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27日，福建罗源县级直属机关反右派说理斗争大会（图源：罗源湾新闻网）
三、西方社会学范畴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共建国时就消失了
知识分子作为西方社会学概念，内涵和外延争议不断。但一般都认可其为“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掌握某种知识和技能，从事脑力劳动，具有独立人格、批判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分布在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法律以及其它专业知识性较高的行业的社会群体与个体。”笔者以为，这个群体或者个体的存在是以社会具有一定的思想自由度特别是政治思想自由度为前提的。具体说如包括新闻、出版在内的言论自由。这个自由度在晚清开始出现端倪，民国时期形成，民国社会有一个庞大的如西方民主社会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共产党内从来不容思想自由，连当年王实味只不过批评了延安官场的官僚主义就丢了性命。中共建国后，把“造谣”、“闹粮”都入罪；民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行业都由共产党政权接管实行官办，都性党，从业人员都纳入干部编制与管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笔者以为西方社会学范畴的知识分子从中共打垮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建立了国家政权开始就消失了。之前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等共产党建立了政权的地方，知识分子生存的政治环境也消失了，也不存在国统区那样的社会学范畴的知识分子群体。
反右运动，在党政军机关干部；民主党派成员；文化、教育、新闻、科研、医疗卫生等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工商企业单位的干部、职员中进行。如果说土改运动中被斗、被抓捕、被枪毙的人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是文盲；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的人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高，符合知识分子称谓所需的第一要素，但不能以此把反右运动定性为整知识分子的运动。这和不能把土改称为整半文盲、文盲的运动一样。反右运动，是中共建国后，在完成了既定的全面打击、彻底消灭原民国体制内的党政军警系统的官员、职员；“封建剥削阶级”成员以及其他敌对群体的骨干人员的任务后；在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包括对社会性各行业生产资料的占有、行业的经营、管理、产品（收益）的分配等的垄断；还有对社会成员生存必须品如口粮的严格掌控等的大社会背景下；在对党内外先后进行过几次纪律的、组织的、思想政治的整肃运动后，而特别针对体制内从高层到基层单位中的干部、职员的全面的思想清查与整肃运动。是把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专政的对象）从体制外全面转向体制内的开端。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的政治逻辑使然。它是在（1955年）开展社会镇反运动严厉打击了农民阶层对粮棉油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抵制、反抗心理与行为之后，再对体制内为农民阶层和其他社会底层代言并对共产党政权的官僚主义有异议的人士进行整肃和打击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摒弃斯大林主义为发端的苏共政治路线的“右转”的政治表态，对体制内呼应苏共“右转”路线的声音与行动的反击。
研究中共政治运动，应该对无数的具象样板进行抽象，提升到政治、社会、历史等学科层面，以人道主义、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判断标尺，论是非说对错。
四、回顾反思反右运动必须彻底摒弃邓氏共产主义运动史观
1981年《决议》，是邓氏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观的集中反映，其核心是肯定中共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60年的历史。就中共党内而言，也非都认可这个决议。有全不认可的、有半认可的、有不认可中间某一部分的。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最高层“四个坚持”派罔顾党内4千高级干部中大多数人的意见，独断专横强加给全党的。前面段落讲了，文件里面政治逻辑、语言逻辑漏洞百出，不值一驳，与其纠缠毫无意义。自列宁开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至1991年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就寿终正寝。中共虽然继续在中国掌权，继续专政，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经在中国破产，别说民众，就是中共最高层也无人相信它。其相信和坚守的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原则中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都是虚假的，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的。否定反右运动必须否定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否定共产党的革命和专政。
苏共的整个历史已经被原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自己否定了，主体包括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党内的政治改革派在内。对苏联解体当年中共党内的御用宣传干部发出的“苏共党内无一人是男儿”的哀叹实际是虚假的政治姿态。笔者断言，当时凡是经历过毛泽东暴政的绝大多数党内外干部和老百姓没有不庆幸，不拍手称快的。
1、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邓氏共运史观的立足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发明人不是中共更非毛泽东，而是列宁。列宁把世界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西欧和美国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大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压迫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因而是压迫民族。共产党国际要支持和领导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革命。为此共产党国际专门成立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专门研究和领导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殖民地半殖民民族（国家）的革命问题。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写就的《新民主主义论》，实际是把中共从1922年开始的根据共产党国际对中共革命的指导意见和与国民党从合作关系到破裂，又到合作的18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总结。什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都是虚伪虚假的，作为国民党方，孙中山走投无路搞有奶便是娘，从苏俄那里获取金援军援以作为北伐的资金与武器才是真实。另一方，共产党国际借壳（国民党）上市，一方面从政治上改造国民党；再一方面发展共产党，最终赤化中国才是政治真实。这个方案是列宁理论设计，由鲍罗廷负责指挥执行的。列宁的理论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压迫民族国际里无产阶级人数太少，力量太小太弱（所谓力量就是共产党的人数和掌控的资源），得联合包括农民在内的资产阶级，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推翻当时的中华民国政权），这个革命的性质虽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但要由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19）说农民是资产阶级是列宁的原话。中共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都把农民这个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整得最惨，其中包括所谓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所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共产党国际也就是苏共的策划、组织、指挥并直接提供巨大的经援和军援下，由中共实施的武装颠覆中华民国政府，摧毁华夏传统文明价值和近现代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价值（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革命。它几经反复，中间得助于日本侵华时候国民党政府独裁者蒋介石联苏抗日，作为取得苏共援助的交换条件，“招安”中共并划给地盘建立政府，把红军收编为国军。中共借机发展壮大军队到抗战结束成为可以与中央政府军决一雌雄的劲旅。后又在国际上得到美国政府和苏共分别在政治上，军事装备上支持，（22）再有蒋介石军事战略错误，最终打败民国政府军，颠覆了中华民国政府而建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代名词，是共产主义运动在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功的另类过程。是反人类文明的革命。整个过程和手段都是恐怖主义的——具备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若干联合国人权法案中反人类犯罪的构成要件。
关于理想主义者问题。包括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内的第一批领导人，都是靠卢布维持生计。不论白区的地下活动还是苏区的武装斗争都是靠苏俄提供的经费，包括武器来源，当然还有一半是抢劫、勒索。三个最大的苏区（赣闽、鄂豫皖、川北）经过共产党的所谓“打土豪分天地”，短的两、三年；长的三、五年，几乎成了无人区。中共建国时候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张澜，在张国焘红军部建立川北苏区，百万难民向重庆、成都方向逃离时候任难民救援组织的负责人。张对红军烧杀抢、制造千人坑等，即中共土地革命的真相完全了解。此事多年前《炎黄春秋》有专题文章援引当年四川报纸的新闻报道，加上调查做过叙述。在抗战期间的北方根据地里，也是靠压榨老百姓钱财维持政权的生计和军队的给养，根据地老百姓被剥削压制的残酷、土改运动的血腥、生产力遭受的破坏等，连毛泽东、贺龙都说过不少真话。（20）不论苏区，还是北方解放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区的农民，有条件者（包括贫苦农民）没有不逃离到国统区的。留下来又要活下去，青年人唯有去当兵或者政权系统内其它部门工作，吃共产党政府的饭。 对于中共高层，革命就是打江山，目的是坐江山。下层和底层士兵都是为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无论赣闽苏区还是川北苏区，苏维埃机关里杀猪宰羊大吃大喝在历史资料里不乏记载，当然吃的喝的都是“土豪劣绅”的。(21)在延安，共产党高级干部有几人没有娶美女？食分三等，衣分三色。曾经选入小学课本的《可爱的中国》的作者方志敏，所领红军不过是一贯绑票勒索，洗劫集市，还敢砍下美国洋人传教士夫妇的头颅的极端恐怖主义匪帮。还有从事农民运动资格比毛泽东更早的澎拜，竟然杀害与自己无冤无仇的自家叔伯，据说是为革命大义；如此革命逻辑下，什么人不都可以杀了？捐出自家田产不过是政治投资，要求回报即“标的”是社稷江山。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23）就是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军事策略运用的通俗化注解。
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论从人类历史的进程轨迹还是从人类文明道德价值尺度，都是要彻底否定的。不能因为个人在这个革命经历中献过青春，叱诧过风云，由不得志的书生、失业青年、落魄游民、贫困农户或者其他平民等跟随共产党出生入死打下江山成为了“将军”，挣大钱娶美女，手握权柄操控一方百姓生死，成为既得利益阶级了，就以此肯定那场革命。笔者浏览一些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党内中、高层干部（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反思文章中，都是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上这部分人与高岗集团、彭德怀集团、刘少奇集团、林彪集团等的最终遭遇只是时间先后的区别。邓小平、彭真、薄一波，还有王光美的丈夫刘少奇等，原本都是跟随毛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大佬，文革运动都被毛整得死去活来，按照人类社会一般伦理道德原则和恩怨逻辑，显然应该反思进而否定自己前半辈子参与的害人害己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邓、彭、薄以及王光美等在逃过死劫后，却仍然肯定、坚守曾经陷其入死劫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且不对被他们迫害过的受难者作任何道歉，无任何忏悔。由此可见其人性泯灭。从在苏区或者解放区举刀杀人那一刻开始，就走上不归路了。党内大佬们从一开始参加革命，就认可革命和专政的潜规则的。
民主党派中被打成右派的呢？中共建国时被纳入统战对象的民主党派，实际是共产党政权的附属机构，经费财政拨款（和共产党组织一样），归口中共统战部，属于中共庞大的政权体系中的官僚机构之一。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属于共产党政权机构里的高官，早就脱离了民国知识分子政治属性了，当年亲共，不过是为分杯羹罢了，至于没有给与平反的问题，则和中共党内的高岗、饶漱石不给平反的政治因由是一样的，是非对错由最后胜出的人说了算，即邓小平说了算。不给平反的还有王明、林彪。列宁-毛泽东的阶级、阶级斗争概念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概念的世俗化。
反右运动最冤的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底层机关干部、职员；包括教员在内的文化教育科研卫生以及其它事业单位的员工；工商企业单位的员工等。同期农村人民公社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戴上”坏分子“帽子的社员至今没有被关注（笔者有著述记载了四川江津县一个典型案例），他们是“祸从天降”，“无言获罪”，是按指标划右派分子的罹难者。类似共产党在农村，比较农户之间的经济、生活差异，按照百分比划阶级成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们知道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一化三改造）是完全不得民心的，包括贫农在内。（笔者就此专访过不少农村基层干部，都说当年没有一个农民赞成搞合作化，包括缺少劳动力的困难户在内。入社是被迫的）必须要不断整肃，不断寻找斗争的对象，竖立打击的靶子，使得人人自危，诚惶诚恐。毛泽东将此提升到哲学层面，叫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55万右派分子群体中的底层和上层之间在社会政治属性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如之后的反右倾运动，毛泽东庐山会议整彭德怀，不过是中共中央最高层间的内斗，但政治运动的重心却逐级下移，最后落脚到农村人民公社，高层政治斗争的口水战，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反粮食瞒产。高层罢官，底层索命，这是中共建国后政治运动的又一个特征和逻辑；把全体老百姓都捆绑上战车并为这个运动陪葬、牺牲，遭受生死劫的主要群体还是社会底层中的不幸者。审视中共政治运动，不能脱离宏观视野；更不能忽略、无视社会底层亿万受难者。
反思政治运动的人文关怀问题。我历来主张对中共各个政治运动历史的叙事，视角的焦点要放在最广大的社会底层受难群体，为这个自始至终受尽压迫与磨难，九死一生的平民群体（包括个人）树碑立传。杨继绳先生的两部著述（24）是这种政治运动史观（历史观）的体现。一些人专注演绎中共高层内斗，还选边站，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反右运动中，受害平民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共建国后入职的，特别在南方。从个体而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受益者，既得利益者。入职前，一般都是学校学生、待业青年、或者普通的社会职业人员。以四川为例，邓小平、刘伯承的二野入川，西南局驻重庆后，工厂停产工人失业、商业凋敝、物价飞涨，农村饥荒。特别是中共政权征粮工作队强行征粮民怨尤甚。所谓“人民盼解放”完全是政治历史谎言。邓小平当时不论在内部讲话中还是给党中央的报告中都坦诚这点（25）。值此民不聊生时候，中共各地、各级军政单位大规模招干、招兵，为在校学生、待业知识青年、农村青年们解决了就业、吃饭难题。须知，吃的都是刚从农村强行征来的粮食。邓小平还“批评”过“军大”、“革大”招收学员（包括文工团员），把一些学校都招垮了。（26）各地县委第一批招干，叫“青训班”，差事就是征粮，属于本地工农干部中的元老级。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县委属下的各级党政群团机关吃财政饭的干部从解放初的百余人增加到一、两千人（不计国营工商业职工、学校教员等）。比较被高额征购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民，所有体制内的人员都算生活在“天堂”，哪怕月工资仅有18元的乡干部。在政治上他们不可能反党，想反也不敢。农村农民生活的悲惨他们亲见；物资短缺、定量粮食标准吃不饱肚子切身感受；单位领导官僚主义欺压得忍气吞声。但这些都不足以影响他们的社会优越感。把他们打成右派，纯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逻辑使然。里面有单位领导的报复、家庭成分“高”、有个人“历史问题”，根本的是要完成上级分配的划右派的政治任务，凑足人数。在体制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某些高校个别学生向共产党要求民主的呼声，也是在认可共产党坐江山的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下。但从参与人数极少，影响范围很小，完全不构成所谓“民主运动”。党内存在政治异议，也只是局限在中共高层中极少数文化层面较高的人，受到了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政治事件的震动、启发了内心的思考，但完全不存在挑战党的领导和毛泽东个人政治权威。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说辞，丝毫没有让共产党松弛无产阶级专政，更多的是对苏共二十大政治风向的一种姿态。1981年在邓小平主导起草并通过的《决议》的政治历史基调，和“八大”政治报告的政治基调是一致的。好几年前台湾一名学者出书，书名叫《文革前的邓小平》，里面说毛泽东把邓小平提拔为总书记，是要取代刘少奇作为接班人。邓小平回过头去吹捧“八大”政治路线，不过是对没有如当年设想平稳过渡党的最高权力到他手上的追悔与自恋。“八大”政治路线的核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一党专政，就是整个共产党官僚阶级专平民阶级的政。文革政治核心是毛泽东个人独裁。邓小平、陈云、彭真们抬举“八大”政治路线同时否定毛泽东文革政治，结怨的政治焦点就在于毛泽东收缴了包括他们在内的中共高层寡头们专政的权力而由其个人独裁。还发动造反派专过他们的政。
在反思反右运动中，还有一种假设：“不搞反右运动，没有让知识分子禁声，就不会有大跃进，大饥荒……”。按照这个推论，如果没有土改运动呢？这种假设都是停留在孤立地观察反右运动，脱离了运动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大历史背景。
体制内理论界更多的人认为：如果在建国后，依照“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不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就不会发生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错误和曲折……。”这种政治观念反映的是当年的新、老既得利益群体要求把社会政治等级秩序和利益分配格局固定下来的想法。如毛泽东所批评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思想。老毛深知卷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群体，大多都是为生计所迫的。包括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们。邓小平16岁参加由重庆商会捐资的赴法勤工俭学项目，组织者的目的是要小青年们学成回来实业救国。谁知半年后国内资助中断，邓小平只好去工厂打工度日，学会了抽烟喝酒打牌，就浪迹巴黎街头的小混混一个，被周恩来网罗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革命干部培训学校，学得的革命理论和方略实际就是恐怖主义，由共产国际送回国后成为职业革命家。因此他主政西南土改杀人血流成河（27），征粮特别过头；为上爬拱倒高岗；反右充当组长；文革给毛泽东写信批判刘少奇；后给华国锋写信表忠心……。组成共产党中、高层干部的主体就是如邓小平这类的人，包括非莫斯科派在内。所以，自共产党建国开始30年先后开展的政治运动，发生的人道灾难和社会性劫难都是必然。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就是最野蛮的监狱社会。（28）
五、三大改造是打造监狱社会的最后一步， 右派分子是共产党阶级敌人中的“老五”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中共在土改运动完成后党内的一般共识。 对此，先得明确“新民主主义秩序”真相是什么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个秩序的含义是什么？二是这个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先说怎样建立起来的，重点在农村，就是通过土改运动建立起来的。主要过程是征粮剿匪，斗地主，杀反革命，抓捕劳改，退押，最后由贫农们分地主田地家财。由此，中共牢牢掌握了农村政权。中共建国后是搞和平土改还是暴力土改，开初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后来决定搞暴力土改。政治目的和北方解放区土改一样，让积极分子们手上都沾血，贫雇农都去斗人。通过暴力土改把农村里一个大的社会阶层都捆绑上革命的战车。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对暴力土改的政治意义作了表白：“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花了这样多的时间是否需要呢？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需要的。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广大的觉悟的农民认为，无论是地主或者富农的剥削行为都是可耻的。这就为后来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大地缩短了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时间”。很明显，对于土改，刘少奇看重的不是农民可以得到多少经济上的实惠，而是如何更能够达到党的政治目的。于是，用暴力土改取代和平土改就成为党的最优选项。这方式不仅仅为打倒地主，同时也震慑包括贫农阶层在内的整个农民阶层，（也包括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文化知识界）。即杀人立威。（31）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它的政治层面也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但通俗上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不涉及政治层面内容，主要指社会经济体制。农村土地归农户私有自主经营还给政府交粮；城市工商户守法经营照章纳税。不急于搞“三大改造”瞎折腾。如是，即使中共政权对农户征过头粮，对工商户征高额税，虽然农户苦不堪言、小商贩度日艰难，但整个社会成员个体经济活动空间还是比较自由的。对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具有个人所有权、经营权、支配权。还有对劳动产品的占有权，主要指农民对自己种出来的粮食的占有权。农民在“经济人格”上是独立的主体。1953年底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按照毛泽东的政治定义，是属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范畴，与“农业集体化”同属于对个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两个“面”。（30）为留下口中粟，农户藏匿粮食的方法五花八门，笔者所知涪陵县有农户把装有粮食的大瓦罐沉在家中的茅厕粪水中，只露出瓦罐口，罐口用杂物掩盖。有农民被强行统购后揭不开锅，跑去乡政府闹事的。统购统销实际就是变相提高已经很高的农业实物税收数额的一种方式，竭泽而渔。在8年抗战中，共产党执政的边区，没有统购统销的说法，但各种名目、采取各种手段的强征暴敛仍然让地主富农和工商户破产，农民阶层一贫如洗。上面概括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的专制未谈及。这个秩序与之后“一化三改造”后的秩序，差别不过是百步笑八十步。当然差所“二十步”也是好事，对于社会底层的衣食住行状况，特别是农民。也关联体制内下层职工的生活。反思反右运动，不能回避新民主主义秩序建立的暴力血腥过程和新民主主义秩序下的政治特征本质。
毛泽东急于颠覆新民主主义秩序，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直接占有农民的劳动产品（粮食）。农民入社后，生产的粮食的所有权就不是你农民的了，是合作社的，实际是共产党政府的。剥夺了农民的整个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自由权。于是在无产阶级政治专制基础上，通过所有制改造又完成了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无产阶级专制，社会成为准监狱社会。到人民公社化完成了对农户生活领域的专制后则成为完全的监狱社会，社会具备了作为监狱的五个构成要素。(31)这时候的社会阶级划分，可划分为共产党官僚阶级，是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分若干层级，不同层级生存状态差距很大。如在体制内就业的，包括机关职员、工厂工人、商店店员，文教卫生及其它事业单位职员等拿工资，吃政府供应粮食的属于被统治阶级中的中、上层。整个农民阶层则生活在底层。其中的地、富、反、坏、右被定义为阶级敌人，又称五类分子，生存状况最差，压在最底层。右派分子一类，个人间差别也很大，有留单位者、下放工厂农场监督劳动者、送劳教或者判刑劳改者。上面对右派分子的不同处罚方式是毛泽东亲自拟定的。（29）最惨的是劳教劳改者，活到平反的少。五类分子中，右派分子由于原先在体制内工作，有文化、有技术专长，除劳教劳改开除公职的，留原单位或者下放一个单位工作的除政治上受歧视外，工作性质和生活条件都是共产党在农村的所谓依靠力量贫下中农不可比的。其中较早摘帽者，生存状态更宽松。因此，在所谓五类分子中，社会对右派的看待还是区别于前面四类的，认为是“在1957年犯了错误”；“说话不注意”，寄予同情者不少。1962年上半年党内刮起的“翻案风”，除否定1959年反右倾运动外，再就是为“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
1978年夏天开始的给右派翻案平反，是搭乘了中共党内高、中层干部文革冤假错案纠正平反的政治顺风车。也是1978年时候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握实权的且在1956年受苏共“二十大”政治影响很深的负责人所启动的一项重大政治改革，有石破天惊的社会意义。“解放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只是否定所谓“文革极左路线”，政治本质上还是属于中共党内的内斗中胜出的一方对失败一方的否定。平反右派则蕴含否定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历史意义，与解放老干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邓小平拼死也要守住反右运动政治正确这条底线。这条底线失守，那么包括土改运动在内的中共的整个革命、专政的历史都要被否定，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政治历史逻辑的终结。现在和邓小平们纠缠这个东西实在没有意义。
笔者认为，反思反右运动，不能就事论事，不能纠结阴谋、阳谋。更不能把反右运动孤立出来，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历史纵向空间来论说。否定反右但肯定土改，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站在既得利益立场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逻辑和思维逻辑。
必须全面彻底否定中共1981年的《决议》，这是本文的结论。
（2021-03-15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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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颜智华《文革：毛泽东的一场政治恶作剧》
注释2：时间从1917年苏共10月革命算起或者从1919年共产党国际建立算起。
注释3：有叫第二次镇反，1955年开始。
注释4：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和文件的注释3：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分为外层、中层、内层。清理“中层”，是指清查隐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是指清查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注释5：有学者认为肃反运动起始时间从195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中层、内层的指示》开始，如西安工业大学王小平老师
注释6：王小平《五十年代肃反运动的来龙去脉探究》（知行部落-中国论文网-政治论文https://m.xzbu.com/1/view-6612381.htm（2021-3-5）
注释7：同注释6.
注释8：同注释6。
注释9：同注释6.
注释10：安启念《关于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7年01月17日
http://phi.ruc.edu.cn/Index/news_cont/id/773.html。
注释1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
注释12：毛泽东《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要点）》（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注释1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注释14：沈志华 | 动机判断与史料考证——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三封往来电报的解析 在一封1947年11月
30日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随着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存在了。……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就会极大地巩固中国革命。”而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签发的复电说：“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米高扬在报告中的结论是：众所周知，由于苏共 的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沈志华 | 动机判断与史料考证——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三封往来电报的解析_中国 (sohu.com)（中国近代史研究） 2019-10-24 09:57
注释15：毛泽东《组织民主人士参观或参加土改、镇反工作》(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三十日)
注释16：《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数十年交往之情 (2)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资料查询>>档案·记忆>>人物长廊
注释17：董时进，（1900-1984）四川垫江县人。民国时期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1945年民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民盟政纲时，作为民盟中央委员的董时进则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 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退出民盟。1949年给毛泽东写信·，反对中共土改。后在香港把给毛泽东的信进一步修订完善成书（小册子）
注释18：见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
注释19：参见列宁1920年7月26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注释20：查阅颜书中引用的贺龙对晋绥边区破败社会景象的讲话文件和毛泽东土改批评刘少奇的文件号.
注释21：引用《四川兵灾》、毛泽东对江西苏区大吃大喝的批评档案。
注释22：参阅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张宪文张玉发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国共内战）》
注释23：《血酬定律》是2003年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吴思。本书揭开了中国社会表面现象下的真实面貌，以及隐藏在规则背后的终极规则。
注释24：指杨继绳的《墓碑》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特别体现在后一本书中的文革历史观中。
注释25：见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第二章、第九章中相关段落。
注释26：同注释25
注释27：见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第二、第九章
注释28：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第三章中有关于”人民公社化制度就是监狱（劳改农场）制度的论述。全书内容都是此论点的实证。
注释29：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
注释30：见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第二章，转引自薄一波回忆录中毛泽东和他的关于统购统销问题的谈话。
注释31：见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第九章土改运动部分注释32：所说的监狱的五大特征有，剥夺人身自由、财产、强迫劳动、强制下的集体生活方式、迫害虐待和大规模死亡。参见颜智华《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第三章中“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段。
注释32：见林彪1966年5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注释33：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就起草《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有关负责人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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