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中的徐泓教授

——致徐泓教授书

尊敬的徐教授：

您好！

看到您近期谈“新清史”的一篇论文，向您请教。

我的学历背景是西方哲学（80年代），后来学术上主要研究老子，并长期关注中国历史的总脉络。分别发表专著《文明中国醒思录》（2004）和《大音希声》(2015)。

自 2000年前后，我形成了对老子的独立看法，认为老子一书主要在讲政治哲学，而且其思想水平深相契合于欧洲近代思想。如此，势必面临这样的反诘：如果老子在先秦就有这样高超的思想，为什么后来中国两千多年不予落实呢？这就逼迫我长期思考中国历史的总体脉络及其背后的原因。我的结论是：两千多年中国古代史主要是以周期性大规模人道灾难为代价，以文明进程一次次被打断、文明成果一次次性被践踏和毁灭为代价，实现汉民族和周边非汉民族混为一族的历史。这是两千多年中国史的总特征。老子及其他先秦文明长期不能落到实处的主要原因就服从于这个总特征。有了对老子和中国历史这样的总体思考以后，我于2004年出版的《文明中国醒思录》就提出了我自己的“现代化本位论”思想。因此，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历史、什么是中国文化等等问题就成为我经常思考和论述的问题。这样，我就接触和了解了美国“新清史”学派的有关论述。

关于中国史的总特征和“新清史”问题，我曾与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和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专门进行过当面交流，也阅读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我觉得您的《“新清史”论争：从何炳棣、罗友枝论战说起》持论全面、均平而深刻，是这一论域难得的佳作。

关于“新清史”，即使是罗友枝这样极端的观点，也有认真对待的价值，虽然未必能让她信服，但是揭示中国文化价值的良好机会。 就我所见，华人学者的应对有两个层面的缺失。从浅层面说，一段历史是不是某国的历史，在某个阶段被外国或外族入主并非决定性界定标准。如果因为满清和元朝是满族和蒙古人入主中原就认为这两个朝代不是中国史，那日本统治朝鲜的三十多年是朝鲜史吗？二战时期法国被德国统治时期是法国史吗？如果说不是，其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从深层次说，即把民族统治与文明结合起来看，”新清史“的研究无疑具有进一步论说的广阔空间，有可能孕育着一次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美国学者之所以这些年来不约而同地热衷于”以内亚民族为本位书写历史“，原因就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低评价，多数中国学者也是如此。如果认识到中国文化，尤其是先秦文化的当代价值，认识到自秦朝以来非汉民族屡屡入主中原对汉民族文化的破坏，则所谓”以内亚民族为本位书写历史“就不具有多少价值了，正如没有人”以法西斯为本位书写历史“一样。所以，对”新清史“的有力回应，我认为不能止步于”汉化“问题，而应该转变为对中国核心文明的价值重估，即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我们华人学者的工作存在巨大缺陷。主要缺陷之一就是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忽视道家文化尤其是老子思想的价值。不管学者们对儒家文化怎样”创造性论说”，其主要关注伦理和心性的特征无法扭转，其对制度思考的缺失无法掩盖，因此，在传统文化保存比较好的台湾，中国文化已经被绿党的“文化去中国”几乎打得溃不成军，原因就在于此。我认为老子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哲学，而且是从制度层面进行关注，希望为中国开创新制度而不是保守周朝的礼治，而且老子对新制度的构想非常接近欧洲近代思想，因为他与欧洲近代思想家一样在为封建社会找出路。——中国文化的这一个方面如果能够充分地揭示出来，则对“新清史”可以“不争而善胜”，对台湾的“文化去中国”也可以“化敌于无形”，对大陆中国的文明化转折也具有重要价值。

以上粗浅观点，向徐教授请教。

此致

年安

徐泓：台湾历史学家

王干城：“新道家”研究学者，代表作《大音希声：老子经义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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