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吾尔开希  镜报 2026-7-23 | 转自 新世纪

吾尔开希／维吾尔人、无国界记者组织荣誉董事、落籍台湾中国民运人士

台湾人为什么总觉得自己没有歧视问题？

我移居台湾三十年，这是我一直观察到的一个台湾特色：台湾人有相当普遍的歧视习惯而不自知。

首先，台湾人不懂歧视的含义。如果你批判台湾的歌手，比如玖壹壹的歌词里对外籍人士有明显的排斥、对女性有明显的贬抑，台湾人很会用一句话来回应：「他没有那个意思啦。」

就拿玖壹壹2015年那首〈歪国人〉来说。光是歌名，就是拿外国人讲中文的腔调开玩笑，把「外国」故意念歪、写歪，本身就是一种嘲弄式的模仿。歌词里塑造的外国人形象，几乎被压缩成单一样板：来台湾就是为了搭讪台湾女生，满口破中文，满脑子只想着上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格、背景、动机可言。这不只是对外国人的贬低，同时也物化了台湾女性——仿佛只要对象是外国脸孔，台湾女生就会失去判断力，任人摆布。这首歌把「外国人」整体化约成一种扁平、带着性欲符号的刻板印象，而这正是歧视最典型的操作方式：不需要骂人，只需要把一整个群体，简化成一种可笑、可鄙、可以被拿来取乐的样板。
当年争议爆发后，玖壹壹的回应，正是「他没有那个意思」的教科书版本——他们强调歌词里没有攻击、挑衅的字眼，这首歌只是「陈述事实」、「用不同角度看世界」。但一段描述是否构成歧视，从来不在于它有没有用脏字攻击，而在于它是不是建立在把一整个群体简化成单一刻板印象的基础上。用「事实」当挡箭牌，恰恰是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那真的是事实，还是被反覆传唱、因而被误认成事实的偏见？

说的是唱的人没有恶意，只是玩笑式的表达。但一个作品是否构成歧视，要看的是有没有人因此感到被歧视，而不是创作者有没有歧视的初衷。台湾人这种宽容，即使出于善良的本性，其实也显现出对「歧视」这个概念本身的不理解。

善意不能消除伤害的存在

「他没有那个意思」，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逻辑：把歧视的认定权，交给了施加歧视的人，而不是承受歧视的人。

这在世界上大多数已经历经多元社会辩证的国家里，是一个早已被推翻的观念。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是否成立，关键从来不在于说话者「有没有那个意思」，而在于受冲击的一方是否因此感受到自己被贬低、被排除、被物化。

一句玩笑话，可以完全没有恶意，同时又构成歧视，这两件事并不矛盾。台湾社会之所以很难接受这一点，我认为根源在于，台湾长期以来是一个相对单一族群构成的社会，缺乏一个真正需要被迫直视自身偏见的历史过程。

三个台湾人常见却不自知的歧视盲点

第一，对外籍移工与外配的歧视。

「外劳」这个词本身，在使用上早已带有阶级意味——没有人会把来自欧美的白领工作者称为外劳，只有来自东南亚的劳动者才被这样称呼。这种语言上的差别待遇，反映的正是台湾人心里一套隐形的种族与阶级排序，而多数台湾人对此毫无自觉。
第二，对身心障碍者的歧视。

台湾人很少会直接辱骂身心障碍者，但在公共建设、职场机会、婚姻市场上对这个群体的排除，却是结构性、常态性的，而社会鲜少把这种排除称为「歧视」，只当作一种「不方便」或「现实考量」。

台湾在公共建设、职场机会、婚姻市场上对身心障碍者群体的排除是结构性、常态性的。图片取自镜周刊

第三，对女性的物化与厌女文化。

流行文化里，物化女性身体、羞辱性污名化女性性自主，往往被包装成幽默、直率、接地气，于是批评者反而被贴上「玻璃心」「不懂欣赏」的标签。这正是「他没有那个意思」逻辑的延伸版本——把承受伤害的人，反过来变成问题的来源。

当「没有那个意思」遇上历史

这个逻辑走到极端，会是什么样子？

新竹某高中的学生，在校运会上决定打扮成纳粹军官。出发点应该很单纯——他们大概只是觉得纳粹军服好看。班上的导师也没有阻止。

事件曝光后，引起全社会激烈的回响与讨论，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学生认错，同时向以色列代表处表达歉意。而他们认错的内容，是「不知道自己的作为伤害了其他民族的感情」。

这里面藏着一个问题：穿戴纳粹服饰，远远不只是伤害了犹太民族的感情这么简单的事。老实说，这也伤害了我的感情——因为这些高中孩子所缺乏的，是对历史最基本的认知，以及这份认知背后应该内化的道德教育：纳粹与希特勒所伤害的，绝不只是犹太民族一个群体。这些学生真正该被台湾社会严厉批评的，不是「伤害了某个民族的感情」，而是缺乏最基本的是非观念。

而显然，台湾社会，也就是这些高中生的父母与师长，同样没有这个基本的是非观念。

一整套校运会的造型策划，从构思、讨论、制作到出场，需要时间，需要材料，需要学生互相商量，甚至需要向班导师报备、争取核准。在这整个过程里，没有一个大人喊停。班导师没有阻止，这不是失职而已，这代表着，在那个当下，连负责教育这些孩子的成年人，都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而回头去看这些孩子的父母，恐怕也是一样——如果家庭教育里对这段历史、对这个符号的重量，曾经有过哪怕一次清楚的讨论，这些孩子也不至于觉得，这只是一套「好看的军服」。

孩子的无知，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被教出来的，或者说，是被没有教而放任出来的。当我们把批评的箭头全部指向这群高中生，却不去问，教他们的人、养他们的人，是不是同样对这段历史毫无感知，我们其实是在回避真正该负责的一方。

当一整个社会的道德教育体系，把「纳粹是坏的」窄化成「伤害了犹太人感情，要跟以色列道歉」，而不去讲清楚纳粹主义本身作为一种种族优越、集体灭绝思想的邪恶，我们教出来的，就会是一群把加害者符号穿在身上，却完全无法理解那符号重量的孩子。这不是这群学生的错，这是我们没有把最基本的事情教清楚。

当歧视出自政治人物之口

如果连一般民众、青少年学生的歧视盲点，都值得我们花这么多篇幅去拆解，那么当同样的盲点出现在一位掌握公权力的政治人物身上，问题就更严重了。

2021年七月，台湾正值新冠疫情三级警戒期间，时任台北市长的柯文哲，在防疫记者会上分析北市当前最头痛的「广义家户感染」来源时，将「同志团体」与「聚在家里打麻将」「合租公寓」相提并论，列为感染风险类别之一。

这番发言立刻引发同志团体与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彩虹平权大平台批评，病毒不会挑性别、挑性倾向，柯文哲却独独把「同志」拉出来标签化，这无异于在同志族群长年承受的污名之上，再添一笔与传染病的负面连结，也可能让本来就不易公开身分的同志，在疫调过程中更不敢说实话，反而增加防疫的困难。

面对批评，柯文哲的回应，又是那句我们早已熟悉的台词：他没有使用任何污名化或歧视字眼，只是「平铺直述疫情现况」，是一种「善意的提醒」。

这正是本文开头那套逻辑，原封不动地被一位市长级的政治人物复述了一次。差别在于，一般人说「他没有那个意思」，顶多是私人言论的免责声明；但一位掌握公权力、决定防疫政策方向的市长，用同一套逻辑来为自己的发言辩护，代表的是，连应该具备最高敏感度、最该理解「歧视认定权在受冲击者手中」这个原则的公职人员，都对这个概念毫无认知。

如果柯文哲真的只是在陈述防疫事实，他大可以说「打麻将的异性恋亲友团也是问题」，但他没有这么说。他特别把「同志」单独挑出来命名，这个挑选本身，就已经泄露了一种潜藏的预设——同志的生活方式，本质上比异性恋更危险、更需要被特别点名。这不是陈述事实，这是选择性放大一个群体的可见度，让这个群体背负原本不该由它单独承担的污名。

一位政治人物的公开发言，影响力远远超过一首流行歌曲、一群高中生的服装选择。当这样的发言出自一位曾经治理台湾最大城市的市长之口，而他事后的反应，仍然是熟悉的「我没有恶意」，这正说明了，台湾对于歧视的无知，并不只是市井小民的问题，而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社会的共同盲点。

台湾对于歧视的无知，并不只是市井小民的问题，而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社会的共同盲点。邹保祥摄影

这种宽容，其实是一种逃避

台湾人的这种宽容，我相信绝大多数出于善良，不愿把人往坏处想，也不喜欢把气氛搞得太紧张。这是台湾厚道的一面，我一直很珍惜这一点。

但厚道跟纵容，是两件不同的事。

当一个社会把「他没有那个意思」当作终点，而不是讨论的起点，它其实是在回避一个更困难、也更重要的问题：我们愿不愿意去正视，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娱乐、我们习以为常的玩笑，正在对某些人造成真实的伤害？

愿意面对这个问题，不代表要动辄得咎、人人自危，而是愿意承认，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对多数人多么温暖，而是看它对少数人、对弱势者、对容易被忽略的群体，多么愿意倾听。

从自己开始，而不是等别人先改变

我来自一个把「歧视」制度化、甚至用国家机器执行种族清洗的地方，我看过歧视走到极致是什么模样。也正因为如此，我格外能分辨，台湾今天所面对的，还不是那种赤裸裸的仇恨，而是一种更隐微、更难察觉，却同样真实的伤害——来自善意包装下的无知，以及来自对历史一知半解却从未被真正纠正的教育。

台湾人不需要被说成是一个充满恶意的社会，因为它真的不是。但一个善良的社会，如果拒绝正视自己的盲点，善良本身，也会变成纵容的温床。

看见歧视，不是苛责，而是尊重；承认自己曾经无心伤害别人，不是示弱，而是成熟。

台湾值得走到这一步。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