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两个职业是:间谍和妓女。在《圣经》里,这两种人都有记载,读者们可以自己去看。
但凡成为间谍的人,不外乎三种原因:为理想;图金钱;受胁迫。我很敬佩第一种,他(她)们为了自己认定的真理与理想,冒险赴难,不计个人得失,无惧生死。这第二种人最多,坊间热播的谍战剧,大都演的是这类人。我同情那些屈从于强权或恶势力,不得不违心地做间谍的第三种人,他们的结局最惨,遭众人唾弃,贡献还得不到承认。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夺取大陆政权,不过短短二十几年。其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除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手段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成功地运用谍战,获得对方情报、分化瓦解击溃敌人,即开辟的“第二战场”。在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一批具有基督教徒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起到很大作用。
在中国的机密档案未能解密之前,只能将历年见诸报端,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梳理出几位双重身份的,在中国基督教界里从事秘密使命的共产党人。
余心淸:1920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后往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余受党组织派遣,以随军牧师身份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成为冯与苏联合作的主要联络人。1948年,余心淸策反蒋介石手下重要将领投共,事败遭逮捕。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斡旋,始得赦。新中国成立,担任政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淸,设计了开国大典和1955年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授衔仪式。1966年,余不堪人格侮辱,在家自杀。
阎宝航:奉天(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受第三共产国际的派遣,在抗战的陪都重庆从事谍报工作。阎侦知德国将入侵苏联的准确情报,通过中共转告斯大林。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任重要职务,1967年死于秦城监狱。其子阎明复,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浦化人:早年就读于苏州教会学校,自圣约翰大学毕业,授圣公会牧师职。浦牧师奉派往西北传教,结识“基督将军”冯玉祥,并随冯赴苏联考察。1927年四月,蒋介石“清党”之际,浦化人毅然加入中共,并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几次被捕入狱,均得冯玉祥搭救。抗战期间,他担任延安新华通讯社英文编译、社长。浦化人是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中共建政后,不为外人所知的原因,这位“老革命”,仅任中国外国语学院院长,和兼一些闲职。
管易文:原名关锡斌,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曾赴法国勤工俭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任岭南大学宗教主任。抗战期间,关锡斌在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任上,与家人不辞而别。当他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已经改名管易文,身份是华东军管会交际处处长,兼上海市陈毅市长的英文秘书。五十年代,管易文任国务院参事,主管国际交流。
李储文:参见本刊已登载文章《李储文的双面人生》。
中共建政后,一大批隐蔽在基督教内部的地下党员,公开了身份,进入各级政府部门。而从解放区来的干部,接管了对宗教实行监督管理的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统战部),和宗教事务管理局(简称宗教局)。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朝鲜战争的原因,此时国内反帝情绪高涨。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有历史渊源的基督教,势必首当其冲。
1950年,北京公安局侦破一起由意大利神父为首的“炮击天安门”阴谋团伙。此案无论真假,“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已深深植入执政者的概念中。侦测、监视隐藏在教会内的敌特分子,防止外来势力的颠覆破坏活动,一直是公安、政治保卫部门,和统战部、宗教局的要务。
与新政权合作的中国基督教界领袖人物,向主管宗教的干部们解释,天主教的圣母军,和基督教(新教)的救世军,就是一般的宗教团体。与你们打败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不一样。结果,隶属中国天主教的圣母军还是被取缔,负责人龚品梅主教遭监禁。基督教救世军这一从事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的教会组织,也脱下该教派的特有军装服饰,自动消失。永远有一双警惕的眼睛,注视着中国宗教界的一举一动。
采访札记二则:
(一)记者在天津市区的五大道一座西方建筑风格的小洋楼里,见到采访对象。一位温文尔雅、教师模样的中年女性,她是天津政协某民主党派机关的干部。以下以第一人称叙述她的故事。
我从小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据我母亲说,他在山西老家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参加的是国民党,后来被派到天津做地下工作。为掩护身份,上级给他安排了一个“妻子”,就是我妈。抗战胜利后,我父亲担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书记长。在这期间,我父母生了我们兄妹三人。
1949年一月,解放军攻下了天津城。我父亲是带着手下人马和机密文件向共产党投诚的,但从此在人间消失。我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妈妈只好出去工作,在天津河滨大道附近的天主教西开大教堂,找了份清洁打杂的工作。
记得小时候,我常常随妈妈去那座高大巍峨,又显得有点儿阴森的教堂。记忆中,阳光透过教堂的彩色玻璃投射在地面上,我数着教堂钟楼的报时钟声。妈妈除了干活以外,就是跪在祭坛前祷告。
那时,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有时候,我们会在家门口发现一袋粮食,我还捡到过一束花,里面有钱。姐姐偷偷地告诉我,那是父亲的朋友送的。在我家不多的访客里,我们几个孩子最喜欢黄河叔叔了,他每次来都会给我糖果和一些小玩具,我家饭桌上也会多一盘荤菜。我在想:他要是我爸爸该多好。
生活虽然艰苦,我的哥哥姐姐都很争气,他们分别考上了清华和北大。我高中毕业时,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尽管我的功课和哥哥姐姐一样优秀,因为出身“反革命家庭”,没有一间大学录取我。
我告别了母亲,报名支边。进入新疆一所师范学校的维吾尔语师资班,打算一辈子扎根边疆,给少数民族孩子们教汉语。
文革时期的一天,突然接到姐姐发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我赶到武斗正酣的天津,随姐姐回到久别的家中。半夜,我突然觉得西开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意识到是妈妈的魂灵回家来了。我连忙叫醒姐姐,她如实相告:“母亲已经去世,是怕你一下子接受不了,才……”。天亮了,我们姐俩去医院太平间,给妈妈换上入殓的衣服。我抚摩着她因为长年跪着祷告,双膝上磨成拳头大的老茧,悲从中来。
又过了几年,我所在的学校来了一位老干部,他就是当年的黄河叔叔。他当着我们校长的面,对我说:“小娅,今天我代表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母亲,她不是反革命家属,也不是宗教界的坏人,她是党在秘密战线的工作者。我们公安局利用她提供的情报,破获了好几起国民党特务案,挖出了隐藏在宗教界里的敌人。这些年,我们尽管有暗中帮助,你们一家还是受了很多委屈。我作为你母亲工作上的联系人,退休前一定要做的,就是把你调回母亲当年工作、战斗过的地方。这是天津市委组织部的调令”。
我打开了这张也许再次改变我人生轨迹的调令:调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天津市委员会。
(二)一位退休的华裔老人,在他太平洋西海岸的住宅中,讲述了一段三十多年前他在中国的往事。为保持事件的完整、真实,还以第一人称表述。
我是八十年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开恢复活动,金陵协和神学院复校后的第一届毕业生,人称丁光训主教的“黄埔一期”。我来到广州,受聘于即将开学的广东协和神学院。
这天,省三自的秘书长叫住我:
“你有没有接到十四处的电话”?“什么十四处”?“就是省公安厅政治保卫处呀”。
下午,我果然接到一个自称李群同志的电话。告诉我:广东省公安厅有事要约见,于某日在东山口铁路文化宫侧门,有一辆上海牌轿车会来接你。我如约而至,被那辆挂着黑纱窗帘的小轿车,载到广州区庄华侨新村的一幢别墅。工作人员递上茶水,说:“请稍候片刻,首长很快就到”。
一会儿,客厅走进了一老一少两位,握手寒暄后,那位年长的干部开口说道:“欢迎你来到祖国的南大门广州。我叫林坚(化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说起来,我和你的父母亲还是燕京大学校友呢,当年我是地下党,身份暴露了,只好上山当八路了。我从牛棚解放出来,组织上原来安排我到你们宗教局当领导,我说还是干公安老本行吧。今天,我们请你来,是要解决你的广州户口问题。还希望你能够在防止外来势力渗透等方面,与政府合作,这也是尽一个中国公民保卫国家的义务嘛。具体说就是,你若在神学院、礼拜堂遇到有境外敌对人士的非法活动,要及时报告。由我身边的这位小李与你联系”。
谈话继续在饭桌上进行。酒过三巡,这位老公安话匣子打开了:“你看过电影《羊城暗哨》吧,我就是电影里那个侦察员209的原型。当年,那个美蒋特务组织企图劫船去香港,到联合国控告新中国的阴谋大案,就是我们破获的”。哇,我真的要向眼前这位反间谍英雄好好学习呢!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除了收缴了一堆外国游客“遗留”在礼拜堂里的宗教书籍,也没有发现什么危及国家安全的敌情。我开办了一个英语查经班,请了一些在广州的外籍教师,与几十位附近的大学生、机关干部和社会青年,在一起用英文读圣经。他们中有一位女大学生,人长得瘦瘦高高,每次来都安静地坐在墙角落,散会时总帮我扫地、收拾桌椅。若干年以后,我发现她成了美国传媒大亨身边的女人。
这天,我接到李群的电话通知,美国驻广州总领馆副总领事,明天要陪同客人来东山堂做礼拜。我奉命近距离观察这些美国人的行动和交往的人。次日,我主动上前与副总领事攀谈起来,原来他曾经在南京大学留学,是外语系郭秀梅教授(丁光训夫人)的学生,照论我们还是“同门师兄弟”呢。尽管与他们聊得很嗨,也没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我应澳洲的亲戚去观光旅游。临行前,在区庄的小楼里再次被林厅长宴请。老侦察员似乎觉得我会一去不复返了。嘱咐一番:人在海外,心向祖国。并且说:“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就此结束”。
我们夫妇俩在纽澳逗留半年,终因不堪思念女儿之苦,选择回国。刚抵广州,我就被省宗教局局长请去问话:“现在的青年人,个个想出国。你出去了半年,而且是两口子一起去的,却回来了!为什么”?我听明白了,他们断定我在国外接受了某种特殊任务,被派遣回来的,我是百口莫辩。我在神学院的职务停止了,原来受邀在礼拜堂讲道也取消了。我想起李群的电话,打过去对方已是空号。我只能选择再次出国去读书,是那位同门师兄弟帮的忙。
不觉这么多年过去了,遥想那在教堂里的谍战,该平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