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卫民

樊洪业先生于2020年8月29日与世长辞了。作为与他交往频繁的后辈和门生，我对此并不意外——他于2015年夏天患病，2016年初查出是非常凶险的小细胞肺癌，当时医生就说可能只有半年的寿命了，能撑上约5年，已经是一个奇迹；而且他一直没怎么疼痛，不能说不是福报。但听到消息时我还是感到很突然、很悲痛——本来还约好8月31日去看望老人家的呢。

图1 樊洪业先生（熊卫民2016年4月30日摄于樊先生家）

从私淑弟子到正式门生

虽然早就见过樊先生，对这位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学科的泰斗很敬仰，但首次得到向他请教的机会，还是2002年的事。当时我硕士毕业不久，到科学时报社当记者兼编辑。不记得是为了给我负责编辑的版面约稿，还是为了推广樊先生新主编的《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一书，我得以第一次和他长谈。他很支持我的工作。以后在报道中遇到难解的学术问题时，他也就成了我的请教对象之一。

图2 初会樊洪业先生（熊卫民2002年10月28日摄于樊先生办公室）

2003年，我因为写了一些尖锐报道而不得不从报社离职。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时任所长刘钝研究员收留，我得以到该所做流动人员，后来又在那里念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正式留下来工作。因研究方向接近，我和樊先生的交往也就更深入了。我们彼此非常熟悉对方的文风和兴趣点。记得有一次我用化名在某报发表了一篇很大胆的批评文章，第二天我有事去见他，他一见面就问我：“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吧？”把我惊出一身冷汗。不久，我果然因此文而遇险。他和其他多位学界前辈一道，竭尽全力把我营救了出来。

2006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启动“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请樊洪业先生为主编。我成了这套书的作者之一，后来又忝列丛书编委。在樊先生的邀请和指导之下，我先后在此丛书中出版了5本著作、参与审读了一些著作，和他的工作往来也就更频繁了。

2010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北京二环内搬到四环边，和樊先生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在一个院子里，仅隔十来米远。我和他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几乎每次午餐我们都会在同一个桌子上边吃边聊，我也就成了与他交往最频繁的后辈之一。在耳濡目染之下、从他的言传身教之中，我受益很多，所以一直视自己为他的私淑弟子。2012年，在他的生日宴上，我当众提出要正式拜樊先生为师。他含笑同意。就这样，我成了他的正式门生，而他对我，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更多的关爱。

惊动党中央的青年媒体人

在日复一日的谈话中，樊先生和我探讨的主要是学术问题或社会热点问题，偶尔也会谈及一些个人的事。2012年以来，我就刘亚光事件对他和他的一些朋友做过专门的访谈。2016年在他确诊癌症之后，我又请他专门谈过自己的生平。因此，我对他的了解很可能比其他后辈要深一些。

樊先生1942年生于辽宁抚顺，196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青壮年时期，和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一样，他也很关心时代的热点问题、紧迫问题。因为这份心，他曾经响应领袖的号召，热情的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几年后又因此被作为“五一六分子”遭到审查，这令他的人生遭遇第一次大危险。

1978年，中国告别“两个凡是”，进入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时代。并未做过多少微生物学研究、已经36岁的樊先生于当年7月被调入新成立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做编辑。他十分认可刊物负责人李宝恒的办刊思想，赞同把《自然辩证法通讯》办成一个针砭时弊、战斗性很强的杂志。除组稿、编稿外，他还拿起笔来，用“石希元”的笔名写了《李森科其人》、《鲍文奎：绿色的目标》、《争取科学研究的权利》等人物评传，有的批评苏联的伪科学家，有的颂扬在不公正待遇中不屈不挠的中国科学家。每篇文章出来，都洛阳纸贵，引发很大的社会关注，有的还切实帮当事人改善了处境、解决了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而樊先生也就更加意气风发起来，以为在这个朝气蓬勃的新时代，他确实能凭借自己手中的笔和主持的平台，来纠正愚蠢、指斥邪恶，给世间带来公平和正义。

1980年8月底，他发表《是“那”样一个人——评杨沫同志的报告文学“是这样一个人”》，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的著名作家杨沫，尤其是欺骗了杨沫以及许多高层领导人的微生物所研究人员刘亚光提出了尖锐批评。作为刊物编辑，他还于1981年组织了几篇由国内外著名生物学家撰写的稿件，来批评同样“通天”的“世界著名生物学家”牛满江。这些文章给他带来了第二次大危险。1980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杨沫的来信《这件事情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呼吁对“破坏四化扼杀人才”的石希元等予以党纪国法的制裁。当时正值全国政协会议，邹承鲁、汪德昭等科技界的政协委员对外行干涉科学很不满，他们站出来仗义执言，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跟杨沫唱对台戏，不但强烈批评刘亚光、牛满江，还针锋相对地“提醒有关领导同志，要警惕出现大大小小的李森科” [1]。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也给中央领导人打报告澄明刘亚光事件的真相。《科学报》时任主编罗伟也很仗义，他提供几个版面，组织邹承鲁、汪德昭、何祚庥等众多科学家发表《科学是非 谁主沉浮》、《科学成果究竟由谁来评价》等文章来辨析是非，强调学术独立的重要性，为樊先生发声。1980年10月下旬，邓小平批示：“对科学的事要有科学态度，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请方毅同志找杨沫同志做工作。” [2]这才救了樊先生。但樊先生组织的批评牛满江的文章并未遇到类似好运。1982年2月3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专门发文阻止《自然辩证法通讯》和另一家著名专业期刊《中国科学》刊登批评牛满江的学术工作的争鸣文章。

这几次风浪并没有打磨掉樊先生激情。为了把耽误掉的时间追回来，他继续夜以继日的工作（这种习惯他一直保持到70多岁；很多年来，他对学术投入精力之多、工作效率之高、取得成果之丰富，都令熟悉他的人都叹为观止）。他出版了《科学文化史年表》、《探险与世界》等多部著作，做了很多的学术编译、引介工作。他和同事金观涛、刘青峰合著的长文《历史上的科学技术结构——试论十七世纪之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在他们杂志社组织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上，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可以说，正是他们组织的这次会议，直接引发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因为能力突出、道德高尚，1988年11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随即，1989年出现了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因为率众走上街头反腐败，以及他的一句流传甚广、直到今天还不时被人提起的金句——“80岁的人召集70岁人开会讨论60岁人的退休问题”，他被迅速免掉职务，成了中国科学院任期最短的副所长。

沉潜于学术 做开路小工

如果说个人得失浇灭不了他的激情，那么，民族悲剧则不能不令樊先生产生强烈的无力感。经过痛苦的反思，他发现，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己根本就做不了救人于危难的侠客、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领袖。事实上，那种“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战斗，只存在于幻想之中，一个庞大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作为一个知识人，在不太讲规则和道理的时代，他真正力所能及的，是和胡明复等先贤一样，当开路小工，通过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为人们形成正确认识，做一点小小的贡献。于是，从1990年起，他退回到了书斋，开始当一名纯粹的学者。

主攻什么学术呢？早在1980年受到刘亚光事件的冲击后，他就给自己提过这个问题。他发现自己“虽然斗志昂扬，对科学界的什么事情都想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总的说来，是激情多于理性，缺乏学术功底。” [3]他认可杂志社新负责人范岱年的看法，决定给找一个学术方向。具体找什么方向呢？或者说，哪个学术方向价值更大、更适应他？在组织、举办“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直接原因出在科学技术上，应当从历史的角度好好的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中国早在1957年就成立了专门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室），但长期以来，该所（/室）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史，以挖掘中国古代曾经做过哪些领先于世界的技术发明、增强民族自信心为主要取向。散布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的科学史研究者也大多如此。樊先生对此并无多少兴趣。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探讨现代科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在中国逐渐发展壮大的历程，以及其间的是非得失。他决定，从挖掘、研读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的相关著作做起，按时间顺序一段一段展开研究，经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一直研究到20世纪后半叶。事实上，在后来的三十多年中，虽然在时序上有过跳跃，虽然在某些年他没能投入全部精力，但他基本是按照这个规划来开展研究的。而他也就传教士与科学传播、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中国现代科技体制化、中国科学院等主题，发表了众多的文章，提供了很多新颖见解。

他深知资料是研究的基础，特别重视资料建设。在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主任的十年中，他动员研究室内外的很多人员，大量收集档案、私人文献，做口述史；还按年编撰了《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中国科学院史事汇编》；为方便和促进大家交流，又编辑出版了双月刊《院史资料与研究》。主要在2002年退休后，他还应邀负责主编《竺可桢全集》（24卷，2001-2014年）、《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54种,2006-2018年），同时积极参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培训和评议工作。在推进当代科学史料建设方面，他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工作是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典范，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以说是功德无量，但本身却是铺路性质的。

遗憾和嘱托

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史料的积累和掌握方面，恐怕没有人能超过晚年的樊先生。完成几项大的史料工程后，他终于要结束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来写自己筹划已久的大部头“中国科学院史稿”和“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病倒了！不但得了很凶险的肺癌，视力也快速下降。他一方面和以前一样幽默、经常说俏皮话，另一方面还是忍不住跟一些亲近的人表达过遗憾——向我表达的最大遗憾是，不能再像我们一样继续工作了。

为免他老想着疾病，我提了两个建议：第一，给他做口述史。第二，请他在家里给我和其他一些年轻人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课。他都同意了。口述史只讲了两次，谈的主要是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课程前后共讲了十余次，每次课前他都认真备课。2017年夏天后，樊先生的身体变得更为虚弱，1928年之后的科技史还没来得及讲，就不得不结束了。虽然只完成了一小半，但他的讲授对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设“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课程还是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樊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在这方面没有老师，相关知识主要源于自学、自创，而我，可以站在他和其他老师的基础之上。没写成大部头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一书是他的终身憾事。我希望自己能在几年内完成一部这样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帮他弥补这个遗憾。

图3 熊卫民（左）、王聪（右）访谈樊洪业先生（2016年6月12日摄于樊先生家）

图4 樊先生讲课时给我们展示资料（熊卫民2017年5月11日摄于樊先生家）

樊先生是一个细心体贴的人，从来不想给人添负担。但他在收我为徒之后，还是给我交代过一个任务——完成于光远先生的遗愿，为刘亚光事件写一本“白皮书”。从2012年底至2015年夏天，我收集、整理了不少资料，还做了一些访谈，大概完成了60%的工作，可因为随后的工作调动，以及伴随新工作而来的众多急务，此事也就放了下来。在樊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念念不忘此事。我也几次答应他，一定会努力完成这项工作。

独立知识人的忧伤

表面上看，樊先生是一个开朗幽默的人，但作为很亲近的弟子，我还是能感受到他心中的忧伤。樊先生去世当日，他的终身挚友、微生物所退休研究员程光胜先生为他写了一首挽诗：

识君五十载，相知又相扶。感君多卓识，惜君才难展！病榻缠绵久，未忘平生愿。长天高难问，蓬山必再聚！

我的感觉和程先生的是一致的：虽然著作等身，做成了不少事，但樊先生仍怀有淡淡的然而是作为生命底色的悲伤。他智力高超、见识卓著，对很多国家的大事、急事，都有自己的独到看法，可那些事情，却很少有容他置喙之处——事实上，对他这种将真理置于立场之上的知识人而言，能苟全身家性命、保持人身自由，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眼见肉食者把大事、急事弄砸，而他只能退回书斋搞点不痛不痒的历史研究、教几个天赋或高或低的学生，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理智告诉他，那点小事、慢事，也就几乎是他力所能及的全部事情了。他把有限的自我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连电话都不愿意告知外人以免工作受到干扰，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麻醉呢？

回想起来，他之所以喜欢我，恐怕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从我身上看到了他年轻时的自己：关心公共事务，正义感爆棚，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敢于用笔来陈述自己的见解。可他也知道我所批评的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无物之阵”是多么的顽固，多么的凶狠，多么的难以撼动，所以有时候又忍不住要泼我的冷水，要把我从危险的边缘拽回来。他告诫我“不要招猫惹狗”，不要做那些徒劳的拼搏、把自己给陷进去，也不要做无意义的嗟叹、让人生空耗掉，希望我能专注于学术，留下一点学术成果。

经历一些挫折后，我心中的激情也慢慢有所冷却，变得越来越接近樊先生了。但我的心还没有死，还是相信真理必将战胜蠢恶，还是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果。我不敢说自己以后就一定不会再犯险，现在唯一可以向先生在天之灵保证的是：我不会轻掷自己的一生，肯定会在学术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您的事业会有人继承，您牵挂的人即使做不到平安也会做到心安。放心去吧，先生！

[1]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80-2-47号（中办信访局、科学院等关于微生物所刘亚光情况的调查、报告等）

[2]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80-2-47号（中办信访局、科学院等关于微生物所刘亚光情况的调查、报告等）

[3] 熊卫民（问）,樊洪业（答）.为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铺路——樊洪业研究员访谈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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