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六七史 民国百年

1939年3月17日下午，昆明南城 ，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议、原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遇刺！杀人者杨维骞，他的父亲杨蓁是范的结拜兄弟，曾任云南第三卫戍区司令、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代参谋长。

血案惊动朝野，成为焦点新闻。范遇刺后，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唁电并发治丧费3千元，行政院长孔祥熙赠赙金1千元。何应钦、陈诚、钱大钧、何健等军政要人来电吊唁。

范石生、杨蓁本是云南讲武堂特别班同学，志同道合，结为金兰之好。护国战争时期 ，范任贵州护国军王文华部参谋长，“湘西之役，建不朽之功。”  孙中山去世后，唐继尧派大军进入广西，广东政府派范石生率滇军第二军援桂，组成滇桂联军抗击。范将所部更名“定滇军”，借重杨蓁的军事才干实现回滇驱唐的宏图。

1925年6月唐的北路军，被桂军挫败于柳州；龙云率领的南路军，被杨蓁指挥“定滇军”围困在南宁。胜利指日可待，杨蓁却惨死于“定滇军”内！

当时，军部驻武鸣县甘圩朱花坪，杨与范同住关帝庙内一室。

范的女儿撰文说到杨蓁惨死的经过：是夜一群官兵拥入住所，几个人将先父拦住，先父说：“你们不能打他（指杨），他是我从香港请来的。”众人说：“军长，不关你的事。”另一些人将杨拖出庙外打了一顿，怕他报复，就把杨戕杀。范的女儿另有一文说：“杨在风雨中大声呼救，但先父却失去自由无法施救。”

杨妻在法庭陈述：十二、三人伪装成叛兵入先夫卧室，向先夫发一枪，足骨被击碰在墙上，先夫连呼“小泉（范字小泉）！”范反身向墙而卧，不发一语。其党徒将先夫拖着，经过庙中数十级石阶而下，先夫背部被拖破，露出骨头，又被叛兵连刺数刀，完全变成一个血人。范的党徒把先夫委之而去。先夫命随行副官连请范石生十数次，范避不见面，仅派军医处长看了后，说伤不重。范深恐先夫复活，出巨金收买一个军医护士，将先夫活活扼死……草草埋于庙后。杨维骞也陈述：我父秘书廖泽生在军队，见我父咽喉上有指捏伤（痕）。

杨蓁遇害的导火线，是团长李兴和被罚。范的女儿说：杨精明强悍，但脾气粗暴，要求过严，操之过急，受到部下的忌怨。杨限期修筑工事，这个团因土质坚硬，工事没有修好，他集合全团官兵训斥，将团长至连排长全部罚跪，并加鞭笞，还将该师师长也叫来当着全团官兵罚站，并大加斥骂，限令部队将工事完成，否则还要严办。

但杨家后人说，杨视察阵地时，李正在聚赌，把构筑工事的任务丢到脑后，杨严厉责问，李不得已当众跪下。而根本原因在于范、杨政治分歧。杨妻法庭陈述：杨前遇害前十来天，范问杨：回到云南后，军、政两长应该属于何人？先夫回答说：誓师时的宣言犹在耳际（实施三民主义，军政两长民选），当然应该贯彻初衷，否则无以对滇中父老。范的脸色立刻一变，从这天起，两人同住一室而互不交谈。她还说：先夫责罚抗命超期、没有挖好战壕的李兴和。范私招该团长授意：“如欲解决汝等困难，非冒大不讳不可”。该团长会意，连夜招集党徒宣布：“奉军长面谕处置杨蓁。”杨维骞说：“范石生当时已改变初衷，军、民两政都想一人执管，所以他才杀害我父。”

范为什么不惩办凶手呢？范的女儿解释：先父原决定要查办凶手，但又顾虑大敌当前，内部不能再乱，（后来）与唐军作战失利，全军溃败，几至全部覆灭，以致凶手终未能惩办。范妻也在法庭陈述：“当时所属军队已全部改编，凶犯非已死即已离散。”

杨蓁一死，龙云部脱围而去，范拒绝桂军的支援，被龙云部打得溃不成军，剩下 2千余人回到广东。驱唐的幻想终于破灭。范的女儿回忆：范常说，如杨不死，讨唐也不至于失败。

李时珍接到噩耗，匆匆来到广州。她向法院陈述：我领带维骞，跪在范石生面前，苦苦哀求搬运先夫灵柩。范推三阻四。我对范言，映波为你死得不明，现我所要求你的，不过是运映波灵柩及惩办凶手，你俱不能办到，欺我太甚，我只好将映波死事公诸国人。“（范）闻而畏，立命他的军需处长西耀卿来，请我顾全从前友谊，他情愿筹备十万元作教养费。”我对他说，我绝对不忍心将他遗骨卖你的十万钱，请你将借我的港纸十万零七千零三十元，还有你父借的现洋一百元还我。

广东政府运来灵柩，公祭杨蓁，李时珍声泪俱下地宣读了一篇祭文，其中说：前年今日，尚接手书，而今年今日，惟余白骨，子哭父而不应，余哭夫而弗闻，呜呼痛哉！古今忠烈身死之惨，从未有若吾夫者。（余）本欲殉君，君子谁教？君女谁育？偷生苟活，勉终君志。君死之後，君之子女，我自教之，务使成人，以慰吾夫。

抗战爆发前，李时珍举家回到昆明，长子杨维骞从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毕业。

1937年，范回昆明，挂职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员，每天下午到小南城外（护国路）的“日月大药房”坐诊中医。

1939年3月17日下午，范坐着黄包车，沿南城脚向东走来，杨维骞、杨维襄直奔黄包车，杨维骞举双枪连射，范身中13枪，其中一枪伤及车夫。事毕，杨维骞兄弟到光华街东端警亭交出手枪自首。

杨维骞《泣呈龙 》说：“先父惨遭奇冤，未得伸雪”，“爰乃决定替父报仇，其他不遑顾及。”《公开告各界》说：“予父与老贼系本省讲武堂特别班之同学；予父在陆军步兵第七团长任内，老贼充任中校团副，故予父又系其直接长官；老贼赴贵州谋事期间家用缺乏，其双亲由予父代为供养三年之久；老贼在滇川边界被匪掠去，全赖予父竭力营救脱险，故予父又系老贼之恩人……予父能与士卒共甘苦，为部下所爱戴，老贼反诬予父为叛兵所害，既杀其人，复加以恶名，其居心辣毒，孰有过于此者……即使诉诸司法机关，亦恐主持正义有心，而无能为力。中国立国之道，自来皆以孝为本。故为国、为家、为社会除此恶贼。”

范家属代表当晚告诉《朝报》记者：值兹抗战建国之大时代，大我胜于小我，国仇甚于家仇。即使杨某真对范氏有仇，亦似不宜出此下策，今此不幸事情之突然发生，令人遗憾殊甚。范十七岁的大女儿对《益世报》记者说：“（余父）常告余杨三爷与余父之友谊笃厚，讵杀余父者竟为杨三爷之子，实出余意料之所不及。”而杨的长姊对记者说：“当余父每年逝世纪念日，全家吃素，以示不忘父仇，维骞今日复仇，是他之夙愿。”

1939年8月，公审枪杀范石生案。开庭之日，庆云街的市地方法院座无虚席，玻璃窗外挤满听审的人。记者报导：范（妻）吴石玲愁容满面，其戚友间有凄然垂泪者；而杨维骞“态度沉着。”

昆明地方法院提起公诉：“李（兴和）掘壕误限，被杨责罚”，“未几，杨蓁即被李等所杀害，其子杨维骞以为乃父之死，系出自范石生主使，刺激之余，立志不与范共戴天”，“迨范退隐回滇，悬壶问世，触动杨维骞杀范雪仇”。

吴石玲控告李时珍设计煽动其两子，“被告等本性凶残，经此教唆，遂成杀人之举。”依据范生前任职月薪加上行医收入，提出附带民事要求：“赔偿损害国币十八万二千”，“登载全国名报，恢复被害人之名誉”。李时珍反诉：“除将该原告范吴石玲之请求驳回外，并祈判令赔偿其夫加害先夫之损害及向先夫所借各款。”

杨对刺范直认不讳，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

一、杨蓁之死范石生是否有责任？吴说：“（杨）治军过严，激变军心”；李诉：“（范）暗使心腹劫杀先夫，佯为叛兵所害。”

二、“为父报仇”之说是否成立？吴说：杨维骞伪称为父复仇，“希图减轻刑事之责任，并沽孝子之名，掩饰其罪恶以欺骗社会”，若“彼先诉诸法院，屈不得伸，激而出之，犹有可说”。

三、“自首”之说是否成立？原告致龙云函称：“ (杨)自称为自首各节，全非事实。”检察官也认为，“警察发觉该被告犯罪在先，而被告向警察自首则在后”。被告律师反驳：警察不知有犯罪事实之发生，以及犯人为谁之时，而被告已到其前；被告身怀凶器，何不从该缺口处出城逃走？市警察局证实：“五所警士钱志道、六所警士邵光汉于当职时闻听枪声，循声驰往查，看见杨维骞迎面而来，向警察自称：‘我是凶犯，死者范石生因杀死我父亲杨蓁，故子报父仇。’”“该杨维骞杀死范石生，当时无人发觉，见警即自行投首，且查所呈冤单，确系早日预备，决心于报仇后呈案自明，并非临时掩饰，似足证明自首。”

四、凶犯有几人？车夫作证：我“见有两个人在车后面，有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

1939年9月21日，昆明市地方法院判决：“杨维骞杀人自首，处有期徒刑九年零五月，并褫夺公权九年；杨维襄预备杀人，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月，缓刑三年”；“附带民事诉讼，由杨维骞赔偿被害人家属殡葬损害费国币2500元。”

1943年5月23日，国民政府议决，以杨维骞“其杀人行为，固干法纪，而年少志纯，出于孝思，奋身不顾，衡情殊属可原”，宣告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