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六七史 民国百年

当铺在我国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当铺，亦称典铺、质铺，是一种通过收存实物、以押借现金的商铺，有的地方称质库。唐代诗人白居易之《长庆集》“杜陵叟”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将清代京城和外地的当铺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其文曰：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质，又次曰押。典、质之性质略相等，续期较长，取息较少，押则反是。所收大抵为盗贼之赃物也。

清代京师当铺发达，主要原因是京城里朝廷高官多、富商多；而且还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机会。比如，北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各地举子云集京师，他们所带银两不够，往往将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送交当铺以换现银。在试子们集中的贡院附近，便出现了开设多家当铺的顶银胡同。再如，许多来北京述职、觐见的封疆大吏，或者等待引见的候补官员，人数甚多。他们除在京消费外，临行之前，还需要到各处应酬打点。有时所带银钱不敷周转，免不了求助于当铺。

北京的当铺，有许多是高官自己开设的。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收录了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被抄家的情形。其文曰：

……派十一王爷、庆桂、盛住同钞和珅住宅；派绵二爷钞和珅花园。附录清单: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外钞刘、冯二家人宅子：……当铺四座（本银一百二十万两）。和珅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居然在京城开设了当铺75座；其家人刘、冯二人，亦开设当铺4座，实在令人吃惊。不过，从清末档案史料来判断，薛福成所记和坤在北京等处有75座当铺，似乎过多。

清代前期皇室、大吏以及富商竞相开设当铺，京师内外，官私当铺甚多，而“就其东主的身分地位及其资金来源来说，可分为三大类，即皇当、官当和民当”。后因满人自身经营不善，皇当、官当逐渐消亡 。到清末后期，北京的当铺基本系私人当铺。

在清政府高官中，开当铺的大有人在。如光绪朝有名的守旧派代表人物刚毅，长期当地方官，捞足了银子，于是在京城开设了三座当铺。军机大臣鹿传霖，则在家乡河北定兴开设当铺。与慈禧同族的那桐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即于京城繁华地段开始经营当铺。时隔一年多，那桐又再次购买当铺。

晚清大员之所以热衷开典当业，与当时吏治腐败有直接关系。这些身居高位的权臣，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并不满足，还想进一步“以钱生钱”，于是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银两当作“本钱”，大量投入到典当行业。

有一些权臣，出于种种考虑，并不像刚毅、那桐那样自己出面，而是通过他们的亲戚或至交，把银两交给他们，间接地投入典当、钱庄或其他高利贷行业。如慈禧之亲信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大权独揽，送礼行贿者纷至沓来。荣禄于辛丑年由西安行在返回京师前夕，致奎俊之家书称：京城南院花园各房，均已收回，将来到京后再为斟酌办理。小号本钱，昨汇至山东“一○二七”“四五三七”，交蔚廷、佑文，代存听用，以免由此动身赘累。

蔚廷，指袁世凯，戊戌政变后取得荣禄信任，很快被提拔为山东巡抚；佑文，指山东粮道达斌，与袁世凯、荣禄关系至为密切。密信中所谓“小号本钱”，指京官和各地官员之行贿银两，均变成了荣禄的“本钱”。现尚存世的《荣禄存札》揭示了收受贿赂的具体数字与细节，令人触目惊心。荣禄此信使用了两组密码暗语，不知所云，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即荣禄在西安行在时所收的巨额金钱，寄给了袁世凯等人，“以钱生钱”去了。而典当业，无疑是一个主要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