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紫禁城始末

0

原创 流浪的橡树

1924年10月22日,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酣战之时,直系将领冯玉祥率军倒戈,发动北京政变。

 

这天午后,冯玉祥麾下五虎之一,第22旅旅长鹿钟麟率部行军100公里,抵北苑与留守司令蒋鸿迂会合。

 

夜间,鹿钟麟率部安定门突入北京城,与警察总监张璧和孙岳所部会合,控制北京要害单位,包围总统府,软禁了总统曹锟。

 

冯玉祥兵变成功,北洋政府第25任颜惠庆内阁也是随之垮台。

 

北京陷入混乱局面。

 

然而,冯玉祥虽然兵变成功,但是他本系曹锟门下亲信,尤其在不景气时候投奔曹锟,并且受曹锟庇护日久,因而如今临阵倒戈,突然翻脸叛变曹锟,既让直系诸多大佬们为此恨得咬牙,更是激起目睹政变经过的军政媒体各界为此舆论汹汹。

 

如此一来,兵力雄厚的冯玉祥虽然控制北京,一夜爆发,犹如土豪,却又因为背信弃义而名声大臭,颇受北洋军政及平津民间轻视。

 

北洋军政奉系、皖系实力豪强更是鄙夷、轻视冯玉祥,他们纷纷浑水摸鱼,上下其手,搅动得北京局势尤显混乱。

 

冯玉祥自知无法控制乱局,无奈之下,只好挤出笑脸,十万火急邀请张作霖、段祺瑞共商国是。

 

同时,冯玉祥接受幕后苏联顾问辅导,十分殷勤地对南方摇起手帕,意欲联合孙先生善后。

 

于是,留在北京城内风浪四起的乱局中,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与孙先生和冯玉祥都有机身交情的辛亥大佬黄郛,自然成为冯玉祥在兵变之后的最理想的政治压仓人物。

 

黄郛,早年赴日学军事,加入同盟会,与陈其美、蒋介石交好,是后来的新政学系首领,更是国民政府对日战略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黄郛其人性格倨傲,在后来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任上,专司就华北中日关系,对日谈判和签约。

 

由此,他常被国内军政各界以爱国自居的政要们愤骂。

 

不过,黄郛对日的外交战略,尤其在长城抗战之后策定华北抗日战略,极受蒋介石高评:

 

志足以慑强寇之气,而势不能弭铄金之口,其忍辱负重,诚有非常人所能堪者。

 

自来志士仁人,临汤火而不避者易,受疑谤而不辞者难,当其困心衡虑,不计毁誉。

 

——之所以稍微解释黄郛,还在于冯玉祥北京兵变之后,在一个时期,本身并不是北洋圈子的黄郛确实参与了北洋政府的顶层决策。

 

彼时,冯玉祥和他的苏联顾问尽力撮合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在北京会商善后事宜,然而,众人诉求各异,七嘴八舌却始终互不买账。

 

于是,三方只好折中,接受了黄郛草拟的方案,决定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政局。

 

1924年11月4日,政变后的第一次临时内阁会议形成决议。

 

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未到京之前,由段祺瑞出任民国政府临时执政,以黄郛任代理内阁总理,行使总统职权。

这次会议明确将权力移交段祺瑞执政、黄郛内阁,使得冯玉祥发动政变,欲图以军政府控制北京的可能完全泡汤。

 

会议结束当晚,冯玉祥兵变之后眼看大权旁落,郁闷之下心有不甘,便向内阁提议,要驱逐满清逊帝出紫禁城。

 

段祺瑞等人听完无非以为冯玉祥玩笑。

 

然而,对于冯玉祥这一荒唐提案,黄郛却以内阁名义莫名其妙签字予以认可。

 

相比段祺瑞而言,黄郛既是冯玉祥的好友,又为同盟会老牌会员,深得孙中山信任,长期在孙中山和冯玉祥之间往来穿针引线,不仅大权在手,黄郛斡旋四方,权力行使更是如鱼得水。

 

可见,黄郛当年位高权重却热血沸腾,实为冯玉祥驱逐满清逊帝的头号帮手。

 

他之所以同意冯玉祥浮躁建议,无非出于私心以便羁縻冯玉祥,以期稳定自己的内阁和等待孙中山先生北上。

 

当年的黄郛,远不是后来在华北与日本谈判的那个“以慑强寇之气,而势不能弭铄金之口,其忍辱负重”的沉稳、成熟的黄郛。

 

在我看来,所谓黄郛误国,实乃黄郛驱逐满清逊帝,革命激情有余,却是极为缺乏理性。

 

当然,凭借革命和反水出头的冯玉祥就不一样。

 

冯玉祥一直为驱逐满清逊帝出宫寻找着革命、进步、正义的理由。

 

不过,客观去看当年冯玉祥之所以提议、决策驱逐满清逊帝出宫,主要还是缘由冯玉祥对政变后的第一次临时内阁会议的权利分配方案的不满意。

 

冯玉祥发动兵变赶走了曹锟、吴佩孚,名声大臭之下,却为直系对头、敌人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和广东孙中山等等势力进入北京做了嫁衣,这对野心勃勃的冯玉祥而言,其心中郁闷、狂躁,可想而知。

 

逼宫,成为冯玉祥在北京继续革命的最后空间。

 

果然是雷厉风行。

 

冯玉祥在黄郛内阁签字同意之后,旋即向鹿钟麟下令缴械警备紫禁城的景山和紫禁城外围的北洋军队武装。

 

袁世凯在民国首任大总统任上,民国政府派驻紫禁城与景山的大约一个团的警卫队,专门负责清廷警卫。

 

警卫队自民国元年奉命驻守,不受北洋政府及军队派系影响,不接受任何北洋山头调动,仅属于中华民国武装,为清廷提供警卫职责。

 

是以,冯玉祥如要驱逐溥仪出宫,首先便要解除这些不听招呼的警卫队武装。

 

11月4日深夜,鹿钟麟派出重兵要求接收景山防务。

 

然后,鹿钟麟将驻扎在景山的军队以调驻北苑改编为由,突然包围警卫队,对其进行缴械。

 

囿于紫禁城的清廷不明所以,急忙电话询问,冯玉祥部队回应是为了维持治安,别无他意。

 

1924年11月5日,上午9时,鹿钟麟再派出军队到神武门护城河营房,采取同样办法,将紫禁城外的警卫部队缴械。

 

正午,景山和紫禁城防务接收完毕。

 

于是,按照冯玉祥和黄郛训令,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等,率军警由神武门直接冲入紫禁城。

在缴械清室护卫军后,鹿钟麟、张璧,李煜瀛当先带着数十名手枪队员直奔紫禁城后三殿清皇室住所。

 

他们沿途大呼小叫,每遇到宫内人等,当场命令就地立定,不许走动。

 

宫内人等大惊之下,束手就擒,人人就地站立,不敢动弹。

 

乱兵涌入,住在紫禁城的内务府大臣绍英慌忙赶出,迎面正遇到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等人。

 

绍英未及询问事由,李煜瀛当即宣读了黄郛签署的驱逐溥仪立即出宫的文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下:

 

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一切同等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最后

 

宣读完毕,李煜瀛含笑将文件塞在目瞪口呆的内务府大臣绍英手里。

 

随即,鹿钟麟则在一旁向绍英厉声宣布,要求他们在20分钟之内,搬出紫禁城。

 

惊惶之下,生平胆小怕事,已经60多岁的绍英不禁两腿发软,低声苦苦哀求李煜瀛:

 

你是清臣李鸿藻之子,你们李家世代备受皇恩,为清室忠良,今日何忍如此

 

李煜瀛,即李石曾,河北高阳人。他与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并列,为国党四老之一。

李煜瀛当时在北京,是著名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后台老板,属于当时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

 

李煜瀛即清末名臣李鸿藻第三子。

 

李鸿藻是清末在庙堂之上,与李鸿章洋务派分庭抗礼的清流派大佬。

 

他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等职,死后赠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正,入祀清廷贤良祠,恤典优隆,受恩深重。李氏一门因而显赫一时。

 

因此,站在绍英的角度,李煜瀛无疑是根正苗红的满清官二代。

 

然而,绍英心存期望,却不知此刻的李煜瀛即为国党中央监察委员,当然没有情面可说。

 

绍英劝说不动李煜瀛,再转身低声下气劝说起鹿钟麟:

 

鹿相乃清室重臣,汝等如此逼咄,可忍心否

 

绍英说起的鹿相,正是鹿钟麟家族长辈鹿传霖。

 

溥仪登基,鹿传霖与摄政醇亲王同受遗诏辅政,加太子少保,太子太保, 历任体仁阁、 东阁大学士, 兼经筵讲官、德宗实录总纂。

 

鹿传霖在辛亥革命前夜死后,被赠太保,谥文端。

 

鹿钟麟虽然不是鹿传霖嫡传后人,但是鹿家为河北望族,鹿钟麟还是多多少少受惠其家族。

 

因而在绍英看来,鹿钟麟当然应该算是不折不扣的清廷遗少。

 

然而,绍英话音刚落,鹿钟麟早已勃然大怒,顺势提出张勋复辟往事,出言威胁绍英:

 

紫禁城外军警只等动手,如果不是我们劝阻,后果早就不堪设想了。

 

现在已经在景山上架了大炮,预定在20分钟后就要向宫中炮轰了

说完,鹿钟麟比划着将两颗手榴弹往桌子上一扔。

 

绍英慌乱之下再无剩余勇气,只好答应立刻报告溥仪,并且央求鹿钟麟等人放宽时间,以为清廷搬家作好准备。

 

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等人略作考虑,便答应再宽限20分钟。

 

此刻,溥仪和皇后婉容正在储秀宫闲话,绍英等人闯宫直入,跪在地上浑身哆嗦大喊大叫报告,说是冯玉祥将大炮架在景山,派鹿钟麟、张璧带兵入宫,限令皇上40分钟离开皇宫,否则时间一到,大炮向宫中轰击,玉石俱焚。

 

限时撤离自顺治入住,前后经历清廷十代皇帝的紫禁城,逊帝逊后和满清遗老遗少大臣们、太监宫女们惊慌失措之下,全无主意,乱作一团。

 

溥仪躲在储秀宫跺脚咆哮,急忙给载沣、帝师陈宝琛、朱益藩和英籍帝师庄士敦等人电话,要他们火速入宫商议。

 

不料,载沣、陈宝琛、朱益藩刚刚入宫,冯玉祥便下令要紫禁城关闭宫门严禁进出,于是,迟一步赶到的庄士敦被冯玉祥士兵挡 驾,不许入内。

 

溥仪、婉容、绍英、载沣、陈宝琛、朱益藩等人紧急召开会议,在焦急万分,毫无头绪间骂完冯玉祥等人不忠不义之后,只得派出陈宝琛出宫,设法寻找庄士敦,以期庄士敦请外国公使团出面斡旋,主持公道。

 

转眼,40分钟限期到点,冯氏大兵立刻开始鼓噪起来。

 

眼看着这群大兵拉动枪栓,玩弄着手榴弹,满口大骂,溥仪等人再无善策应付。

 

鹿钟麟挥手处,早有五辆汽车鱼贯驶入紫禁城。

 

彼时,溥仪、婉容、载沣和绍英等再无退路,无可奈何间也只好收拾细软,按照鹿钟麟要求,慌忙登车出宫。

 

鹿钟麟乘第一辆汽车开路,溥仪坐第二辆,溥仪的后妃婉容和文绣二人坐第三辆,绍英等坐第四辆,张璧坐第五辆押后。

 

每辆车左右车门踩板上,还各有4名荷枪实弹的手枪队员。

 

当即,车队一轰油门直驶什刹海北河沿载沣的醇亲王府。

 

等到了醇王府前,溥仪下车再回自己父母之家,如此终点起点重叠,十六年如一场梦,不免感伤万端。

这可不是强拆、迫迁普通农户百姓人家那么简单的事情。

 

当天,逊帝溥仪被逐紫禁城的消息传遍北京,沸沸扬扬间,段祺瑞率先就民国优待清室问题,质疑冯玉祥:

 

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

 

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后商未为不可。

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

 

优待条件我所手订,且各国使馆均有案,岂容一手撕破乎

 

当天晚间,胡适也在北京报媒发表自己见,致函外交总长王正廷,批评冯玉祥和黄郛内阁行事莽撞:

 

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

 

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然而,行伍出身的冯玉祥那里会有心情去理解什么信义、承诺、条款、案底、名誉等等,他们高喊革命,举手投足,无非意气用事,图的无非是走到哪里天黑就在那里歇的一般的高山流水的爽快。

 

为此,冯玉祥唱着高调,含糊其辞着敷衍段祺瑞:

 

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悔

 

此话一说,可见冯玉祥的革命,确实是一次玩笑了。

 

原来,关系国家之信义、承诺、条款、案底、名誉等等,却不过手握重兵的大人物的一拍大腿的灵感。

 

正如冯玉祥自认吾今日作一最痛快的事,已将宣统逐出宫外一般,当时政界、学界和新闻界也是热血沸腾,多有支持冯玉祥的慷慨激昂的发声。

 

他们为冯玉祥一拍大腿的灵感引经据典寻找正义依据,万般解释,说来说去的内容,无非是一个时代的选择,历史之趋势。

 

于是,天长日久,历史也就照这个姿势,让冯玉祥最终红光满面地走进了历史书本。

 

然而,民国毁约驱逐溥仪,以及冯玉祥借口革命走上极端的钢丝,全无顾忌踩踏社会伦理底线,却为万众喝彩,这番景象确实为当时的中外舆论众说纷纭。

 

可以说,正是民国初期之政界、学界名流大多崇尚所谓的诗与远方,热血澎湃却极度匮缺理性,这才使得中国近现代史遍地都是浪漫、英雄的土壤。

 

这样的土壤,顺理成章埋下了中国近现代史内战不息的前因。

 

当年,曾经两次组阁的前民国总理唐绍仪对这一事件评论,最是入骨三分:

 

清室逊位,缩短革命时间,减少革命的代价,有功于民国。

 

优待条件是民国对于清室贡献的报答。

 

优待条件既经双方订立,即不得擅自更改,即便更改条件,也须通过合法程序,给清室充分时间,等清帝成年以后再行移宫。

 

冯玉祥以武力强迫无力的清帝出宫,是恃强凌弱,这已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既然可以无视历史事实,不顾契约信用,在1925年双十节,黄郛为故宫博物院成立发表演讲,当然可以在道德之上,再塑更高档次的道德:

 

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重纪念。

 

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

 

黄郛等人在舆论、事实上祭出吾人宜共保卫之这杆大旗,飞沙走石之下,轻而易举煽动了亿万民众情绪……

 

民情汹涌,如唐绍仪、段祺瑞、胡适等少数人见势不妙,也只得偃旗息鼓。

 

理性淡泊,激情当先,最终,这出霸蛮、武力、革命及强权联手闹出的活剧,自然也就奠定了后来民国的军阀混战的政治生态基调。

 

其实,将满清逊帝驱逐离开紫禁城,或者恪守民国承诺对清廷的优待条件,不驱逐满清逊帝离开紫禁城,这本来是中国在历史方向上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二选一的问题。

 

可惜,冯玉祥和黄郛却为中国作出一个颇难言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