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民国百年

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征“梦”活动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

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 。

根据编者在《读后感》中统计，就地域来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天津、济南、安庆各2人，武汉、徐州、西安各1人，全部来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沪、宁、杭 。

从年龄上看，大体上35岁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数，最年长的马相伯先生已94岁，依然“还有着伟大的梦”。就职业来看，编辑、作家39人、大学教授38人、记者12人、教育家9人、艺术家3人、学生3人、律师1人，共计105人，其余官吏12人、职员4人、实业家3人、银行家2人，读者自发来稿13人、未详的3人。

知识分子的梦想并不始于1933年，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么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流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还是第一次，在“那个昏黑的年头”，《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的设想说得上别出心裁，无论如何，他都为20世纪留下了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的中国”乃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一个“大同”社会：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不约而同，女作家谢冰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百岁老人、时为《时代画报》编辑的章克标说：“一切的梦想，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藩篱，须是完全撤除，国家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

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开明书店编辑索非的乌托邦是“走上‘无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爱”。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

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伊罗生称“将来的世界是无国界的大同世界”。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复活，率领了新‘太平军’‘天朝’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什么国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予，也用不着储蓄以备后患。”

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底（的）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底（的）工作地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最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失业三年的读者周毓英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地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我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不干涉。”

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虽自称“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梦想’的”，他心中的未来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不过他们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词。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梦想经过多年军阀混战、多次暴动之后，中国“走上科学社会主义之路”，“那时红楼梦，纳兰词及曼殊大师的名画之类，都在被焚毁之列。”《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严灵峰直接预言“1917年10月的俄国的戏剧在中国复演”。

丰子恺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漫画《科学家的梦》。机器人、星球探险，80多年前科学家们的梦想在今天大多数已经实现了。

（丰子恺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漫画《建筑家之梦》。大楼是用树苗种出来的。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房奴。）

尽管这些“梦”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热切地憧憬着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大同社会。

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绵延数千年不绝，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洗礼，生活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如《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一般，最多只能想到“熙熙然如等春台”的境界，不会想象出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我以为政治制度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完全是在人。”所以如实业家穆藕初那样梦想“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的竟然寥寥无几——

只有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梦想着“本国人民不论属于何种阶级，信奉任何主义，均有参政权。各党和平竞争，绝对不用武力。”

《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的“应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

燕京大学教授张君劢以一篇题为《中国今后之出路》的长文作为《东方杂志》的答案，提出了军人“不得对于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军队服从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师张耀曾的梦想几乎是一篇论文，他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业公会作为“政治之根源”。

马相伯老人梦想“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劝，思想发现于外，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法治梦”在200多个梦中连零头都不够。

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的“梦”并没有那么悠远而不着边际，他说：“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国家不衰弱者！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也比较实在：“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

北大教授李宗武则一口气写下十个希望，包括“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学者们不要相率勾结军阀，联络要人”；新闻记者“不要成为御用的宣传者”；“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学周伯棣的第一个梦想是：“个人以研究经济问题为职志，不偏不党，以‘学究’的立场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研究有得，忠实地揭示给民众。”

上海市政府参议武育干的梦想是：“那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民’国，不是实际上的什么‘军’国，‘匪’国，‘官’国，‘×’国。”

民国元勋、实业家冯自由做了一个“好梦”、两个“恶梦”，他说：“在这政治败坏国势危殆生产衰落社会不安的今日，凡属稍有思想的人们，难免胡思乱想，做出种种的怪梦。”

绝大部分做梦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几乎都通过“梦”表达了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借说梦对当政者作了极为尖锐的批评。外交部长罗文干梦想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梦想“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

上海银行张水淇的“梦想”如同匕首、投枪，他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靠了枪杆压迫无武装的人民贡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公意一决，个人不拿阴谋鬼计来破坏。”“理想只是理想，现实的中国，恐怕是罗马的末期！蛮兵逐步侵略我土地，奴隶我同胞；而拥武力的群雄只谋如何巩固其自身之地步，我们善良的百姓，只能挣扎于内乱外患的悲境中。”

林语堂以“我不做梦”的口吻对现实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虽然他同时也希望——“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

更有人直言自己没有梦想，俞平伯说：“我没有梦想”。茅盾说：“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安徽大学教授周予同说：“我们早已空无所有。现实的生活窒息到这样的程度，连你皱眉叹气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没有了。东北三千万人民固然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我们又在谁的枪刺下受罪呢？”孙伏园说“只有回忆没有梦想！”中央大学教授凌梦痕认为“理想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生平从没有做理想国的梦”。

有人甚至做着“开明专制”梦、“独裁”梦，俞平伯认为：“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必需的。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个名字而无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败了。”读者孙伯鲁梦想一个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来“用独裁的手段，来救中国目前的危机。”

而最多的就是那永远不灭的田园梦——

《晨报》记者茅震初“想凭我的智力和劳力到田园中去过活。”他的故乡湖州山明水秀，在那里种粮食、蔬菜、果树、花木，养蜂、养鸡、养鱼，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每当皓月悬空，波影散乱的夏夜，划着一叶扁舟，临风驶去，岸旁杨柳拂过我的头，掸过我的肩，蝉声一路相迎，水声在船底低唱，仰着天，双手打着桨，……”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田园生活图。

俞觉的梦想也是到湖山秀美、民风淳朴的故乡，“买平屋三四间”，“春秋佳日，或函邀异方友朋，遨游本地山水；或赴他乡访旧，领略胜境”。

《生活周刊》编辑艾逖生梦想有一日“放弃一切”，“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到乡村里去，好像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做个十足道地的老农，自耕自食。……”章衣萍梦想“回到山里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施蛰存“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看一点书，种一点蔬菜”。银行家俞寰澄也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是铁道部次长曾仲鸣的“梦”。“我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乡村办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小学，以度其‘诗一般的人生’。”是教育部科长吴研因的“梦”。即使“在欧洲住了八年”的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曾觉之一方面也梦想“独善其身，优游山林的高人逸士的生活”。

在一百多个“个人生活”的“梦想”中， 唯有楼适夷一个人梦想“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

说梦者当中没有鲁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当天，就写下了《听说梦》一文（4月15日发表在《文学杂志》第一号）。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说：“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

鲁迅以为“本来可以连梦想这样的特辑也不必搞”，他在《听说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几个月后，胡愈之离开了《东方杂志》， 无论如何，那总是一个有过梦想的年头。但回头来看，如果知识分子们少一点“大同世界”的乌托邦之梦，少一点田园牧歌之梦，多一点法治之梦，多一点公民之梦，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梦”才有可能不再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