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翔   追光者 【消失的历史．专题】 2026-7-25 | 转自 新世纪

在「篡改历史铁三角」中，刘蜀永扮演的角色，就是将中共的史观移植到香港，使香港历史为中共政权服务。在未举具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刘蜀永教授自2005年9月至今担任香港岭南大学荣誉教授、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新编中国通史》香港分册主编等职。他自称：「我到岭南大学工作，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推动香港的地方志编修 [1]」，显然，他来香港是带有任务而来的。任务是什么？就是通过编辑《香港志》来改写香港历史。

去年年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表了刘蜀永一篇文章：「将深港一脉相承的历史写进志书刻入人心」，提到他的这个任务。他说：「我们希望通过地方志让香港市民了解香港是怎么来的，香港与国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从而增进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他又说：「《香港志》是香港的《香港志》，更是国家的《香港志》。这不仅是对香港历史的记录与传承，更要在时代变迁中，为香港与祖国内地的紧密联系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强调：「『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让香港市民真正了解国家历史，认识香港与祖国的关系，我始终认为，最切实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从香港本地的历史研究入手。我们需要用香港人自己的视角，讲述这座城市与祖国深刻的历史连结」。 （按：黑体是笔者所加）。刘教授这篇自白就非常清晰地表明他在改写香港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中共政权服务，使香港人因「知史」而「爱党爱国」。

这里他讲得很清楚，他修史的目的是为了「爱党」、「爱国」。

「爱国」是一种油然而生的、发自内心的感情，无须外力去强加。试问大陆出现大饥荒时，那个香港家庭不是竭尽所能去帮助内地亲朋亲友，或收留逃荒来港的灾民。大陆有天灾时，香港人的无偿捐献更是冠甲全球，这些都是感情与关爱的自发而无须外力动员的。 「爱党」就未必，正因为大多数香港人都熟悉共产主义灾难带给中国的伤害，所以无法产生对中共的好感，这才需要人为地强迫人民要「爱党」。在编辑《香港志》的过程中，刘蜀永不敢如实记载共产主义灾难如何影响香港的历史发展，例如1949年以来中共对香港的香港政策犯下的三次严重的错误 [2]，又例如中共在建政初期的「公有化」及「没收私产」等倒行逆施促使大批内地资本家携带资金逃港成为香港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这些真正属于香港历史一部分的铁一般的事实都不敢面对，却妄言香港人要认识自己的历史而产生「爱党」的感情，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中共在香港的外围网媒《坚料网》曾经这样称许他 [3]：「刘蜀永研究香港历史近40年，他曾指出，在中国社科院时期，主要是从国家的视角做香港史研究，到香港后，则尝试把国家视角和香港视角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更全面地研究香港史」。

那么他又是如何「用香港人自己的视角，讲述这座城市与祖国深刻的历史连结」？他心目中的香港人的视角，就是香港人否定英国对香港的贡献。真的吗？这大概只是所谓「新香港人」的视角，刘蜀永教授就是「新香港人」吧？ ！

他这位「新香港人」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说：「香港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轨迹。数十年来，作为国家对外交流的重要视窗，香港在国际贸易、金融服务等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国家在政策、资源上给予香港诸多倾斜与支持，从东江水供港工程到『三趟快车』等，无不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切关怀与长远布局。可以说，正是内外因素交织互动，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才造就了香港的辉煌」。此外，他在《割占九龙》一书的出版说明中说：「香港今天取得的经济成就世人有目共睹，不容争辩；同样，它取得的成就并非殖民制度使然，而是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的配合，亦毋庸置疑。」

这种视角无助于解释为何在历史上与香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大陆其他城市（例如同在1841年被英国强行开放的其他四个条约港）会跑输香港，更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共今天不断想在内地「制造几个香港」（邓小平原话）的愿望至今仍然无法实现？可见得，淡化甚至否定英国对香港的贡献，本身就无法解释香港的历史。刘蜀永透过改写历史叙事，迫使香港人也接受这种歪曲历史的「伪史观」，而这个「伪史观」就是从「割让」与「割占」之辩开始的。

一，否认「割让」掩耳盗铃

早在1995年香港回归前夕，中共的三联出版社就出版《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辑录了余绳武、刘存宽、刘蜀永等三位社科院历史所教授们写的三本书：《割占香港岛》、《割占九龙》、《租借新界》，最早提出以「割占」代替「割让」这个词。当时国务院港澳办高度评价这个系列，赞扬它「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香港回归祖国所做出的重要社会贡献」[4]。一字之改，否定整个英国统治香港的合法性。

在国际法与政治话语中，「割让」与「割占」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法律性质与主权逻辑。

割让（Cession）是指国家透过条约（Treaty），将领土主权转移给另一个国家。这种方式在传统国际法中被视为领土取得的合法手段（如买卖、交换或战败后的条约转让）。它承认了主权的正式移交。如果承认香港是被「割让」的，在法律逻辑上等同于承认英国曾合法拥有香港的主权。割占（Forcible Occupation / Seizure）则是强调透过武力（Force）进行非法占领。根据现代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后），侵略战争不能产生合法的主权移交（即「非法行为不产生权利」原则）。它否认主权的移交。

社科院三位教授使用「割占」，意味着中国政府认为：一，香港主权从未转移给英国、二，不平等条约自始无效（Void ab initio）、三，英国在香港仅是「殖民管治」（治权），而非拥有主权。他们的结论是：使用「割让」会掉进英国「三个条约有效论」的法理陷阱。这些观点解释了为什么1997年中共官方术语是「恢复行使主权」，而非「收回主权」。如果过去是割让：意味着主权曾断绝，1997年是主权重新移交。如果过去是割占：则意味着主权一直属于中国，1997年只是结束外国占领，恢复行使原本就有的权力。刘蜀永等三位教授这些论述，是历史研究为当下政治需要服务的「典范」，对中共收回香港主权却实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莫怪乎港澳办会作出高度的评价。

根据香港网媒《大城志》的统计，重新开放的香港历史博物馆共用了29次「割占」、「强占」等带有「占」字的词语，非要把「割让」这个写进中（清朝）英双方都签署的《南京条约》的字眼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其刻意改写历史的意图彰明什。问题是：假如英国不拥有香港的主权，它从何而来全面管治香港的权力？

刘蜀永的《割占九龙》一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线索，说明「割让」与「割占」的分别。他引用了1844年7月27日香港辅政司卜鲁斯发出「政府通告」：「获悉有人未经许可在九龙半岛建造永久性房舍，总督及行政局特告诫他们，这种举动是没有条约根据的；万一中国政府动手驱逐他们，他们不能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支持和说明」（英国殖民地部档案 CO 129/7 第101页，引自刘蜀永《割占九龙》第43页）。这条线索说明，英国只能够根据条约合法地拥有主权才能实行有效管治。所以中共强调从来没有失去香港主权，只是掩耳盗铃的主张而已。

同书又引述1845年3月17日德庇时（香港总督）致斯坦利（英国殖民地大臣）函（就上述英美人在九龙建屋事）说：「就发现英美臣民在维多利亚城对面的中国海岸建造房屋后我所采取的措施，我已通知阁下。我要满意地说，他们已停止造屋，并让所有人员搬回香港。（此举）……侵略中国的领土违反条约……我致函耆英的信函已迫使他们回到香港……通过摒弃一种我预料除了带来灾祸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制度，与中国政府之间出现意外和发生争执的危险将得以避免」。 （英国殖民地部档案 CO 129/11第214页，引自刘蜀永《割占九龙》第43-44页）。这条线索说明，英国人在自己没有主权的地方是非常谨慎行事包括不容许自己的国民非法霸占中国的九龙土地。

这两则电文正好说明，英国在香港和九龙能够实现有效管治是因为香港和九龙的主权已经从中国移交给英国，这正正说明这两块地方都是「割让」的。中共强称香港主权从没有流失，这是为了政治目的不惜歪曲历史，实属掩耳盗铃，为识者所讥。

程翔
资深传媒人
[1] 见刘蜀永：「将深港一脉相承的历史写进志书刻入人心」 http://jds.cass.cn/newzxdt/202505/t20250516_5874384.shtml
发布时间：2025-05-15 （原始来源：《深圳晚报》总第98期）

[2] 详见国务院副主任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分别是1952，1958 及1967

[3] 见《坚料网》：「40年研究香港史　推动国家视角和香港视角结合」

[4] 同注1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