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宣言批判》一文中，笔者指出了马克思的无知和暴力。在《资本论批判》一文中，笔者指出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荒谬。一群无知无畏的俄国人被马克思的无知和暴力所吸引，成为马克思的信徒。那么，在中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呢？什么原因呢？
在《大陆宪政何以失败》一文中，笔者认为，大陆宪政失败的原因在于：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薄弱、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内战失败。此文的最后，笔者提到，大陆宪政的失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暴力公有制基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一些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只有那些肯定公有制的优越性和暴力的正当性的人才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人。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人物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何叔衡生于1876年。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毕业后从事教师工作。1921年，45岁的何叔衡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
陈独秀生于1879年。1897年，他进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1901年，他进入东京高等
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7年，他进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他在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6年，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他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1921年，在苏共的支持下，42岁的陈独秀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董必武生于1886年。1903年，他考取秀才。1905年，他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1910年毕业后，他曾在黄州任教员。1914年，他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他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1916年，他出狱后再度赴日本。1918年回国，他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1921年，35岁的董必武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
李大钊生于1889年。1907年，他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他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1921年，32岁的李大钊与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李汉俊生于1890年。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1918年回国后，他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他创办了《劳动界》，并参加编辑《新青年》、《星期评论》、《共产党》。1921年，31岁的李汉俊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
李达生于1890年。1909年，他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1912年秋，因学校暂时停办，李达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又分别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和湖南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李达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次年回国养病，李达与人合伙开了家药店，做了3年药商。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1921年，31岁的李达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
陈公博生于1892年。1917年，他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陈公博毕业后，创办了《广东群报》，任总编辑。1921年，29岁的陈公博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
毛泽东生于1893年。1914年，他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后，他先后当过兵，做过教师。1921年，28岁的毛泽东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
包惠僧生于1894年（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1917年，他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在武昌教书半年，他又曾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报记者。1919年于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1921年，27岁的包惠僧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
陈潭秋生于1896年。1916年。他考入高等师范学院英语部。1919年秋毕业后，他曾任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在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1921年，25岁的陈潭秋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
周佛海生于1897年。1917年，他东渡日本留学。1921年，24岁的周佛海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 从学生直接参加共产党。
张国焘生于1897年。1916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1919年，他从预科毕业转入本科。没有读完本科，他就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家。1921年，24岁的张国焘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从学生直接参加共产党。
王尽美生于1898年。1918年，他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23岁的王尽美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 1921年冬，被省立一师以“危险分子”嫌疑开除学籍，从此专门从事革命工作，从学生直接参加共产党。
邓恩铭出生1901年。1918年，他进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 1921年，20岁的邓恩铭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从学生直接参加共产党。
刘仁静生于1902年。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1921年，19岁的刘仁静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从学生直接参加共产党。
从以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人物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出，与苏共早期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大都受过好的教育，并且在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刘仁静的年龄低于二十岁，其他人都大于20岁。除了李达做过3年药商，陈独秀经营过杂志，中共早期的负责人都没有基本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周佛海、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和刘仁静都是直接从学生参加了共产党。
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被马克思的暴力公有制学说所征服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基因。
其一，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具有“天下为公”、“均贫富”的公有制基因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献身精神。
其二，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农民起义最多的国家，部分人文知识分子身上被植入了“暴力基因”。
其三，自商周始，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直到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中国才产生了近代工业。19世纪晚期，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中国民族工业方有了初步的发展。生于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身上没有“工业文明基因”：工业管理知识和契约精神。他们不理解“看不见的手”，不理解交易私有制具有催化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相信只有公有制可以成就人类的幸福。他们大多是一些书本知识分子，仅仅凭着书本上的马列主义名词来理解社会。
以刘仁静为例。刘仁静生于1902年。他是一个用暴力追求公有制理想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1918年，16岁的刘仁静考入北大物理系。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天安门集会，学生领袖罗家伦正在发表“五四宣言”演讲。刘仁静怀揣尖刀悄悄挤进了会场，只见他拔刀猛地刺向腹部，被身边同学夺下，“当时父亲试图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民众觉醒。”儿子刘威立这样解释父亲的举动。刘仁静随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门紧闭，无法入内。刘仁静站到同学肩上，翻入曹宅，打开大门。学生们冲入宅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刘仁静从北大物理系转到哲学系再到英文系，凭着极好的英语基础，刘仁静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十多种马列经典著作英译本。他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筹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因大量阅读了英译本的马列著作，能够大段地背诵马列著作原文，入迷时张口就是“马克思说……”。 有一次，在研究会组织的演讲报告上，刘仁静不顾低年级学生身份，大胆登台宣读马克思的学说和自己的学习体会，举座皆惊，众人为他的理论功底所折服，称他为“小马克思”。在朋友的引荐下，刘仁静认识了胡适。一个是参加社会活动热情高涨的学生，一个是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教授，刘仁静虽多次拜访胡适，但两人多话不投机。此后，刘仍登门欲与胡
适辩论，都被拒绝，胡适还扔下一句“密斯特刘，你有野心”。在马列著作的刺激下，刘仁静确实有了“野心”，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谋而合，认为当时必须酝酿建党，而不是仅仅研究马列主义。“那位书呆子刘仁静……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张国焘回忆说。1921年7月，刘仁静参加中共一大，与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的理论家李汉俊就党纲与政策问题争辩了起来。李汉俊主张先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革命成果，等待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再加入议会开展竞选。刘仁静则针锋相对，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
阶级专政，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刘仁静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多数代表的赞成和支持。通过投票表决，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确定，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1922年，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刘仁静承担起了中国代表团大会发言任务，被刊登在当年11月24日《真理报》的第三版上。刘仁静发言后，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此后，刘仁静因在没有向党中央请示的情况下赶到土耳其小岛上看望被苏共开除的托洛茨基，回国后他拒绝汇报探访详情，被开除出党。（2011年5月10日《新京报》：《刘仁静：“小马克思”的热血岁月》）
刘仁静是一个好学的，但是具有暴力倾向的热血青年。17岁时，刘仁静参加“五四”运动欲剖腹唤起民众觉醒，并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的鲁莽行动。同列宁一样，刘仁静不满二十岁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任何企业经济管理知识的刘仁静就自然地就被马克思征服了，盲目地信仰了暴力公有制意识形态。能够背诵几句马克思的话，就被称为理论家的刘仁静自视过高，野心勃勃，在中共一大会议上，刘仁静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毫不奇怪了。
中国比刘仁静晚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大都信仰公有制。比如，林希翎。在1957年，她仍然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是她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而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她把中国社会主义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她呼吁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笔者仔细看过一些参加右派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的资料，他们大多关注的是民主、法治和公民自由问题，很少有人关注公有制问题。在笔者所看到的资料中，只有严仲强在《压制不了的呼声》一文中提出：“事实上即使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可以批评的，例如南斯拉夫公有制形式和苏联公有制形式并不相同，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现在的公有制形式是否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最好的形式，对于这种要求不应该诬蔑为修正主义，事实即使有人要回到资本主义，只要他们不以行动来推翻社会主义，并且讲出自己的论点，那么也还是属于百家争鸣范围的” 。
我们这一代人直至文革期间依然没有脱离传统公有制观念的束缚。文革期间，目睹了太多的社会丑陋和罪恶之后，笔者对中国社会制度极度厌恶，逐渐对“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官方宣传产生了怀疑。笔者和朋友们开始认真深入地阅读《资本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试图重新认识私有制和公有制。阅读之后，由于没有起码的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我们始终没有理解：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人们在追逐他们的个人的利益时，同时促进了社会利益。不理解“看不见的手”就不能理解交易私有制，也就不能够理解公有制。笔者和朋友们同我们的上一代人林希翎一样还是认为公有制是优越的，是毛泽东个人独裁破坏了公有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笔者进入信息经济学领域，学习和掌握了一些基本的企业管理知识，并有了一定的企业管理经验，这才逐步理解了“看不见的手”，逐渐对私有制和公有制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在八十年代，据笔者观察、沟通和了解，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基本的工业管理知识和经验，仍然抱着旧的私有制和公有制的观念，并不理解私有制和公有制的真正内涵。这是中国历史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人总是要犯错的。知识分子是人，也会犯错误的。但是，知识分子要始终坚持一条底线，切忌使用暴力。任何非暴力运动都不会导致大的社会灾难。罗伯特·欧文和艾蒂安·卡贝的公有制试验失败了，英国的公有制实践失败了，都没有给人类带来灾难。而苏共和中共的暴力公有制实践给人类带来了血淋淋的灾难。这是暴力革命的血的教训。
2020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