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耀南  央广 Rti 2026-7-17 | 转自 新世纪

警方国安处人员15日同时搜查位于旺角的「留下书舍」和「田园书屋」(图)，后者自1976年经营至今，专营香港、台湾的文学、历史、哲学等书，是香港较有名气的独立书店。图片来源：美联社/达志影像

警方国安处人员15日同时搜查位于旺角的「留下书舍」和「田园书屋」(图)，后者自1976年经营至今，专营香港、台湾的文学、历史、哲学等书，是香港较有名气的独立书店。

七月二日，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病逝台北，享寿七十岁。不到两周，香港警方国安处搜查「留下书舍」与「田园书屋」，拘捕五名相关人士。两件事接连发生，令人很难不把它们放在一起看。

铜锣湾书店的流亡之路

十年前，林荣基因经营书店、贩售中国大陆无法出版的政治书籍，被中国当局拘禁，后来流亡台湾；十年后，他刚在异乡离世，香港又有书商因店内的书被捕。人已经走了，他所经历的事却没有成为历史。

二○一五年，与铜锣湾书店及母公司巨流传媒有关的五人先后失踪，后来证实均被中国当局控制或拘留。林荣基在深圳过境时被带走，蒙眼押送，长期受到监控，并被迫录制「认罪」影像。据他返港后公开披露，中国当局让他回香港，是要他取回书店的顾客资料；他最后没有依照要求返回中国大陆，而是留下来召开记者会，说出被拘禁的经过。

二○一九年，香港政​​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林荣基担心自己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决定离港赴台。他后来在台北重开铜锣湾书店。同一块招牌离开铜锣湾，挂在台北街头，本身就是对香港处境最直接的说明：一家香港书店，必须离开香港，才有办法继续存在。

香港曾经是中国境内出版最自由、也最活泼的地方。过去到香港旅行，不少中国大陆游客会特地去铜锣湾、旺角的楼上书店，购买在内地找不到的书。六四、文革、中共党史、高层政治、维权运动，以及遭官方排除的个人回忆，在香港都还有出版和流通的空间。这些书的品质当然参差不齐。有些考证严谨，有些捕风捉影，甚至靠政治秘闻招徕读者。但出版自由的意思，本来就不是政府替读者保证每一本书都正确，而是让不同说法有机会进入市场，接受查证、质疑和反驳。一本书若有错，可以由另一本书指出；如果书中涉及诽谤，也有一般法律可以处理。警察不应成为书评人，更不该决定读者可以接触哪一种历史。

国安法下的模糊红线

如今情况已经完全不同。警方这次依《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展开调查，指五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这是四个月内第三轮涉及独立书店的拘捕行动。三月，一拳书馆负责人及职员被捕；六月，猎人书店负责人等人被捕；到了七月，又轮到留下书舍与田园书屋。

书店没有武器，书商也没有组织暴力行动。警方所处理的是书架上的出版物。按照当局的说法，这些刊物可能引起他人对香港政府、司法机构及执法部门的憎恨。问题正在这里：批评政府、质疑法院判决或记录警察执法，何时开始等同危害国家安全？如果一本书让读者对政府产生不满，究竟是文字「煽动」了读者，还是书中记载的事情本身就值得愤怒？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事件时，要求书商自行确保所售书籍不会危害国安，并把这种责任比作食品安全：卖食物的人有责任确保食物不会令人肚痛，也不能有毒。这个比喻相当突兀。食品有成分标示、卫生规范和检验标准，思想和政治评论却没有一套可以客观检测的「毒性标准」。政府拒绝列出禁书清单，又要求书商自行判断，等于把一个原本应由执法机关说明的法律界线，丢给每一家书店承担。

判断错误的代价不是行政罚款，而可能是最高七年监禁。在这种情况下，书商最合理的选择不会是逐字研究法律，而是避开所有可能惹麻烦的作者、题材和出版社。政府甚至不需要逐本下令禁售，只要维持红线的模糊，再办几宗案件，就足以让出版业自行收缩。这也是没有禁书清单比公布禁书清单更令人不安的地方。若有清单，至少还知道边界在哪里；现在的做法则是让出版社不敢出、物流商不敢运、书店不敢卖、图书馆不敢藏。久而久之，审查不再需要由政府逐项执行，而是由每一名作者、编辑和书商在工作之前先替政府完成。

看不见的审查与空白

香港的书店不会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书展仍然可以人潮汹涌，商场里也不缺畅销小说、旅游指南和投资理财书。问题是，能够记录政治、挑战权力及保存不同历史记忆的书，将愈来愈难出现在架上。书店的数量可能没有归零，书店作为思想空间的功能却正在消失。北京一直把香港的出版自由看成国家安全的缺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那也曾是中国社会少数仍能接触不同资讯的窗口。许多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作者，至少可以在香港留下作品；许多被官方删去的历史，也还能在香港找到纪录。对北京来说，这些声音也许刺耳，却能提供官僚系统之外的资讯。

一个政府若把所有批评都当成敌意，把令人难堪的记录都视为威胁，最后只会愈来愈难了解自己所治理的社会。消除不同意见可以制造安静，却不能解决造成不满的问题。香港出版业的衰退，因此不只是几家独立书店的经营困境，也显示「一国两制」原有的制度差异正在消失。香港没有正式采用中国大陆的出版审批制度，却透过国安执法、海关查验、图书馆下架、书展资格与业者自我审查，逐渐产生相近的结果。

林荣基把铜锣湾书店带到台湾，保住了一块招牌，也留下了一段香港曾经可以自由卖书的记忆。但书店终究不只是招牌和店面，而是作者愿意写、出版者敢于出版、书商愿意陈列、读者能够选择。少了其中任何一环，自由出版都很难维持。今天的香港仍有书店，也仍然举办书展。只是书架上少了哪些书，人们未必知道；还有哪些书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敢出版，更不会留下纪录。这种看不见的空白，才是香港从书城走向禁城最清楚的标志。

作者》洪耀南 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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