了。
而日后更可怕的是，姓史的在韶关跟我说，将来回港后，仍在书店工作，他还会跟我联络，向他报告这里的情况，通过文字或照相，他们要了解香港，特别是来买政论书的人，以后要做他的耳目。天啊，我今后不止失去自由，我什至会变成出卖别人的人；我今天屈服，我将来只会做帮凶，令更多人屈服；我今天出卖灵魂，我日后也会迫别人出卖良知；我今天变成他们一伙人，日后只会令更多人入伙。
怎么办？
挽着大而笨重的电脑迫地铁，不能转身。但我高兴，身边都是香港人。自由自在的香港人。尽管我丧失不少自由，我将来依然被操控，甚至被监视。但我还是很高兴，毕竟我身处香港，我喜欢被自由自在的香港人挤推，因为他们都有尊严。人有自由就会有尊严。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严，正被那些人一片片剥落，但我感觉到，这些有自由有尊严的香港人，会伸出援手，当他们知道我的自由和尊严，正被人逐片剥落。他们是会制止的。然后，他们会帮我寻找我失去的自由和尊严，最后归还我，让我跟他们一样，做个香港人。
⋯⋯
我太爱香港了，我吃了碗面就去过庙街，我好多年没去过庙街，我困守书店足足二十年，我喜欢看那些小摊贩，尽管有些会骗游客，我喜欢看那些算命先生装模作样，替迷茫的人指点迷津，虽然不太可靠，我什至去骑楼底看那些企街，我喜欢看路边的小食肆，尤其是食肆摆通街，喜欢看几千个食客的吃相，我喜欢到处香港人，我喜欢香港人的质素，我喜欢看香港人在路边帮助人，我喜欢看香港人冲红灯，我爱香港人效率快。
我举起手机，喜欢就拍，我不担心被跟踪，我知道此刻毋须顾忌，我今晚还是个香港人。
⋯⋯我心烦意乱，面对李波和李太，只想到把资料交上去的，是第一个出卖读者的人；而明天，我就是第二个。
送姐姐上巴士，随后转入砵兰街，经过朗豪坊。那天是闲日，如果是假日，晚上八点多，该是人头涌涌。向油麻地方向行，有时转进上海街，又走砵兰街，我想尽量多看，不舍得离开香港。
随着人流向右走，上扶手电梯到地面，如果恰好车到，45分钟可以过罗湖桥。
我忽然想抽口烟。把行李箧推向前，摸索银包。四处是人流。出了闸口，不知往哪方向走。我记得左边是又一城，穿过通道后，才发觉走错路，尽头两边只有楼梯。往右面看，几个人坐梯级口，大概正小休，不想返转头，于是搬起行李往上走。
抽了第一口，觉得时间不太够，接着第二口。我看看表，12点45分。最好把手机关掉。右边是又一城大门口，人来人往。左边稍远，有几个地铁闸口，旁边有些小卖店。有人过来抽烟。 垃圾桶上的烟灰兜，积满烟蒂头。我再看表。那人抽几口，抛下半截烟，转身就走。罗湖桥那边，有人正等。
⋯⋯
然后我又想起通宵看手机新闻。那六千个示威游行、为我们呐喊的不认识的香港人，让我非常感动。还有那些立法会议员，多数没交往。他们走出来，纯粹是伸张正义，不值大陆所为。那些人太嚣张了，目无法纪，超越了香港人底线。那些勇敢走出来的人，实际上彰显了人类的良知：人权不容侵犯，我们要维护香港人的自由和尊严，我们不会向强权屈服，我们绝不向强权低头。他们是榜样。他们是香港人的榜样。我觉得应该要站出来，公开整件事，不但让香港人知道，也让全世界知道，大陆政府违反承诺，正在破坏一国两制。
然而不行。我的女朋友在大陆，像吕波和张志平一样，被保释候审，倘若我见传媒，公开事件，他们很可能加重刑罚。还有李波呢。他们恼羞成怒，很可能也将李波检控，甚至加上莫须有罪名。姚文田就是这样。我熟识他，一个和气的文化人，仅仅出了几本他们不高兴的书，就栽赃嫁祸，判了重刑。不能这样。我不能不顾他们。我这样做好像是太自私了。我不能不顾及他们。李波说得有些道理，事情很快过去的，只要按他们的意思做，大家会没事的。我只需保持沉默，回去韶关待几个月，就像姓史说的，等到九至十二月，桂民海判刑后，我们放回香港，事情就结束了。
但不能这样，这不仅仅是书店的事，也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我拖着行李箧，走到闸口，开始跟自己说。我要抽一口烟。抽半口就够了。我不再看表。我知道足足迟了半个钟。有人可能白等。我下不了决定。我返回刚才的地点。一个拖行李的人在抽烟。我不能这样做。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错。我下不了决定。
然后我记起一首诗，那首舒巷城的诗。我年轻时读过，那首屈膝的书台。我还记得在《海洋文艺》读到的。我翻书不比别人少，我这样做岂不白翻了？
我抛下半截烟，改变行程。
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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