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翔 追光者 【消失的历史．专题】 2026-7-23| 转自 新世纪
翻新后的「香港历史博物馆」特点是「贬英反殖、隐恶诿过」，上文谈了它「贬英反殖」的一面，本文谈它「隐恶诿过」的另一面。新展览掩盖另一个关键事实。即：割让给英国后的香港，得以免受共产主义灾难的折磨。英国的存在使香港免受共产主义的摧残从而获得发展的空间。这是一个「识时务者」不会公开谈论的话题。
英国治下的香港不仅仅是一个贸易港或金融中心，而是客观上成为香港的保护伞。在1949年之前英国的存在使得香港免除了大陆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等战乱造成的动荡，在1949年之后更扮演了「中华民族救生艇」的角色。这个角色并非英国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英国政权的客观存在本身就对香港形成一个保护伞，阻挡了共产主义灾难延及香港，使香港成为一个「避难所」。这是香港得以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的无形助力。
1.地理意义上的「避难所」：人口的数次大迁徙
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1979年这30年间，香港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人口涌入，每一次都因为内地的重大政治动荡。
1949年前后：是逃离政权更迭的资本家、知识份子和前国民政府官员。他们不仅带来了资金，更带去了上海等地的工业技术和文化底蕴。
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大跃进」与「三年大饥荒」期间，成千上万的内地民众冒死泅水或翻山越岭逃往香港。英国政府虽然有边界管制，但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多采取默许或安置政策，救下了无数人的性命。
1966-80文革中后期：是逃离政治迫害和武斗的红卫兵、知青及普通民众。他们都说，从大陆到香港，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从「饥饿与恐惧」向「生存与尊严」的跨越。
2.制度意义上的「安全岛」：财产与人权的保障
英国建立的普通法系和私有财产保护，为那些在内地失去一切的人提供了重新开始的法律保障。 1949年前后，大批上海、天津、广州的实业家（如包玉刚、董浩云、邵逸夫等）带着机器、资金和管理经验移居香港。当内地进行「公私合营」和没收私人资本时，香港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让这些企业家得以保全。这批「避难」的资本直接催生了香港的纺织业、航运业和影视业，让香港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转口贸易到工业化的转型。可以说，香港的繁荣是建立在「内地人才与资本逃港避难」的基础上的。这种财产与人权的保障让香港成为了华人世界最安全的财富避风港，从而助长香港的经济发展。
3.文化与血脉的「存续地」：保留了中华文明的火种
当内地在文革中经历「批林批孔」、毁灭文物、批斗知识份子，断绝传统文化时，香港在英国的「无为而治」下，反而完整地保留了大量中华文化的精髓：成为延续中华文化血脉的「避风港」。像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这些儒学大师在香港创立了新亚书院，坚持用繁体字教学，传承儒家思想。钱穆曾明确表示，留在内地文化必亡，唯有在英治下的香港才能为中国文化「招魂」。在钱穆的感召下，新亚书院聚集了中国大陆一批南下避秦的大师级的硕学鸿儒如牟宗三、牟润孙、夏书枚、严耕望、左舜生等，多不胜数。国学大师饶宗颐也曾公开表示，他坦承「没有香港就没有现在的饶宗颐」（见人民网：《根基机缘荣誉——饶宗颐的百岁人生》，2018年2月7日）。在很多香港知名的文化人中，很多都有像饶公般的经历。对于繁荣香港文化居功厥伟的南来文化人，皆因逃避共产主义灾难啊！可惜这些事实都不能见诸于官修历史。
4.资讯与救济的窗口
在内地封闭的年代，香港是外界了解中国真相、中国了解世界动向的唯一缝隙。香港的自由报刊及各家外媒驻港机构记录了内地的真实情况。如果没有香港这个视窗，外界（甚至内地人自己）都很难知道大饥荒和文革的残酷真相。
此外，香港也保存与内地的血脉相连。 1960年代，几乎每个香港家庭都有过给内地亲戚寄包裹的经历，里面装的是食油、面粉、白糖、旧衣服等。这些包裹在那个配给制的年代，是无数内地家庭活下去的救命草。这种民间的温情在最严酷的政治环境下维持了人性的一丝光亮。
所以，如果没有英国提供的这个法律和地理上的「避风港」，近代史上无数优秀的华人大脑、厚重的家族财富以及宝贵的传统文化，可能早已在连番的政治运动中灰飞烟灭。这是英国对香港最大的「意外贡献」，就是在这个原本荒芜的岛屿上，建立了一套基于契约、法治和尊重人权的文明框架。这个框架不仅护佑了香港本地人，更像一盏明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为数百万走投无路的中国人提供了生的希望。这种「避难者」的共同记忆，早已化作了香港人血液中对「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极度渴求。
这些都是香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香港人的共同集体记忆，中共现在极力否定这段历史，是因为这段历史无声地控诉了其过去政策的失败，同时掩盖一个尴尬的事实：在最困难的时刻，是英国管治下的香港，给了中国人一条生路。
应该正确看待香港的殖民地历史
中共强行抹去香港殖民地历史，除了对外要彰显主权，对内防止香港独立外，实际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定英国对香港的贡献。中共的思想祖宗马克思就很客观地分析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 double mission ），即破坏的使命（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如封建割据、闭关锁国、陈旧的生产方式）和建设的使命（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如铁路、电报、自由报刊、建立现代军事、培养具备现代治理能力的阶层）[1]。将这一理论套用在香港历史上，不仅适用，而且能极好地解释为什么香港能成为一个「奇迹」以及为何今日的争议如此剧烈。
香港历史就体现了这种双重性：
一是破坏的（摧毁旧秩序）。英国通过武力强行将香港从大清帝国的封建体系中剥离（此举被视为「国耻」），其对清朝的打击包括：
打破闭关锁国：香港从一个孤立的渔村变成了全球贸易链条的一环。
瓦解封建法权：英国法律取代了大清律例（虽然早期保留了部分习俗），废除了衙门式的行政，代之以专业的文官制度。
冲击宗法社会：西方的合同精神冲击了传统的宗族人情关系，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清除了障碍。
这些冲击，都是令当时的政权感到备受威胁的。
二，建设的使命（建立现代文明的物质与制度基础）
英国夺取香港后，立即进行治理和建设，包括：
物质基础：自由港地位、现代航运、电讯及金融基础设施。
法律制度：普通法系的引入。马克思曾预言，殖民者虽然为了掠夺，但客观上播下了现代社会的种子。香港的司法独立和产权保护，正是这颗「种子」长成的参天大树。
现代阶层：英国培养了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具备专业素养和国际视野的华人中产阶级和精英。这群人后来成为了香港社会的中流砥柱。
英国的「建设使命」客观上为后来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提供了现代化的样板。 [2]
中共目前的定调，实际上是只承认「破坏」而不承认「建设」。官方叙事强调殖民统治是掠夺、羞辱和不平等的（破坏性），但极力淡化或否定英国在建立法治、自由和公民社会方面的贡献（建设性）。
香港人的反感在于，他们目睹了英国留下的「建设性成果」（法治、自由、专业主义）正在被一股专政的旧力量所改写。英国确实通过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破坏」了旧秩序，但它客观上建设出的那套法律与自由的框架，不仅让香港成为了逃避共产主义灾难的「避难所」，更让香港人产生了一种独立于「母体」之外的文明认同。这种认同，正是目前中共试图通过「改写历史」来彻底根除的东西。
程翔
资深传媒人
[1] 他在1853年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分析了不列颠殖民主义对于印度殖民地的影响和作用。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作了总结性的概括：「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则指出，英国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他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2] 孙中山先生在母校香港大学演讲，明言他的革命思想来自香港，乃因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无论社会治安或市容皆井然有序，遂燃生革命思想，见《国父在香港大学演讲后翌日（1923.02.21）香港华字日报之记载》，香港大学图书馆。
[1] 他在1853年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分析了不列颠殖民主义对于印度殖民地的影响和作用。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作了总结性的概括：「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则指出，英国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他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2] 孙中山先生在母校香港大学演讲，明言他的革命思想来自香港，乃因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无论社会治安或市容皆井然有序，遂燃生革命思想，见《国父在香港大学演讲后翌日（1923.02.21）香港华字日报之记载》，香港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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