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仅存不多的独裁政权中最大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像一只巨大的政治怪物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十三亿民众从奴役到解放的过程，不仅事关全球最多族群的政治权利，而且事关国际政治利益。中国一旦民主化，这个巨大的政治版图将会从政治沙漠变为政治绿洲，甚至将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

     政治学属于社会科学，其演进规律人为性、偶然性居多，不过仍然可以引用数据分析的方法看出其中端倪，甚至能够准确推断其走向。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也存在着一些相关因素的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梳理和分析，也许会大致推断出中共威权政体解体和实现政治转型的时间表。

     本文设定两种参照指标：时间指标和程度指标。在这两个参照指标下面，再设定多个关键变量，加权平均之后，就可以得出中国实现政治转型的大致时间和剧烈程度。

   时间指标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不仅让国内民众萦绕于心，也让国际社会翘首企盼。关于中国大陆何时走向民主化，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很多人预计中共会在短期内崩溃，但是中共采取放开经改停止政改的跛足改革模式，成功地使专制政体僵而不死，苟延残喘了十数年。很多预言家在跌破眼镜之后，不再敢于预言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许，以下的几个时间维度框定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大限。

前苏联、后中华民国（迁播来台之后的中华民国）是与中国大陆最为相似的两个政权。我们可以首先选取这两个政权作为参照系，来分析比较其中的关键时间点。

前苏联，有着与中国大陆近似的辽阔幅员，有着与中国大陆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共产专制政体。前苏联共产党1917年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成功，中国共产党1949年颠覆国民政府，夺取大陆的统治权，其间相差32年。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恢复民族国家的独立状态，同时苏共倒台，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成功过渡到民主政体。假设两国政治转型的时间差和两国共产革命成功的时间差存在着对应关系的话，1991年加上32年，也就是2023年，有可能是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时间。

如果以同一文化母体的中华民国作为参照系，也可以得出相近似的时间。蒋介石以独裁政体从大陆败退台湾之后，吸取了不少教训，同时面临美英等国的国际压力，逐步从极权政体走向威权政体，为台湾民间的反对运动提供了勃兴的契机，并最终实现了和平政治转型。1960年，《自由中国》政论杂志的发行人雷震先生公开筹组中国民主党，并以失败和遭受军法审判处以十年徒刑而告终；1998年中国大陆多地公开筹组中国民主党，也以大批反对派人士被捕判刑而告终，其间时差为28年。1986年，台湾反对派人士组党成功。如果在此基础上加上28年，中国大陆有可能在2014年突破党禁，成功实现政党政治。

返观当下之中国大陆，非常类似于台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中期，台湾经由选举引发街头运动。当下之中国大陆，“地无分之南北，人无分之老幼”，无论城市的白领阶层还是乡村的农民阶层，仿佛展开了维权总动员，街头运动也风生水起，如火如荼。街头运动将极大程度地调集精英阶层的动员能力，为引导民众走向组织化运作奠定基础。一旦民间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得到复苏，中国大陆的政治破局就会呼之欲出。

根据亨廷顿的政治变迁理论，人均国民所得1000美金到3000美金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的黄金时段。从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经济指标来看，人均国民所得进入1000美金之后，温饱问题就会得以解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需求会呈几何级数量攀升。按照购买力平价核算，中国在2003年人均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依照目前中国经济年均8%的发展速度，2020年中国大陆人均GDP将能够达到3000美元。如果将中国大陆的政经现状放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背景下进行观照，不难看出，2003年至2020年将是中国民主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不考虑历史加速度和人为偶然因素的前提下，大致可以推测，中国大陆极有可能在2014年到2023年之间实现党禁、报禁的全面开放，甚至有可能实现议会代表和行政首长普选制的确立。

程度指标

中国大陆必将顺应全球化潮流、迟早要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这一点恐怕无人存在疑问。但是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代价有多大，程度有多么剧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讲，一个专制政体国家的政治转型的剧烈程度大概取决于以下几个变量：经济体制的健康程度、贫富分化程度和军队国家化的难易程度。如果设定每个变量最高值是10分，然后参照中国的现状给出一个相应的分值，就可以大致得出政治转型剧烈程度的参考分值。

假定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满分为10分，中国大陆自由市场体制的健康程度的分值应当为6分。一个国家的自由市场体制健康程度越高，其政治转型的代价就越小，反之亦然。中国大陆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基本上可以说是拿到了进入市场经济国家的入场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迄今为止，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家除了韩国等少数国家之外，大都不承认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国有经济、垄断经济仍然占据了相当的比例。所以，大陆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程度顶多为6分，不健康程度为4分。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健康程度越低，表明现存的既得利益集团规模越大，抗拒政治转型的力量也就越大，政治转型的剧烈程度也就越高。

假定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导致大规模暴力革命的指数为10分，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程度也应当为6分。早在1999年，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就突破了全球警戒线，但是和爆发大规模的暴力革命还是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城市市民大都享有最低的社会保障，农村因为土地市场化发育迟缓，农地成为农民最低的社会保障来源。依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只要城市贫民和农民还有口饭吃，就不至于爆发大规模的城市贫民或农民暴力革命。不过，由于中国大陆贫富相差过于悬殊，整个社会缺乏价值共识，程度相对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可能会此起彼伏。

军队国家化的难易程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果说军队国家化的难度为10分，也应当给中国大陆6分。很多人在分析中国政治转型的时候，往往会描绘出军人干政、内战纷起的可怕图景。中国大陆的人民解放军存在着双重功能和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保家卫国的国防军队，也是保持中共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军队。人民解放军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化，不具备民主国家军队必须政治中立的指导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和八九政治运动中，解放军就有干预政治的传统。这是军队国家化极为不利的一面。不过，人民解放军的组织架构也存在着有利于军队国家化的一面。解放军的领导机构虽然有两个，即国家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军委，但是两个军委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全国的解放军被分成八大军区，服从于中央的指挥，和地方政府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超越于地方利益之上。在未来的政治转型中，一旦中共迫于体制外的强大压力放弃对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解放军内部分裂的可能性极小，整个军队表现出的国家理性有可能高于其政治理性，不再干预现实政治，服从于民选的文官政府。

综上分析，中国大陆极有可能在2010－2020年完成基本的政治转型，其代价将比韩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代价大，比前苏联政治动荡、经济休克的代价小，其剧烈程度可能会近似于印尼和菲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