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黄紹竑 民国百年

新桂系统一了广西，我做了广西省政府王席。我饱尝过鸦片烟土的“好处”，对鸦厅烟特别加意管理。虽表面上仍用禁烟督察局的名义，但把所谓禁烟罚款，正式列入省政府的预算里面，这是 1926 年的事。以后南京及其他省份乃尤而效之。

广西鸦片烟土的收入，全年统计到底有多少呢？据后来黄旭初时代所编的《桂政纪实》里有这样的一句话：“禁烟罚金收入几占地方收入半数以上”。

照抄件所说，每年经桂运销粤的烟土共有 1320 万两。超过之数即作为溢额，粤省所征溢额税以45％补助桂省作组私之用，可见定额之外溢额亦不在少数。加以在本省消费的及运湘南销售的，总数估计在2000万两以上。

按 1931 年的税则，每千两纳税国币 500 元。照《桂政纪实》另项所列民国廿一年全部收入统计表为3100万元，而鸦片烟就占了1588 万元。以每干两 500 元计，就知道这年由广西经过的烟上在3000万两以上，数量惊人。以后民国 22、23、24 等年，虽略有减少，但总在1000万元以上。也就是说烟上在广西运销的数目在2000万两以上。

旧桂系统治广西的时候，设有广西银行，发行不兑现的钞票，民国十年旧桂系崩溃，广西银行钞票等于废纸。新桂系统一了广西，想办银行而苦于没有资本。

刘日福原是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曾缴过我的枪，久驻百色，后来见大势已去，才投诚李宗仁部下。广西统一后改编为旅长。1926 年李宗仁率第七军北伐（刘旅不参加北伐)，我掌握广西军政大权，刘日福为巩固他的地位，乃电告我说缉获“私土”70万两呈解省政府。我正愁没有资本办银行，得报大为嘉奖。

到底这70万两烟土是怎样得来的呢？到如今我也不清楚，总之驻军对烟帮如认为“私土”则可会部没收，如认为不是“私上”，则收费放行是常有的事。刘日福为讨好我，把烟帮烟上没收两二帮也是很平常的半，横直那时候表面上仍是“禁烟”，没收是不犯法的。刘日福这样的“公私兼顾”，是受到我欢迎的。他以为他所以不被我报复撒职，就是因为立了这个功。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对他报复撤换的意思，因为他为人老实，也颇得地方人称赞。

我得了这 70万两烟士就作价70万元（毫洋）拨作筹备广西银行的资金，用来

向香港套买白银铸造两毫。

在此之前、旧榨系的广西钞票已成废纸，市场交易皆用硬币（即毫洋)。不但我在梧州时（1924 年）批准商人梁权享设厂铸造西毫。而且广东饶广西内地私铸成色低劣的毫币更充斥市面。有些毫币表面上看似银。打开里面则是铜或铅，弄得市场上连硬毫币也抵制不用。广西银行的钞票已经印好，遂乘此机会发行出来，市民很表欢迎（有时用一元硬币换一元纸币还要贴几分钱水)”我就下令用纸币一元收回劣币元，成为“现兑”的特殊现象。政府就用过去的商厂将劣毫币加成，改铸新的西毫300万元。

前文说过，经过广西运销的鸦片烟土年达 2000 万两到 3000 万两之多。鸦片烟款的收入几占广西全省收入的半数。这样巨额的鸦片运销，它不但成为广西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也成为新桂系政治上影响最大的力量。

不论新桂系或旧桂系，对于云南、贵州从来是不肯得罪的。因为云、贵是鸦片烟土来源的地方。尽管滇军两次进兵广西，但事后总是广西方面先派代表到云南去修好。1926 年黄绍竑时代是这样，1932年李宗仁、白崇禧时代也是这样。尽管他们当时政治上的立场不同，或刚放下枪杆子，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不得不弃怨修好，而广西则更为急切。因云南、贵州是鸦片烟的产地，它可以运销长江，也可以远销珠江，操有主动权，而广西则处在被动地位。因此新桂系总是主动地向云南修好。

1936 年六一事变，蒋介石命令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贵州省主席吴忠信禁止云、贵两省鸦片烟土运入广西。这年广西鸦片烟款的收入，由1000多万元突然减为400多万元。

蒋介石本想双管齐下，任命我为广西善后督办兼讨伐军总司令，进攻广西，撕破我和新桂系的脸。但被我摆脱了。摆脱的理由是：用兵虽然可以把李、白击败，但难以收拾，不如用鸦片烟封锁，等他们屈服省事。果然不到3个月，李、白就不得不与蒋介石妥协，蒋介石表面上达到了统一广西的目的。这就说明鸦片烟与新桂系关系的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