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时任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左）与蒋介石合影。

白先勇是白崇禧将军的哲嗣。白将军膝下共有六子四女，白先勇排行第八。据白氏相告，白府子女在家中的地位，完全是按照学习成绩决定高低；么弟先敬因行顽学劣曾被老将军捆绑起来打断了皮鞭，而自己考取建中及保送台大的优异表现，父亲一辈子就连重话都没说过他一句。尽管白将军曾在华南与林彪的四野血战不屈，拼尽了最后的一兵一卒；尽管在桂系各重要领袖当中，白将军是唯一渡海与中华民国共存共亡的孤臣孽子；但赴台后的最后十七年，等待着他的不是解衣推食开诚布公，而是投闲、猜忌、冷嘲热讽，以及特务不分日夜的跟监追踪。

我们知道，所有的「正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而桂系在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中，都不是胜利者。双重失败者的身分，使得桂系和白崇禧无论在中共还是在国民党书写的「正史」中，都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桂系就是所谓的「新兴的军阀集团」，而戴在白崇禧头上的帽子，当然是「大军阀」。对于国共两党书写的「正史」，我从未停止过批判与质疑。许多年前在中研院近史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曾为桂系和白崇禧的「正名」，和报告人吕芳上教授爆发过激烈的争论。吕教授判断桂系和白崇禧份属「新军阀」的最终理据，无非是曾不服从甚至反抗「中央」，而我则认为他这种「成王败寇」的史观完全经不起推敲。因为，国民政府的「中央」，并非经由民主的程序产生，而是由蒋介石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故在法理上和管治上并无必然的合法性。不难设想，倘若桂军在战埸上击败了蒋军，桂系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新军阀」的帽子，岂不就会栽到蒋介石和黄埔嫡系的头上？争论的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就连我这个外人，偶然也会作不平之鸣。作为白将军钟爱和器重的儿子，白先勇对父亲的负谤含冤，更是骨梗在喉，不吐不快。

白先勇和我都有相当浓厚的历史癖。白氏善于运用文学家的形象思维，通过小说的创作去建构历史，《台北人》中浓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沧桑感，常压迫得读者难于喘气；而我则以治史为业，习惯于以学院的理论思维方式，运用学术论文去剖析历史。共同的关注和癖好，让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内子华玮在一九八○年代曾先后两次到圣塔巴巴拉加州大学任教，我和白先勇因之成为车程可及的「近邻」。已记不清多少次，白先勇在我们夫妇租赁的公寓中，烹茶煮酒指点江山，说到激动时猛拍桌子，把地板跺得山响；陋室单薄的墙壁毕竟阻挡不了震动梁尘的声音，毗邻的中学退休校长有时便会来轻轻敲门，提醒我们夜已深人须眠……。更多的时候，我们会移师到隐谷白庐饭聚长谈。白氏精于厨艺，他多次烹调的当地生猛海鲜，包括石头蟹和红壳虾，以及五年内他只烧过两次的麻油鸭，还有白府独门秘制的杏子酒，全都成了我腹中的美食。饭后的长谈当然不会仅限于历史的范畴，但我们聊得最多的，毕竟还是那些决定了国族存亡兴废的重大事件。提到北伐，身为国民革命军的参谋长，率师由广州一直打入北京的崇禧门，最终完成了全国统一的正是白崇禧将军；谈到抗战，作为国军的最高幕僚长，筹画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总体战略方针，使得中国军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撑持，最后完胜日寇的也是白将军。至于在第一次四平会战重创林彪主力之后，如果蒋介石当时采纳了乃父建议，乘胜挥军犁庭扫穴追亡逐北，把共军从东北一举驱除，而不是颁下一纸停战令，让林彪得以败部复活，中华民国又何至于被驱赶到台湾！一提到此亡国遗恨，白先勇便不禁扼腕击桌，慨叹难平。同样令白先勇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的，便是台湾的官方和民间，或明言或暗喻，时断时续地指控乃父在徐蚌会战时按兵不动，造成国军主力被共军全歼。白先勇坚信父亲实有大功于国家，大有功于民族，坚信父亲丝毫无负于中华民国，自觉无论于国于家，为公为私，自己都必须挺身而出，把泼溅在白崇禧身上的所有污泥墨汁都洗刷干净。

《台北人》的主要英译者乔志高曾敏锐地指出：「白先勇的个人背景提供了他许多观察周围人事的机会，也成为他日后写作的素材。他的故事当中有些隐约有点自传成分，… …」细心阅读过该书的读者，不难发见在〈思旧赋〉中的李长官、〈游园惊梦〉中的钱鹏志、〈梁父吟〉中的朴公、仲公，尤其是王孟养等典型人物的待人处事，或显或隐地呈现着白大将军的声音容貌；而一整篇〈国葬〉，毫无疑问是白将军的葬礼场景相当忠实的白描。不过，白先勇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根本推翻历史的冤案，不能仅靠文学的曲笔。因为，再好的小说，也只不过是旁敲侧击，而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就必须以扭转乾坤的手段，结堂堂之阵，树正正之旗，使用史家的正笔当面对决。

早在一九七○年年代末期，白先勇便告诉过我，他毕生的渴想，就是写出一本能让大众接受的白崇禧大传。一直到了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我接到了白先勇的来信，告知他和廖彦博合着的三卷本《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这几天就要出书了，我的二十多年的心事终于放下。」若以时间计算，白先勇「终于放下」的「心事」，为什么只有二十多年，而不是四十多年？读到由他签名寄赠的新书上的序言时，心中的疑问才得到解答。原来白氏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撰写这本书，刚满五十七岁便从加州大学提早退休。当时美国高校的教授，已再无退休年龄的限制，你愿意教多久便可以教多久。白先勇恒以全副的精神生命投入教学，即使从教已数十年，仍会为准备教案而紧张得睡不好觉。他的能教、会教而又肯教，在学校有口皆碑，深得学生爱戴和同事敬重。但为了写好这本书，他毅然挥别了一生最爱的杏坛，抛弃了令两岸三地的教授们艳羡爱煞的真正的「终身聘」，这股破釜沉舟一往无前的决绝和狠劲，不愧是白大将军的真血脉。职是之故，一九九四年的放下教鞭，既是白先勇转换人生跑道的崭新起点，同时也是他偿还平生素愿的正式开始。白函所谓「我的二十多年的心事终于放下」，其故尽在于此。

不过，即使不是四十多年，而是二十多年才把书写出来，毕竟还是拖得有点久了。试问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多年！当然，在此之前，白先勇于二○一二年出过一本《父亲与民国──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收录和引介了白崇禧生平的五百多幅照片；二○一四年和廖彦博合着又出了一本《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但无论在质还是在量的方面，若和新书相比，这两本书都只算是盛宴前的拼盘和开胃小菜。我在二○一八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徘徊于家史与国史之间──白先勇的历史书写与民国史重构〉的文章，曾把白氏迟迟未能完成父亲的传记的最根本原因，归咎于他尚未能挣脱「绝对客观」的桎梏：

白先勇以历史家的身分，撰写自己父亲的传记，本来就没有人会相信他能绝对客观；而绝对客观的魔咒，最先由乾嘉考据学扬波于前，再经过胡适等人所提倡的实证主义风行于后，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主流话语。由主流话语所差生的学术霸权，既严重地限制着中国近现代学者的思考和学术生产，同样也严重地桎梏着白先勇的历史书写，让他时时、事事、处处因为「白崇禧儿子」的「原罪」而缚手缚脚欲说还休。这也是白氏的历史论文写得如此缓慢和如此艰难的根由。

1963年，白先勇前往美国留学，白崇禧与白先勇留下的最后合照。（图片由白先勇提供）

绝对客观既不可能，也不可欲，究其实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和幻想。「不可能」是因为能把心体修到「鉴空衡平」的绝对客观者，在儒门是圣，在道家是仙，在释氏是佛，凡夫俗子根本无缘。「不可欲」，是因为以现今诠释学家的观点，只有作者或读者的精神生命与文本相契合，才更能发现、把握和成就真实。而二千多年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再三强调的「发愤」，竟然与近世诠释学的看法若合符节：「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迁所列举的作品，无一不是天下一等一的大文字，也无一不与其作者的「发愤」息息相关。「发愤」既是作者主观能动性的高扬，同时也是其精神和生命的升华。或许，我们还可为太史公的说法更进一解：大凡第一流的人文作品，都离不开作者的「发愤」。如果冯友兰、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等人在撰文时，所追求的是「绝对客观」，而非激于为中国文化以及先圣先贤辩诬洗冤的义愤，他们的书就不可能写出来，即使写出来也会变成另一种样子；如此一来，我们便不会享有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许多无可替代和难以超越的新经典，甚至不会有当代新儒学这个学派。

由此可见，绝对客观不能够也不值得我们去追求，能够也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只是「相对的客观」。在相对客观的语境中，只要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忠于事实、忠于自己的闻见，名人之后的身分，不仅不应是历史书写的魔咒，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资源。陈寅恪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自云「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识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因而打算撰写一书，「就咸、同、光、宣以来之朝局，与寒家先世直接或间接有关者，证诸史料，参以平生耳目见闻，以阐明之。并附载文艺琐事，以供谈助，庶几不贤者识小之义。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并断言倘此书写就，便可有「家史而兼信史」的性质。史学大师的见解，毕竟高人不止一等。顺着陈氏的卓识，身为白崇禧将军的哲嗣，不仅不应成为白先勇撰写父亲传记的原罪，若运用得宜，反而是其至可宝贵以及外人无可取代的重要资产。拜读了白氏的新书，尤其是拜读了他特别为新书撰写的那篇提纲挈领、举重若轻更掷地有声的总序，不禁为他终于挣脱了「客观主义」的陷阱，发愤撰成了揭示「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因之具备「家史而兼信史」的皇皇巨著，而备感欣慰与莫名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