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中共对“平等”和“反剥削反压迫”的背叛
——以户籍制度与等级化供给待遇为轴，有意制造的干群、工农、城乡、地域不平等；对妇女、贫困者等弱势群体的规训与压迫
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中共对“平等”和“反剥削反压迫”的背叛 1
干部与群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悬殊的地位与待遇差别、干部在物质匮乏年代的丰富“特供” 2
工人和农民：地位不平等、福利差别鲜明的“工农联盟”，国企“工人贵族”阶级的优越与世袭 3
城市人和农村人：剥夺迁徙自由、远恶于保甲制度的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待遇与工农“剪刀差” 5
不同地域的差别与壁垒：户籍制度和分配不均、京沪“特权”、全国各省区之间制度性的差异、人为的不平等与隔阂 6
干群、工农、城乡、地域差别从毛时代形成、巩固、达到高峰，改革开放之后仍遗留和变形存在，并影响至今 8
妇女在“新中国”：“半边天”与父权从属者的复杂身份；“妇女解放”的局限与渐行渐远 9
“为穷苦人斗争”的“共产主义”旗帜与“社会主义”面具下，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70余年：中共治下“新中国”对弱势者的利用和抛弃、压迫与剥削 11
对被压迫民众和穷苦百姓的背叛、公开宣称与实际作为的相反：中共的背信弃义和表里不一，造成中国国家命运悲剧与亿万人民的祸难 13
1949年之前和之后的“两个中共”：从可同情理解敬佩的革命团体，到压迫人民作威作福的“新阶级”，蜕变令人心痛，背叛最为可耻；对于如此重要和耐人寻味的历史与现实，加强研究和反思特别重要 16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宣称信奉共产主义，声称“反对剥削压迫”、“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与不平等做斗争”，并提出“官兵平等”、“八小时工作制”、“打土豪分田地”、“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打倒吸食人民血肉的地主资本家”、“打倒束缚农民自由的反动保甲制度”、“解放劳苦大众”、“打碎人吃人的旧世界”、“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新中国”等口号。
从1921年到1950年初，中共也确实凭借这些主张平等、反对压迫的诱人口号，以及其组织能力、统战能力、军事和文宣能力，不断发展壮大，争取到中国不同身份、多阶层、多民族的广泛支持。它也因此成功的从一个不到百人的小党，变成有数百万党员和数百万军队的庞大政党，击败了国民党及中国其他势力，颠覆民国政府，成功在大陆执政。而其掌权之后又持续执政了几十年直到今天。
那么，当中共成功统治了中国，它是否履行了曾经的诺言，通过其强大的权力和控制力，将这些反剥削压迫、追求平等、解放人民的宣传付诸实践呢？
从表面上看，中共确实做了一些相关措施。如1949年《婚姻法》的颁布从法律上确立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分配土地给无地少地农民、1951-1953年“三大改造”将农工商均“公有化”，企业从资本家所有变成“全民所有”和“劳动集体所有”等。这些措施看起来是促进了妇女解放、农民“耕者有其田”、工人阶级居于“领导地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但真实的情况，却并非表面看起来的这样，甚至真相与表象是相反的。中共背叛了关于反对压迫、实现平等的诺言，也背叛了被压迫的弱势者。而且这并非是一些左翼所认为的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而是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如此了。这体现在中共许多政策细节中，也有一些不为人特别关注的制度，或隐性的制度与规则，加以定型。
中共对于平等、反剥削压迫宣传的背叛，非常典型的体现在将中国人划分为不同身份群体，并对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态度、待遇、方式对待之。
在毛时代的中国，中国人可以分为干部与群众、工人与农民、城市人和农村人，以及不同省市户籍的人口。而这些群体之间，所处的社会地位、获得的福利待遇、衣食住行条件、教育医疗资源、各自的生活水平，都是差距悬殊，甚至一者在“天堂”、另一相对者在“地狱”的。
干部与群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悬殊的地位与待遇差别、干部在物质匮乏年代的丰富“特供”
所谓“干部”，即是指担任各种职务、充当党政军和基层骨干的中共党员。担任职务的共青团员也可视为中共干部。他们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而“群众”则是指并非中共党员身份、处于被领导地位、被统治状态的平民大众。当然另外还有民主党派人士等，但占人口比例极少，可基本忽略。
正如“干部”一词的字面意思“躯干部位”，中共干部也是中国各领域的主心骨、主导者、特权者。相对于人民群众，中共干部在权力、地位、资源分配优先性方面，都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首先，在职务工资上，干部就具有明显优势。但真正显示干部特权和优越地位的，是非工资的各种名目的补贴、特供。
在物质非常贫乏的毛泽东时代，中共干部获得了免费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保障，日常还得到肉蛋奶、饼干、时令蔬菜等物质配给。而具体配给的多少，严格按照干部等级划分和分配。
据杨奎松《五十年代领导干部的工资住房轿车待遇》等文章所述：
“我们在建立职务等级制度之初，不仅全面拉大官民距离，而且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务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体制。这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其中“高级干部的特权包括取医疗、福利、 保健、住房、商品和服务等一切“消费”，均由国家供给，几乎不受限额规定，工资只作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征而已”。“以副食供应为例：八级（部级）以上干部，（细）粮、鱼、肉、蛋等没有量的限制，基本能满足全家的需求；而八级至十二级级干部可以凭一个红皮“供应证”买到可以满足基本家人的精副食品和高级烟酒，这些东西在那物质极其匮乏的票证供应年代，对于一脸菜色的普通百姓而言，（细）粮、鱼、肉、蛋平时是见不到的。”
在医疗上，中共干部是各身份群体中最广泛而真实的获得免费医疗的群体。所谓“公费医疗”，就是干部医疗费用均由国家财政负担。在住房分配、子女教育、养老保障上，中共干部也得到免费而优质的资源配给。中共在基本资源分配上的优先和丰厚，也让其在男女婚配、规避风险、购物尝鲜等更多方面获得优势和便利，成为名副其实的“人上人”。而且中共干部将社会上所有优质资源获得之后，只剩下相对劣质和稀少的资源，供其他群体获取。
事实上，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已经有了王实味所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身份等级和配给差别。只是那时物质相对贫乏，以及未掌握国家政权之前以平等主义拉拢人心，特权还相对较淡。而中共掌握全国政权并逐渐稳定后，就不再那么顾忌批评，而可以为所欲为。
中共干部不仅在政治领域居于领导地位，也在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都充当骨干身份和享受特权。如中共干部在国有企业担任管理者，将国家命脉和经济收益控制在手中；在高校等文教机构，党干部决定文教方向和拥有否决权；在中共长期宣称“官兵平等”的军队，干部享受的待遇也明显超过士兵，且按照职级高低有鲜明待遇差别。
特别要说明的是，在一些人以为的“大民主”、“群众可以对干部造反”的文革时期，大多数民众并不能真的对抗干部阶层，只是能够被安排参与一些中共干部对另一些中共干部的权力斗争，参与一派打倒另一派。虽然一部分干部被打倒，但群众并不能因此翻身。相反，群众中许多人尤其“黑五类”等会遭到更残酷对待。干部被迫害情况严重的也只是批斗、下放和劳动改造，而群众中的“黑五类”大量被活活打死。整体看，文革并没有改变干部与群众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在一定程度冲击干部特权同时，给群众带来更大灾难。
中共干部作为中共本身的组成部分，中共利益共同体的成员，又肩负着保卫政权稳定的责任，就获得了中国最多的资源，在配给制度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可以说，中共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就是以实现和维护中共干部阶层的利益，为根本目的的。
当然，会有人以“干部担任重要职位、肩负重任，所以需要更多物质保障，以利于革命事业、国家发展”等理由，为干部特权辩护。
首先，许多干部的劳动强度和重要性，并不及普通劳动者。干部中有大量尸位素餐，上班只喝茶看报，做事官僚主义、敷衍了事的人。他们只是消耗民脂民膏，而并没有什么贡献。真正有贡献的干部，也应该接受监督，所得与贡献真正匹配，而非将特权和各种待遇在不经人民了解和许可情况下授予。
第二，中共及各国共产党都激烈批判封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贵族、资产阶级官僚如何享有特权、骄奢淫逸，批评“法不加尊”、“刑不上大夫”等不平等规制。那么这些传统贵族阶层和官吏，也同样以自身地位高而肩负重任等理由为特权辩护。共产党干部若不认可这种辩护，就是双重标准；若认可，则是否定了自己的宣传和主张。
事实上，中共干部及世界各国列宁式一党专政下的红色干部，确是古代贵族和官僚等特权阶层的变体。苏共和中共的“先锋队”理论，就是将自身与群众剥离、为特权合理化寻找的借口。而在许多方面，包括道德水平和责任心上，许多共产党干部还不如传统贵族。但无论共产党干部这些“新贵族”比传统贵族好还是坏，显然都背叛了其所公开声称的人人平等、反对特权、批判等级制的立场和信仰，也失去了其道德优越性，变成令人唾弃的“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阶级。
工人和农民：地位不平等、福利差别鲜明的“工农联盟”，国企“工人贵族”阶级的优越与世袭
而另一组对比鲜明的不平等关系，是工人和农民。在宣称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共看来，工人是比农民要先进的多的力量。马克思也确实是主张工人阶级先进、农民阶级落后。但苏共和中共不仅因为推崇工人阶级而强调工人领导地位，还在执政后把工人和农民分成了身份地位、保障待遇相差巨大的两种不同的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名义上，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而实际上，国家的主人是中共干部尤其高层干部集团。但工人的地位和实际权利及获得的利益，仍然高于另一主要阶级农民阶层，也高于包括教育文化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
在毛泽东时代，拥有正式工人身份的人，占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13-15%。而同时，还有近80%的中国人是农民，中共干部和解放军及其他非工农身份者占约10%。而在合计占中国人口约90%的工人和农民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毛时代的中国工人，不仅在政治上拥有优越的身份，也在权利和福利保障上，相对农民有着显著的优势。工人群体居住在公共服务条件较好的城市或工业镇甸，自己及家人享受着比较完善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保障体系。一些较大的工厂还有自己的医院、学校、养老院，甚至自己的警察系统，俨然一种“独立王国”。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人的子女可以几乎无条件的接替父母，成为新一批工人，继续享受父辈的待遇。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毛时代，工人的福利待遇虽然不及中共中高级干部，但比农民的生活确好了太多。在饥荒年代，工人仍然拥有足够温饱的口粮，而种植粮食的农民则成为饿殍。在饥荒较少但物质仍然匮乏的其他日子，农民仅能果腹，而工人可以有瓜果、肉食、蔬菜食用。甚至一些工厂还有汽水这样的“稀罕物”可以饮用。工人子女可以得到较好的教育、未来接班。自己生病可以被治疗，年老也有退休金。
虽然这一切也是微薄的，和同时期西方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富人相比，毛时代工人的收入和保障其实很低，但却比同时期的农民好许多倍。这种地位和待遇的差别，也直接影响工农之间的相对关系和尊严。在当时，残疾工人也可以随意挑选农村的漂亮姑娘，后者自愿嫁给前者。
只有少数农民因机缘成为正式工人，如同古代科举考中、“鲤鱼跃龙门”。但这种机会是很有限的。除1950年代工业化期间工人数量有所增长，少数农民成为工人，后来20多年里正式在编工人占劳动者比例基本没有变化，新增工人主要从工人子女中产生。因福利保障负担加重、工业停滞等原因，中国工业系统还清退过部分原为农民的工人，令这些人重新务农。
另外，毛时代也已经有了“临时工”等做着非农工作、没有工人编制、不享有工人福利的群体。这些人基本都是农民以及城市的闲散边缘人，往往会从事工业原料加工、运输、工地建设等工作，以及为正式工人做帮工，从雇佣其的政府或工厂获得微薄的报酬。他们所做的工作劳动强度和贡献，不亚于许多正式工人。且因“临时工”没有福利保障，只按劳动成果支付报酬，所以他们往往比“铁饭碗”的正式工人更勤奋。但他们没有正式工人的地位、权利、福利，而与其他农民或城市边缘人一样的地位和处境。即便如此，许多农民仍然争抢这样的工作机会，因为做“临时工”收入和舒适度仍然好于做农民。
毛时代中国工人的地位很高，某种程度真的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和正统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工业劳动者的应有地位的期待。但这却是建立在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之上的。工人阶级从被压迫者成为压迫者，身份已经悄然发生了蜕变。他们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而是享受特权的“工人贵族”。而且这些工人普遍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差。这意味着工人获得权利和利益同时，并没有足够尽到工人的义务。而大量没有保障、工资很低的临时工的存在，也反映了工人的地位和福利并非依照劳动贡献、而是由官方指定和确认的身份归属决定的。
没有任何身份群体天生具有纯洁性和先进性。工人阶级也不例外。马克思强调工人的先进和重要，只是基于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工业化发展重要，以及同时工人又遭受严酷剥削压迫，所以突出工人阶级的贡献和苦难。但这不意味着工人本身没有缺点、不会蜕变。马克思生前就批评过收入很高、占工人少数是“工人贵族”，也批评过劳动者中道德低下的“流氓无产者”。而中共及类似政党却把马克思对工人的推崇神圣化和教条化，造就新的特权阶级、放任工人的低效和浪费。
总之，毛时代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工业体系，并非一种正常的状态，而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不计成本、不考虑生产关系现实而维系的畸形模式。它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损害农民利益、不利于经济发展、也让工人本身生活水平长期停滞。这在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主张反对剥削压迫、主张人人平等的基本立场，以及解放生产力的目的。
城市人和农村人：剥夺迁徙自由、远恶于保甲制度的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待遇与工农“剪刀差”
毛时代中国的城乡差距、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差别待遇，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是高度相关和捆绑的。城市人口以工人为主，乡村则几乎都是农民。中国民众根据劳动与生产方式划分了工人与农民，也根据居住与生活方式分成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
而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也通过户籍制度及户口簿以正式的方式加以区分和固定。这种固定不仅确定了其说法特征，还限制了其身份转换和居住地迁徙，将每个居民牢牢固定在特定的居住区域，并基于其身份给予不同的义务要求、权利保障、利益分配。
户籍制度在中国历史悠久，古代的“编户齐民”即是户籍制度的源头。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户籍制度特性和政府对民众的管理方式不同，有时严格有时松懈，有时束缚民众有时允许自由迁徙。民国时期中国也有户籍登记制度，但民众都有自由迁徙权，在福利保障上也并没有从中央层面设置城乡与地域差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户籍登记同时也并没有限制民众的迁徙，只对“反革命”等特定群体加以限制、监视、拘捕。
但到了1956年前后，随着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福利保障的日益显著，以及农村因“农业合作化”等导致的贫困化，中共对基层管制需求大大增加等情况变化，中共党和政府开始建立和强化户籍制度，并于1958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不像《宪法》、《刑法》等那样隆重和被宣扬，却对于中国大陆后来数十亿人的生活与自由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在《户口登记条例》和其他户籍政策出台后，中国人事实上被剥夺了自由迁徙权。虽然名义上中国人仍然可以迁徙，但变更居住地必须得到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单位、社队、公安机关的批准。同时，相关条例和政策又设定了很高的户籍迁移门槛，而基层又出于各种原因加码和刁难，导致户籍迁移成为极为困难的事情。而不能迁移户籍则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在异地长期工作和生活，甚至短期旅行都需要有“介绍信”，否则会被逮捕、刑罚、劳改、遣返原籍。
自由迁徙权是人应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人有选择生活在哪里、从事何种工作、是否可以离开一地前往另一地的能力。这涉及到人是否可以自由的追求更好的生活、远离危险和损失、获得更多机会和资源的可能性。而限制甚至剥夺这项权利，也就意味着摧毁了人趋利避害、追求更好生活的能力与机遇。
同时，这也意味着政权更加可以控制和奴役民众，让户籍制度下的人们更难以逃脱剥削压迫，更难逃亡和反抗，也更易被镇压。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许多人正是在户籍制度束缚、军警和民兵暴力阻止下，无法逃荒要饭而饿死在家乡。一些侥幸逃亡者也成为政府所称的“盲流（“盲目流动者”）”，没有任何保障而常被抓捕、毒打，惨死。幸运者也只能在无依无靠中凄惨度日，最终不得不回乡或病饿而死。
与户籍制度相配合的，还有一套对于城市社区居民和农村公社村民的管理制度。每个区域都有党干部、公安人员、民兵等负责，再上层级有派出所、公安局、武装部、驻军等，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管制体系。人们想迁移、逃亡、反抗，都会被轻易发现和扼杀。这也正是大饥荒时期许多人饿死也难以逃脱或反抗的重要原因。
中共执政前后都激烈批评国民政府管理基层的保甲制度、指斥保长甲长如何凶恶、“反动”。而中共户籍制度和基层干部、民兵、公安人员，其严密和残酷远胜民国的保甲制度。而基层党支部、派出所、联防队，以及近年的“网格员”，其性质和对民众的监控约束，也都类同乃至超越了古代和民国的里正、保长、甲长。文革时期，还有简单粗暴、侵害人权的“公安六条”，公安人员可以不经严格法律程序对人予以抓捕和处罚（包括判刑和处决）。
户籍制度还将人们依照身份划分为权利义务不同的群体，其中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差别最为明显。当时的城市人也被称为“定量户”，即定期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副食配给，而农村人则需要自食其力且要上交大量粮食。另外，城乡居民都要承担一些公共劳动义务，如修河堤、建水渠、铺梯田等，但在分配劳动时往往是城里人付出较少、农村人付出更多。这些劳动也都是“义务劳动”，而没有报酬。
城市人和农村人所获得的不均衡、不平等，还体现在工农业品“剪刀差”上。所谓“剪刀差”，简而言之就是由官方控制的全国各商品定价，有意对工业品以较高定价（往往高于工业品本身包含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而对农产品以较低定价（往往低于农产品本身包含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这种定价不是基于商品真实价值，也不是源于市场规律，而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制定，并有意利于工业、工人、城市居民，而不利于农业劳动者。
这样，城市工人等工业品生产者、工资较高者，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到粮食和副食等农产品，而农民则需要支付高昂的价格来购买包括农业器械、衣物、日用品等工业品。于是，城市工人和其他非农人口，生活水平显著超过了农业劳动者。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城乡差异，城里人与农村人地位和状态、生活质量、精神面貌的显著差别。这种差别超出了正常国家公民在制度上权利地位平等情况下，正常的城乡差别程度，是在行政和暴力手段、户籍制度下，人为造成的社会鸿沟和人际不公正。
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曾推动“上山下乡”运动，让城市知识青年去农村劳动锻炼。这被一些人认为是缩小城乡差别之举。但事实上，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差距，即便在农村的知青仍然得到超过农民的权利和物质配给。知青给农村带来了更大经济负担、从农民那里分了更多口粮。而且城市青年下乡，是通过拉低整体生活水平试图缩小城乡差别，而非通过城市化等方式让农民过的更好。这对于城市人、农村人、国家发展，全都不是好事，仅仅有利于毛泽东和中共瓦解城市大量失业青年制造暴动的危险、减轻政府的福利支出负担，维持其统治稳定。
有不少毛派、建制派、左派，经常批评民国贫富差距、社会黑暗面，比如说上海南京北京（北平）等大城市灯红酒绿、绅士贵妇、学术大师，农村却大量缺衣少食的穷人，饥荒下饿殍遍野，城市里也有很多衣食无着的流民，并以此讽刺“国粉（民国派、国民党支持者）”。这些评论一定程度是事实。
但问题是，取代了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甚至更严重。毛时代北京上海人温饱基本无忧，文化生活也较丰富，而农村赤贫人口、饥荒中的饿殍，比民国更多。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城乡也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大城市的城中村和打工者也如民国时的流民，农村许多老人无钱养老和看病而自杀。
而且“新中国”不仅存在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差距，还通过制度将城乡和地域差距固化，农村人在权利和福利上天生就不如城市人。民国不禁迁徙，人们可以自由流动和选择背井离乡打拼。民国也没有全国性的社保等级化制度，中央层面不分户籍权利和保障一律平等。
毛时代的中共中国却禁止了农村人自由前往城市，扼杀了千万人改变命运的机会和可能性。城市户籍居民得到粮食配给，农村户籍居民自己种的粮食却要被强征而不能填饱肚子。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户籍居民才得到民国时农村居民的部分权利，且仍然受到遗留的制度性不平等的负面影响。
不同地域的差别与壁垒：户籍制度和分配不均、京沪特权、全国各省区之间制度性的差异、人为的不平等与隔阂
不同户籍和居住地的人之间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还体现在地域之间。户籍制度与行政区划、行政管理制度相合，将全中国数亿人（毛时代中国人口在5-8亿人）划分在20多个不同的省级行政区内。
中国并非联邦制或邦联制等地方自治权很大的体制，而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单一制本来是强调全国整齐划一，尤其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的均一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单一制却颇有特色，即中央集权和地方缺乏自主的同时，又有鲜明的地域壁垒和地域界制度性的不平等。
与城乡之间类似，不同地域的人们也不能自由流动，迁徙需要获得批准。部分省份之间的迁徙和户籍转移，比城乡之间的迁徙和户籍转移还要困难。而生活在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国人，在物质配给、教育资源、升迁机会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其中北京市和上海市“断档式”领先于其他省市区，东北和内蒙古等地次之，其他地区再次之且也可分为更多档。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政治地位独一无二，又聚集着大量高级干部；上海是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在中国南方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也聚集着诸多社会精英。所以这二地在所获的基本食物配给、医疗、教育、住房等资源上，具有绝对优势和优先权。
如北京和上海居每人每月可以获得30斤（15kg）口粮和若干肉类，且优先获供给细粮和精肉，也少有拖欠。其他城市居民得到配给的数量、质量、实际发放的足额度不及京沪，各地农村居民则完全得不到配给。
北京户籍居民可以相对容易的得到名校云集的北京各大学的录取，北京考生在全国重点院校录取比率超过人口稠密的内陆省份5-15倍。上海户籍居民获全国重点高校录取比例也较其他多数省份高出5倍以上。京沪居民的医疗资源，如人均医生、护士、床位数也显著高于其他城乡居民，也得到更高报销比例。
而在国共内战期间对中共支持较多、工业区较大、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东北（满洲）、内蒙等地，当地户籍居民也获得了虽不及京沪，但超过沿海和内地其他省份的粮油肉配给，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更好待遇。如东北和内蒙考生考入全国重点院校的比例是超过全国平均，是河北河南山西湖北等省份的一倍以上。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也得到一定政策照顾，如更多物质和收入补贴、更容易的“提干”机会等。
在大饥荒期间，当全国多数地区都发生饥荒和饿死人事件时，北京、上海却并未发生饿死人情况，只是物质供给略有减少。而这是建立在中共中央强行调剂粮食和副食品、将饥荒地区存粮运往京沪等地的结果。如大饥荒之前和饥荒期间的四川，在毛泽东的力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从饥饿的农民那里强征粮食，运往京沪等地。
在东夫《“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一文中，提到自1953年四川就大幅调粮运往外地，且外运粮食数量不断攀升：
“在逐年大幅增加粮食征购的同时，李井泉最大的“政绩”就是外调粮食——这是那个年代对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贡献。从1953年开始，四川外调出省的粮食急速攀升，由1953年的52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290万吨，7年间增加了5.8倍，成为全国粮食外调第一大省。1957年外调的粮食占全国各地外调粮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麦，调运范围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和三个直辖市。四川的生猪、食用油等农副产品也大量供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于是，中央对四川的粮食、食用油、生猪等农副产品严重依赖的局面就此形成。”
毛泽东对于李井泉积极征粮和外运，给予很高评价：“只知大公无私，不知大公有私”。而大饥荒期间，700万至1100万四川人非正常死亡，包括饿死、病死、病饿而死、为活命偷粮抢粮被镇压杀死等。
同样，安徽、河南、甘肃等地的饥荒，也与强制征收粮食运往外地有关。这些地区在中共治下本来就处于权利地位弱势、缺乏独立性状态。在资源紧张、民生极度恶化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帮助援助，还被加倍的“吸血”。他们为全国和京沪等地承担了各种义务和付出极大代价，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和利益。
查看大饥荒时期各省份饿死人数量和比例情况，越是政治弱势、缺乏独立性和话语权、反抗可能性弱、与境外难以勾连、内陆汉族聚居的地区饿死人越多，京沪东北内蒙及边疆等政治地位高、重要性大、有独特军事和战略价值、独立性较强、涉及政权稳定和“脸面”的地区饿死人较少甚至未有饥饿死亡现象（仅仅在大饥荒期间出现部分物质短缺）。这与中共的地域划分、不平等的地域政策、地域之间的壁垒，有着密切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籍制度，也阻碍了中国各省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经济文化交流，让同属于汉族的中国各地形成不必要的制度壁垒。这也是中共“分而治之”、将权力集中于北京中央政府目的，而有意为之。从中央地方关系看，中共治下的中国不是正常的单一制权力结构，当然也不是联邦制，而是一种既中央集权、又打散地方、人为制造地域隔阂与不平等的特殊体制。这种体制利于中共中央操控全局，而不利于地方的自主与反抗；利于获得政策倾斜的地区，不利于被压制的区域；利于中共权贵阶层和各民族体制内精英，而不利于各地尤其内陆汉族农村民众。
干群、工农、城乡、地域差别从毛时代形成、巩固、达到高峰，改革开放之后仍遗留和变形存在，并影响至今
以上所述的这四大差别、等级制度，正是标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放”、“反对剥削压迫”的毛泽东时代所建立和巩固。而且正是毛时代这些差别和等级最为鲜明和严酷。在这四大差别之下，还有更多基于身份的分类和差别对待。如包括干部和贫农的“红五类”和“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以及更多名目繁杂的荣誉和罪名构成的身份差别。
这些等级制度从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1960年前后最为清晰和稳固，“文革”初期等级制受到一定冲击，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酷的对弱势身份者的迫害。“文革”也没有根本性动摇和改变中国不同群体和个人间的地位和待遇差别。可以说，除了1949-1950年年中这很短暂时期，毛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等级鲜明、高度不平等、充满剥削压迫的状态。这与毛泽东、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宣传标榜的完全不同，也是对中共建党后、共和国建国前的承诺的完全背叛。
讽刺的是，毛泽东还公开提出过要废除包括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差别的“三大差别”，可实际政策却是将前两大差别拉大和固化，第三大差别的“缩差”仅限非体制知识分子，中共干部作为脑力劳动为主的群体，特权反而越来越多，待遇远超农民等体力劳动者。这样的“说一套做一套”，可谓是1949年后中共和毛泽东的常态了。
而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后，毛时代的干群、工农、城乡、地域差别，反而有所松动和发生变化。具体说来，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变化最小，干部显然还是特权阶层，民众继续处于被统治地位。但改开后干部和群众这两个身份的政治属性也较毛时代弱化，而更多表现为权力和利益上的差别。换句话说，干部不再具有某种“神圣”属性，而只与其身份所拥有的权力有关。
工农、城乡差别缩小幅度最大，尤其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取消农业税等，工农城乡差别以不再那么鲜明。工人、农民、城市、乡村各自内部及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分化，超过了工农间及城乡间的差别。
如改开后，工人中有一部分仍然是“工人贵族”（主要是国企央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享受八小时甚至更少工作以及同时优厚的福利；而更多工人是私企普通员工、农民工，加班加点工作，收入偏低又缺乏保障，劳动法对他们的雇主形同虚设。这两种不同待遇的工人，根本不是一个阶级。
而地域差别在改革开放后也有缩小，不同地域之间的人们流动更加便利，户籍迁移也更为容易。但地域之间的资源分配和保障差别仍然较大。尤其在高考录取比率、转移支付分配、各种政策优惠上，仍然根据地域有明显的差别和利益冲突。
总之，改革开放以后走向资本主义、利益至上的中国，反而弱化了大力宣扬“共产主义”毛时代中国的等级制度。虽然改革开放之后的财富不平等日益严重，但制度上的不平等反而有所减轻，民众有了更多自由和机遇，而少了压迫和束缚。人们的身份地位也不再那么的固定和不可逆，而有了更多流动性。
而改革开放以后存在的各种不平等，也有很大一部分正是毛时代遗留的产物。如城乡和地域差别及相关的不公正，很多都与毛时代建立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地域壁垒有关。户籍制度这一最大的历史遗留，仍然深刻的影响着亿万中国人的命运与基本自由。而国企的特权、与民争利，同样源于毛时代国有企业的垄断和优越地位。改革开放前京沪和东北内蒙等地的政策倾斜和获得资源优先性，改开后至今也得到了保留。
妇女在“新中国”：“半边天”与父权从属者的复杂身份；“妇女解放”的局限与渐行渐远
中共从建党到建国，长期都将“妇女解放”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主张，以争取女性和进步人士对中共的支持。在早年，中共也确实较真诚的主张女性的权利自由、反对压迫。无论作为共产主义信仰者对女性解放的立场，还是革命政党反对旧秩序的需要，中共都曾大力推动过妇女事业。毛泽东本人也主张“妇女能顶半边天”，并批评传统礼教和夫权压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第一部法律就是倡导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婚姻法》。许多女性成为中共干部、产业工人、青年学生。中共的若干政策和风气，也有利于女性获得自由、争取平等。
但随着政权的巩固、中共政策从革命到稳定的需求转变、男性主导政治军事经济的现实，中共的妇女政策发生了悄然但巨大的变化。简而言之，就是从主张男女平等，到强调男女分工不同、女性相对从属地位；从主张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到分配婚姻和阻止离婚；从性开放到性保守；从强调女性自主决定命运，到“听从组织/单位/公社、服从安排”。
如一份1968年的离婚诉讼案民事判决书，就反映了毛时代官方以“革命”名义，实际上阻止妇女离婚、要女方服从大局，并将女性追求自由斥责为“资产阶级思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高民监字第177号
申诉人：史德宏，男，三十八岁，京西矿务局干部。
被申诉人：游秀兰，女，三十五岁，中共湖北省咸宁地委干部。
案由：离婚
史德宏和游秀兰于一九五一年自由结婚……近几年来，游秀兰的思想起了变化，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度占了上风……
本院认为……至于“没有感情”，完全是由于游秀兰的资产阶级思想发展的结果……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从各方面进行批判和抵制，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决不能让它破坏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只要游秀兰以“斗私、批修”为纲，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批判和克服自己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双方的婚姻家庭关系是完全能够改善和巩固下去的。
毛主席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人民法院处理婚姻家庭纠纷……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坚决地批判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批准游秀兰与史德宏离婚的判决书，找开了感情变化的原因，避过了两种思想的阶级斗争，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唯感情”论的产物……所以这两个判决书都是错误的，应予撤销。
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67）中民监字第467号判决书和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65）门法民审字第101号判决书。
二、不准游秀兰与史德宏离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印）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判决书反映，“革命”、“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不仅不再是婚姻自由的后盾，反而成为阻止婚姻自由的借口。而主张婚姻自由，成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判决书提到的“社会主义家庭制度”，也正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重新强调传统家庭的重要性，与曾经批判传统家庭及封建礼教的革命潮流背道而驰。而且本案女方还是中共地方干部，也仍然被迫服从，普通女性则更弱势和难以实现离婚自由。
在毛时代，还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和历史细节，也能反映中共对“妇女解放”和女性权利的背叛。如为稳定边疆，中共派遣大批军队和民兵驻扎于新疆等地。而又为了稳定这些几乎都是男性的戍边者，使用软硬兼施方式将大批妇女（包括“出身不好”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亲属、被“改造”的性工作者、城乡流民女性等）运往边疆、与男性婚配。而且是由男性按照军政职务高低，像对货物一样挑选女性。这些女性并没有自主权，而只能听凭安排。
而在毛时代尤其大饥荒期间，还有大批女性因饥荒被家人或人口贩卖者贩卖，甚至自己卖身求活。如女作家依娃的《陕甘逃荒妇女血泪史》所述：
“1：一个妇女，或者年青未婚的女子，可以卖得100元。其中包括坐火车的路费、伙食、汽车费用等等，人贩子除去开销，最后的“利润”可能是五、六十元，这在当时是不少的钱。
2:50元～60元不等。更多的陕西男人，鳏夫或者单身男人根本拿不出一百元钱，就是借，那个年月家家紧张人人没钱，人贩子又着急着走。一般来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把一个妇女从甘肃某县山村领出来，送到陕西某县“收货人”手里，就不会再来打扰他们的生活。于是，50元～60元也能成交，彼此不会吵架闹事。
3：用粮食交换。有时是家里的父亲、兄长，甚至丈夫带领这些妇女出来，挨家挨户的询问，看收留不收留这些妇女、女子。如果有人收留了，讨价还价，换上二、三十斤包谷，也不会太多。当时政府不允许粮食私人交易，如果被抓住就会被没收。
4；一个馍一个媳妇，谁给吃的就跟。一个馍在当时的价格是一块钱，一个馍就能找一个媳妇吗？好像是在说笑话。但是逃荒妇女王秀英，77岁，她说：“我的妹子去相亲，我说能不能看上，回来给我说一声。到那家，人家给吃上了一个白面馍，我妹子就不回来了，跟上人家了。”当时只有19岁的李春花说：“下了火车，就有在火车站等女子的人，他领我到食堂，给买了个馍，就花了一块钱，吃了，我就跟回来了。不说人模样子好不好，先有个地方住下。”
5：白捡一个媳妇。有些妇女是下了火车，漫无目的的要饭，到一个村子被人收留，就一个馍都没有了。还有些是在烂庙里、小草房里休息，被村里人领回去，就那么生活在一起，一分钱都没有花。白捡了个婆娘。
6：儿女白白送给人。有一些妇女来陕西时带着四、五个孩子，因为没有户口，新的夫家很难养活，她们会把一、两个娃娃送给别人抚养。“女娃娃有人要，男娃娃没有人要。”“小的有人要，大的没有人要，害怕养活大跑了。”送自己的孩子给人家，不得分文，只要求把孩子养活大。娃娃跟母亲逃荒出来了，还是不得以送人了。”
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这些妇女逃荒来陕西后不可能在城市找到工作，生活下来，她们唯一的生存之道——嫁给一个陕西男人。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都反映了毛时代中国绝不是一些人尤其西方左翼想象的女性得到自由解放的伟大国家，而是充满着对妇女的禁锢和女性的血泪。至于上层阶级的女性所得到的权利自由，那显然不能代表中国全民。许多中外的左派和毛派批评民国时期自由恋爱、身份高贵、颇有成就、活跃于社会和公共舆论的妇女是“吸食人民血汗的贵妇”，而平民妇女饱受压迫和贫困之苦。那么毛时代那少数上层女性又是什么身份？“新中国”平民女性的恶劣处境又算什么呢？
另外，中共在对待性问题、对规训女性行为的态度、LGBT问题等，也可看出中共的保守化。早期革命年代（1920-1930年代）的中共是支持性解放性自由的，但后来逐渐强调妇女对婚姻的义务。在毛时代，城市乡村还都盛行抓“搞破鞋（婚外情）”。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就以此为背景。中共对于女性的个性解放、性自主从提倡和赞扬，到回避和贬损。另外对于同性恋问题，中共也倾向保守化，还冠以“流氓罪”进行迫害。这与左翼反叛传统、个人解放、同情弱势和少数群体的立场是相悖的。所以从毛时代的中共已逐渐体现其“形左实右”的保守性。
在中共的定位中，建国后中国妇女的地位，已从“应获解放的被压迫者”，变成了“应从属于父权的顺从者”。而“父权”既包括执政的中共，又包括家庭的男主人。妇女群体尤其中下层妇女，成为中共利用发展生产、安抚男性、稳定社会的工具。当然在具体不同时期，中国女性及女权状况也有变化，近年显然走向更加保守。如“离婚冷静期”被写入《民法典》、女权遭受打压等。
笔者也并不否认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女性权利上取得的一些成就，但也必须看到它在妇女解放上的局限、反向行为，以及其治下女性遭受的苦难。中共及其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确实打击了传统礼教、宗族、家庭对女性的束缚，但又以国家政权这个新的“父亲”，让女性继续在父权压迫下沦为他者的附属。
关于中共及“新中国”女权问题及历史，笔者另外有文章论述，在此就不再详细展开。仅以以上这些论述和例子，即可说明中共对妇女及妇女解放事业的背叛。
“为穷苦人斗争”的“共产主义”旗帜与“社会主义”面具下，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70余年：中共治下“新中国”对弱势者的利用和抛弃、压迫与剥削
“新中国”的建立，在中共官方宣传中，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压迫一去不复返了”、“穷苦人翻身了/盼来希望了”等。可纵观1949年至今的70多年中国大陆的历史变迁和国情民情，包括1949-1976年毛泽东执政期间的中国，真实情况与这种宣传不仅大相径庭，还有许多完全相反的现实。
在毛泽东时代，穷人名义上得到了很高尊崇，“贫下中农”在当年就是十足的褒义词，“富人”则是贬义词。“忆苦思甜”也颇为流行。可同时，当时中国最穷困的人，包括饥荒中的农民、城市流民、“黑五类”等，却遭受着残酷的对待。许多贫民百姓被枪毙、活活打死、酷刑虐待致死，活着的穷苦者也遭受无尽折磨。被认为没有配合中共政策的农民，以及为求生偷拿一些粮食的公社社员，普遍受到各种批斗和虐待。当时的劳改营、收容所，有大量社会底层人被关押，疾病和饥饿让他们生不如死，劳教干部及管理犯人的犯人都很凶恶。
这些弱势者自己无力发声，个人经历几乎都湮灭在历史中。只有通过其他人搜集的只言片语信息，才能侧面了解这些穷苦百姓的遭遇。杨继绳的《墓碑》不仅记载了大饥荒的悲惨，也搜集了逃荒农民被抓捕、虐待的信息。而如巫宁坤的《一滴泪》、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等都回忆了当年劳教机构的残酷。而莫言、严歌苓等作家基于真实历史改编的文学作品，如《丰乳肥臀》、《陆犯焉识》等，也能为那些受难的底层人做旁证。
如杨继绳《墓碑》中记载的公社干部对农民的虐待和造成的死亡：
“这份报告介绍，龙王公社人和管区有 3 被人整死，2 人被整残。贫农社员龚明通因出工不积极，被分支书记罚扣饭 15 天，他饥饿无奈，挖了一些红苕，被 “洗毛芋子”而成重伤，送回家后上吊自杀。大明管区分支书记廖某，强令有病的社员肖有根从公社背米回管区， 肖走得慢一些，就以“磨洋工”的罪名，轮流三次给肖“洗毛芋子”，第二天，肖上吊自杀。肖父因气愤不已而死，其妻精神失常，幼子无人照看也很快死亡。1960 年 8 月，土桥管区双流公社就有五个社员被干部迫害致死。该社总支委员兼前进管区支部书记吴某，在 1960年一年内就逼死社员两名， “洗毛芋子”10 多人，扣饭 300 多人，罚款罚苦工 20 多人。又新公社社员周玉明因得肿病，管区主任周某强迫其出工，昏倒在地，而主任反而诬陷他偷吃红苕，当即毒打，拖回办公室，第二天即死。据不完全统计，土桥区从 1960 年 1 月到 11月，由于干部扣饭饿死 8 人，因占小便宜被干部组织斗争、 “洗毛芋子”而后自杀 26 人，被干部活活打死 2 人。
据不完全统计，长宁县桃坪公社总支书记、委员、支书与乡干部 15 人当中，关过社员的就有 9 人，占 60％。全社伙食团长以上的干部 441 人当中，扣过社员饭的 212 人，打过人的 19 人，捆过人的 48 人，虐待病人造成死亡的有 31 人。被他们扣过饭的社员不计其数。他们私设劳改队，私设监狱，不准病人吃饭，强迫病人劳动。碾坎生产队罗大娘母子 4 人病在床上，10 天不给饭吃，死了 3 人。中坝管理区的劳改队中有一个叫陈玉秀的 11 岁 女 孩 ，她被迫干了 5 天 5 夜的活，疲劳过度，口鼻流血而死。大同管理区社员李友成怕扣饭，带病出工，病倒田间，被抬回后，队长说他装病，踢他几脚，回家即死。”
那些在大饥荒中企图活命的农民，当然也是穷苦人，也符合中共名义上尊崇的“贫下中农”定义。可对于这些人，并没有看到中共的仁慈，反而中共军警是非常残暴对待他们，包括殴打、拘禁、劳改，以及对反抗者的杀戮。
曾经的、未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共，鼓励生活艰苦、处于被压迫境地的人反抗压迫、“打土豪分田地”、“打倒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国民党反动派”；而中共掌权后，却千方百计阻止相同处境的农民和各种穷苦人，把反抗者不分是非和行为缘由的称为“土匪”、“反革命”，予以无情的镇压。
中共对于并未反抗政权、只是逃荒要饭的饥民，即便太多无法全部阻止和拘禁，也会在领导或外宾到来时驱赶离开，以免影响观瞻。
如“革命圣地”延安在毛时代就有大量乞讨者，有外宾到来就会把他们从街上“收容”，等到外宾离开再放出（引自人民出版社《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
“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来此观瞻的外宾很多，每逢外宾到来之前，公安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集中到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
显然，在中共执政者、各级官吏眼中，党和政府的面子、国际观瞻，比老百姓的生命和吃饭的诉求重要。这与其标榜的“为穷苦百姓而斗争”、“贫下中农最可敬”完全不符，反而与其批判的“国民党反动派”、“北洋军阀”高高在上、践踏穷苦人、弄虚作假、取悦洋人等颇为相似甚至“更胜一筹”。
中共之所以能夺取中国大陆控制权，曾经正是依靠了来自农村的大量兵员和后勤人员，尤其贫苦农民的支持。中共也说淮海战役胜利是“支前民工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中共利用了农民而战胜国民党、成功执政；执政后又通过压榨农民得到工业化资本，也养活了中共干部。但利用了农民、榨干贫下中农的剩余价值，这些穷苦人就被中共所抛弃了。旧的被榨干的穷苦人最终凄惨死去。新的穷苦人又成为政权的廉价甚至无偿劳动力，又开始新一轮的压迫与剥削。
名义上，中共信奉的是为被压迫者说话、为穷苦人代言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却是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对待穷苦的人，只有利用而没有真正的爱护。他们对于有“统战价值”（讨好就有利于统治，得罪则容易遭报复）的势力和人员，无论日本战犯、“美帝国主义”总统尼克松、阿尔巴尼亚友人，都可以极尽热情的招待、不惜代价的示好；对于没有依靠、任其摆布的中国底层百姓，则任意凌虐和遗弃。哪怕曾经，中共承诺过要给这些中国穷苦地方的穷苦百姓好日子、要打倒压迫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
当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实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加明显，中共统治存续成为中共执政集团的核心关切、一切政策的源头。改开后的中共将共产主义理想束之高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目下的权贵资本主义成为主导国家发展的真实路线。这时中共对“反剥削压迫”、“为穷苦人代言”的宣称越来越少，背叛初心越来越明显。
一些人因此认为中共是改革开放之后背弃了共产主义、背弃了反剥削压迫和为穷人代言的初心。但据前面所述可知，从1950年代开始、从毛泽东时代，中共就已经实质上背叛了这些信仰和初心。只是毛时代的中共通过一系列激进左翼政策、红色宣传，掩盖了中共真实的政策、中国复杂的情况，给许多人（包括亲历者和旁观者、中国人和外国人）以错觉。
当然，也确实有一些穷苦出身的人及其家庭，借助中共崛起而成功“翻身”，甚至成为中共高级干部。这些人从在民国时期的食不果腹，到中共统治后的衣食无忧甚至富贵荣华，确实是从中共受益了。但他们并不能代表大多数贫苦百姓的命运，他们只是蜕变为新的既得利益者，依靠对另外的多数贫苦者的剥削压迫过上了好日子。他们运气也比较好，没有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家破人亡。但他们的“翻身”、幸福、因中共而得益，显然不能证明中共真的让中国劳苦大众普遍幸福，只能反映其与“打江山后坐江山”的古代造反者本质相同。
对被压迫民众和穷苦百姓的背叛、公开宣称与实际作为的相反：中共的背信弃义和表里不一，造成中国国家命运悲剧与亿万人民的祸难
中共之所以曾经得到中国社会各领域的真实支持，从一个建党时仅50余人的小党，发展壮大到可以统治中国大陆900多万平方公里上的几亿人民，以及它对中国内外宣称其合法性、优越性、执政必要性的来源，正是其为穷苦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代言，反抗各种剥削和压迫，建立人人平等新社会的主张和承诺。
可中共在1949年后至今，从整体上及多数具体情况下，显然背叛了其承诺，许多实际政策和行为与其公开主张的完全相反。中共在政权稳固后，从被压迫者的代言人转换为压迫人民的上位者，穷苦百姓遭受剥削和苦难的来源。只是相对于封建王朝和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宣称信仰共产主义的红色政权会做一些与前者不一样的表面功夫和各种新的名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国家，可实际上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国家领导人在内权力阶层的产生和轮换，并不由人民决定，而是中共一党专政和黑箱操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
中共宣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压迫民众，可中共一己之力就在专制、管制、压榨程度上超过了“三座大山”的合力，从镇压和屠杀异己，到造成饥荒和内乱，以及长期的干部对群众的严酷管理，比“三座大山”带来的灾难更大、压迫更深；
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名义上归全体人民所有，可普通大众并不能无偿享受国企产品和对国企进行监督，也并没有均等机会进入国企就职；中共干部公开被要求“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人民为他们服务；
中共批判旧社会官僚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为农民的苦难疾呼，执政后中共以“农业合作化”等名义剥夺农民土地所有权，中共自己成为全国的“大地主”，对农民的粮食和税款征集比旧社会官僚地主更甚，农民更加穷困；
中共批判古代王朝的官吏衙役和民国军警特宪对社会的控制、对民众的镇压，保甲体制的邪恶等，说过去全国各族人民都在“大监狱”里，中共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无孔不入的控制和管理，还以户籍制度剥夺民众自由迁徙权，国家权力渗透到最基层，让各族人民生活在新式的、更残酷而难以逃脱的红色牢笼中；
中共推崇工业劳动者，批判旧社会权贵对工人的压榨，宣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却只是造就了工人身份的新贵族，让拥有正式身份的工人凌驾于农民之上，又大规模实行同工不同酬的临时工制度，改革开放后又制造无数“血汗工厂”和“996”模式企业，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劳动者和追求平等的立场背道而驰；
中共对于古代“人吃人”社会里穷苦百姓极为同情、批判那些歧视穷人和弱者的高高在上者，可中共执政后底层民众更无权利尊严，为了党和领袖的功绩面子乱搞农业、虚报数字、造成饥荒，又为了政权稳定和内外观瞻，宁可暴力阻止饥民逃荒要饭、以“收容”等名义监禁和虐待无依无靠的流民；
中共宣称要解放妇女、要女性和弱势群体翻身当家做主，但执政后就更强调妇女服从包括强制婚配在内的各种安排，做国家政权的螺丝钉、男性主导家庭的附属品，并冠以“革命需要”等冠冕堂皇的名义，压制女性对权利自由的追求；
…
总之，中共在执政后的许多行为，都与公开的宣传和执政前的许诺背道而驰，反而与其曾大力批判的邪恶势力和丑恶行为相一致，且其统治下人与人更加不平等，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压迫剥削更甚。只是这些丑恶被换上了不同于旧社会的新名目，政权换上了新“马甲”，更多迷惑性和虚伪性。
当然，中共在执政后也并非完全没有做任何好事，并非一点初心都没有保留，也确曾做了一些让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受益的事，也客观上打击了中共之外其他的各种恶势力。如“爱国卫生运动”促进了医疗卫生体系在基层的普及、妇女解放运动打击了传统礼教对女性的规训，土地改革等政策曾在一定时期促进农民收益和劳动积极性等。改革开放之后，也有一些扶贫开发、民生工程，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法治和文教也有进展。
但这些成就和益处远不及中共执政带来的损害，且很多属于执政者应做的基本义务，有些好政策仅仅短暂进行而后来又转向坏的方向。这些都让中共的成就大打折扣，不必对其过誉。在全球进入有史以来最为和平、生产力大发展的20世纪后半叶，中共执政的中国即便纵向比旧社会有进展，和全球尤其欧美、日本、韩国、新加坡、港台等相比，显然是大大落后了，中国被中共拖累了。
而且，中共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落后，而恰恰在于在其宣称的“反对剥削压迫”、“解放劳苦大众”、“人人平等”等方面，其实际行为与官面主张的背道而驰、表里不一、背叛承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被分成若干等级、贴上标签记入档案、人与人不平等现象无孔不入，也是政权对民众压迫最沉重的、人民最没有自由最不解放的历史时期。而改革开放以来不平等继续存在，但束缚有所松动，剥削压迫也变换了具体方式和表现。
有一部颂扬红军的话剧《从湘江到遵义》，因其中借由红军之口质问当代中国现实的“红军十问”，内容颇有政治敏感而具刺激性，导致话剧演出被叫停。而这“红军十问”，可谓振聋发聩，讽刺了中共政权（以及许多中共干部）对曾经理想的背叛：
“我们的身体，早已深埋在泥土里！
我们的灵魂，经常在天上会合！
我们仍在牵挂，我们流血牺牲建立的新中国！
我们当年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长征并没有结束，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这“红军十问”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前面的陈述和评论，也给出了回答。曾经的中共革命者、红军战士，起码有一部分是真的有“改天换地”、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让所有穷苦人和被压迫者得到解放的理想的。这也是许多人不怕牺牲参与革命，为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的动力。
经历千难万险，中共从弱小到壮大，从边区窑洞到京畿红门，从一船之地到拥有万里江山，红色革命者成为中国执政者。可他们执政后的行为，背叛了初心、废弃了承诺，并且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的悲剧和不可逆的损害，人民遭受祸难和付出惨痛代价，许多人的生命无辜的毁灭。许多暴政披着“阶级斗争”、“革命”、“反对压迫”等名义，实际则是在进行剥削压迫、对人民施以奴役、造成不平等不正义。
中共所作所为，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根本目的。马克思坚定的批判剥削压迫，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代言，追求平等公正与自由解放。中共及世界上其他若干列宁式共产党，表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若干思想和主张，如公有制、工人至上、反对资产阶级等，但却以各种名目造成更严重的不平等不公正、更残酷的剥削压迫，更加束缚人民自由和欺凌社会中的弱者。他们有马克思主义的皮毛，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心灵。所以中共的行为是背叛而非继承了马克思主义。
执掌权柄、坐拥庞大国土和各种资源、驾驭十几亿人的中共执政集团，在依靠虚假承诺软硬兼施连打带骗取得政权后，坐稳了权力宝座，就再也不愿意“下去”了，而是千方百计保住政权，不择手段的维护统治，保障这庞大的食利集团、剥削阶级的特权。中共从激进的“革命党”，到最顽固的“保守党”，其变化如此巨大，在许多人意料之外；而若深知人性和社会现实，又能明白这在情理之中。人往往是利己自私的，失去制约的势力也必然腐化堕落。
但无论如何，中共背叛建设人人平等新社会的理想、废弃为穷苦百姓代言的承诺，摇身一变成为剥削压迫者，都是不可原谅的。而且中共政权犯下与传统封建王朝、资产阶级政权相同罪恶，如残虐对待底层、执政集团特权等，中共政权应被加倍的批判。这是因为其表里不一，且正是依靠各种美好许诺争取到支持和夺取政权，所以对这样背信弃义者应格外谴责和唾弃。
1949年之前和之后的“两个中共”：从可同情理解敬佩的革命团体，到压迫人民作威作福的“新阶级”，蜕变令人心痛，背叛最为可耻；对于如此重要和耐人寻味的历史与现实，加强研究和反思特别重要
1921-1949年在野、割据、处于抗争状态的中共，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罪恶，但也有许多值得敬佩之处。比如确实是为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抗争，为弱势群体发声，也主张自由民主和军队国家化。许多共产党人，确实有理想和牺牲精神，为信仰、为国家、为人民付出了生命代价。而当时的共产主义革命虽然残酷和充满破坏，也是被压迫者、不幸的人遭受苦难后的反抗、反噬，也是可以同情与理解的。
但1949年之后尤其1950年代初之后上位、执政、大权独揽的中共，则其本质、主流、80%以上的行径，都是恶的、坏的、应被批判和唾弃的。这时他们不仅不再是被压迫者的代言人，还是压迫人民的红色特权阶级。中共各级干部享受了其统治的这块巨大领地上最优质的资源，包括衣食住行、金钱美色，以及许多无法以钱财衡量的服务。留给平民大众的，只有残羹剩饭。而干部之外的中国人，也被按照出身、职业、地域等划分为不同权利和待遇的群体。旧的社会等级看似消亡了，新的等级制度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及各种潜规则出现了，并且在暴力机器为后盾下得以巩固和难以撼动。
执政后的中共统治集团所作所为，与理想和承诺背道而驰，驾驭国家、管制人民手段的残酷，胜于其批判和推翻的旧政权、旧社会。在血与火洗礼后出现的，不是充满光明和正义的美好国度，而是红色幕布遮盖的黑暗牢笼。在打倒许多旧的权贵精英后，主宰国家的是换汤不换药、更加粗俗野蛮的“新阶级”。虽然1949以来的中共内部，并非没有坚持理想与守护良知者，但那显然是少数。而且每一个中共成员无论是否保有良知，都已经享受了特权，成为压迫阶级的一员和国家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
1949后的中共背叛了1949前的中共，数百万计的中共干部背叛了曾经的自己，老年毛泽东也背叛了青年毛泽东。中共也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效仿了列宁和斯大林，却又比列宁更加背离社会主义，比斯大林还残酷无情。中共的背叛和为恶，让汉族和中国其他许多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许多个体生命被或迅速或缓慢的毁灭。
而其中尤为悲惨的，是那些相信了中共看似诚恳的许诺、“新中国”美好愿景的那些中国人。他们实实在在被骗了。这里包括青年进步学生、知识分子、农民、妇女、前民国政府人士、国军官兵。他们正是听信中共的统战宣传，或加入中共，或充当地下党提供情报，或参与反国民党活动，或提供后勤支持，或率兵投诚。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1949-1976年间都饱受劫难折磨，许多人死去，幸存者也处境凄凉。
他们中绝大多数生前都后悔了，可世上并没有后悔药。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参与推动建立的、名义上属于人民、却只属于一撮人的政权越来越稳固，自己支持的看起来朝气蓬勃进步开明、实则阴险歹毒的政治势力肆无忌惮的压迫和掠夺。这些人自己也被其所滋养的利维坦先后吞噬，却已经无力反抗。这些人在中共诱骗下，一步步走入自己挖掘的坟墓中。
严谨的说，中共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欺骗大众的心态、以夺取权力后享受特权为目的。比如中共一大及陈独秀担任领袖时，怎样看都是一个充满理想、希望救民于水火、让国家民族摆脱内乱外患、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的政治团体。但随着它的成长、壮大，经历诸多内部纷争与外部挫折，在人心的贪欲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影响下，逐渐蜕变，变得功利、阴险、暴戾。
而当中共真的打败各路势力，从西柏坡走入北京城，主宰了中国大陆亿万人命运、可以对庞大国土上的资源予取予求时，它完成了彻底的蜕变，露出了无情、蛮横、残暴的本质。它吞噬了上亿人美好而宝贵的生命，将国家民族带入充满悲剧的道路，在国际上被长期边缘和孤立，还让国人之间丧失信任、社会道德崩坏。中共所作所为也让其自身堕落，毁坏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左翼的愿景与声誉。
中共背叛了关于追求平等、反对剥削与压迫的理想与诺言，成为这世界上最大的特权集团，其实也并不意外。因为人性就是自私的，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也是难免的。无论一些人的初心多么纯洁、某些党派的理想多么高尚，但经历了世间的复杂残酷，最终取得不受制约和垄断性的权力时，蜕变和背叛就成为了某种必然，或者说极高概率的事情。古今中外，从农民起义到贵族自我革命，都难免是打倒旧的权贵，迎来新的“人上人”。
而只有真实的民主政治，包括政治多元化、普选、言论和新闻自由、开放包容型制度和社会氛围，能够最大程度弱化特权、减少不平等。虽然剥削压迫和不公正仍然会存在，有人就会有黑暗面，但还是好于一党专制权力垄断。未来的中国，当然应该走向民主。
到那时，经历“转型正义”和必要清算前提下的中共，也同样可以与其他党派和平竞争。或许那时的中共，能部分找回1921-1949年一些真诚的共产党员的初心，愿意真的站在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立场为穷苦和弱势者发声、促进社会公平和人际平等。东欧一些在冷战时一党专制的共产党民主化后“社会民主党化”的变迁，就可以作为某种可资参考的前例。尤其作为在野左翼，共产党对执政党的监督和批判往往是很有力的（但若自身执政就很容易蜕化），就像民国时期中共对国民党及社会黑暗面的激烈而有力批判那样。如果中共真的愿意如此，也算对旧日之恶的一种弥补，对早期理想的追回。
只是，中共断然不肯放弃权力。因为中共从上到下都“尝到了权力（好处）的滋味”，再也不肯放弃既得利益。1949年后许多人加入中共，正是为了特权、特殊利益。改革开放后的“入党者”，更加公开的功利化、党员间心照不宣。当今的党员没有几个真诚信仰共产主义及相关思想，而普遍就是为了名利、物质欲望。
而且中共背叛了革命理想、杀戮了放弃权力且放下武器的投诚者、压迫和遗弃了弱势民众，也害怕自己放弃权力招致同样后果、被新掌权者杀戮、被人民报复。即便有放弃独裁实行民主的“回头路”，中共也不愿、不敢、不会走。起码，没有外力强力推动和压力，中共断然不会自行结束专制、实现民主和政治多元化，也不会放弃特权和公平分配。
那么，也只有中国人民努力抗争，实现民主，才能终结中共持续的对其历史承诺、对人民、对国家民族的背叛，也才能最大程度减少剥削压迫和不公不义。人民的抗争也可促成中共在压力下内部的反思和部分有良知者的改变。那样对于中国人民，对于各弱势群体和受难者，乃至对于中共，都是好事。
一个世纪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浪潮，让中共在内若干标榜反对剥削压迫、为受苦受难的穷苦人代言的势力迅速崛起，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共振。古老的、从昏昏欲睡中觉醒不久的、内忧外患的中国，也深度卷入这股历史洪流。饱经苦难和内外欺凌的中国人，面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许多人被深深吸引，为了那“乌托邦”奋不顾身的战斗与牺牲。还有更多人因各种原因被裹挟入革命。
在中共真真假假的承诺、虚虚实实的旗号、亦真亦幻的愿景引导下，中国大陆“换了人间”。“新中国”的朝气蓬勃与暗处的肮脏并行，工业生产的机器轰鸣与镇压异己的枪声混杂，土改丰收的喜悦与饿殍遍野的饥荒前后到来，破旧立新的号角下有形文化与无形道德不分良莠被践踏。毛时代的悲剧尚未足够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到底是什么、又将走向何方，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不厘清历史，人们也会更加浑浑噩噩。
中共的崛起、当权、背叛，有许多需要人们正视和反思的地方。虽然相关研究和反思已有很多，但相对于中共对中国历史与新时代巨大影响、纷繁复杂的细节、留下的诸多问题，显然还要更多、更客观、更认真的梳理、发现、思考。这不仅是过去的历史，也是正在进行的现在；不只是学术与谈助，还是事关国家与个人命运的现实；不仅关乎政治，还涉及对人性根底和重要社会规律的认识与应对。
作者:王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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