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智效民3 老智有话说

朱家骅悼念丁文江

智效民

前几天我在忆沈公，寄哀思一文中提到丁文江，引起不少朋友的兴趣，今天想进一步谈谈这个话题。

我注意到，在民国时代的科学家中，地质学家是一个独特的群体。所谓独特，是这个群体中弃学从政的人比较多，其代表人物有三位：一是丁文江，二是翁文灏，三是朱家骅。在这三个人中，丁文江英年早逝，翁文灏官至首辅，朱家骅服务最久。

由于志同道合的原因，在丁文江去世20周年即1956年的时候，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写了声情并茂的悼念文章，标题是《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

朱家骅说，他与丁文江的四弟是中学同学，所以很早就听说过丁文江的大名。后来他去德国留学，丁还委托他收集过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图书杂志。1924年留学归来后，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丁文江和翁文灏以同行兼同事的名义为他接风洗尘，两人才第一次见面。

在交往中，朱家骅对丁文江的认识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他是一位能干有为的学者；第二，他的议论和风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第三，他爱护后进，只要发现可造之才，无不竭尽心力予以帮助；第四，地质学能够在中国建立学术标准，不能不归功于丁先生的努力。这说明，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丁文江除了在学术上的贡献之外，还热衷于政治，是学者从政的典范。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好友胡适有很大分歧。当年胡适留学归来时，曾经立下“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誓言。究其原因，恐怕与中国政治的混乱有关。但是丁文江却认为：“我们中国政治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治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和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表示只要几个有知识、有能力、有道德的人，以“百折不挠的决心”和“拔山滔海的勇气”，就能够打开风气并改变这种混乱的局。所以他批评胡适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要知道，“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基于这一理念，丁文江于1926年应孙传芳邀请，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上任以后，他为大上海的司法改革、税务管理和规划建设做出很大贡献。可叹的是，就在丁文江大显身手的时候，北伐军逼近上海并打败了孙传芳。这样一来，他不仅没有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反而落了个“出山不如在山清”（当代著名学者许纪霖语）的恶名。

至于孙传芳这个人，网上有这样的评论：在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孙传芳口碑相对较好，他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统治江南五省，虽然被国民政府骂为“残暴”，但他治理的南方五省却一片升平。这与他裁减赋税、善待农人、尊重地方贤达、重用知识分子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