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西cicero 海边的西塞罗 2026年7月23日 | 转自 新世纪
但为什么，我们却乐此不疲的玩了两千年。
各位好，这两天连着写了两篇与三国相关的长文：
都实在太长了，写出来很耗费心神，今天稍微休息一下，写个稍微短一些的。
昨天我的文章谈到，被刘备钦定为“昏君”的汉桓帝和汉灵帝，在真实的历史上很可能非但不是昏君，反而是两个极有作为的皇帝。面对当时汉朝出现的问题，他们凭着自己的政治本能试图力挽狂澜。而且，这些做法（比如削弱士族、权力上收等）也是被后世王朝、甚至现代所认可的。也就是说，桓灵二帝思路对头，手腕高超，但做出来的事情，因为失败了，导致他俩成了亡国之君，后世史书为了把罪责归咎于个人而非帝制本身，才把他们描述为昏君。
但实际上，自秦以后的古代中国所走的那条帝制道路，那种一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集权而不是分权的政治审美倾向，恐怕才是历代王朝到了末年都出大有为之君，结果越死越折腾、越折腾越死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会选择这种制度、和这套一问“天下恶乎定？”就回答“定于一”的政治审美体系呢？
“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这话，出自《孟子》。有一种学说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黄河水患已经较为严重了，而沿岸各个诸侯国却都“以邻为壑”，于是就产生了呼唤一个“雄主”出来混一域内的思潮。
这个说法与著名的“治水理论”不谋而合，该学说最著名的提出者是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他在 1957 年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 《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
卡尔·魏特夫认为：在干旱或半干旱、以及饱受周期性严重水患折磨的低地地区，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兴建大规模的灌溉渠、防洪长堤或疏浚工程。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这些工程绝非个体、家族甚至单个地方村落所能完成，它需要庞大的人力动员和绝对集中的物资调度。
于是，一个能够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统筹征调全国劳动力与财富的中央强权便应运而生。为了管理这庞大的治水系统，又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官僚机构。在这个过程中，水权等同于生存权，最终全被垄断在统治者手中，从而在政治上必然导向缺乏制衡的“东方专制主义”。
这个理论似乎很能在古代中国找到佐证，毕竟我们的神话传说中就有“大禹治水”的故事，而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立刻就杀了原本要禅让的候选人，自己开创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化国为家”，帝制似乎真的就是这么治水治出来的。
但是且慢，任何理论的形成，我们不能只看成功案例，也要看反例。同样是面对水患，有些国家民族的确如古代中国一样，越治理越专治，但也有另一些国家，做同样的事情，反而因此搞出了民主乃至市场经济起源。
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比如荷兰了。
荷兰是个超过四分之一领土位于海平面以下的国家，面对北海肆虐的风暴潮和内陆泛滥的低洼水患，如果连着几年不修堤，老百姓全得被冲到北海里去喂鱼。但奇怪的是，荷兰的治水模式从一开始就不是“中央政令的下达”，而是“利益相关者的自发联合”。
为了保护共同的家园，邻里、村落、地主之间不得不自愿让渡一部分权利，坐下来签署契约，共同出资、出人去修筑名为“圩田”的防洪堤坝。
而恰恰就是在这种协作过程中，为了切实的保证所有人都为了公益平等的付出自己相应的劳动，荷兰人在13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南宋末年到元朝初年）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股份民主制实体——水务局（Waterschappen）。
这个水务局的运作模式特别有趣，她的原则是，谁在圩田里拥有的土地多，谁承受的水患风险就大，谁就要交更多的“水税”。相应地，交税多的人在管理委员会里就拥有更多的投票权。
而多纳税获得的投票权，并不是用来在朝堂上争权夺利，而是用来投票选举那个真正能保卫大家身家性命的行政官员——“堤坝伯爵”（Dijkgraaf）。
这个名为“伯爵”的职位，确实拥有类似于欧洲中世纪领主贵族般的强力执法权。在防汛抗灾的生死关头，堤坝伯爵就是最高统帅。如果哪家地主偷懒不出钱、不派劳力修堤，或者在抗洪时擅离职守，堤坝伯爵有权直接对其开出巨额罚款，甚至动用强制力量进行刑事惩罚。
但是，这位手握“生杀大权”的暴君式长官，其权力的合法性却完全来自自下而上的推选。在竞选过程中，候选的“堤坝伯爵们”必须公开自己的治水方案、财政预算和工程规划，在圆桌和集市上大声疾呼，说服选民为什么自己的排水方案比竞争对手更省钱、更高效、更安全。
是的，这种为了公共事务而向纳税人阐述施政纲领、争取选票的情形，已经颇为类似于今天的美国总统大选了。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可能比现代西式民主更加有效，因为它搞得是财产民主制。
而如果你了解一点美国历史，就会知道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细节：美国那批奠定立国精神的“始祖移民”——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前往新大陆的清教徒，他们虽然是英国人，但他们并不是直接从英国启航的。这批因为遭受英王宗教迫害而流亡的清教徒，此前已经在荷兰的莱顿等地“润”了整整十一年。
在这十多年间，这批英国清教徒置身于荷兰社会，亲眼目睹、并深深融入了这种历史悠久的水务局选举。他们惊奇地发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即便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发号施令，一群自由人靠着契约、选票和对公共事务的辩论，也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甚至能把一片汪洋大海变成沃野千里。
因此，当他们最终登上五月花号、在冰冷的大西洋上签署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时，他们脑海里最成熟的制度蓝本，早已不是英国那套陈腐的君主特权，也不是已经死去上千年的希腊罗马选举制，而是荷兰水务局里那套“利益相关、契约自治、选贤任能”的治水逻辑。
美式民主最早的根基，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被这批熏陶了多年的清教徒，从荷兰的圩田里连根带泥地拔起，深深地埋进了新大陆的土壤之中。
所以你看，魏特夫说的不对，治水并不是专制制度形成的最关键因素。同样是为了治水，为了最高效的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人类固然可以走向帝制，但同样可以选择走向民主。
而且从最终结果上来看，后者的执行效率未必不如前者——恰恰是在宋元以后，黄河水患是随着绝对君主制的极端化而一天天加剧的，明清的河道总督一直都是贪污腐败发生的重灾区。与之相对应的，荷兰的水务局却把堤坝管的很好，还萌芽了人类最早的股票交易所、资本主义等等……
所以，“治水理论”不是帝制形成的托词，专制恐怕不是解决水患唯一办法，恰恰相反，很可能还是最笨、最适得其反的那个办法。正如它在面对其他问题时一样。
所以我觉得，面临同样的社会治理难题，古代东西方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恐怕还是有一点运气的因素的——荷兰人运气好、历史短，就发明了“水务局”这样的治理办法。我们遭遇这个问题太古老了，只能想比较原始的笨办法，最后就只能公推出一个大禹王来，他说啥大家干啥。大禹王后来就渐渐变成了皇帝。
但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无论帝制是怎样来的，发展了三四百年到了东汉末年那个时候，它就已经显而易见的不利于任何人了。
老百姓自不必说，帝制导致的治乱循环，每隔两三百年，就来一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社会财富乃至生命彻底清盘。
官员其实也未必有什么好处，这套体制具有强大的“逆淘汰”机制。它不需要有独立思考和担当的政治家，只需要绝对服从的办事员。在王朝末年，面对危机，官僚们的最优解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对上交差”和“如何保护自己”。
甚至在这套体系的最顶端，皇帝和觊觎皇位的人，他们自己也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你看看《三国演义》里汉献帝的那个样子，成天提心吊胆的过活。那戏剧中被骂做“篡汉奸贼”的曹操就真的活的有多么舒坦么？
我觉得有一篇特别体现历史上曹操真实心境的文章，叫《让县自明本志令》（又称《述志令》），这篇文章堪称曹操的“政治自白书”。
它的背景，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此时的曹操已经位极人臣，做了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北方彻底站稳了脚跟。但随之而来的，是朝野上下铺天盖地的猜忌、咒骂与暗杀。人们说他包藏祸心，说他早晚要篡汉自立。有人劝他如果是大汉忠臣，就赶紧急流勇退，辞去官职，还就封国（当时的中国皇权还没有加强到臣子毫无退路的地步，功臣理论上还是可以“就封”养老的）。
对于汹汹物议，曹操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杀，但大杀一批人之后，曹操可能自己也觉得累了，甚至有点可笑——我这个当年豁出命去刺董的大汉忠臣，怎么落到今天这个模样了呢？
于是他就写了这篇文章，自述心曲，讲自己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最开始，他真的是想安安生生当个“日子人”，想当个郡守，把地方治理好，立功与朝廷后就辞官隐居读书、秋天打猎。
后来天下大乱，他被迫起兵，也只是希望为国家讨贼立功，死后墓碑上能刻上一行“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于愿足矣。
但是不知不觉间，历史的洪流和残酷的帝制的逻辑，把他一步步推到了今天这个高度。回首每一步走来，曹操都
“然欲孤便放兵权，退就封国，不可。何者？诚恐己离兵权，期见剪屠。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
你们这帮人，天天劝我交出兵权，退回封地去当个富家翁。这绝对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一旦没有了军队保护，立刻就会被政敌满门抄斩、死无葬身之地。而且我倒了，国家立马就会陷入更恐怖的军阀混战。所以我绝对不能为了贪图一个“谦让”的虚名，而让自己和家人落入灭顶之灾的实祸之中。
曹操说的是实话么？是实话。你就看他自己拿一路走来，眼见了多少失败者被抄家灭族吧，光曹操自己就杀了多少？他早已无处可退，必须在这修罗场里厮杀到底，最后累死在这杀伐中。
老三国吉平刺杀曹操这一段演的特别有希腊悲剧的那种美感，曹操躲过一劫后狂笑——哈哈哈，我成董卓了！
那一刻，他大约望见了自己终于走向了他人生的反面和他今后的命运。
所以，有人觉得曹操写《述志令》的心情是自豪、坦诚的，我觉得纯属胡扯——这分明就是一个落入死局的奋斗者无奈的嘶吼和叹息，我这一生奋斗下来，初心本来是好的，奋斗和运气也不差，怎么最后就落到了这样一个不敢脱甲，不敢放权，睡觉时甚至要假装“梦中好杀人”来防范暗杀的境地了呢？！
中国人喜欢看三国、聊三国，但我觉得很多人未必读的出三国的意义，和最底层的那种悲凉：中国的古代帝制系统，在它第一个王朝结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宣告理论破产了。成为了一个大修罗场、绞肉机，无数人在追求王权的路上机关算尽、刀刃相向，最终杀得尸横遍野。但即便那个站到了顶端的人，他看到的，也是一个“进退维谷”“望断天涯路”的无解死局。
这样的历史，当它发生第一次的时候，是个悲剧，但当它如鬼打墙一样重演两次、三次、四次、五次……演到看客们都麻木了、看累了，它就越来越是闹剧。
所以《隋唐》不如《三国》，而明末则又不如隋唐。
之后的治乱循环，哪里还有什么英雄气？不过是在长达两千年的垃圾时间，一再的重复、蹉跎。
直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了英雄。
……
累了，今天就写到这吧，为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赞赏、转发，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