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鸿蒙初开
1979年盛夏的一天,我正在田里干活,远远地听到从家里方向传来的一声呼喊:“王江松,你的大学通知书来啦!”虽然这是意料中的事情(我读高一时就参加了1978年度的高考,并且已经过了本科录取分数线,因未达重点大学录取线,在校长和老师的劝说下放弃了),我还是忍不住心中的狂喜,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家门口,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了通知书。这是从武汉大学来的,当然让我高兴啦。之后看见了哲学系,感到很失望,因为我报的是中文系。最后看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个闻所未闻的专业,高兴的心情像是被一瓢凉水浇灭了。
因为热爱文学并讨厌哲学(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哲学就是政治,只不过一些人认为哲学是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另一些人认为哲学是整人的工具),我自然成了班上翘课最多的学生。大一的成绩平均还在90分以上,之后逐年下降,甚至出现了中国哲学史科不及格的现象。当然,我应该说是班上最勤奋的学生,每周都要跑到图书馆换一批书来读。
大一读了一年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大二读了一年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名著,大三读了一年古今中外的美学名著……到了大四的时候,我终于沿着从具体到抽象的精神发展路径,踏入了我起初很讨厌的哲学的门槛,而且对哲学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酷爱。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在写完学士学位论文并完成答辩后,我又一口气写了五六篇哲学论文,其中有一篇叫做《自然唯物主义在历史哲学中的命运——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批判了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解释,而认为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相互关系的学说,其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历史问题、人的问题和自由问题。这篇文章在22年以后,竟然发表在母校《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2期)上。从这件小事上,人们也许会认为我具备不错的哲学天赋。
迄今为止,我的思想发展历程大概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阶段(82-86)、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阶段(87-90)、自由主义为主社会民主主义为辅的阶段(91-98)、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相互相成的阶段(99-06);社会民主主义为主自由主义为辅的阶段(07年至今)。
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1980年前后,国内哲学界兴起了一场“人性、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突破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即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思想)的许多禁区。讨论直接针对的是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种种反人性、反人道的经济政治文化现象,并深挖到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其中最核心的,一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是人道主义?二是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异化?大多数学者痛定思痛,依据青年马克思以及成熟时期马克思有关著作的论述,并大量引进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以南斯拉夫实践派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对这两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迅速接受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用之于观察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异化现象。对我影响最大的,除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哲学名著外,苏联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阿夫哈尔洛托夫的《权力学》,如雷击顶,让我们睁眼看清了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骇人听闻的政治和人道灾难,而对一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武大哲学系有不少优秀的学者,其中我最仰慕和崇敬的是李鸿烈老师,这不仅因为他主张人道主义最力,就此发表的有影响的文章最多,更因为他当年是武汉大学最年青的右派,受了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我对他的生平和经历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下课后就一路跟着他,直到他的家门口;星期天大操场放露天电影的时候,我也跑到他家去接他,两人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看完电影后,又送他回家。这样就把他二十多年的经历搞清楚了。那时候我正在发生一场头脑风暴,预感到李老师的过去也许就是我的明天。我已经朦朦胧胧地产生了一种人生悲剧感和历史悲剧感了。我选择李老师做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后来,由于与哲学系当权派发生冲突,李老师离开武大到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去了。
三、第一次挫折
大四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预示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
一是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锐生研究员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专业方向的研究生。这个专业方向是新开辟的,很是吸引我,但当我报考后看了王锐生研究员的一些文章后,才知道他主张马克思主义不是人道主义,而是斯大林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答卷怎么写呢?当然是我手写我心,决不能为了考取而迎合导师的观点。结果我的专业课只得了30多分。这次考研以惨败而告终。当然,毫不奇怪的是,这位研究员很多年后又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了。他后来成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二是我在班上发起了一次小小的民主行动。事情是这样的,在最后一次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选举时,我们的辅导员、哲学系系总支刘副书记把选票收走带回家统计去了。我历来对班上的选举不感兴趣,这次也没有在意。但当第二天晚上班长挨个到各宿舍宣布选举结果时,我突然感觉到这个事情的荒谬性和侮辱性,而且直觉到统计结果的虚假性。我从二层床上一跃而下,声称怀疑这个统计结果,要求查票。这一下轰动了全班,有不少同学表示支持。班长立即汇报去了,回来后对我和尚重生同学(他后来成为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说,你们两个明天上午在宿舍等,刘书记会来找你们。第二天,刘书记如期而至,双方开始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轮番辩论。我这个平时自卑、羞怯、拙于表达的人,那一天有如神助,充满自信,把自己四年所学流畅地表达出来了,逼得刘书记答应核对统计结果。一个年龄较大的党员同学带着尚重生去查了票,果然有很大的出入。后来更正了选举结果。我因此得罪了刘书记。他表面上答应我留校或安排到武汉其他高校,我相信了他,埋头看书写论文去了,直到宣布分配结果时,才知道我被分回湖南湘潭老家了。
1983年,我来到湘潭市委党校任教,那时候地市还没有合并,市委党校在一个山沟沟里,我在这里过着每天从宿舍到食堂再到厕所来回往复三点一线的枯燥的读书生活。雪上加霜的是,这一年我被发现得了乙型肝炎,这个病当时被认为跟瘟疫一样带有令人侧目和色变的传染性,使我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直到二十五年之后,这个病才神奇地不治而愈。
1984年年初,邓小平指示、邓力群胡乔木主持,在全国发动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整肃在人性、人道主义、异化讨论中斩露头角的自由化学者。我想报考研究生的兰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高尔泰先生就被取消了研究生招生资格,于是我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泽厚先生,但那年他的招生榜上没有填写俄语语种,我就不能考他了,于是干脆不挑导师,仅以考取为目的,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生班。果然,考完后,不需要复试,以很高的成绩直接被录取了。
四、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仅仅不到两年,“清污”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进行不下去了。西学热兴起来了,《走向未来丛书》开始出版了。存在主义最为风行,萨特和尼采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思想明星。哲学界改换概念,以“主体性问题”为名,继续了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只不过,在西学热的背景下,这一次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思想资源,前一时期影响很大的李泽厚先生的实践论—人类学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受到文坛黑马LXB的挑战,他喊出了年青一代学者的最强音:“孔子死了!李泽厚老了!”他第一个在哲学上声张个性自由和感性生命的权利和地位。
这个时候,我本人的思想,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入到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阶段,力图在马克思与萨特、李泽厚与LXB之间搞平衡,也就是在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搞平衡。我深感哲学不能停留在一般人性、人类主体性的层面上,必须深入到个性、个体主体性的层次,从这个观点出发,1986年10月,我写了《李泽厚与LXB的对比研究》,认为前者在人类主体性层面卓有建树,摸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天花板,后者在个体主体性层面开了先河,预示着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12月,我又写了《哲学从何处突破》,其中上篇“哲学应从人突破”,继承了前一阶段学术界人性、人类主体性的研究成果,下篇“人的研究应从个人突破”,旨在确立个人在历史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这个下篇后来以《论个体主体》为名发表于《学术论坛》1989年第2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发表学术文章,时年26岁。这是国内哲学界最早研究个人、个体主体性的文献之一。
1986年年底,由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兴起的一场学潮,由南往北席卷了小半个中国,最后以数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并被驱散而告结束,我是那晚被抓进天安门派出所的人大五学生之一。1987年夏,我研究生班毕业后来到一所成人高校——全国总工会的干部学校中国工运学院(2003年改制为普通本科院校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边工作边做硕士学位论文。我选择“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的学说”为题,为此,我于87年下半年和88年第一季度,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选择的指导老师李德顺那时候还是人微言轻的青年教师,自己正在写那篇后来影响极大的博士论文(《价值论》),他担心我的论文过不了。5月份,我到人大哲学系参加了硕士论文答辩,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辩论,由五位老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经过长时间讨论,最后给了一个“论文有突出的优点……但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评定,建议修改后明年再来答辩一次。第二年,大事件发生了,我也没有再次参加答辩了,于是终身未能获得硕士学位,后来的博士研究生是以同等学力考取的。
五、第二次挫折
1989年春,除了《论个体主体》外,我又在《理论信息报》发表了《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哲学》,在《博览群书》发表了《人格:一个永恒而紧迫的主题》,在《北京法制报》发表了《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看起来学术的阳关大道正在向我敞开。然而,就在这时,那场改变了许多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变发生了。
大事变以后,我受到开除团籍的处分,被停止教学直到2001年。
1990年春夏之交,我萌生了以一本书表达我的的人生体验和思考的念头。我每天带着一叠稿纸,来到紫竹院公园,找个僻静的地方开始写作,这样写了一个月,完成了一个人生哲学体系,取名《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整本书的核心理念来自我的未获通过的硕士学位论文,但从更深处浸透了存在主义的生命体验。于是寻求出版,但当时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均处于紧缩时期,好几家出版社都过不了终审。
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我在学校闲得无聊,又刚刚成家,经济上十分困窘,于是萌生了下海经商的念头。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们知识分子从观念和理论上呼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十多年了,当市场经济真的来了时,为什么自己不亲身试一试呢?于是我忍痛、咬牙离开了酷爱的学术研究,先是帮人家打零工,到了94年,和几个朋友在海淀图书城承包了一家书店,专门经营学术图书。
这时候机会不期而然地降临了。有一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黄德志编审提来一捆书让我们书店替她代销。她是我们湖南老乡。销完以后,她说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我就提起出版难的问题,问她能否替我出版这本书。她看了书稿后,称赞不已,但表示按程序走三审的话,也会通不过,不过可以想其他办法。她的办法是找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汝信先生,请他写一个审稿意见。就这样,汝信先生成了我生命中的贵人。他的审稿意见,一是明确判断这本书的观点处于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之间,会引起学术争议;二是明确指出,正因为会引起争议,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汝先生是主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院领导,对他的审稿意见,出版社不能不重视,于是决定出版这本书,只是内部定了一个不宣传、不炒作的政策,以规避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后来,这本书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当中国青年报和北京电视台与出版社联系,希望做这本书的专题报道时,就被出版社婉言谢绝了。
这本书建立了我与汝信先生的终身缘分。
六、以自由主义兼容社会民主主义
90年代,尤其是92年之后,自由主义在中国浮出水面。大批自由主义经典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以自由主义理念为主导的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我接受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则因为存在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个人主义,二则因为我已经认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并且亲身加入其中了。自由主义与存在主义不同在于,它主要是一种经济政治理念和制度构想,而存在主义主要是一种文化信念和价值导向,游离在经济政治领域之外。在走向世俗化和市场经济的时代,一些中国人从存在主义的精神文化追求,走向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追求,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与此同时,新左派也浮出水面了,并且与自由主义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中国新左派依据西方新左派的思想资源(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等),一方面否定中国老左派所信奉的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一边激烈痛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霸权,高举人民主权、社会公正的大旗,对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愤怒的批判。他们的问题是,找不到一种介于计划经济模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与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因此沦为空洞的道德批判。新左派不能总是这样悬在半空之中,于是一部分与更为激进的、具有一定底层民意基础的新毛左合流了,另一部分则落地成了国家主义者。
我一边做生意,一边断断续续地观察中国的思想文化动态,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和综合。就个人而言,作为一个生性好强、崇尚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从底层一步一步奋斗过来的农民子弟,我几乎天生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精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但正因为我是农民子弟,便有着根深蒂固的平民情结和底层情怀,因此对新左派的诉求也心有戚戚焉,只不过我对他们亢奋的道德文章不以为然,而把目光转向他们矢口不提的、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宪政民主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过去官方所批判的由伯恩施坦等人倡导的“修正主义”。其实,正是这个比较低调、看上去不够革命的社会主义流派,实际地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结构。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以自由主义为主、以社会民主主义为辅的,但因为忙于生意和生计,没有时间系统地阅读和写作,也就没有留下什么文章和专著。其实,当时有一个人已经对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做了很好的论述,并兼采两家之长解释中国的问题,那就是秦晖先生,只不过我没有注意到。我是在差不多二十年以后才花时间系统了解秦晖的思想学术体系的。
七、扬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的社会哲学
到了1999年下半年,在搁笔九年多以后,我又开始写书了。在我那间狭小的经理办公室里,我边做生意边写作,用了8个月的时间,一口气写下了《中国的出路》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姊妹两篇,共计70万字。
这个时候,我已经从自由主义为主、社会民主主义为辅转向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阶段,标志就是我在《中国的出路》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崇尚中道的社会哲学大纲:在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我找到了一个叫做“公司混合所有制”的合题;在资本与劳动之间,我找到了一个叫做“人力资本”或“劳动性资本”的合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我找到了一个叫做“中产阶级”的合题;在宪政与民主之间,我找到了一个叫做“法治”的合题;最后,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我找到了一个叫做“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的合题。我认为,人世间一切对立和竞争,都会走向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合题。
根据这本书的社会哲学原理,我对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个全面反思、批判和自我启蒙。我批判了传统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这一代)身上强烈的清高心态、忧患意识、道德狂热和良知幻觉,指出知识分子只有经过市场经济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洗礼,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才能进一步谋求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独立,才能真正承担社会良知这一历史角色,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地位,否则,永远不过是依附于什么皮之上的毛而已。
这两本书当然不可能在大陆原汁原味地出版。我自己是个书商,为别人出版了很多书,唯独不能出版自己的书。只有在我退出商界十二三年之后,才由一个书商朋友操作,在删去了有关中国的论述后,以《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走向》之名,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的出路》一书中的纯理论部分;将《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改名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并删去了重要一章的主要内容之后,由线装书局出版了。
通过这两本书的写作,我深深地意识到,经商这种社会阅历和生命体验,为我一生的学术事业提供了多么大的帮助,使我获得了多么大的精神收获。同时我也意识到,经商绝对不是我的优势;一是因为没有什么做企业家的远景规划,总想着挣一笔钱后就回去做学问,所以从来没有建立团队和制度,一个人拍脑袋做决策,不断出现投资失误,好几次挣了又赔了;二是黑道白道都没有人,搞不定经销商,大量货款收不回来,销售渠道几乎瘫痪了。眼看着就奔四十了,再不收手的话,我的思想学术事业就要付诸东流了。
八、大龄博士研究生
2001年,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教学科研岗位。
首先需要做的是“补课”,就是全方位阅读了解这十多年来国内学术界的进展。我以追回逝水流年的急迫心态,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正在此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席卷全国,大家都不能出门,于是我趁此机会对自己四十岁的人生做了一个小结,写了一本《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一方面延伸了《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的主题,另一方面融入了这十几年来的经历尤其是经商的经历,力图在人生观层次上打通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上,我把这本书定位于一种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人生哲学。
其次是要谋求学术体制内的一个位置。职称上不去也就算了,做一辈子讲师也不错,但是应该有一个博士学位,就像“马克思博士”、“基辛格博士”一样有一个好听的称谓。过去我是不能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因为政审通不过,不过,2003年北京大学率先放开了政审,使得我有可能死里逃生,幸运地搭上末班车。我通过黄德志老师联系,第一次登门拜访了汝信先生,希望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他说:我一共只招收过四个博士生(周国平、李鹏程、金慧敏、王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你执意要考的话,我可以和哲学所打个招呼,看他们能不能把我的名字挂到招生榜上去。
就这样,2004年,我以41岁的大龄,幸运地考上了汝信先生的博士研究生。
在读期间,有三件事值得一记:
一是写了《郭象个体主义哲学的现代阐释》。某一天我在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借书时,从一本中国哲学史著作中看到了魏晋哲学家郭象的几句话,猛然意识到其中暗藏玄机,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单子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搜寻有关研究资料,对《庄子注》一书进行了逐段解读,梳理出来一个个体主义的哲学体系。该书于200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二是完成了博士论文《悲剧哲学的诞生:从悲剧视角透视尼采哲学的尝试》,把整个尼采哲学解读成为一种崭新的哲学形态,即介于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之间的悲剧哲学。这也是我此前的悲剧人生观向悲剧历史观和悲剧世界观的升华,这种解读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五人答辩委员会中有四位给了“优”,让我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该书于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三是在博士论文答辩那天,我在哲学所某间办公室里顺手翻阅2006年度《中国哲学年鉴》,一则消息如电光石火激起我的头脑风暴:“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与哲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资本哲学已经登堂入室了!这对于我这样一个长期身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试图从哲学的角度为中国劳动者说点话的学者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对了,“劳动哲学”,就是这个概念了,也许中国还没有第二个人适合于来开创这门学科呢!
2007年,在同事的劝说下,我申报了副教授,由于发表的成果比别人多出很多,当即就通过了。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2009年我破格申报正教授,当年没有通过,第二年也没有通过,到第三年终于通过了。看起来,我在体制内谋生的能力和升迁的前景,并不比别人差。
九、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哲学
2007年,我以劳动哲学为题,申报并获得了一项全国总工会重点课题;2008年,我继续以劳动哲学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年没有获批,第二年再申报,获得立项,并于年底写成了60万字的《劳动哲学》。提交结项之后,五个匿名评审专家有四个给予了较高以至很高的评价,有一个恰恰相反,扣了四顶政治上的大帽子:违背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违背了中央提出的“六个为什么”和“划清四个界限”,并且洋洋得意地宣布,既然该成果犯有这样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学术上就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评议了。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办公室要求我作出修改,我对前四位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做了认真的回应,但是冒着不被通过的危险,对第五位专家做了毫不犹豫的反击,指出他不从学术提出批评,而从政治上极尽诛心和构陷,无异于是林彪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经过将近两年的折腾之后,这项课题终于得到了“合格”的结项结论,于是就由人民出版社于2012年末出版了。当时,由学校出面举行了“《劳动哲学》新书发布会暨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学术研讨会”,李德顺、沈原、石秀印、杨河清、冯同庆、鉴传今等著名学者,王克勤、孙恒等著名公益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部分教师和《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华读书报》、《财经》、搜狐、共识网等学术刊物和媒体的编辑记者共50余人与会,就劳动哲学和劳动文化的研究和发展问题进行了紧张热烈的讨论。《哲学动态》等刊物和媒体发布了这本书的出版信息。
本书上卷梳理了历史上丰富的劳动哲学资源,在对各派劳动哲学做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主体结构建立中国劳动哲学的基本原则;下卷按照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劳动一般——劳动者——劳动与价值——劳动与产权——劳动与资本——劳动与管理——异化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工会运动的劳动哲学透视——从劳动哲学视角看中国工会的改革和发展”的理论体系。
这本书标志着我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并重,转向了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主、以自由主义为辅、以马克思主义为底线的思想学术定位。在我看来,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中道原则仍然是人类应该追求的理想,但在现实社会进程中,人们总是会做出偏左或者偏右的选择,而在当代中国国强民弱、资强劳弱的经济政治结构中,我自觉地选择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一举否定和排斥偏右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我认为自由主义的左翼即社会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不过只有一墙之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