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揭秘新疆人怕王震的幕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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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国进行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下,新疆也大规模肃清叛乱分子。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这一点,新疆还没有内地某些省份例如广西手腕强硬,但因为新疆地广人稀,且中间还夹杂着民族关系,所以王震的名声就显得突出。这也就是新疆人为什么怕王震的原因之一。

王震到新疆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领导剿匪、土改等工作,改造和团结起义部队,指挥军队屯垦戍边、兴修水利、发展工业和各项事业,迅速稳定了新疆的社会秩序,实现了新疆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为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新疆边防,倾注了全部精力,也为新疆现代化工农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那些动乱的新疆人为什么怕王震呢?就是因为他任职时所做出的这些努力。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创建的。

王震的铁腕与广岛的原子弹有某种相同之处——看似残酷,实际是比较仁慈的做法。

如果没有原子弹,日本必将抵挡到底,进行本土决战。估计美军伤亡至少十万,而日本军民伤亡至少五十万。两枚原子弹总共伤亡才十万,两相对比还是原子弹“仁慈”。王震在新疆道理也是一样。王震在新疆大开了杀戒,所以新疆人为什么怕王震就不言而喻了。

王震在新疆开杀戒是因为他一个心腹师长行军途中拉队一会,被叛乱分子杀害,同时各地都有经常零星被袭击事件,才动手的,等毛泽东知道制止已经干了几个月了,整理的差不多了。

后来王震回京汇报工作时说:老子杀得新疆50年出不了一个反革命。

这就是王震和新疆的渊源,看了之后不难知道新疆人为什么怕王震了。

新疆人为什么怕王震 解放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

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特别是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遭受重创,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也以强劲的态势横扫大西北,中国共产党完全占据了战争的主动权。1949年6月,国民党寄予厚望的长江天险告破,全国解放已是指日可待。

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一方面将主力撤往台湾以求东山再起,一方面固守边陲以作负隅顽抗。他将地域选择重点放到了陕南、陇南、广西等地,通过组织纠结当地土匪,利用山险地形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特别是新疆一地,在路卫兵看来更是蒋介石所倚仗的重中之重。新疆远在西北边陲,地域宽广地形险恶,各民族又融杂汇合,民情十分复杂。特殊的地域和历史沿革造就了这里复杂的政治局面,历来政府也是鞭长莫及鲜少兼顾。如何解决新疆问题就摆在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面前。

一野张网待发,毛泽东力求和解。1949年9月,彭德怀指挥一野歼灭了盘踞兰州、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主力,解放了陕、甘、宁、青四省的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新疆的通道,形成张网进发之势。此时驻扎新疆的国民党军队便分为两派:一是以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新疆政府主席包尔汉为首的力主和平派,在政治上倾向于共产党;另一派是以国民党骑兵第5军军长马呈祥、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以及第179旅旅长罗恕人为首的血战到底派,此三人掌握一半的驻疆部队,反共态度十分坚决,誓与国民党共存亡。当此情形,争取陶峙岳就成为关键的一步棋。

新疆人为什么怕王震?和平解放后新疆后面临暴乱

1949年9月北平谈判期间,毛泽东亲自邀请张治中商谈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并希望张治中能争取陶峙岳起义。陶峙岳是张治中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时邀请去做的警备司令,对张治中很尊重。在张治中的争取下,陶峙岳与包尔汉彻底下定和平起义的决心。马呈祥、叶成、罗恕人见大势已去,转道印度逃往香港,起义障碍扫除之后,陶峙岳与包尔汉联名给毛泽东、朱德发出了起义通电,走出了新疆和平解放的第一步。

和平解放后的新疆并不平静。新疆在整体上虽然和平解放,但是新疆地区形势依然很复杂。新疆旧有的地方势力“赶走汉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分裂思想一直阴魂不散,这种政治思潮在新疆局部地区影响很深,他们通过各种分裂手段,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当时的分裂势力主要有三股:

一是阿不都拉大毛拉在伊犁的叛乱。阿不都拉大毛拉秘密建立了“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并派人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喀什、阿山(今阿勒泰)成立分支机构,该组织四处宣传“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想,势力发展很快,到1950年上半年,已发展到8个小组共计1500人,他们积极策划暴乱,散布独立的谣言、标语及传单,试图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二是乌斯满及其追随者的暴乱。大地主乌斯满及其亲信主要活动在新疆东部的山区和牧区,先后在昌吉、奇台、哈密、绥来(今玛纳斯县)、景化(今呼图壁县),迪化(乌鲁木齐)以及甘肃、新疆、青海三省交界处发动武装暴乱,并裹胁成千上万的牧民跟随其暴乱。

三是穆罕默德·伊敏的分裂势力。穆罕默德·伊敏是南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策划者之一,他长期流亡国外,1946年被国民党政府委派回新疆,出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他利用合法身份在南疆和田等地公开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并组织武装策划了多起叛乱活动。

毛泽东多措并举,力求保存和解成果。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在新疆倾注了大量心血,采取了一些列的措施:一方面他电令起义的陶峙岳和包尔汉要“维护好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与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以巩固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一方面邀请新疆地方革命领导人、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主席赛福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以争取得到新疆民众最广泛的支持;再就是在新疆新政府成立时,毛泽东制定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原则,致电彭德怀:“政府改组,包尔汉仍应为主席。委员应是汉人占少数,维族及其他民族占多数”,并将具体比例定为2比3。

毛泽东选中“王胡子”坐镇新疆平叛。除以上措施之外,为了彻底消灭新疆的顽固残余,毛泽东还布置了最为关键的一步棋,那就是选派王震亲自坐镇新疆平叛。王震率第一兵团挺进新疆,不负众望,顺利的平息了各地叛乱,充分证明了当时这步棋是走对了。毛泽东当时之所以选中王震去坐镇新疆平叛,在路卫兵看来,有以下五个原因:

一是毛泽东非常重视新疆问题。新疆靠近苏联、蒙古和中亚战略要地,国防地位极其重要和特殊。新疆问题能否解决好关乎到中国是否能拥有一个长久稳固的大后方。毛泽东在与彭德怀、王震谈到新疆问题时说:“我们那位老乡左文襄公(左宗棠)说‘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这话是有道理的,对干新疆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而将如此重大的任务交给王震这个湖南老乡,毛泽东是放心的,他对王震说的一席话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左宗棠曾留下了一句诗,‘新栽杨柳三千行,引得春风度玉关’,王震同志,我希望你到新疆后,能够超过左文襄公,把新疆建设成美丽富饶的乐园。”

新疆人为什么怕王震原因 王震打仗作风强硬

二是王震熟悉西北战事。王震先是在西北野战军任纵队司令,一野成立后又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可以说一直坚持在西北作战,对西北的地理和战事非常熟悉;

三是王震带出的部队有韧劲。王震任359旅旅长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处处荒山没有人烟的南泥湾变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不能不说王震带出的部队是百折不挠的;他带的部队在延安保卫战中表现的同样顽强而韧劲实足;最突出的是1944年冬,王震率4000人自延安出发,渡黄河,越长江、突破敌军重重围堵,到达湘粤边界开辟新区。此行历时两年,行程27000余里,经历大小战斗300余次,开创了我军史上的又一奇迹,此举被毛泽东盛赞为我军的第二次长征。这没有坚强的毅力和韧劲是做不到的;

四是王震打仗作风强硬。王震外号“王胡子”,性格火爆,雷厉风行。打仗素以骁勇善战、作风强硬着称。他在平叛问题上绝不手软,对顽固分子格杀勿论。乱世当用重典,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事实证明王震的强硬在当时确实起到极大威慑作用,王震平叛后,新疆直到80年代后期都没有发生任何叛乱;

五是王震有勇有谋。王震一方面对叛乱分子坚决打击绝不姑息,一方面遵照毛泽东“严惩首恶,宽待士兵”的指示,掌控大局,运筹帷幄,迅速打开局面。他还采取了给维族人民分土地、解放妇女权益、取消多妻制等一系列受到新疆民众拥护的措施,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极大地孤立了叛乱分子。

1954年10月,在新疆,发生了一件令人惊喜的大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宣告成立了!从此,它执行“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任务,担负起了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王震此时虽然已经离开了新疆,但兵团的成立及其所从事的屯垦大业,却是与王震这个响亮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年7月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命令,也是以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的名字领衔下达的。因此,无论是老一代的军垦战士,还是新疆的各族人民群众,在谈到新疆的骄傲–“生产建设兵团”时,都念念不忘它的缔造者王震将军,都要把回顾历史的目光投向40年代末、50年代初。那是新疆刚刚获得解放、万众欢腾的年代,同时,又是百废待兴、极其艰苦的年代。

挥锄为富国,枕戈以防边

1949年10月至11月,王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疆,揭开了新疆大规模屯垦的序幕。这支久经考验的英雄部队,征尘未洗,放下行李,便投入到前所未有的大生产运动中。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大家咬紧牙关,团结奋战,终于喜获丰收,第一年就开荒85万亩,实现了部队粮食基本自给,油料全部自给。与此同时,由于部队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还消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同胞的顾虑,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民族团结。但是,初战告捷,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在王震的头脑中,军队参加生产绝非权宜之计。他在1950年初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又是一支生产军”,“新疆军队参加生产建设不是临时克服困难,而应该从长期生产建设的观点出发”,新中国的屯垦事业“是子子孙孙的建国事业”。

可以看出,进疆以后,王震考虑的,不仅仅是通过抓生产以解决部队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扎根边疆,世世代代守卫和建设边疆,这才是人民军队进疆后的根本宗旨和任务。

从历史上看,治理边疆,历来是治国安邦的一大难题。边疆的治与乱,不仅对国家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直接影响着边防的巩固和与邻国的关系。中国的历代王朝,凡开明的皇帝和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都很重视边疆的治理,很早就出现了“屯垦戍边”的形式。以新疆为例,西汉首创屯垦,唐代得到了大发展。据统计,唐代在新疆共开垦田地约50万亩,屯垦人数达5万余人,成为历史上新疆屯垦事业最繁荣的时期。但是,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屯垦,不论其发展规模有多大,也不论其有过多么辉煌的局面,都无法摆脱“一代而终”的结局。为了解决这一历史难题,许多从事屯垦事业的有识之士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但都终未有果。这样就造成了边疆长期以来的兴衰不定,“屯垦兴,则国防巩固;屯垦废,则边防松乱”。

王震进疆以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通过1950年率领10万大军大搞生产的实践,提出了新的“屯垦戍边”的思想。内容之一,就是把以前单纯作战的部队,转变为不仅能够作战,还要能够从事生产建设的具有双重职能的新型的部队。这样,就为解决屯垦“一代而终”的历史难题,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新疆军区以代司令员王震、代政委王恩茂的名义颁发命令,将驻新疆人民解放军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编为生产部队的是第一兵团二、六军和五军的大部,第二十二兵团的全部。

王震提出的“屯垦戍边”的思想,以及对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对起义部队进行的细致的政治教育,保证了全军顺利实施从作战部队向生产部队的转变。这样,就为开创新疆的农垦大业吹响了进军的号角;同时,也为1954年的历史性变革,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是新疆屯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是毛泽东屯垦思想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各级领导进疆四年来,率领全军指战员艰苦创业的成果。虽然兵团成立的时候,王震已经调离新疆,但是,他以与众不同的战略眼光,指导和开创了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的局面;他培养了广大指战员扎根边疆、保卫和建设边疆的革命意志;他鼓舞着大家向现代化进军的豪迈誓言和伟大实践,所有这一切,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从思想、组织、物质上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兵团成立以后在经济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任司令员陶峙岳将军晚年曾写过一首名为《书怀》的诗赠给王震。他在诗前的“小序”中说:“今日新疆建设之成就,实有赖于当时王司令员植其始基,缅怀往昔,因缀数语以志之。”诗中写道:“改造大自然,开发戈壁滩。挥锄为富国,执戈以防边”,这是对王震进疆以后狠抓大生产,为新疆的屯垦事业以及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奠定基础的真实写照。

新疆人为什么怕王震 王震让一座新城在戈壁滩上崛起

王震率部进疆不久,在开始部署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就决定开发北疆的准噶尔盆地,向戈壁荒原宣战。

准噶尔盆地位于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总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其中戈壁约7万多平方公里),是我国的第二大盆地。盆地中央为古尔班古特沙漠,边缘为山地绿洲,是一片沉睡千年,等待人们开发的荒原。王震经过多次勘察,果断作出了开发准噶尔盆地的决策。从那时起,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进入90年代,准噶尔盆地的周围已建立起5个农业师,80个农牧团场和渔场,总人口达120万,总耕地面积达900多万亩,创造了人类改造戈壁沙漠、征服大自然的奇迹,成为向现代化迈进的国营农场的典范。

在征服准噶尔盆地的战斗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现代化新城石河子的崛起。

石河子市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的南缘,建在玛纳斯河西岸的戈壁滩上,是自治区首府与北疆各地联系的枢纽。它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各族人民赞美它: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是茫茫戈壁滩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1950年1月,北疆的冰雪刚刚溶化,王震带着要在玛纳斯河边建设一座新城,作为屯垦戍边基地的设想,与陶峙岳、张仲翰及其他专家一起,纵马驰骋在百里荒原作首次踏勘。8月,王震再次和大家一起来到玛纳斯河西岸,来到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荒僻小村石河子,作进一步的实地勘察。石河子原是迪化到伊犁的一个小食宿站,居民很少,附近是沼泽荒原,只有一条泥泞的土路。但是,它地处交通要冲,水源水质都很好,确是一个利于开发的处女地。勘察途中,王震挥鞭指向白雪皑皑的南山,对陶峙岳等人说:“天山是座宝库,山顶终年不化的积雪是用之不竭的天然固体水库,山下这一片土地肥沃,是我们建家立业的好地方。我们不但要把石河子建成一个生产指挥中心,还要把它建成一座现代化的新城!”陶峙岳听了以后兴奋地说:“王司令员如果同意,这件事就交给我吧。”王震也高兴地说:“有陶将军挂帅,定会旗开得胜。”

将军们边走边谈,兴致越来越高。这时,王震突然想起唐代的边塞诗人岑参所作《火山云歌送别》的诗来,便请教身边的陶将军。陶随即吟道:“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王震听后连说:“对,对,就是这首。不过我们现在要改一改,你们看,把这两句改成‘瓜果遍地百花开,火车开到这里来’怎么样?”大家都赞同。随后,在听完陶峙岳讲述情有关古代在新疆进行屯垦的片断后,王震满情豪情地说:“过去封建朝代能做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不仅要做,而且要比古人做得好才对。咱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准备干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要让戈壁变绿洲,沙漠变良田。”

戈壁滩上建一座现代化新城的计划,就这样决定了。

经上海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很快,《新疆石河子城市计划》方案图便设计出来了。王震不仅亲自和专家们一起参加讨论,而且还富有远见地提出:要用现代化的眼光来建设现代化的城市和农场,今天的设想过几十年以后让人们看了感到新鲜才对。最后,经反复讨论,敲定了设计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石河子市将成为第22兵团领导机关的驻地。整个市区的房屋、道路和园林的区划布置,都是按照现代化城市的要求来设计的,市内道路呈内、中、外三环加放射式。所有大街都将是林荫大道。中心为行政区,北是6个邻里村,南为商业区,西辟公园及工业区,东设学校和医院。

一次,王震在听取张仲翰关于石河子建城的情况汇报时,笑着说:“他们说你把马路设计得太宽,我看还可以再加宽。要能让两辆车并排行驶才行。要想到几十年后石河子的人口大量增加,到那里再挖再拆,人们就会骂我们这些创业者目光短浅。我建议再留几所大学的地盘。”

1950年11月,兵团司令部迁驻石河子以后,立即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以兵团负责人赵锡光、张仲翰挂帅的建城工程处。工程处从各地汇集众多能工巧匠,并抽调部队战士参加新城建设。由军队来担负建城任务,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战斗打响之后,王震等许多领导人不仅深入连队和伙房,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还深入工地,和战士们一起喊着劳动号子,挥汗如雨地奋战在第一线。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建设者的斗志。战士们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以至于干部们经常要堵门截路,劝阻大家不要摸黑上班。

石河子新城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造起来的。修建兵团办公大楼时,原计划中间塔楼修7层,王震视察后认为,塔楼面积小,不适用,加之施工技术性强,材料奇缺,便指示改为4层。对于大家的住房,王震则强调:“房子修好一点,窗上装玻璃,不要糊纸,让同志们住得好一些,生活过得幸福一些。”1952年,兵团的办公楼、礼堂等建筑陆续峻工。现代化的新城开始一步一步、令人惊叹地出现在茫茫戈壁滩上。建设者们以现代化的眼光和科学态度,以辛勤的汗水,构筑了这座城市明珠般的亮丽英姿!

经过近40年的辛勤建设,20世纪90年代,石河子市已成为垦区金融、文化、科技、商业贸易的中心。市区有各类专业银行、保险公司、邮政、电信局,有大中小学校120多所,在校学生5万7千多人,其中石河子农学院、石河子医学院在自治区内外享有盛誉,每年为兵团、自治区和西北地区输送各类人才近千人。以农垦科学院为核心,石河子聚集了一大批科技精英,全市有科技协会、学会52个,科技人员1万1千人。随着经济发展,市内医疗卫生、文体娱乐、新闻出版、旅游服务也有很大发展。全市有医院11所,医护人员3千多人,还办起了石河子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与此同时,石河子还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全市建成了15公里长的花带和5个大型花坛。全市绿化面积达到了899公顷,绿化覆盖率40%,进入了全国给绿化先进城市的行列。每年春夏,绿云缠绕,繁花竞开,石河子变成了一片五彩缤纷的海洋,正所谓“城在绿云中,人住花丛里。描述荒滩锦绣春,屯垦好儿女。”

几十年过去了。当陶峙岳将军回顾这一切的时候,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在《自述》里由衷地写道:“抚今追昔,今天之所以有石河子新城和生产发展的局面,主要是由于王震同志的高瞻远瞩和卓越的见解,以及他果断的决策所致。”

为了让子孙后代铭记石河子市的开发建设历史以及这座城市的奠基者王震将军的历史功勋,石河子人民在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建起了一座王震铜像,供人瞻仰。铜像逼真地再现了王震当年踏勘选址时的英姿:一位威武的将军,站在一匹骏马旁,右手拿着望远镜,左手指着脚下,仿佛在说:就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建起一座现代化的新城!

 新疆人为什么怕王震?王震向塔里木进军

195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农垦部,任命王震为农垦部部长。

农垦部成立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垦区,在王震部长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继续大踏步前进,得到迅猛发展。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兵团的总人数从成立时的17·5万人,增加到148·5万人,净增人口131万;耕地面积从成立时的115万亩增加到1212万亩,净增1097万亩;粮食总产也从1亿公斤增加到7亿公斤。

担任农垦部长以后,王震虽然身在北京,却一直关心兵团的发展。“文革”以前,他先后6次来到新疆,视察兵团的各项工作。其中,他曾经四进塔里木,三下准噶尔,在地处大漠戈壁的农一师、农二师、塔里木农垦大学等等几十个农牧团场、工矿企业和大学,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文革”结束以后,王震又多次来到新疆,对于恢复兵团体制,促进兵团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开发塔里木是王震的一个夙愿。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内陆盆地,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被天山和昆仑山环抱。历史上繁荣一时的“丝绸之路”即由此通过。盆地中央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世界上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的维吾尔语意为“进去出不来的”的“死亡之海”)。其间荒漠千里,渺无人烟。全年少雨多晴日,平均降雨量45毫米,蒸发量达2250毫米。每年春秋两季,风沙肆虐,黄尘弥漫。但是,这里有大片肥沃的荒原可以开发,有横穿全境的亚洲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和东部的孔雀河可以提供充足的水源。早在1949年进疆之前,王震就对这片神秘而诱人的土地作过了解,并曾多次向其他人介绍说:“塔里木有两个英国之大,有三个陕西之阔,比当年垦荒的南泥湾要大几百倍……”进疆之后,1950年初,王震即着手了解有关塔里木的自然环境、土壤结构、植物生长、水利资源等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他派出了工程队,对位于塔里木边缘的阿克苏地区进行了全面勘察。他决心在这条已经荒置百年的“古丝绸之路”上开办农场,建一条通往内地的绿色走廊,让“古丝绸之路”重放光彩。

1957年国庆节期间,王震召集兵团农一师的领导赴京,汇报对塔里木的勘察规划,并亲自主持召开农垦部党组会议,审查开发塔里木的规划蓝图。最后,以农垦部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开发塔里木,向沙漠进军”的决定,由此拉开了声势浩大的开发塔里木的序幕。

从1958年开始,兵团在王震的领导和支持下,农一师在塔里木上游,农二师在塔里木下游,共组织了2万屯垦大军开进塔里木,打响了战斗。至1960年,农一师和农二师在万古荒原的塔里木盆地及沙漠边缘,开荒造田126万亩,在塔里木河两岸共建成17个大型的现代化国营农场,形成了上下游哑铃形两个垦区。这一年3月,王震参加了在阿拉尔召开的向荒漠进军的万人誓师大会。阿拉尔是横渡塔里木河的门户,也是进军塔里木深处的大本营。王震在大会上说:“农一师有来自井冈山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有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八路,有打过蒋介石的解放军……你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参加生产建设,来到塔里木大沙漠,修了水渠,建了学校,你们已经创造了胜利的开端。相信你们会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年苦战,将塔里木几千万亩、成亿亩的土地开发出来,将这里变成我们祖国最大的机械化、电气化的粮棉基地。”接着,王震对林海清、刘克明两位师长说:我建议你们两个师,一个东进沙雅,一个西出轮台,在塔里木河中游会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开出一条绿色长廊,这样就为我们后代,为人类办了解一件大好事。

从1960开始,至1964年10月,王震先后四次来到新疆。每一次来,他都不辞辛苦,亲自去塔里木,这就是被农垦战士广为传颂的“王震四进塔里木”。在视察当中,王震广泛深入团场、连队、田间地头,搞调查研究,倾听干部群众对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鼓励大家发扬南泥湾精神,把塔里木河沿岸的几千万亩荒地开垦出来,把塔里木建成全国最大的粮棉产地。事实证明,开发塔里木的决策,不仅对于繁荣南疆经济,而且对于整个新疆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早在1958年,为了开发塔里木,王震就决定采用延安办抗日军政大学的办法,在塔里木办一所农垦大学,以便就地培养所需要的各类人才,特别是农业方面的人才。大学建起来之后,1962年,由于经济困难,兵团一度曾想把它调整下马,改为塔里木学校。这时,正好王震“二进塔里木”视察,来到了塔农大。他一听说这件事就火了,马上对随行的兵团领导说:塔农大的方向是正确的,你们要支持。讲完之后,王震还是放心不下,生怕他走了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于是,他在塔农大为欢迎他而举行的师生大会上说:“别人不承认,我承认,我兼任你们的校长,我来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全校师长员工听到这里,激动的热烈鼓掌。会后,王震亲笔题写了“塔里木农垦大学”的校牌,并亲自批准拨款解决农大购买图书和教学设备的资金困难,挽救了这所大学。至1993年,塔里木农垦大学共为国家培养了近6000名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并有多人攻读了国内外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1991年,王震已经83岁高龄。他最后一次来到了塔里木。兵团领导向他汇报说目前兵团已有57万多人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阿克苏、喀什、和田、库尔勒等地,驻屯3个农业师和一个管理局、54个农牧场;在塔里木周边已开出数百万亩农田,并在已开垦的农田上建起了许多国家级的粮棉基地。听到这里,王震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就在这次视察中,王震还在兵团领导的陪同下乘飞机察看了塔里木石油探区。在飞机舱里,王震禁不住激动的心情,手持望远镜,一遍又一遍地俯瞰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的壮观景象。在石油基地库尔勒,有关的负责同志向王震汇报的勘探开发的工作情况:近2万名职工正在盆地的北部和中部开展一场新的石油会战,到21世纪,我们祖国一个新的大型石油基地将在这里出现。王震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他深有感慨地说:历史上有许多外国探险家来过塔里木,但都没有把地球上我们祖国的这块宝地搞清楚。现在你们找到了大油田,说明中国工人阶级了不起!塔里木盆地的石油勘探开发,对全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将有力地带动和促进新疆民族经济的迅速繁荣和发展。王震立志开发塔里木,繁荣边疆经济的美好愿望,经过他和所有军垦战士的共同奋斗,终于在他的晚年实现了。

王震在新疆的建设 屯垦大业后继有人

如何防止历代农垦常见的半途而废现象,改变“一代而终”的历史,这是经常萦回在王震脑海中的问题。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代屯垦之所以不能长期保持,之所以“一代而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屯兵戍卒们不能扎根根边疆。他们的家、他们的父母亲人都在内地。历代王朝的统治阶级不可能关心,更不可能解决他们在边疆的安家问题。这样一来,随着岁数的增长,必然想家心切,也就根本谈不上扎根在戈壁荒原上从事屯田生产了。

王震进疆之后,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他的部下多来自湘、鄂、赣等省,这些省份与新疆相比,在气候及生活习惯诸方面均有很大差别。与此同时,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部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超过结婚年龄,却很少有人成家,甚至连一批中年干部和老战士都还没有成家。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王震的内心非常焦虑。我们的战士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南征北战,立下了战功。但是,也正是由于战争等客观因素,造成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至今还没有成家。作为领导,如果对战士们的终身大事漠不关心,怎么对得起他们?又怎能他们扎根边疆呢?妥善地解决广大战士和一部分干部的婚姻问题,帮助他们在边疆安家立业,已成为燃眉之急。

王震的想法得到了新疆分局和军区党委的同意。他马上着手,一方面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政务院汇报,请求组织出面,动员内地妇女通过参军支边等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到新疆来,参加屯垦部队;另一方面,王震坦诚地向广大官兵说明,他已就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请求,希望大家不要着急,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逐步解决。王震的亲切关怀,很快稳定了官兵们的情绪,稳定了人心。

王震不仅关心跟随自己进疆的子弟兵,对起义部队的官兵也一视同仁。1950年1月,王震出席第22兵团驻焉耆第27师的欢迎大会,在发言中,他首先对大家谈起大生产的意义,说:我们的手要把大枪挂起来,要用镐来生产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直截了当地问大家:“你们没有讨老婆的请举手。”当他看到大多数人都举了手时,便接着说:“等我们在这里搞生产,搞上三五年之后,连士兵一起都要回家。你们可以拍一张照片先寄回家去,让你们家中的亲朋给你介绍一个爱人,接到新疆来。你们接家眷来新疆的,由公家负责旅费。”

短短几句话,把大家的心里说得暖融融的。司令员把这批起义官兵许久以来憋在心里想说、想问,却羞于张口的话和问题,全都说了出来,全都解答了。

王震向中央和内地省份发出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支持。首先是湖南和山东两省的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从1950年起,先有湖南青干校、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广西分校的女生,山东的青年妇女、女兵、女学生进疆,随后又有江苏、上海、湖北等省市的一批又一批女青年进疆,加入屯垦部队的行列。这样,部队的性别比例很快发生了变化。以湖南为例。1950年,王震曾写信给湖南的党政领导人黄克诚、王首道,并委派军区副司令员熊晃为团长,到湖南招收女兵。从1950年到1952年共招收女兵七千余人,被称为“八千湘女上天山。”她们满怀革命豪情,从山清水秀的家乡,来到荒凉的西部边陲。在恶劣的自然气候下,她们同男兵一样战天斗地,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她们同样是兵团屯垦事业的开拓者。几十年来,这些女兵们有的当拖拉机手,有的当教师,有的当农民,有的当工人,战斗在兵团的各条战线,为兵团各项事业发展,为培养和教育兵团的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各地妇女成批进疆的同时,王震还要求各级干部,让那些在内地有家属、亲属的官兵给家里写信,动员她们来新疆,并由部队报销路费。王震说到做到,而且一抓到底,通过各种途径和多种措施,逐步缓解了屯垦部队官兵的婚姻难题。至1954年,当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时候,部队中的女姓比例已经增长到约占全体人员的40%,基本上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问题。

1960年9月,王震离开新疆多年以后,第一次来疆视察时,仍不忘老军垦的婚姻问题。见到熟悉的老战士,他首先关心的还是他们结婚没有,有孩子没有。当王震了解到,不仅老军垦们大部分已圆满成家,而且,这支屯垦大军中的第二代也已成长起来,“一代而终”的历史在新中国的战士面前已成为过去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不仅第二代,连第三代农垦战士也成长起来了。今后还会有第四代、第五代……,每当新的一代请那些跟随王震进疆的老军垦战士们回顾创业时的艰难岁月,回顾他们“献了青春南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女孙”的壮举时,老军垦们首先提到的,却都是王震司令员如何关心他们的动人往事。

调离新疆以后,王震仍一如既往、深情地关心着这批老同志。1962年7月,王震回到新疆视察时,对身边的领导干部说:“职工很辛苦,有不少同志跟随我们南征北战,立过功,现在要想法设法让他们生活得好一些,要给他们一些自留地,可分给每个职工2亩地,允许他们喂猪、喂鸡、种菜、栽树,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大家默默地听着,有人感动地流下了热泪。当时,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大部分人对于自留地、自留畜这类敏感话题,远避之犹为不及,而王震为了在遭到自然灾害的困难条件下保护住这批老同志,却甘愿冒此风险。

“文革”结束以后,1981年1月,王震再次来到新疆,又对各级领导干部谈到:“在新疆汉族中有不少老同志,一兵团的,以及起义部队的。解放初期20多岁。现在也50多岁了。老同志们在新疆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保卫祖国西部边陲的安全。老兵有老兵的作用,老兵的作用是新兵办不到的。你们看过《空城计》那出戏吗?诸葛亮在城头上弹琴,一座空城,城门口只有几个老兵把守,解决了大问题。”说到这里,王震笑了:“当然老兵有时候也发几句牢骚,说几句怪话,比如《空城计》里的老兵就说:‘丞相老糊涂了!’凡属好人,老兵讲了几句怪话,不要追究,一定要爱护老兵。“

这年8月中旬,邓小平由王震陪同前来新疆考察。当时在“文革”中被取消的建设兵团体制还没有恢复。邓小平铙有兴致地听取了各方对恢复兵团的意见,了解当时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垦区看望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老红军、老八路。他饱含深情地对大家讲,原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战士在新疆的业绩,新疆各族人民不会忘记,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也不会忘记!我向大家问好,你们辛苦了!邓小平在新疆多次讲话都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需要恢复,给予广大军垦战士以极大的鼓舞。

大批城市知青到来为王震的新疆兵团注入新鲜血液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王震与广大官兵同甘苦、共患难建立起来的友情,使这支云集了内地各省子弟的部队充满了无往而不胜的战斗力,成为不穿军装、不拿军晌、永不退役的部队。他们不仅斗志昂扬地在荒凉的边疆艰苦创业,而且义不反顾地扎下根来,为改写“一代而终”的历史,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的边疆,谱写了新的不朽篇章。

为了培养青年一代继承老一代的革命事业,也为了使新疆的屯垦大业后继有人,王震很早就在考虑,应当动员一批城市青年到新疆去,使他们在祖国边疆的广阔天地锻炼成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王震与上海市商定,将生产建设兵团塔里木垦区,作为长期安置上海青年学生的基地。1962年动员了近千名青年学生来到了新疆;1963年19700人;1964年31000人。至1964年底,总计有51000多名上海青年来到了新疆。这些青年来到新疆以后,采取服兵役的形式,组成了生产连队,过着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生活,实行供给制。他们以进行农业劳动为主,也有部分人参加工业生产。1964年,王震就上海青年到新疆塔里木垦区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在汇报中谈到:“生产建设兵团既是农场、又是工厂,既是军营,又是学校,这些青年既是农业工人,又是产业工人,既是士兵,又是学生。经过几年的时间,就可以使他们生长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劳动大军。”

大批城市知识青年的到来,为生产建设兵团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新疆的屯垦事业后继有人,不断发展;同时,这批青年也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受到了磨练,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有许多人至今还战斗在兵团各级领导岗位上,为了新疆的建设,为了农垦大业,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王震对新疆建设兵团的爱护。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兵团的经济不断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振奋的胜利。经过4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生产建设兵团已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现有总人口220万,其中职工90多万,辖有11个师和3个农场管理局、172个农牧团场、725个独立核算的工交建商企业。兵团有独立的垦区区域,有自成体系的公、检、法、司、监机构和武警部队,有独立的教育体系,办有各种类型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中专、技校、中小学校,还有社会功能较为齐全的城镇建设、科研、卫生机构等。在万古荒原上兴建的5个新城镇、17个团场部,像一串串明珠镶嵌在新疆大地。这样的规模和成就已经成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历代屯垦活动所望尘莫及的。它开发戈壁荒漠为片片绿洲,改造和优化了西部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它崛起的座座新城和小镇,改善和完善了商贸流通和资本积累;它吸纳五湖四海的人流和创办的众多学校,促进了新疆的人口结构和整体素质的提升;它创建的众多科研机构和拥有众多的科研人才,提高了区域生产力的整体水平,促进了地区经济健康高速的发展。

1991年,王震最后一次回到新疆。8月24日下午,在与新疆党政军领导同志座谈的时候,他十分动情地说:“我在1980年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和各族人民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8月24日,王震特意穿上了维吾尔族传统的服装,戴上维吾尔族的花帽,像一位慈祥的维族老人,与向他送行的同志一一道别。在机舱门口,王震久久地挥动着手臂向人们致意。临别时,他慢慢地弯下腰来深深地鞠了一躬,向新疆大地,向各族人民和广大兵团的战士、向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依依惜别。

王震在新疆创立的业绩将永远与天山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