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搭谁的便车
【光传媒特稿】2020年9月 17日
制宪小组成员难得聚在一起，除了讨论制宪文章之外，还经常议论习近平。
一位成员谈到，习近平对权力的贪婪，使他想起了俄国普希金著名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一个穷苦的老太婆，向小金鱼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要求：从世袭的贵妇人，到自由自在的女皇，最后竟然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老太婆无休止的要求变成了贪婪，金鱼没有答应她最后的要求，还收回了以前送给她的一切，愚蠢又贪婪的老太婆最终又回到了从前的贫苦日子。故事告诉我们，过度贪婪的结果必定是一无所获，没有好下场。习近平就是这样，愚蠢又贪婪，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可以预见到，他的下场一定是非常可悲的。
另一位成员谈起，2017年1月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1月17日开幕式上，习近平讲;”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持续强大的推动。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减贫事业的巨大成就，使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包容。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中国人民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1月23日举行的外媒吹风会上，欧洲司司长陈旭、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国际司司长李军华介绍情况，并就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中欧关系等问题回答了提问。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23日报道，在吹风会上，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表示，中国一向表明不愿担任世界领导者的角色，若有需要，中国如今愿意‘接棒’。张军说，如果有人说中国在世界上扮演领导者的角色，那并不是因为中国冲到了前面，而是领跑者退缩了，从而把位置留给了中国。他还补充道：‘若中国被要求扮演领袖角色，那么中国会承担其责任。’”
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终于成为中共党中央的核心。他自己相当自信地认为，他也成为了中国的核心。但是，这个习近平仍不满足于中国的核心，又开始做起了世界领袖的美梦。习近平的确愚蠢又贪婪。他的表现正是：一头蠢猪妄想称霸世界。
笔者说，愚蠢又贪婪，点评精辟！“一头蠢猪妄想称霸世界”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习近平上台前，有些人因为习仲勋的缘故对他还曾经抱有希望。正是习近平的愚蠢与贪婪，不仅很快地失去人心，并且将中国的国际地位又拉回到了毛泽东时期。
笔者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一下习近平的愚蠢与贪婪。
首先谈一谈“搭便车”问题。究竟谁搭谁的便车？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曾经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中共官吏们，当然包括习近平，他们一直在自夸，是他们改革开放的功劳。我们必须驳斥中共的谎言。几十年来，中国的私有制与公有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马夹一直在搏斗，至今依然。
然后，咱们再缕一缕，又蠢又贪的习近平从上台到新冠疫情以来，中美从贸易战迅速上升到经贸、政治、军事等全方面对抗，习近平是怎样激化中美冲突的，也就是说，一头蠢猪是怎样触怒人类的。
最后，探讨中国与美国冲突的性质是什么？这是野蛮向文明挑战，是野蛮与文明的较量。我们将阐述，人类从暴力到能力进化，从野蛮到文明进步的历史。
中国经济曾经快速发展的原因
2014年8月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回答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时曾经说：“中国的确是在‘搭便车’，而且他们在过去30年其实一直在搭便车，而且效果还非常好“。 据了解，奥巴马曾在多个场合多次如此表述。
中共愤怒地反驳，“搭便车”扭曲中国对世界政治与经济的重大贡献，并大度地说，让世界搭上中国的“顺风车”。
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习近平错判了川普的经济政策，认为他的机会来了。所以，在达沃斯论坛上，习近平摆出一副能为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大国领袖姿态，不知天高地厚地要拉世界一把，说什么：“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
我们下面来分析“究竟谁搭谁的便车”，解析中国经济曾经快速发展的原因。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2018年之前，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尤其是自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曾经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们来翻一翻近四十年的历史，就可以清楚看到，是活不下去了的中国百姓不顾政治危险，冲破计划体制的束缚，搭上WTO的列车，勇敢地辛劳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活不下去了
1949年，毛泽东照搬了前苏共建立了党国专制制度。正是毛泽东这个国贼和这个党国专制制度使得中国人活不下去了。
1954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得地主活不下去了，被没收土地财产，被杀死近2百万人。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活不下去了，20世纪初期到中期成长起来的近百万中国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被劳改劳教。
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使得中国百姓活不下去了，仅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就饿死了三千多万中国百姓。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不仅使得百姓活不下去了，政府官员们也活不下去了，他们被挂牌子、批斗、赶到农村，关进监狱。刘少奇死了，彭德怀死了——
1976年，国贼毛泽东终于死了。
实在活不下去的中国农民为了活下去首先采取行动了。
18个血手印
第一个勇敢行动的村庄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三年大饥荒期间，一共才120多人的小岗村，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村民们长期过着“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生活。无论老幼，大多出远门讨过饭。为了活下去，1978年11月24日晚，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牢杀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 。
为了活下去，贫下中农冒上杀头的风险，主动开始了大包干。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其一，只要不强迫农民搞农业集体化，自由农民自然会努力生产，就不会饿肚子。其二，中国农村改革是活不下去的中国农民主动抛弃了合作化，不是中共改革的恩赐。正是中国农民冒着中共对他们作牢杀头的危险，启动了中国农村“大包干”的方式自救，这才出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而后，中国农民逐步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农业经营权。
个体户出现
1968年,由于文革造成了三届中学生没有毕业，全部滞留在学校里。为了解决失业的压力，在广泛宣传毛泽东的谎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之后，几千万青少年全部奔赴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下乡的孩子，给中国人带来无奈的灾难，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文革十年，除了下乡青年，城市里还有大批没有正式工作的年轻人，不得不干临时工、做小买卖谋生。笔者也曾是这群无业人员中的一个，每天不得不到街道办事处眼巴巴地等着，希望能够有一个干临时工的机会。
1978年，一些温州人为养家糊口，开始偷偷摸摸地做起小生意。温州人章华妹看着邻居们纷纷在家门口摆摊做生意，她也照葫芦画瓢。1979年，章华妹的店铺悄悄地“开张”了：一张小桌子，几毛钱的日用品、纽扣、纪念章、表带摆在上面。之所以把货摊摆在家门口，是为了一旦“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来，能够立即收摊关门。偷着做生意的章华妹，整天都要提心吊胆。
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要求返回自己所在的城市。1979年2月起，全国知青陆续回城，政府无法解决大批青年人的就业问题，不得不允许城里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1979年底的一天，章华妹领到了营业执照，可以大大方方地做生意了。
中国个体经济就是城里人为了生存自救而自发搞起来的，迫使政府不得不允许个体户出现。个体经济就是这样在活不下去的城里人的主动行动中发展起来了，不是中共改革的恩赐。
“傻子”年广九
中国的民营经济同样是顶着政府的阻力自发地搞起来的。年广九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963年和1966年，中国政府严厉打击民营经济行为。为此，年广九两次入狱。从监狱走出来的年广九没有放弃做生意的念头。1972年，他开始专门卖起了瓜子。到1976年，年广九已经赚取了一百多万元。70年代末，年广九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他便请来12个无业青年当帮手。这就触及了极左意识形态的神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得出结论：雇主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用于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主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是资本家。根据这个结论，政府规定，个体户雇工数量最多不能超过8个。8个以下，还是“姓社”的个体经济。8个以上，就是“姓资”的资本主义了。年广九雇工12人，给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个难题，一场年广九存不存在剥削的大辩论一直持续了几年。年广九不理睬这一套，他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超过百人。
民营经济发展
八十年代，在政府竭力保国企的中国，民营经济不可阻挡地突破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束缚，出现、成长和发展起来了。
“八大王”
温州是中国个体民营经济的发源地。1978年之后，温州地区的“地下工厂”如杂草般纷纷而生。这些从事个体商业活动的人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是失业者、返城人员、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这些人被排挤在有“保障”的体制外，无可奈何地被迫走上了经商和创业的道路。笔者曾经在温州亲耳听见一位女老板述说，他的弟弟从一个拉板车送货的苦力到一个在长途汽车站向乘客卖面包、汽水等小食品的小贩，然后成为一个商店老板的艰苦创业历程。温州商人中，最著名的是电器大王胡金林、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线圈大王郑祥青等“八大王”。“八大王”不仅没有收到中共改革的恩赐，还一度惨遭迫害，详见后文。
北京中关村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海淀区出现了著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一座中关村，就是一部中国科技人员的创业史。
1980年10月23日，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等人把物理所一间废弃仓库收拾出来，成立了“服务部”。这几位第一批走出研究所的科技人员，走上了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创业道路。这一天，被公认为中关村的公司诞生日。1983年4月，陈春先创立“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及下辖的“华夏电器公司”，彻底冲破了体制阻碍，成为中国第一家“技工贸”企业。
1983年5月，陈庆振走出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室，受命创办中科院首家新技术开发公司，即科海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
1983年8月，王洪德毅然带八名工程师创办我国第一家计算机机房技术开发公司——京海公司。
1984年，柳传志在中科院计算所所长的支持下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1986年，柳传志担任北京联想总经理，1989年升为总裁。
1984年，四通、信通等公司又先后在中关村建立。
不可避免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曾经经历过一次次风波。而后，90年代、新世纪至今，30多年过去了，中关村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级人才特区。
优秀民营企业家系列
像在温州、中关村一样，中国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勇于创业的民营企业家。
1982年8月四川新津县刘家四兄弟：老大刘永言、老二刘永行、老三陈育新（刘永美），老四刘永好、辞去公职，共同创业，成立了育新良种场。1986年，刘氏兄弟创办专门研究饲料的希望科学研究所。两年后，刘氏“希望”饲料试验成功。1991年，刘氏兄弟在成都组建希望集团，刘永行任董事长。而后，希望集团成了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 2001年，刘永行及其兄弟被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评为中国大陆最成功商人排行榜第一名。
1984年，王石组建“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企业更名为“万科”，王石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当年开始涉足房地产业。
1984年，南存辉和同学合作办起乐清县求精开关厂。1991年，他又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与美商合资，成立中美合资正泰电器有限公司。
1986年，梁稳根辞职，创办涟源特种焊接材料厂。1991年将企业更名为“湖南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梁稳根担任董事长。
1987年，任正非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华为公司，1988年任华为公司总裁。
1987年，曹德旺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2009年5月30日，曹德旺获得“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这是首位华人企业家获此殊荣。
1987年，宗庆后靠借来的14万元承包连年亏损的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1989年，创建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1991年，宗庆后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成立了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
1988年，王文京下海，与苏启强合伙创办用友公司。1995年2月，王文京担任用友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1989年,冯仑下海,曾经给牟其中打工。1991年，冯仑领导并参与了万通集团的全过程创建及发展工作。1993年，他领导创立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9年，陶华碧开 “实惠餐厅”。 1996年7月，她招聘了40名工人，办起了食品加工厂，专门生产麻辣酱，定名为“老干妈麻辣酱”。 1997年8月，“贵阳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
1989年， 深圳大学软件科学系（数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史玉柱随即下海创业。1991年，史玉柱成立巨人公司。2000年12月21日，注册成立珠海市士安有限公司。
1991年，马云创办海博翻译社。1995年4月，马云和妻子再加上一个朋友创办杭州海博网络公司。1999年，马云创办阿里巴巴，担任阿里集团CEO、董事局主席。
1991年，雷军和同学王全国、李儒雄等人创办三色公司。1992年初，雷军加盟金山公司。1998年8月，雷军担任金山公司总经理。2011年，雷军担任金山软件董事长。2011年，合伙创办小米公司。
1992年，卢秀强从江苏玻璃厂下岗。他借了2000元钱在城区的马陵公园租了一间门面办起了一个玻璃门窗装潢门市，踏上了白手起家的创业之路。2001年，他成立江苏秀强玻璃工艺有限公司。
1996年，张朝阳创建爱特信公司。1998年，正式推出其品牌网站搜狐网，同时更名为搜狐公司。
1998年，马化腾与他的同学张志东“合资”注册了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1998年，刘强东在中关村创办京东公司，代理销售光磁产品。2004年，创办“京东多媒体网”（京东商城的前身）并出任CEO。2014年5月，京东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1999年，在北大资源宾馆租了两间房，李彦宏连同1个财会人员5个技术人员，以及合作伙伴徐勇，开始创建百度公司。2000年1月1日，李彦宏创建了百度公司。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很多，很多民营企业家涌现出来。中国人应当记住这一批从中国百姓中涌现出来的民营企业家，是他们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来自于民营经济释放出来的生产力，而不是来自国有企业。
以上历史事实告诉中国人，是活不下去的中国农民启动了中国农村“大包干”的方式进行自救，解决了肚子问题；是活不下去的城里人主动谋生的行动催生了中国的个体经济；是一个个企业家是顶着政府的阻力自发搞起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正是中国百姓自发、主动的经济行为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一步步放弃手中的一部分控制经济的权力。1984年10月，中共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1987年，这一说法表述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最终表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共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了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是在告诉民营企业家，告诉中国人，“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胆敢不服从中共领导，随时可以将你们的企业收回国有。从1992年至今，中共确实多次这样干。薄熙来曾在重庆大搞中共暴力恐怖,通过“唱红”对民众洗脑,通过“打黑”对民营企业家的财产进行抢夺。习近平更是赤裸裸地上阵，在中共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他大肆赞扬主张用暴力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
中共往自己脸上贴金
中共厚颜无耻地宣称，是它领导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中共定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严酷的事实是，1978年11月24日晚，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开始“大包干”时，当年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还在坚持“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的政策，没有丝毫有关中国农村改革的建议。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分田密约”，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席卷了中国农村。1982年1月1日，中共颁布了第一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中央“一号文件”。该文件仍然强调，中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并将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纳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直到小岗村按血印的五年之后，1983年1月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颁布，中共才正式承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中国的民营经济同样是顶着政府的阻力自发地搞起来的。70年代末，“傻子”年广九已经雇工12人。1983年年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工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此时提出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政策，并没有承认民营经济雇工人数可以超过8人。直到1987年中央“5号文件”的发布，才将“三不”政策改为十六字方针，即：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正是年广九的敢为天下先，才促使政府不得不解除了对个体经营人数的限制，而后才有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温州是中国个体民营经济发源地。“八大王”曾经遭受残酷打击。
1982年1月和4月，国务院两次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通知，当时的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投机倒把罪”进行查处。“八大王”大部分被捕入狱。22岁的程步青在乐清专门召开公审大会上，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接受群众的批斗和唾骂，然后被判刑四年。胡金林由于提前闻到风声，开始了长达两年，如惊弓之鸟般的潜逃生涯。1985年的1月15日，胡金林悄悄溜回了温州，当夜就被警察抓走了。第二天，乐清县广播站高声播报“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1985年3月22日，胡金林被无罪释放。此后，“八大王”们陆续获得平反。这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的1978年中共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七年之后了。
“八大王事件”仅仅是1982年政府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近3万人，结案8.6万件，追缴货款3.2亿元。
“八大王事件”告诉‘世界，直到1985年，中国民营企业家还被当作了投机倒把分子。
此后，民营经济仅仅搞了几年，中共又开始大搞“国进民退“。更有甚者，重庆利用唱红打黑，迫害民营企业家，没收的资产成百上千亿。习近平上台后，露出了共匪的本来面目，强调党管企业，高调称颂马克思，为《资本论》正名，鼓吹马克思的暴力消灭私有制思想。其走卒高叫，民营企业应逐渐离场。中国曾经的有限经济改革大踏步地倒退。如果没有中美贸易战，习近平回复公有制的中国梦很可能达成。中美贸易战使得中国经济快速下滑，习近平不得不说，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中美贸易战救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挽救了众多挺身而出突破中共计划经济体制的民营企业家所促成的有限的市场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发挥的巨大作用
现代民主国家经济上的主要特征是，施行市场经济体制，而共产党专制国家的主要特征是，施行计划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之所以优于计划经济，从资源配置视角，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市场能够自由、灵活、有效、合理地配置资源。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是一种良好的企业家选择机制。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家是生产计划制定者。现代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竞争来选择企业家。市场竞争是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过程。市场竞争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个企业之间的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开放的，每个企业都可以进入市场，提供产品。产品在企业之间展开竞争。制定合理的产品研发计划和生产计划，提供质量好、价格低廉和交期短的产品的企业家将获得竞争的胜利，继续掌握一定的资源，而失败者将退出市场，丧失对资源的处置权力。成功的企业家是市场竞争的胜利者，市场竞争证实了他们具有经营企业的能力。所以，市场经济是一种合理选择企业家的经济运行体制。
计划经济废除了市场竞争，资源配置权力属于政府。政府主管经济的人是政府官员，是由政府任命的，没有经过市场的选择。因此，政府主管经济的官员难以承担主导经济的大任。民主国家的国营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下，国企负责人配置过程的试错费用和计划失败损失由纳税人负担，不是由国营企业负责人承担，这对纳税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民营企业生产效率高，企业家承担择业失误和计划失败的费用。意识到这一点，英国等民主国家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从私人产品领域中退出，交由民营企业来经营。在施行计划经济的共产党集权国家，国家计划管理者以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的选择在他们自己内部人中间进行。近二十几年，中国流行一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句辛辣的广为流传的民间话语形象地描述了中共对中国计划管理者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垄断问题。一方面，国营企业主负责人是政府官员，不是企业家，不具有经营企业的能力。另一方面，国营企业不对所有公民开放，剥夺了相当多的人合法利用国有资源的权力，大大缩小了国企负责人这一重要的人力资源的选择范围。所以，计划经济不是一种合理选择计划管理者和国企负责人的经济运行机制，并且是一种严重浪费国家人力资源的有害体制。
近三十年，在民营经济发展的迫使下，中国政府有限地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局部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企从某些竞争行业中退出，中国百姓获得了一定的市场权利，可以参与市场竞争了。因此，才涌现出四川刘家四兄弟、王石、任正非、曹德旺、王文京、冯仑和马云等民营企业家。中国的有限市场经济，调动了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由此，中国才能结束了近三十年的生活商品短缺时代。市场经济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物资供应越来越丰富多彩，服务越来越便捷多彩。同时，市场经济给人们思想观念也带来的变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笔者在温州采访时，曾多次听到，大大小小的老板们说，有本事的人办企业，没有本事的人去政府。这种鄙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的新观念，使得笔者异常兴奋，多次在各种场合，介绍温州人的思想进步。
无疑，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因素。 1991年，吴敬琏先生就指出“制度高于技术”，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明证。没有市场经济制度岂能有中国GDP第二。
中国现在仅仅是有限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若从电信、银行、石油、电力等垄断领域中退出，让民营企业有更大的舞台，中国将会更加繁荣昌盛。问题是，只要有习近平这样的愚蠢又贪婪中共分子存在，中共就不会从垄断领域退出。中国人反对中共统治的路还要坚决地走下去。
WTO使得民营企业走进世界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生效。WTO在全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规模空前、增长迅速的新市场。大批的农民工到东南沿海打工，出口企业成为经济的发动机，极大地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入世以来，大幅降低了企业对外贸易的风险，中国民营企业向世界各国提供了从纺织服装、电子产品、玩具、卫生洁具到智能手机的等系列产品。民企出口逐渐占据我国出口的首位。民企出口带动了国内的就业、税收及GDP的高速增长。
施行市场经济制度、加入WTO，使得中国民营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2013年，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超过60% 。
2016年7月13日，中青在线报道《我国民营企业出口占比仍保持首位》：“今天下午，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首位。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4.31万亿元，增长5.1%，占我外贸总值的38.7%。其中，出口2.99万亿元，增长3.6%，占出口总值的46.6%，超过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比重，继续保持出口份额居首的地位；进口增长8.7%，延续了去年四季度的增长态势”。
2018年1月29，新浪财经报道《2017中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0.7万亿元 占比超总额38%》：“中国2017年民营企业进出口所占比重提升。
2017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0.7万亿元，增长15.3%，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38.5%，比2016年提升0.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13万亿元，增长12.3%，占出口总值的46.5%，继续保持出口份额居首的地位，比重提升0.6个百分点；进口3.57万亿元，增长22%”。
近四十年来，民企不断冲破各种制度障碍，使得民营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GDP年增长率为10.6%，比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高5.5个百分点。农业保持了4%的增长；二三产业的民营经济增长继续大幅度快于国有经济增长，民营经济占工业的比重从54%上升到74%（按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计算，包括了对“规模以下”企业部分的估算）。按各部门增长率及其在经济中的份额变化计算，经济增长速度高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几乎全部来源于民营经济的贡献“。（《王小鲁：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
结束语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有限地废除了计划经济制度，有限地施行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在WTO的贸易支持之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是民营企业。
所以，在中国国内，中国经济是搭了民营经济的快车；在中国国外，是搭了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和WTO的贸易支持的便车。
一党专政，计划经济都是被现代民主国家所淘汰的制度垃圾，习近平仍然紧抱制度垃圾不放，根本认识不到基于交易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认识不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搭了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和WTO的贸易支持的便车，愚蠢地对世界说什么“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这样的蠢猪还想称霸世界，真是愚蠢到家，贪婪至极。中美贸易战后，中国经济急剧衰退，就要回到内循环经济了，习近平再也不说什么欢迎搭中国便车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也已经不允许中共搭便车了。
愚蠢啊，习近平！悲催啊，共产党！
2020年9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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