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伟牧师文集 2026-7-17 | 转自 新世纪

禁书年代的香港书展

盛世年代的香港书展，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不同书店或出版社有特别针对时势的新书。

想当年，2003年香港书展，有尊子着的政治讽刺漫画《煲呔僧》（次文化堂出版），也曾有分别讽刺董建华与叶刘淑仪的《老懵董》（2000年出版）及《扫把头》）（2001年出版）。

盛世年代，香港书展有「基督教出版联会设立「基督教坊」，集合香港不同教内出版社与机构，一同推动阅读，有其作用。

商业主导的散货场

早于2015年，任志强（饮者）已对香港书展提出质疑：「如是，一个由贸发局主导的年宵式大卖场，就在各大媒体合力炒作、市民努力配合之下，成为了我们每年夏季的城中盛事。而不管场内场外，从排队进场时的干煎烘焙、不同场馆之间的潮水人群，到大小摊档的劈价散货、顾客一车二车的扫，都充满极强烈的压迫感和惨烈气氛⋯ 有趣的是，差不多每年都有人慨叹，书展不知何时失去了文化气息沦为散货场；其实自从贸发局接手主办这二十多年来，书展一直如此，何『沦为』之有？」」（〈拒绝书展〉，《时代论坛》，2015年7月17日)

当香港书展以商言商，主办单位以市场销售作为其定位，参展出版社与书店要付出昂贵的参展费用，所谓推广阅读，变成了口号而已。香港书展已经变质，商业主导，失掉了文化灵魂，成为促销的短期散货场了。

那些年，已经有声音发出，昂贵的场租成本与「基督教坊」的存在价值。有些基督教背景的出版社，如「突破」，从来不参与「基督教坊」，选择用另外方式临在书展当中。倘若经营艰难的教内团体，不能取得合理回报，反要倒贴，我们便得反思「基督教坊」是否值得继续存在当中？

有些同工认为其他宗教或异端不断扩展，失了「基督教坊」便是失掉见证的临在。这些机构同工务要使「基督教坊」不计成本延续下去。

安全界限的出版书

2020年通过「国安法」之后，红线无处不在，香港已经失掉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不同独立书店被招呼，有些店员无辜被捕，敏感书本不能售卖，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要下架。

香港书展的生态，正反映香港整体社会自由的倒退。随着国安法等红线的出现，这条红线在实践中成为无法看见且会随意「飘移」的「红线/红外线」（任志强于2026年七一祈祷会的分享）

任志强认为，高压的社会气氛让市民与出版界自设安全界限。为了书展的展销与出版策略，大多出版社（包括基督教出版社）为了避险而放弃公共领域的探讨，导致书籍与文化讨论变成单一化、犬儒化，甚至呈现一种「文化贫血」状态。

当香港进入「禁书年代」，香港书展已经成为笑话，我们便得反思：「基督教坊」是否也到了退场的时候？若果继续存在，就是唱好香港故事，说明香港仍有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

我想未来岁月，更多有良知的港人会选择不去「香港书展」买书，因为这项所谓盛会已经失掉其原来的意义。

推动阅读的出版社

「去书展」买书，与鼓励阅读，是两回事，不存在必然关系。当只存在官方认可「政治正确」的书本可供购买与阅读，我想这种「限制式阅读」，正是读者有权选择与否。

请不要向我说，阅读宗教书本，与政治无关，因为所有阅读是个人自主独立的思考，必然与广义的政治相关。当政权或教权指定哪些书可以阅读与否，这种「由上而下」的权力操控，正是读者个人行使其自由意志，选择配合与否。

今日，教会不会出现禁书名单。过去，教会历史曾经有，现在汲取了教训，教会领袖明白「禁书」，只会造成反效果。

我想起多年前，联同其他机构借用某宗派大堂会，举办特别聚会，设有书摊。想不到，这大堂会行政干事奉上面之令，要求把售卖书本的名单送检，方能成事。这心态反映在上的，忧虑某些不合心意的书本，一旦出现在某大堂会，便会污染了其信仰的纯洁性。

基督教出版社的存在，不是为了卖书的求存，乃是为了国度使命。出版社同工要重新定位其存在的价值与使命。当我们思考是培育哪些国度门徒，我们便要认真看待其出版使命。有些出版社，为了营利而出版某些垃圾书本（不宜出版，只因满足作者虚荣感而代其出版，通常作者支付出版社有关费用。）

当基督教出版社能以推动阅读为目的，培育能独立思考且有辨识能力的信徒为己任，适当分享其文字资源（网络图书馆等），提升下一代有深度且持续的阅读，这便是使命的达成了。追求畅销书的出版，不应成为使命的指示。

书局是途径，书展也是途径，并非目标所在。基督教出版社可以因应商业环境结束门市，也可以拒绝书展。香港基督教出版社仍然有大概1400间堂会，可作为零售的渠道，而这个优势非外界出版社与书店所能及。

结语

是时候，香港基督教出版社与信徒重新思考去香港书展的意义。我想若果身在香港，我不会再去香港书展了！我爱阅读，去不去书展与阅读，确实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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