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 民国百年

1843年开埠之后，上海逐渐发展成一座异质文化交织的都市，一市三治（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不同的治理模式间差异明显，同一市政管理机构之下亦存在多元并存的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应对西风东渐的最佳场所。

上海租界历史上最大特色之一就是体育盛行，运动型总会远远多于社交类总会，遍布城市各个角落。以租界规模大备的十九世纪末为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当时上海已形成总会林立的情况。而这些总会单以数量而论，社交型总会为数有限，运动型总会则数量惊人，从非球类运动如跑马、板球、猎纸、赛船、射击、游泳、赛艇，到球类运动如棒球、网球、足球、马球、曲棍球、草地滚球、英式橄榄球、高尔夫球等，都有至少一个总会负责推动；像板球这种重要的英式运动，甚至有两个总会一同推行。

赛马无疑位居上海各项运动之冠，其流行受惠于上海英人。十九世纪，英帝国强盛之际，英人足迹遍及全球，每到一处，便想建立骑马、赛马、跳浜的场地，大费周章地设立跑道，铺设草皮，举行赛马，希冀“模仿母国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来匹配自己因殖民而新取得的社会地位”。上海亦不例外，赛马跑道之辟设可以追溯到1848年，仅在开埠五年之后；正式的赛事记录为1850年11月的上海秋赛；赛事甫告结束，沪上几个洋行即共同创立跑马总会，一直维系运营至1951年，前后存世长达一百零一年之久。

上海赛马文化与英国跑马文化并非完全的拷贝，两者一开始就存在着诸多不同。

首先，由于马匹补给不易，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与近代中国各通商口岸城市一样，上海由进口阿拉伯或澳洲大马全面转向使用蒙古小马，直接切断了与英国纯种马谱系的联系。

其次，上海赛马虽然移植了英国的赛马原则，但在下注方法上大相径庭，于1888年采取了“赢家分成法”，实现了跑马总会的转亏为盈，确保了生意不坠。

又如，华人精英在试图加入上海跑马总会屡屡被拒之后，二十世纪初年，不惜动员一切人脉与资源，另行成立英式赛马场——万国体育会，并在建成之后，自行前往英国注册，寻求“正统”之认定，以显示自己强过西人赛马会。而上海法租界以烟土起家的青帮大佬们，看到了英式赛马在上海城市中的特殊地位，更进而建立起第三个赛马会——上海中国赛马会，从此不仅由匪类迈向绅士之林，更由地区性的闻人晋升为全国性闻人。

“从清末到民国，跑马本身即出现从观看朝赌博转移的状况，这种情形待1928-1930年赛狗与回力球双双引入后，更为明显”。

中世纪欧洲，贵族就有携带猎犬狩猎的习惯。传统的比赛方式是纵兔在前，再放猎犬追逐，裁判骑马紧随，依据猎枪的速度、猎杀技巧与灵敏度来做评分。直到1921年，美国出现以电动假兔代替真兔比赛，可以有效控制猎犬行进方向后，跑狗始可作为一项全新的大众娱乐就此展开。

跑狗正式传入上海滩的第一年，租界一口气建筑了三座跑狗场，分别是公共租界的“明园”“申园”，以及法租界的“逸园”。

华人一开始就将跑狗视作一种赌博，而非运动，引发沪上绅商的忧虑。上海总商会、上海特别市参事会以及公共租界华人会等团体对跑狗运动不断挞伐，最终促使公共租界于1931年关闭了界内两座跑狗场。

回力球赛（跑人）与跑狗一样，都是缘起于欧洲、后经美国商业化为一种观众性运动后，引入上海。回力球赛在法租界开幕初期，为了吸引华人观众，不惜改变规则，将单打五人上场改为六人上场，其目的原在藉增加球员人数，扩大观众下注的选择，不料改变规则后，因为暗合中国骰子一至六的点数，反而被华人附会了大量的传统赌博文化。

最终，上海上的“三跑”运动（跑马，跑狗，回力球）里的观看成分日少，赌博成分日多，华人观众“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博弈传统），将这些舶来的观众性运动在上海滩进行重塑。这种娱乐与赌博交织的变化，也成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互相融合的一个有趣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