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西中学毕业，考进武汉测绘学院—-
反右时，我读高三。有一天到学校去上课，发现那天停课了，学校走廊上贴满大字报：某某老师是反党右派等等。我几乎昏厥过去，怕摔倒，马上走进教室坐下。心里在想，为什么被打成右派的，都是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后来我才明白，好老师有独立思考能力，引导学生去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所谓“反右”，就是镇压有独立思考能力而不是盲目服从的人。怎样区别人会不会独立思考？用“引蛇出洞”的手段！假装号召和欢迎大家“帮助党整风”。谁真正好心提出一些帮助改善工作的好建议，谁就是「右派」！
中学生不划右派，但依然用其它名堂打击学生。我们的学生会主席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毕业后像被流放一样，到贵阳一个苦地方的化工厂打工；好几位同学被打成“落后小集团”，罪名：同情右派语文老师；好几位同学与我一样，高考成绩不差，但莫名其妙多次重填志愿（后来才知道是档案里写“此人不宜进大学”，等等）。全班20%以上同学“享有”这些特别“待遇”！我为什么会有这种遭遇？也是“引蛇出洞”的结果。中学里也要求大家写大字报，“帮助党整风”。我写“报上说苏联无私帮助中国。实际上不是无私，而是互利”。另外班级的一位同学喜欢一首古诗（枯树老藤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成了年级中受罚最重的人之一，说他借古诗恶意宣泄对现政权的不满。元朝皇帝根本不认为诗的作者是对本皇朝的不满。该作品在明、清二代流传，皇帝们也没有反感。为什么现在连欣赏它都是“反政府”？如果还有人敢写类似的作品，恐怕就命悬一线了。为什么对老百姓的思想感情如此怀疑和害怕？
中学毕业，班里有几位同学得到赵校长署名的奖状，其中包括我。其他几位奖状上写：品学兼优；我的是：学习优秀、品德良好。尽管档案上写，我有政治问题，不宜进大学。校长把兼优改成一个优秀、一个良好，依旧发奖状鼓励我。他这样做也是冒着风险的，那个时候正在反右！我深深感谢校长；也更清楚，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尊敬他。
我高考后重填志愿四次、几十个大学不敢收录我。再填一次志愿表，其中的武汉测绘学院接收我了。负责在上海招生的老师带当年所有考取武测的新生一起坐船到学校。在船上他对我说：「你的高考成绩极好，别的大学不敢收你，让我们武测捡到了宝」。他没有具体说其它大学不敢收我的原因，我心里有数。他敢收我，还敢与我讲这些真话，说明他为人正派，心中有着超越政治约束的良知。
不过，大部分“不宜进大学”的同学最终还是进了高校，原因是58年高校招生也“大跃进”，招生人数多于中学毕业人数。班上一位同学喜欢化学，学习成绩优良，档案上也说他有政治问题。多次重填志愿没大学敢收。最后被「武汉化工学院」录取，报到后才知，这里原本是化工技校，58年自作主张改名，成为高校。两年后该校就被撤销了。
我读大学后母亲参加里弄工作，我家与班主任家属同一“街道”，因此两人认识了。有一次我暑假回家时，老师见我与妈走在一起，才知道我们的母子关系。后来老师见母亲，就为我的事向她向表示歉意。我知道王老师是有良心的，当时她也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参与了对学生的“差评”。
—-在武测的九年—-
武测党委书记是毛远耀。他人品、德性好（为人低调、勤劳朴素、心地善良），他尊重并且保护知识分子，在武测内部形成平和的政治气氛。武测一级教授在反右运动中都平安无事。反右运动远远不及其它高校“轰轰烈烈”。他尊重校长，不干涉教学业务工作。文革期间他的堂叔多次来武汉，我们没有看到他跟着出风头。我当年能被武测录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学院里这种平和的政治环境。当然，其它方面他必须服从他堂叔的政治路线，因此武测的大局与其它高校相比仍是大同小异。
“大炼钢铁”时，大学里造“小（土）高炉”炼钢。放进去的是铁门、铁锅、铁制工具，炼出来的是一堆废铁渣。同学们互相眨眨眼、哭笑不得地指着那堆废铁。如此而已，没有人敢说这种做法是错的。学校组织学生下乡体验“亩产万斤”。大家在公社吃午餐，可以“放开肚子吃”，因为“粮食产量太高”。饭后去农田看看，并与农民交流，得知一切造假（比如，在验收时，把许多亩地的产粮堆放在一块土地上）。我嘀咕了一句，“这种造假太不像样了”，旁边一位诚实又善良的党员同学马上捂住我的嘴，悄悄地说：「当心被当作“右倾思想”受整」。回校后不久，见湖北日报刊登，某某县“放卫星”，出现了亩产十万斤的公社；再过一段时间，报道另一个县“放卫星”，亩产提高到11万斤。县领导竟然互相竞争：谁说谎本领大，谁就是“大跃进”的“模范”。而不相信这些谎言的则是“右倾思想”，反对“大跃进”。
系里有激进分子向领导汇报，说某某同学支持彭总，不相信亩产万斤，他们是右倾、反党。毛远耀书记听了汇报之后，在大会上讲“要反党，你们还没有资格”。就这样，无事生非的揭发者没受称赞，被揭发的同学则逃过一劫平安无事。毛书记就是这样保护学生的。
在大学里，“三年困难时期”还马马虎虎可以熬过。当然没有油水、菜很少。午餐和晚餐每人还有二两半米饭，外加一大桶几乎看不见米粒的“稀饭”，同学可以不限量地吃（喝）。一些同学拿二、三升容量的小脸盆来盛。有的同学喝到一半，去厕所小便后再回食堂继续喝。港澳同学的家里给他们寄罐头食品。用几块砖头搭一下，就算是炉灶。放几根树枝，点上火，煮东西吃了。这成了那时校园傍晚的一道风景线。全班同学都要参加种菜，我是班里的生活委员，负责安排种菜、收割，并把菜卖给学生食堂。要把污水沟里的污水做肥料浇菜，没钱买工具，我只能拿出自己的脸盆舀污水。早晨上课前和傍晚是种菜的时间。早晨刚进教室，大家已经很累，加上吃得不饱（我身高1.84米，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营养不良，坐下来大家就打瞌睡。老师讲课很少听进去。有一位老师比较有办法。进教室开始只简单重复上节课的内容，看到大部分同学都“坐飞机”了，他就大喊一声。看大家醒过来了，就抓紧时间把今天讲课内容，简要、清楚地说。乘大家再次瞌睡前，他把要点也讲完了。
年级里部分同学去「生产实习」：湖北农村建小水库，我们去帮忙搞测量。在那里比学校艰苦一点。粮票和伙食费交给公社。每天早晚二餐稀饭，有点酱菜，没有一点油水，有时吃榆树叶当菜。中午在工地，没有午餐。我们心里知道公社克扣了我们大部分的粮票。大家也不“抗议”，能用我们的粮票给农民多喝一口稀饭倒也算值得。大家饿得慌，还要背挺重的仪器上山。在山路上我捡到一个拇指大小的萝卜。一人吃太奢侈，就与旁边的同学分享。有一次我脚软，在山坡上滑下十几米。幸亏我上山背仪器，下山是空身，没有损坏仪器。擦破点皮肉，有点痛是小事。有一次，公社给我们发了「豆渣饼」。放在火盆上烤，一股引人香味。可惜太硬，咬不动。热水泡后成一碗“小石子和沙子”。怕浪费，勉强吞下，以后二天不能大便。豆渣饼是大豆榨油后的残渣，原本是肥料。粮食紧张后，觉得这样太可惜，就改为喂猪；后来人吃不饱了，就给人在饿的时候填肚子，让人有肚子胀的感觉。
我在德国工作时，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他家在农村。“困难时期”他妹妹挑着箩筐交公粮。交好后挑着空箩筐回家。半路被公社干部拦下，检查发现箩筐底里还有一些颗粒。马上沒收，妹妹还受惩罚！老百姓能不挨饿吗？
武测有一些亚非拉来的外国留学生。困难时期，我们吃不饱，他们中的一些人吃肉包子的馅，把包子的皮扔掉。我们看了当然觉得太可惜。他们的长辈是所在国家的“国级领导”，他们毕业回国后可能就是亲华的大领导，说不定他们还会在“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向全球发展”方面发挥作用。让他们吃得舒服，大概远比让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免于饥饿更为重要。
60年初全校参加汉丹铁路建设。每天挖土、挑土十几小时，累得走路都摇摇晃晃。中间有休息，因为太累，扁担放下坐下就睡着。几分钟后从梦中惊醒，重新开工了。毛远耀与同学一起挖土、挑土，很不容易。辛苦的奖励是可以放开肚子吃饭！大家很久没有吃饱过，因此拼命大吃。航测系一位同学就这样吃得胀死了。太悲惨、可怜、可惜。
大学毕业前，大班班长（调干生，党员干部）兴冲冲地告诉我，在学院领导班子会议上，夏院长说：「朱是学院几年才出一个的优秀学生」。从58年到文革开始，我在武测没见到、听到有什么政治上整人的活动。相反，不强调“又红又专”，只关心学生成绩优秀。这在当时高校，甚至全国都是少有的！能在这样的气氛中读书，是我的运气。
文革前，我与许多老师一起作为四清工作组下乡。说是“反修防修”，实质上是整人的运动。农民心里明白，当然不会欢迎我们。把牛棚里的牛牵到别处，牛粪没扫干净，铺上干草，就是我的“床”。我浑身过敏长痘，难受之极。只有“赤脚医生”为我看病，让我静脉注射葡萄糖液。因为针头找不准静脉，用针乱扎，二个手臂都血淋淋。我及时制止才没因为出血过多而出大问题。当时宣扬「读书无用论」，认为不需要读医学院也能当医生。“赤脚医生”就这样创造出来了。武测的工作组没有极左，而是务实（查帐等）。发现问题，就事论事，不戴高帽子。工作组领导从不给大家施加压力，非要“清”出什么，去向上级（省委）“讨功劳”。一段时间后农民了解到我们的做法，因此对我们态度明显好转，还做放了糖的荞麦面饼给我们当点心吃。
文革期间我还在武测的时候，有一天我去汉口。市中心广场上的景象吓我一跳：地上躺着数十具尸体，在太阳暴晒下已发出臭气。边上人说：这是昨天两派武斗的后果。我赶忙返校。途中一位老人突然从家里出来，把我拉进他家。他说：当心！我一时摸不着头脑，过一会，造反派的队伍喊着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从门口马路走过去，我才明白老人是为我安全！
广大群众被灌输“造反有理”之类的荒唐思想，从而头脑发热、失去理智，变得狂妄、极端化。他们自以为是在“革命”，实际上是在制造社会动荡，甚至让社会走向崩溃。并且还造成千百万无辜的平民的生命被“割（革）”掉。这就是“文革”？！
—-文革在上海天文台—-
1967年到上海天文台报到。除了必要的常规观测等业务，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在搞“革命”：调查台内党员干部，解放前有没有被捕或者当俘虏，如果落实，他们就是“叛徒”；调查老一代的职员，他们是不是国民党党员之类，如果是，他们就是“阶级敌人”；如果职员中有“黑五类”家属，调查他们有没有问题；总之就是寻找可以打倒的对象。后果是人心不安，有二位同事自杀未遂。
女友复旦毕业，分配到上海的仪表厂。但大学生先要去军垦农场劳动、接受思想改造，近二年后才返回上海。我们去办结婚登记，说要有单位证明。厂领导说：刚工作就想要结婚，不允许！等了好一阵子，才拿到证明结婚。
高官，知识分子是文革中被打压的主要对象。天文台有一个年轻人喜弄猫、打猫。被人看见，马上揭发，说这是对伟大领袖仇恨的表现。这种罪对普通人起码是多年牢狱之灾，搞不好性命难保。工宣队一调查，发现不仅他本人只是工场间的工人，祖上三代也都是工人阶级。工、军宣队马上不了了之，结束调查。可见，哪些言有“罪”？不仅要看言行本身，还要看是“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
71年6月4日我被关进“牛棚”，罪名是参加“叛国集团”。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了不同人性的不同表现。
单位里与我因同一“罪名”被关押的同事全部假交代，承认参加“叛国集团”，并根据工宣队的要求，“揭发”我是他们的头头。对这些同事以及一开始假揭发我的同学，我没有半点怨言。在压力如山大的环境中，为了保命，说一些违心的假话，是可以理解的。让我多受点压力和委屈，换来朋友们的喘息机会，对我来说，这是值得的。只有其中一人例外，他出于报复同学之间的冤仇，假揭发了许多毫无关联的南大同学。这是失去道德底线的行为。
也有人在压力下保持清醒头脑。想尽办法，既“听从命令”，又尽量不伤害别人。我是唯一不肯“交待”的人，工宣队要求佘山工作站的每个同事必须写大字报揭发我，并解押我去看，想以此给我增加压力。看了大字报，我几乎笑出来。举几个例：“每次与朱一起出差，在饭店吃饭，他都抢着付钱，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朱在单位里喜欢打抱不平，这是封建的侠客行为”；“朱不肯交待，是「硬骨头」，我们要帮工宣队啃下这块硬骨头”，等等。我真心感谢这些要好的同事！他们虽受工宣队压力，但却用“语言游戏”骗过工宣队，表达对我的支持。
还有一类人，道德不好，为了私利，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甚至害死别人也不在乎。我们的“罪”是参与「紫金山天文台叛国集团」，但后来听说上海台搞得比紫金山还凶猛。为什么？二个人的利益！据说工宣队如果搞出“成绩”，队长有机会到英国大使馆工作。那时候的出国太吸引人，所以他要拼命找“出成绩”的机会。另一个是天文台“看牛棚”的负责人L。他虽然大学毕业，但不学无术，靠政治吃饭。有一天，一位“48年参加大学生反苏游行”的同事（上官云珠女儿的叔叔），突然关到我隔壁房间。文革时期中苏关系已经不好，解放前学生游行反苏，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晚上L用了一个多小时，对他狂吼、威胁逼迫训斥。第二天早上，我只听到外面闹哄哄，从窗口看出去，有尸体抬出。原来半夜里，那位不屈服的同事走上了「士可杀不可辱」的道路。我心里非常难受，太可惜、可悲了！也深深体会到，虽然L专业知识几乎一窍不通，但毒辣心狠，害人的手段极其高明、厉害！他当然也用这种手段对付我，常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审我，希望我在头脑不清醒的时候说错话，上他的当（据说有一位被审查的外地同行，在激动中说了《是毛主席让你们这样做的吗？》，本来是清白的他，因这句话被判几年徒刑）。因此我不得不每分钟都保持警惕。紧张心理伤害了心脏，睡觉时的心跳还有120/分钟。80年我在OSU当访问学者，因心脏颤抖在大学医院看病，医生问我，你有没有受过心理刺激？我才清楚，心脏病是文革造成。至今我因房颤，心脏虚弱到无药可救的程度，这就是L的“功劳”。（文革几年后，L爬上了天文台党委书记的位置）。尽管紫金山已先搞清楚，不存在“叛国集团”，这二个家伙怕自己没有“功劳”，还死揪住我们不放。说已假交待的同事，虽然没有叛国集团，但他们的交待说明他们有“叛国思想”；而我仍要交待“叛国思想”，否则继续监督劳动（其中三年是打扫厕所，因缺乏合适工具，我只能捡石头来刮磨小便池上的陈年尿迹）。71年6月被关，直到毛死，工宣队解散，才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收场。五年内受的折磨就不详细阐述了。
监督劳动期间，工场间的S负责管我，他正在申请入党。在工宣队等面前，他大声训斥我、让我做许多敲石头、修路等苦活，以表示他“认真负责”地监督我。他以折磨我来表示“政治上积极”。此人道德差，在家里为省水费、偷水用；后来被人发现，还假自殺，被大家笑话。有几次他派我修电器，电工师徒两人见边上有人，就教我怎样使用工具；边上没人，他们露出同情和尊敬的神态，让我休息。
我藐视那些没有道德底线，为了私欲而做坏事的人！
—-体会—-
人生如戏剧，在宏大的历史舞台上，各色人性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善良、正直的人，通常低调。而另一个极端，则是那些为私欲做尽坏事的人，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往往十分嚣张，或者偷偷摸摸。
从49年到文革结束，这么多百姓遭殃，主要责任当然是独裁者。但一群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出于个人利益等考虑，有形无形地成了帮凶，做出许多害人的恶事，扩大和加深受害群体。独裁者能长期在台上危害国家和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了这些人的“为虎作伥”。
市西中学有这么多好老师被打成右派、受冲击的学生比例也不低，除了像王老师这样不得不参与的人，也有出于妒忌、讨好等原因，把打击对象扩大化、严重化的人。
“大跃进”是不科学的错误政策，但“亩产万斤”之类，是一些公社、县领导为了自己的名利而吹嘘出来的。饿死这么多人，这些家伙也应承担责任。
文革中这类人在扩大打击面、加深国家灾难方面的作用众所周知。
这些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为了私欲，有形无形地成了独裁者的帮凶，并且帮助独裁者长期不倒。在高官中也有这样的表现。
彭德怀为人民着想，说了真话，向毛提了建议。结果就在庐山会议上被批斗得体无完肤！多数高干心知肚明，但出于压力，不敢帮彭说话，这可理解。然而也有人为了拍马屁、表忠心，彭已被打倒，他们还要再“踩上一脚”。这些人的作为也成了独裁者能长期不倒一个因素。
为了私欲而做独裁者帮凶的人，赶快回头是岸吧！只要真心忏悔，人民会原谅；老天还是会拯救你们的灵魂！
在文革其间，毛把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都作为“四旧“和坏东西全盘废除。现在媒体上很少提及道德教育。希望媒体在这方面多做宣传。至少要让公众明白，一个人如果失去了道德底线，就会害国、害人。守住道德底线，才是真正「爱国」的基石！
胡耀邦为右派分子和冤假错案平反，纠正毛的错误。他希望共产党回归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胡的做法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员）的欢迎和赞成。可惜邓小平觉得自己是反右积极参与者，怕胡耀邦继续做下去会影响到他本人的利益，因此把胡赶下台去。即便如此，他也不敢把毛说成“神”（他自己也受毛的批判，如果毛还是神，他也依旧是“走资派”、“修正主义”），他只说：对毛的评价让后人处理。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到了今天，毛竟然在某些语境下又重新变成了不容置疑的“神”。这究竟是历史的倒退，还是人性的悲哀？这其中的原因，实在令人深思，更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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