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夏提:沉默也不行

0
60

资料图片

记得1990年,4月5日的 巴仁乡维吾尔人反抗,被中共血腥镇压之后,维吾尔自治区各单位开始组织学习。

我们学校当然也不例外,开始了每周五下午漫长且令人厌恶的全校学习;但全校学习有个好处,人多,校领导顾不过来;因而,他们在上面讲他们的,我们则在下面可以偷偷睡觉、或读书,当然也不乏小声聊天的。

但教研室每天的学习就不太好办,人少,十几个老师,而且学习完还得表态,还得假装义愤填膺的批判我内心同情的,被屠杀巴仁乡同胞。

当时,我们教研室的主任,是个姓李的前右派,上海人;妻子北京人,也曾是右派,因而夫妻俩都对共产党一肚子的怨恨;每次学习,李主任也都是照惯例,先念一份自治区下发的有关巴仁乡‘暴乱’的学习文件。

然后,进入讨论阶段,他会很直率的、毫不掩饰看着我说:“咱们教研室只有伊利夏提老师是维吾尔人,唯一的少数民族;说句不好听的话,本党就是想知道他们的态度,咱们就省省时间,让他表个态结束会议。”

对李主任的提议,基本上没有人反对;我呢,尽管他的真话让我不舒服,但也喜欢他的真诚率直,也就哼哼哈哈,顾左右而言他说几句,大家在心照不宣中结束会议。

当时,我们学校基本上是属于前右派当政,政治氛围比较自由;这种学习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厌烦了每天批判民族分裂等,却从没有人提对我们的民族歧视;在一次的会议上,就站起来准备发泄发泄,我刚说:“毛泽东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话还没有说完,似乎知道会议底线在那儿的李主任,打断了我,说到:“好了,伊利夏提表过态了,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会议结束。”

会后的回家路上(我和李主任住一栋楼上下层),临告别时,李主任拍拍我的肩膀说到:“伊利夏提,教研室还有几个马列主义忠实教徒,你还年轻,管住你的嘴巴,少说话;单纯的发泄,改变不了什么,反而害了你自己的前途!”

就这样,在李主任掩护下,我混过了巴仁乡学习表态,但到1997年伊犁2.5之后,就没有那么容易过关了;每人不仅要发言谴责‘民族分裂分子’,还要写心得体会,要旗帜鲜明的表明立场;学校明确声明,每个人的心得体会和学习会上的发言要和年底评比挂钩。

我是伊犁人,本来就是石河子重点监控对象;毫无疑问,这次,他们还会盯着看我的表态,再加上当年我申报中级职称评审,年底评比通不过,也就意味着职称没戏;职称上不去,工资也上不去;我非常清楚,如果我的态度稍有令他们不满意的,不仅我的中级职称评审要泡汤,而且自己可能也会身陷囹圄。

无奈中,我和大家一样,大报小报、东凑西拼,凑够一页多的表态文章上交;然后是全校教工开大会再各自表态;我也不得不手拿稿子振振有词、义愤填膺的读自己抄来的东西,谴责分裂主义,感恩党国。

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我如何表演,都还是不足以让殖民者放心;年终,因我的政治思想不过关(有人告发我有严重民族主义情绪,对学习有抵触),我当年中级职称也没有评上,拖了两年之后,才勉强得以升中级;而且,麻烦也并没有远离我。

再后来,伴随东突厥斯坦局势的日趋恶化,维吾尔人反抗的加剧,这种被迫的表态也越来越频繁。说心里话,每次这种被迫的表态,让我心里极其不安,愧疚、烦躁、恼怒;但人在屋檐下,为了生存,又不得不低头,不得不以说一些言不由衷,有违良心、有违尊严、有违自己理想追求的话,以苟且偷生。

巴仁乡镇压之后,后续全维吾尔自治区抓捕中,被捕者当中,有我志同道合、最要好的一位朋友;我和他有过整夜整夜有关民族前途的讨论,有过几次会面;曾和他在石河子、奎屯、乌鲁木齐,不顾风雪暴雨在街头、小巷、茶馆,争论过民族拯救之路;我内心很清楚,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勇于担当、忧国忧民的优秀维吾尔知识分子。

批判所谓‘巴仁乡暴乱’,是在批判我自己民族追求的理想,是在批判那些为了民族生存而站起来,为民族自由事业献身最淳朴维吾尔农民;更是在批判身陷囹圄、我所信任朋友的理想追求!严格地说,这不仅是对民族的背叛,也是对自己信仰和理想的背叛,更是对信任我的战友的背叛,个中的痛苦和灵魂的折磨,大概只有身历其中的我自己能够理解。

伊犁二五事件服刑维人狱中猝死部分囚犯刑满至今仍未释放— 普通话主页图片:喀什街头的维族人(志愿者)

伊犁大屠杀之后,在其后续的大抓捕中,更有我好几个直系亲戚被抓捕、判刑;其中也包括我俩表弟,他们自家中被抓去酷刑折磨,一个致残,一个被判刑;其他被抓捕、枪杀的远亲和朋友邻里更是不计其数。

我表弟和我们村里的几个被抓捕判刑者,即是我的亲戚、自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也是我志同道合的发小和战友,他们还都曾是我的仰慕者;他们因我对维吾尔人近代历史之得失教训的高谈阔论,因我对维吾尔人未来命运之忧国忧民侃侃而谈,对我敬佩有加,可以说,他们义无反顾的参加伊犁1997年2.5和平示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了我的影响。

然而,我不仅没有和他们一起上街(我当时不在伊犁,可以算作是我的借口吧),反之,为了苟且偷生,我却在言不由衷的、以生存为理由在批判他们,在跟着一个邪恶政权,指控我自己鼓动参与反抗的朋友、亲人和战友,在批判那些信任我、曾听我侃侃而谈民族命运的维吾尔血肉同胞,无助无奈,只能是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吞。

再后来的维吾尔人反抗中,还有我的学生参加;每当我被迫发言表态,批判‘民族分裂分子和分裂势力’时,他矮小、瘦弱的身影总会在我眼前浮现。

他曾是我的学习委员,毕业后分配到乌鲁木齐一家中等专业学校当老师;我永远忘不了我那位逃脱抓捕学生,在我家躲藏一段时间后,临走告别时说的话:“老师,你教导我们关心民族的未来,你教导我们不要屈服;当时,我们都很佩服你的敢言,敬慕你;但是,老师,你不能只停留在口头反抗,你要加入,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

他告别一走,杳无音讯,后来从警察对我的审讯,我知道他被捕了;他可能被判了重刑,可能已经死在了监狱;然而我,可能是引导他走上了民族拯救之险境的老师,却还活着……

被迫的表态,被迫的批判,不是简单一句心灵痛苦所能表达的精神折磨;这是极权中国政府、殖民者,为了让我们维吾尔人良心泯灭,而使用精神战术;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心灵的折磨,逐渐使我们失去自我,以威胁利诱,最终实现吞噬我们的独立人格,吞噬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吞噬我们作为人的良心,吞噬我们灵魂的纯洁,吞噬我们的信仰,最终,将我们变成只知道顺从的行尸走肉和奴隶!

今天,当我看到在中国政府强制下,满网络批判彭培奥先生的污言秽语;看到满网络那些维吾尔人言不由衷、批判彭培奥先生的义愤填膺;不仅有一种感同身受之感,而且,回顾当初我自己的‘批判’和被迫表态,自己遭遇的灵魂折磨;对今天那些被迫批判彭培奥先生的维吾尔人,我只有无限同情,绝无一点愤怒。

如果二三十年前的我,为了职称和工资而苟且偷生,在中共强压下选择背叛自己的信念和理想,选择背叛我的战友和亲人,而去违心批判为民族献身维吾尔同胞的话;今天,批判彭培奥先生的那些维吾尔人,他们面临的是集中营、监狱和死亡,他们的言不由衷,他们内心的灵魂折磨,我感同身受。

我不仅没有资格去指责他们,也无权去指责他们,我以一颗维吾尔人的心,知道他们内心对彭培奥先生的感激;他们在以言不由衷的‘批判’,在表达他们对以美国为首国际社会的期盼,表达对人类文明能够战胜邪恶的希望!

2021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