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挟洋自重、议程设定、危言耸听组合而成的「艾利森陷阱」，在台湾面对中国威胁时，远比「修昔底德陷阱」更值得所有人警惕。（汤森路透）

TVBS日前采访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一方面以拜登核心幕僚来称呼艾利森；另一方面则刻意摘录艾利森访答内容中，有关「一个中国」的部分。强调拜登很清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台湾这个独立国家，美国更不可能承认台湾独立」。

这里姑且不论艾利森的「美国不承认台湾独立」说，只是美国「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 policy）的老生常谈。比较特别的是，本次访谈的主办方长风基金会，在基金会董事长江宜桦领导下欣欣向荣。经常性的各种邀请国外专家学者针砭台湾、吹捧中国乃至分析亚洲情势，并假借外国月亮来照亮本地黑暗的「洋和尚念经」模式，操作起来也算是毫无违和。这种利用资讯落差与意识形态偏好，引入外国学者作为岛内政治斗争工具的「挟洋自重」模式，我们就暂时称为「艾利森陷阱」，以作为艾利森近期受到中国高度关注，甚至多次被习近平引用的关键字「修昔底德陷阱」之致敬。

长风的纪录堪称各种大手笔。算上本次活动，近年共有三场经典之役。第一次莫过于2017年，邀请法兰西斯福山访台举行论坛，论坛内容围绕两大主题「全球民粹主义对美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与「中美对抗」。其中内容大致持平，所有人皆正常发挥，推广中国模式的推广，警告中国影响的警告。但在问答中，有人将2014年的318运动提出，并且又将之与欧美的右翼民粹主义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对台湾民主体制的筏害。这种问题的问法，若是稍有不慎，自然就是一个「挖洞给跳」的「艾利森陷阱」，变相帮江前院长洗白背书，试图让江前院长从「学生拍肩杀手」变成「民粹洪流堤防」。

但福山何许人耶？是著有《历史最后一人》，在冷战结束前强调自由民主价值必当席卷世界的那个福山，更是青年成名标的冷战终结，中年持续更新立场，不停探索政治秩序型态与国家繁盛秘密的福山。这个在美国知识圈与智库圈都堪称神兽级的存在，怎会轻易上当？自然立刻谨慎的回应，将318运动视为一种略带左翼平等色彩的民族主义，更是一种反对中国霸权的公民民族主义崛起。如此答法碰得长风一鼻子灰，反而被请来的洋和尚倒打一耙。

第二个经典案例则是长风与促转会前主委黄煌雄主导的台湾研究基金会所共同举办的「21世纪新兴全球秩序之探索─从西方中心到后西方世界」学术研讨会。这次的议程设定看似偏向纯学术而少有对台湾现实政治的分析，但细看议程内容，很大部分都在为中国模式歌功颂德，更对中共领导擦脂抹粉。而这场会议虽没有如福山般具有媒体声量的传奇人物，但也邀请了许多国际关系与政治思想相关的世界级名家，如以民主理论传世的剑桥学派思想史三大家之一John Dunn、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已具宗师地位擅长跨文明理论分析的Peter Katzenstein，以及当代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大师Barry Buzan。

可相对的，除了学者大师妆点门面外，更有许多平日就擅长擦脂抹粉「妆点中国门面」的学术人作为本次盛宴的主力。如经常为中国外交政策辩护，近日又因性骚扰丑闻狼狈逃离新加坡的国师郑永年、在中国任教多年擅长以社群主义思想为中国独特性辩护的Daniel A. Bell （贝淡宁）。当然，更不能忘了美国当代政治思想巨擘罗尔斯那声名狼藉，甚至被妇女新知点名批判有大量性骚扰案底的徒弟Thomas Pogge。这种牛骥同皂、鱼目混珠，为了替中国宣扬国威而将许多西方世界思想巨擘引入晚节不保境地的作法，也是一个枪口对内的「艾利森陷阱」。

两次的操作一胜一负，长风对于这种设置「艾利森陷阱」的模式越发驾轻就熟，第三次案例，就是日前专访艾利森，引发朝野哗然的「新任拜登政府不支持台湾独立说」，同样也是请了一个德高望重的洋和尚来念经，意图让彼岸唐三藏治治本岛庙堂之上的孙悟空，借此打击川普第二任期美中新冷战下，自认美台关系提升的岛内民意。

就其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书来看，艾利森的贡献在于，抓住了后冷战至今美中竞争的时代氛围，并且延续了美国外交政策概念中的「季辛吉传统」 。也就是，季辛吉之所以积极推动「联中制苏」战略，其实源自于他本人对英德冲突掀起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生灵涂炭的恐惧。承袭这个「季辛吉传统」，艾利森因此强调美国必须有容纳区域大国崛起的雅量，甚至应该让美国保持「离岸平衡」，最低限度的介入欧亚大陆内部冲突，以最小的代价，维持全球海洋「自由航行」与全球市场「自由贸易」构成的当代「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正因为季辛吉「联中制苏」战略强调容纳区域强权的思维，打破了自肯楠以降强调发动冷战全面围堵苏联的思维，因此催生了美国全球大战略的新典范，也才有艾利森搜集世界史案例强化季辛吉传统，强调美中应该避免霸权消长与权力转移间的注定一战。但无论如何，所谓「唱衰美国」或「夸大敌人」，一直是英语世界知识份子反省自躬的习惯。夸张对手的强大，更是从二战德国、冷战苏联、八零年代日本到二十一世纪中国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传统。因为这样，就要说所谓的「熊猫派」、「交往派」或「蓝队」通敌或不爱美国，那就是错把台湾的脉络置入了美国的状况。

所以艾利森是否为拜登的对外政策核心幕僚？艾利森作为哈佛知名学者对外交决策者的影响利有多少？或什至艾利森是否有介入美国对中战略思维的主观意图？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刻意设定、无法回答的假议题。艾利森本人曾任·雷根时代的国防部长特别顾问，又于柯林顿任内任助理国防部长，更是享誉国际的国际关系学者，其徒子徒孙遍布产官学，但也早已退出决策圈。如此看来，其思想框架竖立的影响不可小觑，但要说有直接的决策影响力却又差强人意。

不过，若是从外交决策学这个艾利森的老本行来看，上述几个问题都会显得荒谬而可笑。在艾利森的成名作《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一书中，他分别从「理性选择」、「组织决策」与「官僚派阀斗争」来看1962年甘迺迪总统处理古巴飞弹危机的过程。他在书中阐述，外交政策看似由官僚层级结构的精密齿轮卡榫构成，但事实上，在情势快速变迁的高张力下，决策确经常是在瞎灯黑火的「战争之雾」中进行。在这个过程里，极大化个人利益的理性选择与官僚本位之间彼此倾轧，国家最后决策的产出过程本上就是混乱而多元的。

甚至为了避免在古巴飞弹危机前不久，支援古巴革命军登陆反抗卡斯楚彻底失败的「猪湾事件」再度重演，避免小圈子决策造成的沉默螺旋或是其它盲点，甘迺迪政府还特别找了一群远离政策圈核心的专家学者，指出官僚预拟方案的错误。由此可知，外交决策的过程本来就是混乱的，所以既要有专业官僚与幕僚筹画又要有专家学者建议试错，在这个无法疏理的决策团队与外部讯息交错下，尽量进行多元的考量，避免「战争之雾」的影响，这才是决策的本质。

所以从这个角度切入，「谁是核心」、「谁有影响力」或「谁在内圈，谁在外围」，说到底都是假想臆测居多。况且，相较冷战时期，肯楠、季辛吉或什至布里辛斯基那种一夫当关、羽扇纶巾的国师，可能还可以出谋划策后在大棋盘上谈笑用兵；但当代是个比甘迺迪面对古巴飞弹危机时还要分众的时代，各种平台、各个单位大家都有各自的影响力，要说「谁是核心策士」这种讨论，最后无论「算命模式」或是「国师模式」都是「脑补」（想像）居多。

对于丛尔小岛上的台湾人来说，应该很难理解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各种外交决策势力的交锋，以及外交政策言论市场竞争的分众程度与激烈。试想，连台湾这种中型新兴民主国家，网路侧翼粉专的各式分类械斗都可以如此烟花灿烂了；在这样一个后真相的分众时代，对决策过程有直接影响力的各色言论，在美国外交政策的观念市场中，相较台湾就更显得峥嵘壮大。

国际政治学者Daniel Drenzner在《话语权的世纪角力》一书中，就描绘了这样的图景。根据他的调查，在美国外交政策的言论市场中，可以概括出一个最具影响力的前二十大外交政策知识分子，里头充满了耳熟能详的名字。外交智库专家、大报专栏作家、学者与退休高官，可谓各显神通、百家争鸣。里头有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或大西洋等知名报章杂志开设相关专栏的佛里曼、克鲁曼与卡普兰；或什至直接成为一线国际大事节目主持人的扎卡利亚；也有华府智库学者作为政府重要咨询顾问单位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哈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已故的布里辛斯基；更有以学者身分综横外交政策产业的意见领袖如佛格森与福山；也有谨守学界身份但观点犀利对外交政策言论市场有高度影响力的华特与米尔斯海默；或什至自己就是一个品牌的季辛吉。另外，观察拜登的外交决策团队，从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到国安会印太协调官坎贝尔，以及国安会中国与亚洲事务主任罗森伯格，他们的著作都散见于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与外交事务两大期刊。

所以从美国外交政策观念市场的多元纷杂这个角度切入时，国师与神棍；核心与边缘，都不该是研究美国对台政策时臆测的重点，甚至有时连抱着国务院公告来「说文解字」，以一种「克里姆林宫学」或「中南海学」的态度，分析各种文字变化所乘载的意义，有时都是当代社会科学专业化以后，强调「实证科学预测能力」的产物。这种心理，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将政治学视为选举的预测，将国际政治学视为国家对外行动的预测，很多时候就算是学者大师，最后也有可能变成算命师，各种KOL（意见领袖）变成LOL（大笑表情符号）的出糗，自然不在少数。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言。长风基金会如此辛苦的用学术包装各种大外宣，真的是不用再思了。「多苦言」不如「直归去」。更不用假基金会社会贤达之名，以各种外来和尚念经，行打击政敌之实。这种挟洋自重、议程设定、危言耸听组合而成的「艾利森陷阱」，在台湾面对中国威胁时，远比「修昔底德陷阱」更值得所有人警惕。

最后，附带一提。那份Daniel Drenzner提出的美国二十大外交政策影响人士名单里，其实没有艾利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