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劳工学者和劳工公益志愿者
写完劳动哲学，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因为这个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一种知识和逻辑上的演绎推理，最多是吸取了其他一些人的田野调查和经验归纳成果，而没有自身的近距离和零距离的观察和体验，这对于这样一项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可以致命的缺陷。中国工人群体究竟是怎么体验、思考和行动的？社会民主主义劳动哲学是否能够表达中国劳工的要求和愿景？中国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其他思想流派是怎样看待当代中国方兴未艾的劳工运动的？这都是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于2010年开通了微博。很快，相对自由的微博自媒体，把各种直接的资讯呈现在我的眼前：以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为标志，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如火如荼地兴起来了，各地劳工集体维权事件，可谓此起彼伏，令人应接不暇；通过微博，我不仅认识了活跃在这个领域的律师、学者、记者，更认识了不少劳工公益机构的负责人和工人代表，他们是劳工维权和劳工运动的直接倡导者、推动者和行动者。很快，我的实名微博成了劳工新闻和信息的集散地，一些微博大V和公共知识分子也慷慨予以转播。2012年，当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业部、小小草等知名劳工机构遭遇打压时，由我起草，笑蜀、章立凡、袁飏、张鸣、叶匡政、沈原、郭于华、肖雪慧、段毅、常凯、滕彪等20名学者、律师和媒体人联名发表“关于培育发展劳工NGO致广东省委省政府及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公开信”，要求地方政府善待劳工公益组织，之后，我与笑蜀、刘建锋组成调查小组，南下广东，对珠三角地区数十家劳工机构登门采访，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农民工和他们的代言者和组织者。
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几乎隔空或实地参与了2012—2015年这一波劳工运动高潮中发生的所有主要事件，或通过微博进行实时报道与互动，或呼吁媒体报道并接受媒体采访，或撰写事件经过并予以评论，或撰写并发布有关宣言和文稿，或参加线下交流和研讨……其中可圈可点之处有：
- 2014年10月，我深入北京临时关押和疏散上访人员的久敬庄，撰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被买断工龄员工维权活动以及国有企业转型正义的调研报告（网络点击数百万次）；亲临深圳现场，撰写了深圳诺基亚工人集体行动以及关停并转企业维护劳工权益的调研报告（引起了全国总工会的重视和实地调查，并出台了相关文件），以及十几起著名劳工集体行动的纪实和案例分析。
- 参与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在嵩山举办的常德沃尔玛工人维权研讨会暨2014年集体谈判论坛年会，与劳工律师段毅等人确立、论证并向知识界和社会各界推广“劳工”、“劳工界”、“劳工运动”、“劳工政治”、“劳工新闻”等一系列概念，促进一种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职工文化”不同的、对应于市场经济时期的“劳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 对当代中国劳工运动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思考，重点阐述了公民运动与劳工运动、公民权利与劳工权利、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相互关系，通过发表文章、微信群内讨论、微信讲座和线下交流，呼吁自由民主右翼与自由民主左翼之间建立良性对话和互动关系，达成秦晖先生所说的“共同的底线”或左右基本共识。比较有影响的文章有《劳工维权是撬动整个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阿基米德支点》、《对2010年中国劳工潮的多学科解读》（获全国劳动关系研究会论文二等奖）、《当代中国的劳工政治》（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
- 推动政策和立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一是《劳工界就制造业衰退过程中劳工权益问题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书》，提出了“劳工新政”的概念和政策建议；二是《广东省劳动关系地方立法应该、可以、如何走在全国的前列》，对广东省应该率先完成劳工三权（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的立法，发出了劳工界的建议；三是《欠缺公正、压制劳权的法律规制——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参与了这部地方性法规出台前劳资双方激烈的舆论博弈。
- 发起和组建了劳工研究群、劳工律师群、劳工新闻群、劳工学者群、劳工界与社会各界对话群等一系列微信群，以加强劳工界的内部团结以及知识界和社会各界对劳工运动的支持，数次征集了少则几百人、多达数千人的对地方政府打压劳工维权人士的签名声援。
……
一时间，我成了各种媒体跟踪采访的著名劳工学者和劳工问题专家，还有人从更加激进和革命的角度，给我贴上了“自由派改良主义劳工运动代表人物”的标签。
以上只是实录，既没有刻意回避什么，也没有添油加醋夸张什么。一个人的言行是有社会记忆的，不如自己如实写下来，让后人和历史来评判。
十一、第三次挫折
在2016年以前，组织上已经多次找我谈话，劝诫和警告我不要和那些有境外背景的劳工机构搞到一块儿去，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向组织上反映。有关部门也注意到了我的网络言论或线下活动。比如，2013年某一天深夜两点半，大兴区清源路派出所警察按响我家的门铃，把我带到所里做笔录，询问的是我那篇关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断友”维权的调研报告，说你这篇文章已经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了，要求我今后不要在网络上随便发表文章，有文章和著作可以通过正式出版机构发表。我回答说现在出版社出书要作者自费，学术刊物也要收版面费，而自媒体是免费的，让我不使用自媒体是不可能的；再说了，即使我在出版社和刊物上发表作品，人家要利用，我也阻止不了，我倒是真心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利用我的科研成果。那天的笔录进行到凌晨5点半，警察才送我回家。又如，河南省公安厅把2014年嵩山会议的录像带递交给了我们学校的上级主管单位全国总工会，其中就有我发言的部分。
2015年6月，我被解除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的职务，没有任何说明。2015年12月3日，广州警方一举端掉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和南飞雁等劳工机构，数十人被传唤，6人被刑拘。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对此做了长篇报道。我以“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劳工学者”的身份接受了多家外媒采访，其中一家是香港有线电视台，没想到这家媒体在播出这个节目时，违背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擅自披露了我的姓名、单位、职务等信息。这下可就炸锅了。全国总工会有一个维稳办，维稳办下有一个网络舆情处，很快就发现这个情况并报告上去了。学校讯速地给了我一个仅次于开除的行政处分：降职，从教授降级为讲师。我据理力争后，改为解聘教授职务，到图书馆安排适当工作，按副教授最低一档发放工资。
受此重挫，我当然不得不收敛一些了，毕竟让家人跟着倒霉了，种种纠结、痛苦、内疚，一言难尽，这里就不细说了。
但是仍然不能完全放弃……不管是出于古道热肠、江湖义气，还是出于理想信仰、价值追求，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发声并参与了一些劳工维权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参与了沃尔玛员工抵制综合工时制的全国性维权行动。应段毅律师的邀请，我与四位专家教授一起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沃尔玛强推综合工时制导致员工维权抗争的调查研究报告》，指出外资企业破坏中国基本的工时制度，可能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上的稳定和安全。这个报告应该引起了有关决策部门的重视，沃尔玛强推综合工时制之所以不到一年就被叫停了，应该与此有关。与此同时，我卷入了沃尔玛员工联谊会的一场内部纷争，我因为支持其中一派通过网上民主选举重组联谊会，而得罪了坚决反对这场选举的另一派，导致少数几个网络写手和劳工维权人士发起了对我的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其中一个网名秋火的托派分子，造谣说我掌握了境外公益基金资助境内劳工机构的分配权，说我早就安排好了退路，可以随时举家移民美国，等等。我没有对这种攻击作直接的回应，只是在一个关于沃尔玛员工的团结和联合的长篇微信讲座中，向沃尔玛维权员工正面阐述了我自己的观点。
2017年1月13日，在我的牵线搭桥下，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第565期双周论坛上，我的朋友、西南政法大学陈步雷教授做了一个关于工人代表制的长篇学术报告，从民法、自然权利理论出发，对珠三角地区工人的自发结社行为、对段毅律师等人总结和推广的工人代表制，做了深入的阐发和学术上的论证，与会的天则所理事长吴思（历史学家）、所长盛洪（经济学家）、社科院石秀印（社会学家）、人大常凯（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学家）、湖南戴春（劳动关系学家）以及我等人，从各个角度阐发了工人代表制的经济、法律、社会、政治以及历史价值。我还临时起意，请会议主持人张曙光先生安排在场的工人代表彭家勇发言，没想到彭家勇即兴演讲半个小时，异常流畅地表达了自己的实践经历和理论思考，引起与会学者的强烈兴趣，会后一帮人围着他进一步交流。这应该是天则所第一次就一个劳动关系、工人权益的话题进行的高端学术活动。作为自由主义的阵地，天则所走出这一步，具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意义。这正是我一直在呼唤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良性互动和对话交流。会后，西南政法大学官网在非常显眼的位置报道了陈步雷教授的这场学术报告，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点评嘉宾，却被组织上约谈，要求我不要再参加天则所的任何学术活动了。
2017年12月，北京发动了一次突如其来、迅雷不及掩耳的清除低端人口的雷霆行动，一时间，数十万外来人口无家可归，露宿在凛冽的寒风之中。一个学者公知群邀请我起草了《部分知识界人士就大兴大火引发北京大规模驱离外来人口事件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公开信》，经过群友修改后发出，征得160多人的签名，瞬间在海内外网络得到广泛传播。这应该对遏制全国各地政府群起效尤起了一定的作用。自然，事后我又受到了组织上的调查和严厉批评。
2018年，两位刑满释放不久的XIN公民运动的倡导者来找我，希望一起推动养老平权运动，并邀请我写一个关于平等养老的学术研究报告。我对他们终于转身向下关注社会底层和民生问题表示由衷的高兴，因为2013年我向他们提出公民运动与劳工运动相结合的话题时，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回应。很快我就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并归纳了两项基本诉求，一是建立普及每一个国民的基础养老金制度，二是废除双轨制和多轨制，所有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按同样的工资替代率领取养老金。这个项目后来因故未能推动起来，但我因此就加入了他们的电报群，参加了一周一次的时政讨论，并于2018年和2019年分别参加了由他们召集的烟台聚会和厦门聚会。由此我也卷入了一个惊天大案。
2020年上半年，我作为证人做了两次长时间的笔录。幸运的是，现在我还能继续担任图书管理员。聊以自慰的是，这些年来，主要由于我的努力，我校图书馆的藏书档次，有了一个明显的提高。
十二、从现实研究转向历史研究
从2016年开始，我对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做了比较系统的反思和总结。一是把我这些年所写的文章整理结集成为《致敬底层：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一书，有70余万字之多；二是接受工人代表彭家勇的提议，把影响较大的劳工集体维权案例整理成为《广东工人运动考察报告》，有40余万字之多；三是完成了我的第二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写成了60余万字的《劳动文化学》，不幸的是，提交结项申请并等待了两年之久后得到的结论是“撤销该项目，追回已拨资助”，在我提出异议后，引起舆论关注，经过学校出面斡旋，已经花费在这个项目的资金就没有真的追回去了；四是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出发，对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做了一个理论思考，写成了20余万字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论纲》一书。不言而喻的是，这些书目前还不能变成合法出版物。
其实，在2019年下半年，在我完成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论纲》一书之后，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就已经告一段落，并正式转向历史研究了。今年以来，我一边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一边猛读历史学和历史哲学著作，可以说，不到一年所读的学术著作，比过去四五年加起来读的还要多。早在30年前写作《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一书时，我就意识到将来一定要写一本《悲剧人性与悲剧历史》，从而完成我的整个悲剧哲学体系。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把尼采哲学解读为悲剧哲学，但这还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还没有正面建立自己的悲剧历史观和悲剧世界观。现在终于有时间也有相当的社会历史阅历来写这本书了。
另一个我必须完成的大课题是写作《中国个性思想史》。1988年我做硕士学位论文时，就已经意识到应该系统地梳理和挖掘中国历史上的个性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学术界存在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没有或者很少有个性思想，只不过一些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缺陷就是缺少个体主义思想，因此，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全盘西化；另一些人认为，整体主义正好是中国文化的优势，必须发扬光大，并且应该而且一定能够向全世界推广。一百多年来，一直就存在着全盘西化与国粹主义的二元对立。我当然不赞成国粹主义，但也反对全盘西化，理由恰好在于，中国的个性思想，虽然远远不如西方那么发达，但毕竟是隐隐存在并默默发展的，只不过被整体主义文化所压抑和禁锢住了而已。必须把中国历史中这一异质性、创造性、现代性的文化基因挖掘出来，并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结构性转换，即所谓创造性转化或转化性创造。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中完全缺乏个性元素，那么，即使把西方文化整体移植过来，那也像是把种子撒在盐碱地上，根本不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然而，我在32年前就已经发现的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自由民主派和全盘西化论者不重视容易理解，他们在全力以赴引进西学，可耻的是，在二十多年不断高涨的国学热中，在成千上万的国学学者中，竟无一人系统地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性思想，好像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断断续续的，围绕这一课题，我在做一些阶段性研究。1991年，我应一个朋友的邀请，写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孤魂野鬼》，从个性思想角度，讲了中国文化史上12大“畸人”的故事，他们是：庄子、阮籍、嵇康、慧能、唐伯虎、王艮、李贽、徐渭、八大山人、石涛、金圣叹、郑板桥。写完后，朋友的那个丛书出版计划却没了下文，这本小册子后来就收入了我自己的《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一书。2006年，我撰写了《郭象个体主义哲学的现代阐释》，其中部分章节发表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全书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些都是《中国个性思想史》的前期成果。目前，对经史子集的阅读大约已经进行了一半，后续还有海量的文献需要爬梳，这种爬梳一直要进行到我身在其中的当代中国，如果成书的话，在百万言以上，这大概是10年以后的事了。通过这项研究，我要向全世界宣告，要向每一个中国人大喊：人性、个性、自由、平等，这些普世价值，并非西方人的专利；人类皆有的，我们中国人也无不具有！建立在这些普世价值之上的政治文明，也一定会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开花结果、繁荣昌盛！
我今年五十有七，如果足够健康和长寿的话，充其量也只有二十年左右的读书写作时间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伫立于暮色苍茫之中，像无数古人发出这一句浩叹后，我又得赶紧回去看书了。
十三、我的治学风格
像其他学者一样，我的治学过程当然也离不开博古通今、中西兼容、由博返约与发散思维相辅成、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性与经验（演绎与归纳、抽象思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结构主义相补充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我与学院书斋派学者很为不同的是，我尤其重视个人的生命体验和行动意识（行动中的理解），强调知行合一，亦即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
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高居于芸芸众生之上，用自己学来的理论和知识，对民众进行自上而下的启蒙。我不否认这种启蒙的价值，但是第一，我认为这种启蒙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找到把理论变为实践、把理想变为现实的通道，而这样一种“实践知识”（梅洛庞蒂所说的Practognosis），这样一种“社会技术”，这样一种“政治技艺”，恰恰是精英知识分子最为缺少的；第二，这种启蒙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启蒙者自身也是有盲区的，比如以自己的价值观扩张为所有人应有的价值观，以社会良知和公意代表自居，自以为义，结果反而陷入知识界内部各种价值观的剧烈冲突之中，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思考和表达的，与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还存在遥远的距离，当他们碰到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反而患得患失，不能像很多普通民众一样奋起维权，他们也严重缺乏组织起来的意愿和能力，只能像散沙一样苟且求安，最多打打口炮，而缺乏真正改变现实的实践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恰好应该在与民众的密切互动中，接受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反向启蒙。这就是说，启蒙应该是双向进行的，而不是单向的灌输和宣导。
我非常服膺明代大哲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和生活，他是哲学家、教育家，又是政治家、军事家，文治武功样样了得。他承接了老庄、孟子、魏晋玄学、禅宗、程颢、陆九渊等先哲“从生命体验中领悟世界与人生真相”的传统，他那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确精察处即是知”，洞烛幽微，参透玄机，几乎达到了最高的哲学智慧，实现了本体论（存在论）与知识论（认识论）、伦理与真理的直接统一，进入了绝美的人生境界。他的传人，尤其是他的弟子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发扬光大了他的道统和学统，他们都是知行合一的人物，不仅在学术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启蒙运动，而且“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黄宗羲语）。
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实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人生体验和社会实践。职业化的学院式研究，基本上只是智力游戏而无关乎生命的成长，没有丰富和深度的人生体验和社会实践，一是不可能发现真问题，而只能在前人和他人设定的问题域中，甚至在假问题中兜圈子；二是不可能发现解决真问题的新范式，而只能使用前人和他人的解释框架，甚至只能使用陈腐恶劣的教条和公式去强暴现实。任何新范式，都是思想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存在视域的概念化和抽象化，用这种独特的范式，就能对同样的事实做出全新的解释，对同样的元素进行全新的组装。认识和知识的深度、强度和宽度，取决于生命和存在的深度、强度和宽度，狭隘、贫弱、肤浅的人生，只会造就出平庸的学者。多少为了在体制内谋求职称、升迁、权力、资源、光环而批量制造出来的论文和著作，基本上没有人认真读，连内循环都谈不上，更谈不上与社会的互动交流和良性循环了，它们基本上就是一堆耗费人民血汗和国家资源的、不能回收利用的有毒垃圾和污染物而已。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早期26年的人生体验，就不会有《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我在该书的导言“艺术、哲学与人生”中，已经阐发了我后来都没有改变的学术风格和方法：
我是谁？我到这世界来做什么？我凭什么证明我在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面对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世界、他人和我们自己，心中便泛起一种巨大的荒谬感、神秘感和孤独感；耳闻种种人类的悲剧与关于人类的伟大和愚蠢的故事，目睹人类的互相倾轧和践踏，面对种种社会不公平和人生的种种罪恶与痛苦，眺望那远不可及的个人与人类的未来，你难道不感到一种浩大无边的忧患和孤愤吗？你难道不感到一种无遮无拦、无可逃避的迷惘、落寞和苦闷吗？正是这些使人仰天长叹而又俯首默然的内心骚乱，才是艺术和哲学发生、发展的最深刻的动力。每个人，至少在一定时期，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潜在地就是一个艺术家和哲学家：当他真诚地、痛切地感到人生的神秘和荒谬、短促和空虚，当他渴望超越人生的有限而得到一种持久的永恒的价值时，在这一瞬间，他就是一名艺术家和哲学家。而真正成为艺术家和哲学家的是这样一种人，他的痛苦比别人更加强烈和深刻，因而他超越这种痛苦的要求也更加急迫。他通过诗、小说、音乐、绘画、理论体系等等力图表现和解脱这种痛苦，这种痛苦不是日常生活中琐屑的烦恼比如丧失金钱的懊恨、对邻人或同事的嫉妒等等，而是一种关于人生的终极价值、终极归宿、终极关怀的痛苦，是一种即使得到了金钱、地位、物质享受和家庭温暖等等而仍然弥漫心头的痛苦，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痛苦，我把这种痛苦称之为“根本的迷惘”和“深度的苦闷”。正是这种痛苦迫使艺术家和哲学家无休无止地穷究人生的真谛，追寻生活的意义。实际上，他永远不可能得到彻底解脱，相反，他不断地把自己投入到更大的痛苦中去：因为他越是想穷究人生，他就越是深深地卷入人生，他就与周围世界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分离，而他寻求弥合这种分离的努力也就越困难，他就必须更加不畏风险地去体会种种人生境界。对艺术家和哲学家来说，痛苦是一种诱惑，一种挑战，一种深沉的呼唤，正是在这种痛苦和超越痛苦的努力中，他体会到创造的喜悦、自我力量扩张的喜悦、彻悟的喜悦。
哲学对人生的思考不仅是理性的，而且也是感性的，不仅是理论化的，而且是饱含感情的，不仅是抽象的玄思，而且是生动的体验和感悟。
人类单有艺术是不够的，因为艺术虽然给人以充分的情感满足，但却只能模糊地、难以言说地满足人的理性要求。人还具有一种把自己模糊体验到的东西加以条理化、系统化的欲望和倾向，于是他们就用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工具把自己对世界与人生的本质的感悟变成理论体系，这就是哲学。不错，哲学运用抽象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方法，建立起概念体系直接诉诸人的理性或抽象思维。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就忘却了哲学的起源，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样两种偏见：哲学是纯粹抽象思维，排斥人的感觉、直觉、体验、领悟和灵感；哲学是纯理性的，排斥人的感情。于是哲学就变成了灰色的枯燥的理论体系，变成了由概念和范畴推演而成的逻辑结构。
这是违背哲学本性的。哲学是世界观，但首先是人本学，因为哲学所思考的世界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因此不思考人就无从思考世界。这样，人就既是哲学思考的主体，又是哲学思考的对象，是作为主体的对象和作为对象的主体，对这种作为主体的对象的客观思考正就是这种作为对象的主体的反思，这种反思当然必须直接建立在哲学家的自我体验之上。因此，哲学认识内在地包含了直觉和体验。没有丰富的直觉体验，哲学思考就不过是鹦鹉学舌或最多不过是客观知识的重新组合而已，而缺乏深度和独创性。哲学的抽象思考只有不断重返其源头活水才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由此可见，哲学与艺术是同源的。不仅如此，哲学有时还需要直接运用艺术的表现手法，因为当哲学运用概念进行抽象分析时，往往打碎和破坏了原生的实在和原始的体验，结果使飘忽隐约而又美妙生动的东西从概念之网中漏失了，这时，哲学概念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因此必须直接借助于艺术语言，借助于形象和意境使那些原始的东西呈现、浮现出来。
实际上许多西方哲学家都公开声称只有凭借直觉才能真正切近和把握实在，如斯宾诺莎、谢林、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他们都既具有高度的思辨能力，同时又极力推崇直觉。看起来，正是在直觉和抽象思辨之间有某种内在的深刻的联系——刚好因为哲学家们在某一刹那突然感觉到了某种神秘的、深邃的、若隐若现的、飘忽迷离的东西，他们才能凭自己的思辨去捕捉和表达它们，比如海德格尔从一种畏惧的体验去分析生命与死亡的关系，萨特从一种恶心的体验去分析人与世界的关系。因为他们在那一刹那的体验不是单纯的感觉，而是一种理性直觉，是包含了对对象本质的匆匆窥见的感觉，因此，用概念把这种感觉表达出来时，就不是单纯现象的描述，而本身就是极其深刻的理论。甚至象黑格尔这样晦涩抽象的哲学家也曾激动地谈到理性与审美的关系：“现在我深信，由于理性包含所有的思想，理性的最高行动是一种审美行动；我深信，真和善只有在美中才能水乳交融。哲学家必须和诗人具有同等的审美力。我们那些迂腐的哲学家们是些毫无美感的人。精神哲学是一种审美的哲学。一个人如果没有美感，做什么都是没精打采的，甚至谈论历史也无法谈得有声有色。”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正是以席勒的一句诗结尾的：
从整个灵魂王国的圣餐杯里
无限性给他翻涌起泡沫
如果没有90年代的商业经历，我就不会获得透视社会历史的新视角，就不会确立一套新的阐释范式和社会哲学理念，就不会写出《中国的出路》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但在发掘完这段人生体验之后，我又感到江郎才尽、难以为继了，于是转而投身于社会运动之中，试图在新的人生体验和社会实践中获得新的思想、学术和理论生长点。我没有虚度光阴，通过边干边学、知行并举，十年间又积累和获得了200万字的学术成果。
我曾经与劳工律师段毅深入探讨了劳工研究的方法论。我是带着问题和理论预设进入劳工运动的，而他是在劳工运动实践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层面的，我们相向而行，在半路上汇合了。他率先倡导和推动了中国的劳资集体谈判和工人代表制的实践，并从中形成了一套集体劳动关系生成和发展的理论，而我从哲学角度再一次提升（抽象化）了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使之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场域之中，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它包括了哲学、文化、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等诸多面向，关系到整个中国的社会转型，而不仅仅是关系到劳工群体的权利和利益而已。
我们一致认为，劳工研究的首要方法，是介入式观察、行动性理解和体验型思辨，这与一般学者拉开距离的、静态的“理性、客观、中立”不同，而是一种近距离乃至零距离的、动态生成的“理性、客观、中立”；它并不排除情感态度、价值取向和主观立场，而是认为，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理性、客观、中立，并不是对一个纯自然对象的静态反映，而是对一个未定型、未完成的动态过程的参与和建构，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对社会公正的追求。社会公正是各社会阶级或阶层之间力量的平衡，它完全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弱势一方努力奋斗、强势一方妥协让步形成的。在当代中国，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在劳资政三方格局中，政府最强大，资方次强大，劳方最弱小，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严重倾斜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在既有的利益和力量结构中，强势方一定是保守或比较保守的，推动这个结构向公平正义方向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弱势方的努力和争取，用段毅的话说，劳工是自变量，政府和资方是因变量，面对劳方力量的成长壮大，政府和资方提出相应的对策，经过漫长的、来回反复的博弈，才会出现新的劳资政力量对比，以及新的政策调整和法律规制。现代西方社会结构就是这样形成的。不亲身参与这样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进程，不与劳工一起经历由弱到强的力量聚变，不在现场和第一时间感受到历史的脉动，就不可能有什么理性、客观、中立的学术成果，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劳工学者，甚至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工学者。
这种研究方法，用中国民间古老的智慧语言来说，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诚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这样做会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乃至刑事风险。这是目前中国的劳工运动研究者和社会运动研究者不知道如何自处的困境。这也是我目前转身进入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在我这一代人中，我也算是尽心尽力了。我相信，年轻的世代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附：著作目录
1、《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2、《人性与个性》（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3、《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一种社会中间阶层的人生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4、《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5、《郭象个体主义哲学的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悲剧哲学的诞生：从悲剧视角透视尼采哲学的尝试》（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7、《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走向》（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8、《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线装书局2012）
9、《劳动哲学》（人民出版社2012）
10、《劳动哲学概论》（上海交大出版社2015）
11、《现代西方劳动哲学名著选编》（王江松主编，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
12、《劳动文化学》（待出版）
13、《致敬底层：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待出版）
14、《广东工人运动考察报告》（王江松、段毅、彭家勇主编，待出版）
15、《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论纲》（待出版）
16、《悲剧人性与悲剧历史》（写作中）
17、《中国个性思想史》（写作中）
作者简介：王江松，湖南湘乡人，1963年生，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外国哲学博士学位，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后因故被解聘，现任图书馆管理员。是享誉海内外的劳工学者、劳动哲学家和当代中国劳工运动代言人，曾上榜2015、2017年度全球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