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对于殖民历史到底孰好孰坏，社会各界吵得脸红耳赤，尤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人士，每每想起「国耻」、「洋奴」、「殖民地半殖民地」，即恨得牙痒痒。不过，澎湃的民族主义，似乎要拜昔日的殖民主义所赐。杂志「外交家」（The Diplomat）特约编辑、地缘政治学学者Francis P. Sempa，就撰文介绍有「围堵政策教父」之称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Nicholas Spykman于1926年发表的文章，解释殖民主义如何在亚洲各地催生本土思潮和民族主义。

20世纪初，殖民主义仍在亚洲盛行，Spykman当时形容，亚洲与西方的关系，超越西方帝国主义与亚洲民族主义之间的政治碰撞，进入亚洲回应西方列强经济、文化渗透的「冲突局面」（ conflict situation）。他解释，西方殖民强权初期以牺牲对手利益、为本国牟利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姿态进入亚洲，经济挂帅，未有太影响当地文化发展，及后则转变成「资本帝国主义」（capitalist imperialism ），谋求「彻底改变本地经济」，同时更多干涉当地文化。

Spykman 以英国及荷兰的殖民地政策为例，指两国原本在亚洲与当地统治者建立政治关系、取得政治权力，只是其垄断贸易的手段。他们与地方领袖签订贸易合约，而其监督履约的权力，又逐渐扩张成操控地方政治的权力。这种政治控制只体现于现有地方治理系统上，建立白人为中心的政府，而非直接干预当地人民的生活。Spykman 指，在此期间，西方的文化及特质开始传播至其他地方，但仍无意改变本土社会。

殖民势力转向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情况便截然不同。Spykman 指：「资本帝国主义的全新生产模式，介入原住人民的生活，影响深远…… 且积极改变土著文化。」Spykman 所指的「介入」、「积极改变」，会否只是殖民主义侵略的托辞？Sempa 的文章指出，Spykman 认为正正是外国对亚洲文化的渗透干涉，促成亚洲的民族主义发展。因为资本帝国主义下的殖民政策，「涉及在学校、经济生活中引入外语，西方思想得以流入至『本土意识形态』。西方的经济思想、商品及工具背后，均代表着新工作模式、新社会秩序，是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Spykman 形容这个过程为资本主义入侵（capitalistic invasion）。

多数原本处于农业社会的印度、爪哇殖民地，在新社会经济秩序下，迅速转变成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主义深入社会、产业逐渐增长，这些地方就需要行政上更有力的政府，包括培养强大的官僚机构。而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殖民地官僚机构，则愈发介入原住人民的生活。Spykman 似乎不以殖民地主义为西方文明的耻辱，更视之为一种助力；并指，「亚洲文化受外国渗透后，进入了『社会学的表达』（sociological expression）。亚洲国家为回应西方的经济、文化介入，当地群体开始团结起来，壮大成持续扩张的民族团结情绪。当文化冲突演变成政治冲突，亚洲人民面对外国文化进占，便渴望自治，以政治方式，捍卫自身文化。」

文章认为，亚洲民族主义原先只是模糊不定的社会骚动现象，而后逐步发展为有清晰议程、组织的运动。「民族主义的政党，在印度和爪哇岛建立。那些民族主义运动不单纯从政治出发，追求自治或统治地位，更是同时主张政治、文化独立。他们希望获得政治权力，借此抵御西方殖民统治者带来的文化。」然而，Sempa 认为亚洲民族主义者欢迎西方科学技术，却拒绝随殖民主义一并传入的西方价值观。Spykman 形容：「亚洲民族主义者希望各取所长（the best of both）—— 西方技术与东方价值观，产生一种新文化。」

一些亚洲民族主义者认为，西方长于技术，而本土价值观更优越。Spykman 指，当地领袖对西方价值观深表怀疑，更在与西方国家战争的后期深信，西方的道德伦理有根本缺憾。Sempa 回顾95 年前这篇文章，便引Spykman 所揭示的旧貌况今，认为可助西方理解其与印太国家的关系。例如，自毛泽东逝世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以为，只要输出资本主义经济与西方文化，就能驱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但Sempa 提醒，过去这种设想，实是低估了中国通过政治力量捍卫自身文化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