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佚名 民国百年

张之洞被称为“巧宦”，中探花后历官数十年，一直有惊无险，有赖于他超前的情报意识。这数十年，清廷内忧外患，朝局先后发生剧烈变动，多少名臣高官得咎落职、饱受攻击、身败名裂，甚至战死、赐死，惟有他一直稳如泰山。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受尽朝野攻讦，帝师李鸿藻中法战争时被逐出军机，翁同龢在“百日维新”时罢官还乡，庚子事变时原四川总督李秉衡兵败自杀，大学士徐桐自缢，军机大臣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赐死。差不多同一时期名望相当的高官，只有他跟少数几个人得保令名。

在晚清督抚之中，张之洞的情报意识可能是最强的。他有计划地在全国编织一个周密的情报网，及时掌握京外（京城与外省）最新动向，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谋定而后动，故而为官数十年，没有犯过什么致命错误，深得慈禧太后欣赏。

清代，府州县官员指派在省城打探消息的人员叫做“坐省”，省级官员指派在京城打探消息的叫做“坐京”，凡是固定在某地负责猎取政治情报的人员都可以叫做“坐探”。他们大都有本职工作，猎取情报只是额外服务。“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就是张之洞的“坐京”之一 。他在百日维新期间担任军机章京，时常得到光绪帝召见，参预最高机密。张之洞的“坐探”都是能力很强、有名望地位的一时之选。 有研究表明，庚子事变时他的“坐京”是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军机章京王彦威，这三个人都在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身边工作。这样的“坐京”提供的情报，当然是最高质量的。

1881年，张之洞由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上谢恩折，自称“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当时被传为笑料。人们觉得他一介书生，刚刚当上普通省份的巡抚，未有尺寸建树，竟妄想“经营八表”，未免自视过高。据野史记载，他的族兄张之万某日上朝佩了两只挂表，旁人颇为诧异，张之万笑道：我戴两表而已，不如舍弟有“八表”之多。

张之洞的情报经营，大约包含几个层次；一、依靠族人、姻亲、同乡、同年、师门、门生故吏通报朝野动态。这一点，同时代的高官大体都能做到；二、在重要城市指定“坐探”，包括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李鸿章凭借其多年经营积聚的大量人脉，可能铺设的节点比张之洞还要密集，但未必效率更高；三、派出侦探委员到某个区域，专职从事情报工作；四、充分利用好香港这个远东航运中心、情报中心，指派可靠的香港华商为“坐港”。张之洞超出其他高官一筹的地方，在于他能将多个层次信息来源互相配合，又愿意亲自起草电文发纵指示，提高了情报人员工作的效率与积极性。他的情报人员不仅提供军事情报、官场动态，两个“坐港”甚至随时禀报国际政治事件，使他得以及时获得国内国际各种深度信息，立体全面，为决策提供充分依据。

以中法战争为例，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之初，张之洞还在山西，已开始密切注视战场与外交动态，11月30日连上三道奏折，除提出决战计、顾根本、策敌情、择战地、用刘团（刘永福）、务持久、散敌援以及调兵遣将种种方策外，还特别留意到“速文报”问题，提议在云南、广西安设台站以达广东。

张之洞做事富有前瞻性，谋定后动，稳步推进。他在山西上奏对法方略时，实际已在觊觎两广总督职位，同一天呈递三份阐述抗法策略的奏折是重要铺垫。到次年春慈禧撤换全班军机时，新的军机大臣当中有他的堂兄张之万、盟友阎敬铭，经这两人推荐，慈禧决定召见张之洞面询方略。

在11月30日递上奏折之前，张之洞已派遣在山西任职的两广籍官员提前南下，打探两广官场及法国、越南方面的情报。这两个情报委员不负所托，禀报源源不断，十分详尽，使得他身在太原却对南海周边了如指掌。凭借高质量的情报，他对如何打好这场战争大体已心中有数。

1884年4月12日，上谕“张之洞著来京陛见”，在当面垂询对法方略后，5月22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命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全面主持两广、云南前线的抗法战争。至此，曾经嘲笑“八表经营”的人，才领会到张之洞的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