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两个职业是：间谍和妓女。在《圣经》里，这两种人都有记载，读者们可以自己去看。

但凡成为间谍的人，不外乎三种原因：为理想；图金钱；受胁迫。我很敬佩第一种，他（她）们为了自己认定的真理与理想，冒险赴难，不计个人得失，无惧生死。这第二种人最多，坊间热播的谍战剧，大都演的是这类人。我同情那些屈从于强权或恶势力，不得不违心地做间谍的第三种人，他们的结局最惨，遭众人唾弃，贡献还得不到承认。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夺取大陆政权，不过短短二十几年。其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除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手段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成功地运用谍战，获得对方情报、分化瓦解击溃敌人，即开辟的“第二战场”。在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一批具有基督教徒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起到很大作用。

在中国的机密档案未能解密之前，只能将历年见诸报端，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梳理出几位双重身份的，在中国基督教界里从事秘密使命的共产党人。

余心淸：1920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后往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余受党组织派遣，以随军牧师身份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成为冯与苏联合作的主要联络人。1948年，余心淸策反蒋介石手下重要将领投共，事败遭逮捕。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斡旋，始得赦。新中国成立，担任政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淸，设计了开国大典和1955年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授衔仪式。1966年，余不堪人格侮辱，在家自杀。

阎宝航：奉天（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受第三共产国际的派遣，在抗战的陪都重庆从事谍报工作。阎侦知德国将入侵苏联的准确情报，通过中共转告斯大林。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任重要职务，1967年死于秦城监狱。其子阎明复，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浦化人：早年就读于苏州教会学校，自圣约翰大学毕业，授圣公会牧师职。浦牧师奉派往西北传教，结识“基督将军”冯玉祥，并随冯赴苏联考察。1927年四月，蒋介石“清党”之际，浦化人毅然加入中共，并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几次被捕入狱，均得冯玉祥搭救。抗战期间，他担任延安新华通讯社英文编译、社长。浦化人是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中共建政后，不为外人所知的原因，这位“老革命”，仅任中国外国语学院院长，和兼一些闲职。

管易文：原名关锡斌，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曾赴法国勤工俭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任岭南大学宗教主任。抗战期间，关锡斌在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任上，与家人不辞而别。当他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已经改名管易文，身份是华东军管会交际处处长，兼上海市陈毅市长的英文秘书。五十年代，管易文任国务院参事，主管国际交流。

李储文：参见本刊已登载文章《李储文的双面人生》。

中共建政后，一大批隐蔽在基督教内部的地下党员，公开了身份，进入各级政府部门。而从解放区来的干部，接管了对宗教实行监督管理的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统战部），和宗教事务管理局（简称宗教局）。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朝鲜战争的原因，此时国内反帝情绪高涨。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有历史渊源的基督教，势必首当其冲。

1950年，北京公安局侦破一起由意大利神父为首的“炮击天安门”阴谋团伙。此案无论真假，“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已深深植入执政者的概念中。侦测、监视隐藏在教会内的敌特分子，防止外来势力的颠覆破坏活动，一直是公安、政治保卫部门，和统战部、宗教局的要务。

与新政权合作的中国基督教界领袖人物，向主管宗教的干部们解释，天主教的圣母军，和基督教（新教）的救世军，就是一般的宗教团体。与你们打败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不一样。结果，隶属中国天主教的圣母军还是被取缔，负责人龚品梅主教遭监禁。基督教救世军这一从事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的教会组织，也脱下该教派的特有军装服饰，自动消失。永远有一双警惕的眼睛，注视着中国宗教界的一举一动。

采访札记二则：

（一）记者在天津市区的五大道一座西方建筑风格的小洋楼里，见到采访对象。一位温文尔雅、教师模样的中年女性，她是天津政协某民主党派机关的干部。以下以第一人称叙述她的故事。

我从小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据我母亲说，他在山西老家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参加的是国民党，后来被派到天津做地下工作。为掩护身份，上级给他安排了一个“妻子”，就是我妈。抗战胜利后，我父亲担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书记长。在这期间，我父母生了我们兄妹三人。

1949年一月，解放军攻下了天津城。我父亲是带着手下人马和机密文件向共产党投诚的，但从此在人间消失。我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妈妈只好出去工作，在天津河滨大道附近的天主教西开大教堂，找了份清洁打杂的工作。

记得小时候，我常常随妈妈去那座高大巍峨，又显得有点儿阴森的教堂。记忆中，阳光透过教堂的彩色玻璃投射在地面上，我数着教堂钟楼的报时钟声。妈妈除了干活以外，就是跪在祭坛前祷告。

那时，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有时候，我们会在家门口发现一袋粮食，我还捡到过一束花，里面有钱。姐姐偷偷地告诉我，那是父亲的朋友送的。在我家不多的访客里，我们几个孩子最喜欢黄河叔叔了，他每次来都会给我糖果和一些小玩具，我家饭桌上也会多一盘荤菜。我在想：他要是我爸爸该多好。

生活虽然艰苦，我的哥哥姐姐都很争气，他们分别考上了清华和北大。我高中毕业时，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尽管我的功课和哥哥姐姐一样优秀，因为出身“反革命家庭”，没有一间大学录取我。

我告别了母亲，报名支边。进入新疆一所师范学校的维吾尔语师资班，打算一辈子扎根边疆，给少数民族孩子们教汉语。

文革时期的一天，突然接到姐姐发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我赶到武斗正酣的天津，随姐姐回到久别的家中。半夜，我突然觉得西开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意识到是妈妈的魂灵回家来了。我连忙叫醒姐姐，她如实相告：“母亲已经去世，是怕你一下子接受不了，才……”。天亮了，我们姐俩去医院太平间，给妈妈换上入殓的衣服。我抚摩着她因为长年跪着祷告，双膝上磨成拳头大的老茧，悲从中来。

又过了几年，我所在的学校来了一位老干部，他就是当年的黄河叔叔。他当着我们校长的面，对我说：“小娅，今天我代表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母亲，她不是反革命家属，也不是宗教界的坏人，她是党在秘密战线的工作者。我们公安局利用她提供的情报，破获了好几起国民党特务案，挖出了隐藏在宗教界里的敌人。这些年，我们尽管有暗中帮助，你们一家还是受了很多委屈。我作为你母亲工作上的联系人，退休前一定要做的，就是把你调回母亲当年工作、战斗过的地方。这是天津市委组织部的调令”。

我打开了这张也许再次改变我人生轨迹的调令：调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天津市委员会。

（二）一位退休的华裔老人，在他太平洋西海岸的住宅中，讲述了一段三十多年前他在中国的往事。为保持事件的完整、真实，还以第一人称表述。

我是八十年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开恢复活动，金陵协和神学院复校后的第一届毕业生，人称丁光训主教的“黄埔一期”。我来到广州，受聘于即将开学的广东协和神学院。

这天，省三自的秘书长叫住我：
“你有没有接到十四处的电话”？“什么十四处”？“就是省公安厅政治保卫处呀”。

下午，我果然接到一个自称李群同志的电话。告诉我：广东省公安厅有事要约见，于某日在东山口铁路文化宫侧门，有一辆上海牌轿车会来接你。我如约而至，被那辆挂着黑纱窗帘的小轿车，载到广州区庄华侨新村的一幢别墅。工作人员递上茶水，说：“请稍候片刻，首长很快就到”。

一会儿，客厅走进了一老一少两位，握手寒暄后，那位年长的干部开口说道：“欢迎你来到祖国的南大门广州。我叫林坚（化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说起来，我和你的父母亲还是燕京大学校友呢，当年我是地下党，身份暴露了，只好上山当八路了。我从牛棚解放出来，组织上原来安排我到你们宗教局当领导，我说还是干公安老本行吧。今天，我们请你来，是要解决你的广州户口问题。还希望你能够在防止外来势力渗透等方面，与政府合作，这也是尽一个中国公民保卫国家的义务嘛。具体说就是，你若在神学院、礼拜堂遇到有境外敌对人士的非法活动，要及时报告。由我身边的这位小李与你联系”。

谈话继续在饭桌上进行。酒过三巡，这位老公安话匣子打开了：“你看过电影《羊城暗哨》吧，我就是电影里那个侦察员209的原型。当年，那个美蒋特务组织企图劫船去香港，到联合国控告新中国的阴谋大案，就是我们破获的”。哇，我真的要向眼前这位反间谍英雄好好学习呢！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除了收缴了一堆外国游客“遗留”在礼拜堂里的宗教书籍，也没有发现什么危及国家安全的敌情。我开办了一个英语查经班，请了一些在广州的外籍教师，与几十位附近的大学生、机关干部和社会青年，在一起用英文读圣经。他们中有一位女大学生，人长得瘦瘦高高，每次来都安静地坐在墙角落，散会时总帮我扫地、收拾桌椅。若干年以后，我发现她成了美国传媒大亨身边的女人。

这天，我接到李群的电话通知，美国驻广州总领馆副总领事，明天要陪同客人来东山堂做礼拜。我奉命近距离观察这些美国人的行动和交往的人。次日，我主动上前与副总领事攀谈起来，原来他曾经在南京大学留学，是外语系郭秀梅教授（丁光训夫人）的学生，照论我们还是“同门师兄弟”呢。尽管与他们聊得很嗨，也没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我应澳洲的亲戚去观光旅游。临行前，在区庄的小楼里再次被林厅长宴请。老侦察员似乎觉得我会一去不复返了。嘱咐一番：人在海外，心向祖国。并且说：“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就此结束”。

我们夫妇俩在纽澳逗留半年，终因不堪思念女儿之苦，选择回国。刚抵广州，我就被省宗教局局长请去问话：“现在的青年人，个个想出国。你出去了半年，而且是两口子一起去的，却回来了！为什么”？我听明白了，他们断定我在国外接受了某种特殊任务，被派遣回来的，我是百口莫辩。我在神学院的职务停止了，原来受邀在礼拜堂讲道也取消了。我想起李群的电话，打过去对方已是空号。我只能选择再次出国去读书，是那位同门师兄弟帮的忙。

不觉这么多年过去了，遥想那在教堂里的谍战，该平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