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廿六七史 民国百年

民国时期存在三大财团：华北财团、江浙财团、华南财团，其中江浙财团资本最为雄厚、所属工商金融机构最多、与政权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在民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产生、发展与衰弱，在民族资产阶级中极具代表性，反映了资本主义在中国遭受的曲折与困境。

江浙财团最早的雏形是宁波商帮。宁波自古以来有经商的传统，在1842年鸦片战争之前，宁波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上海开埠后，宁波港的地位急剧下降。而宁波商人利用地缘上的优势，纷纷抢滩上海。到1850年时，上海的外贸总额首次超过广州，跃居首位，贸易的发展带动了沙船运输业的兴旺。当时一艘沙船约需投资七千至八千两白银，价格高昂，并非是一般投资者可以承受。为筹措这笔资金，投资者往往求助于借贷，见其有利可图，部分比较成功的商人开始投资于钱庄业。宁波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时间较长，资金较为宽裕，在这股开设钱庄的风潮中居于前列。清末时，在上海的宁波秦家、镇海方家、李家和叶家、慈溪董家、湖州许家、洞庭山严家和万家、苏州程家九大钱庄家族中，宁波籍（含镇海、慈溪）就占了五家。同时，以宁波商人为首开设的上海钱业公所，以及自身的同乡会组织——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构成了一个紧密地互助协调系统，把宁波商人的财力、人脉尽可能得集中起来，从而确立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支配地位。

清末，钱庄向近现代银行的转化，在这过程中，除了钱庄业与外资银行有了业务往来而渐受影响以及新式工商业对钱庄只能产生新要求外，有两大事件对这个转化影响巨大。1897年，盛宣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通商银行的资本加上存款和发行钞票，可以运用的资金达到一千万两，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家钱庄，这给了钱庄业以巨大的震撼和危机感。但与此同时，宁波籍的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投资于中国通商银行并担任总董，标志着钱庄业人士开始向近现代银行进军。1904年，清廷户部尚书鹿钟麟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因国库空虚，邀请民间资本入股，原受邀的山西票号一致拒绝入股，结果使户部银行该由江浙绸缎商筹办。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资本扩充至一千万两，大部由江浙商人掌握。同时，宁波籍商人又独立投资创建四明、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中华东陆、中华劝工、中国垦业、中国企业等一大批银行，借助原先在钱庄业积累的大量资本，使得上述银行资本雄厚，竞争力较强。在银行业务扩大的过程中，非宁波籍的商人和资本家与之发生了密切的交往，筹资的范围也逐渐由单一的宁波籍扩大至浙江、安徽、江苏籍。至中华民国初期，江浙籍人士控制的银行已成为上海金融界最重要的力量，江浙财团至此正式形成。

江浙财团为了自身利益，他们需要一个宽松稳定的治环境。民国前期动荡的政局显然不能令他们满意。当北伐军逼近上海时，他们选择了国民党中的温和派蒋介石来上台执政，结束动荡。因此宁汉分流时，江浙财团积极支持蒋中正，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1927年3月26日，蒋一到上海就与虞洽卿等商界闻人接洽。2月27日，虞洽卿在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报告了会谈的情况。19日，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会见了蒋介石，表示只要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就给与资助。4月初，江浙财团给蒋介石支付了一笔为数三百万的短期借款。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并与4月18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最为报答，蒋介石平息工人运动、将工人纳入可控的轨道，满足了江浙财团的基本需求。蒋介石是由江浙财团扶植上台的，主要被看中了他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具有的强大政治军事资源，共同的反共意愿以及两者良好的私人关系。

江浙财团希望南京国民政府能够实现国内的统一和稳定，取消外国企业在华的经济特权，镇压工人运动，虽然蒋介石与其有共同点，但蒋介石个人独裁专断的作风、拒绝其他一切势力，包括江浙财团对他行使最高权力进行干涉。江浙财团曾试图向政治领域渗透，但他们分享政权的意图受到蒋介石的坚决抵制。由于在政权中缺少代理人，江浙财团不得不处于被动地位。

蒋介石与江浙财团的直接冲突，主要原因在于前者对后者在经济上的过度索取。从四一二开始，蒋介石进行的摊派主要有如下几次：1927年5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全数在江浙资产阶级中摊派认购，1927年10月和192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又两次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共4000万元，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巩固下来。总计，在1927年至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公债25种，总额达10.85亿元，其中绝大部分充作军费，为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取得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上述公债大都摊派给了上海资本家，成为了他们沉重的负担，逐渐地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再加上南京国民政府在敛财时未能充分考虑江浙财团的意愿，和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这使得两者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但南京国民政府掌握了政权和军队，江浙财团虽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但整体上看，这是一个极其松散的利益团体，缺乏与中央政权对抗的实力与决心。

南京国民政府和蒋拥有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目的，对此江浙财团并不反对。但国民政府实施的是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对于江浙财团所掌握的银行业这样的命脉行业，是必定要将其纳入国家的控制下。再加上日本入侵的威胁日益临近，国民政府对经济的介入程度日渐加深。1935年，国民政府利用美国的白银政策在中国引发的金融恐慌，从一亿元金融公债中抽出1500万元强行注入中国银行，使官股达到总资产的50%，抽出1000万元注入交通银行，官股达55%，国民政府一举控制了两家最大的民营银行。不久后，国民政府又如法炮制，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此三行连同中、交两行创办的新华信托银行组成了小四行，与四行两局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系。至1935年时，全国2566家银行有1971家被国民政府控制。这种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江浙财团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