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冲刷，现在人们一说文革，就只剩下“抄家、游行、贴大字报、开斗争会”了。事实上，十年多漫漫长夜，人们都干了些什么，怎么熬过来的，那段历史可能比八年抗战更惊心动魄。我的同学、朋友、周围的同事们，几乎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但为了维护我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不便都写成白纸黑字的“伤痕”文章留于后世。
岁月流逝，“伤痕”慢慢地淡化了，记忆却从未消失过。平静地回忆往事，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 大概现在已算不得罪过了。
我的命运的转折是从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在这之前，生活一帆风顺。童年，在解放区的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中度过，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作为孩子，可没有什么“艰苦”的感觉。有父母的呵护，周围叔叔阿姨们的照顾，老师同学的关心，我就这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像匹小野马似的满山乱跑着长大了。进城后，中学、大学，凭着一点小聪明，学习也不错，就是有点任性。同班多是大姐姐们，对我很宽容体贴，老师们也都很喜欢我。当然我也不是不挨批评；偶尔挨了批评，受点委屈，掉几滴眼泪就没事了。
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委下属的高科技机密单位，干的是最光荣的工作。丈夫叶华明，是青梅竹马时认识的，名将叶挺将军之子，五十年代的党员，我们同在莫斯科学习时谈的恋爱。我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他在莫斯科军事学院。他学习成绩优秀，是极少数金质奖章获得者之一。毕业后我们一同分到七机部，他在二院，我在一院。在当年，他长得一表人才，我也是本地有名的漂亮姑娘。我们是被许多人羡慕和嫉妒的一对夫妻。我们沉浸在幸福之中，丝毫不会想到即将来临的那场浩劫，会彻底改变我们后半生的命运。
对于我来说，文革是从１９６６年初开始到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父亲（周扬——编注）真正得到平反为止，整整十二年。十二年，是一段曲折的生活。现在回忆起来，我分三个大的阶段来叙述。
◇ 一
对我来说，１９６６年开年就不吉利。一月六号晚上，我从甘肃四清回北京。不记得为什么没有马上回机关自己的家，大概是为了先回父母家洗洗澡；四清五个月，一次澡也没洗过。也是为了看看养在父母家的女儿阳阳，她已经三岁半，准保又长高了不少。
我们搞四清的甘肃天水娘娘坝区，老百姓穷得叫人心酸。回来时，许多四清队员把能留下的东西都留给了他们，我也如此。所以下火车时，只有穿在身上的一套棉军装和挎包中一点必用物品，就这样进了沙滩中宣部孑民堂的院子。大约是晚上９点左右。通常，这时父母都在自己房中工作，我期待着对我的亲热接待。他们往往都会走到客厅，问长问短，妈妈一定会叫阿姨给我弄点热乎乎的东西吃；然后，一会儿催我快去洗个热水澡，一会儿又叫我快去看看女儿（她肯定已经睡了），弄得我不知该先做什么好。
然而，等待我的是漆黑寂静的院子。我看见妈妈卧室似乎有点暗光，走进去叫了声。妈妈斜靠在床上，满脸疲惫，见我突然进来，好像也没什么大反应，然后平静地说，你爸爸住院了，肺里长了个东西，这两天开刀。
在我记忆之中，父亲身体一向很好，从不生病，也极少休息，咋一听这个消息，真是惊呆了，禁不住眼泪簌簌流下。妈妈简单地说了几句病情，催我去睡觉，说她明天还要上医院，累了。我回到自己房中，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妈妈没让我去医院，我休息整理了一下，就回机关了。
父亲刀口拆线后，我才去看过几次。肿瘤长在最小的那叶右肺上，所以把那叶肺全切了。为此，还锯断几根肋骨。看着父亲侧身那半尺左右长的伤疤，我不知该说什么。那年他五十八岁。后来，我才知道是父亲体检时查出来的，医生马上请示中宣部长陆定一伯伯，问要不要直接告诉周扬同志本人。陆伯伯痛快地回答，告诉吧，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还在乎这种消息吗？果然，父亲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当天母亲彻夜辗转无眠，他自己照样呼呼大睡。
为他主刀的是黄家驷大夫，当时中国胸外科第一把刀，手术十分成功。直到１９８９年７月父亲去世，他的癌症没有复发过。文革中我看到过这样的大字报，质问黄家驷大夫“为什么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开刀、治疗这样用心，并且从此停刀？”当时黄大夫年事已高，给父亲切除肺癌的手术确是他“最后一刀”，这也成了黄大夫的“罪状”之一。时间过去近四十年了，黄大夫也早已仙逝，但我至今从心底里感谢和尊敬这位医德技术皆高的黄老先生。
术后，爸爸既没化疗，也没放疗，只是妈妈保证他天天有炖鸡汤吃。春节后不久，大约是２—３月，父亲去南方无锡休养，也带着我女儿阳阳一块走了。后来听说，是上海市委书记邀请他去的。在上海，张春桥还登门拜访，表现得十分热情谦恭，谁能料到他们同时正在策划着“３月１８日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呢。
这叫我想起了原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伯伯被“揪出”的过程。１９６７年春，文革小组叫他去人大会堂参加个什么大会。入场时见到江青，江青表现得十分友好热情，握手时还说：“好名字，好名字，一年之际在于春么。”张问：今天开什么会？江青说：不知道。大会开始，方知是“刘少奇社教工作路线批判会”，随着一阵口号声，张际春伯伯突然被揪上台挨斗、挨打。第二天，他的夫人，童养媳出身的、经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罗屏阿姨，因没能承受得了这突然的打击，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谁能料到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竟如此险恶可怕！
我住在机关干自己的工作，那时代通信没这么方便，和父母基本没联系，开始只收到过妈妈来自无锡的一封平安信。直到文革大炮轰到父亲头上后一个多月，８月份，因接到要我们去接女儿阳阳的通知，才知道他们早到了天津。
四岁多的阳阳第一次踏进自己父母的家，两居室套间中我们住１６平米的大房间。开始她有点奇怪，为什么“新家”只有一间屋子，老吵着要回“老家”——沙滩孓民堂。上班时，我们叫她自己在院子里玩。那个时代，套间的门不锁，有时房间的门也不锁，我在公用间给她留一杯开水、一点手纸和一两块糖。现在早都不用了的粗糙的灰色手纸，当时还经常断货，我上街只要能碰到，就尽量多买点存起来。至于糖票，每人每月好像是二两，一家三口的糖只够供阳阳的。孩子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她什么也不问不说。有几次下班回来，见她独自一人坐在楼门口台阶上，对于我的提问，她只是淡淡地回答说：“他们不跟我玩。”有次晚上给她脱衣服，毛背心和衬衣里面抖出一堆沙土，问怎么回事，她也是平静地说：“他们往我脖子里塞沙子。”四岁多的小女儿，从不主动向我诉说她在外面碰到过什么伤害。我多少次背着孩子拭去眼泪，有时泪水涟涟止不住，被她发现了，她也只是瞪大眼睛看着我。很快，她就由一个特别喜欢管别人闲事的、善良的小公主，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倔强的小姑娘，学会了反抗、打架，但自己很少哭。我们家的人，无论是我和女儿们，还是母亲和我，在苦难降临或劫后重逢时，从未有过电影、电视中那种抱头痛哭的情景。亲人间的相见和别离都是异常平静的。若说文革有点什么好处，那就是把我们全家都锻炼得坚强、冷峻。
好在阳阳被“放羊”的时间并不长，９月下旬，华明就想法把她送到单位幼儿园了。她长得漂亮、高大，又爱劳动，所以幼儿园的老师们，不管是哪一派的，都对她不错，我们也就放心多了。阳阳在七机部永定路地区二院的幼儿园、小学度过了童年，独立生活能力很强，六岁就会蒸馒头，做简单家务。难怪有位名人说，儿时的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文革的大环境也造就了她坚强勇敢、独立思考和桀骜不驯的性格。如今四十多岁了，依然如此。
◇ 二
七机部永定路地区是个有几万人工作和生活的大院，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和９月１６日起，就正式分成了“９１５”和“９１６”两大派。“９１５”中大部分是政工线上的干部和领导，“９１６”中大部分是技术人员和技术领导，工人则两派都有。
从１９６６年７月１日正式揪出文艺黑线上的祖师爷、大红伞周扬起，整个下半年，中央大报、新闻广播、院内的高音喇叭、各地小报小刊、大字报、传单等等那个年代的全部媒体，几乎天天都能看到、听到“声讨”“批判”“揭露”三反分子周扬的文章和声音。这些慷慨激昂的言辞，时时在刺激着我的神经，我心惊肉跳，食不甘味，夜不成眠。叶华明整天阴着个脸，一言不发，从未说过一句劝慰我的话。当然，他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劝慰我，他自己也不轻松。
几天之内，我就成为永定路地区的“新闻人物”。来自素不相识的人们（大多是半大的孩子）的白眼、谩骂、扔石头、喊口号……我独自承受着这一切倒也罢了，可连幼小的阳阳也跟着遭殃。有次阳阳发烧，我背着她上医院，刚进大门就碰到几个“红闯将”，他们冲我大喊“打倒周扬”，孩子哇哇大哭，说什么也不肯进楼门了，我只好把她背到医院院子里休息。也怪，哭了一场，晒了会太阳，她倒退烧了。后来，我买了几本中医书，小病小伤基本自己治。以后，她５岁时的腮腺炎，再后来她们姐俩出水痘，都是我先诊断出来的。
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正式当上“反革命分子”，但作为“黑帮狗崽子”，已经是被打入另册的人了。从１９６７年起，随着老干部一片片倒下，周扬已经成为“死老虎”了，我承受的压力相对减轻了些。也可以说，自己是麻木了些而已，内心的阴影却越积越深了。１９６６年下半年，是我此生最痛苦、最不堪回首的日子。作为周扬的独生女，没有人与我分担压力与痛苦。我自己活得再苦也能挺过去，可是阳阳将来怎么办？那年月，打死打伤人是常有的事，我这种人被打死也不需要任何人负责。又风闻叶华明的一个亲戚劝他和我划清界限，离了再找，叶华明拒绝了。思前想后，我想给阳阳生个弟弟或妹妹，叫她不再是独生女，在人生的路上有个血浓于水的伴儿。开始华明反对，因为处境艰难，后来勉强同意了，他很想要个儿子。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造反派在王洪文的领导下先夺权，随后各地也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各派头头与骨干们忙着进入“一片红”的领导核心，大多数群众慢慢地逍遥起来，这正是个怀孕生孩子的好机会，大院出现了不少“妇女挺进队”。光我们室这年秋就有五个女同志怀孕了，我是其中之一。
１９６８年４月快到预产期时，我不得不到外地去，因为我认为北京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我在这儿生孩子。
文革开始头半年多（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６７年２月），在文革中打头阵的那批红卫兵，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他们造反有理，破四旧，打砸抢，抄家，全国大串联，遍地开花，的确起到了梁山泊好汉李逵的作用。后来，这些人不知怎么成了“联动分子”，头头们大都作为“５１６分子”给抓起来。到１９６７年春天之后的夺权时代，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成了文革的主要战斗力量。几乎各地区、各城市、各单位都分为两派。在北京市，当时的“９１５”属于“天派”阵营，“９１６”属于“地派”阵营。常有毛主席“最高指示”下达，有时似乎对这一派有利，有时似乎又对那一派有利。所以，有时候这一派占上风，有时候又是那一派占上风。所谓占上风，就是比较容易地把支持对方的领导干部（院、所、室或局、处、科三级）和头头们拿来批斗一番。
这种派仗就连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卷了进去。我们室有位同志去割扁桃体，打完麻药后医生和他辩论起来，结果动手术时麻药作用已过了一半，割第二个时把他疼晕了过去。
武斗也越演越凶。各派都有年轻人组织战斗队，“９１５”有“红闯将”“９１６”有“红卫兵”。大院生活区也大致划分了地盘，不小心泄露身份就可能被打一顿，也有极个别被打死打残的。当然，比起外地来，北京武斗死的人还不算太多。
这种环境，我敢在北京生孩子吗？所以我们决定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就选定了广州，那儿住着叶华明姨妈全家。他把我和六岁的阳阳送到广州后住了几天，就回北京了。我们娘俩留在了这个陌生的、语言不通的城市里，反倒觉得压力比在北京小了一些，一来是周围人不知我是谁，二来，也是最关键的，是受到了姨妈和几位表弟妹的热情关怀和帮助。
◇ 三
叶华明的母亲李秀文出身于官宦人家，只有姐妹二人，姐姐李秀英的丈夫，解放前也帮助新四军做了不少工作。妹妹李秀文嫁给了叶挺将军，有九个子女，在战争年代，这些孩子们都是在外婆家生养的。姨父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去世了，姨妈有六个子女，前四个都受过高等教育，也已成家，最小的老五全德、老六全宝赶上文革，没有大学可上。全德在工厂，但工厂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全宝毕业等待分配，所以这俩算是家中的闲人。
姨妈一家住在解放初期政府拨给的老房子里，我一去，姨妈就把自己的卧室——二楼正中的一间屋子让给了我，一板之隔的后面便是老大全盛夫妻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我很快便被接纳到这个大家庭中，他们对我推心置腹，使我感到十分温暖。１９６８年５月５日（正逢马克思诞辰１５０周年）我在街道保健所生了东东之后，６岁的阳阳就常由全德带着玩，他把她放在自行车前架上满城地乱跑，还去找有武斗的地方看热闹，回家后照例要挨姨妈一顿臭骂。全宝帮助母亲做饭，包括给我坐月子饭。坦白地讲，那放了不少当归、白芍等药材而又不放盐的鸡汤真叫我难以吃完，只好背地里求阳阳帮忙。阳阳问，这汤上漂着一层黑的是什么？我说这是胡椒，去风的。她端到亮处一看，说，妈妈，这是一层蚂蚁呀！原来，广东的老房子厨房共对天井，光线不好，又潮，做好的饭菜放在灶台上就会有蚂蚁爬进去。我想蚂蚁也没啥了不起的，反正都烫死了，就叫阳阳不许说，全部喝下去，常这样，也没有事。早餐他们常为我上街买菱角糕、粽子什么的，甜的咸的一块吃。北方爱吃茶叶蛋，广东月子婆吃姜醋泡蛋。虽然有些吃法我很不习惯，但这是他们对我的尽心照顾，我也尽量表示很有味地把这些东西吃下去。天气热，我奶水不够，东东胃口好，奶头嘬出血，痛得我直冒汗，她还吃不饱哇哇大哭。有几次夜里吵得隔壁大嫂也睡不好。问明原因，她把东东抱过去喂一会儿。所以，东东刚满月就加喂炼乳，让她很早就习惯于喂牛乳，也好。产后不到５０天，我就接到令我回北京的电报，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我把东东暂时留在姨妈家，只带着阳阳于六月底返回北京。总的来讲，１９６７年秋至１９６８年夏，我完成了生二女儿东东的“战略计划”，下一步就是我当“现行反革命”的人生阶段了。
◇ 四
１９６６年初春，我刚从农村四清回来，单位就开始了“科技革命”。七机部派了工作组，先到我们所——一院十二所试点。我们第一研究室是搞控制系统设计的，大学生多、留学生多、高干子女多，因而又是重点的重点。于是，每星期的政治活动时间（星期六，直到８０年代初，是雷打不动的政治活动时间）就是开会给领导提意见。那时还没把他们上升到“走资派”一级，但形式上也和农村四清类同，干部们都得“下楼”，就是检查过关。领导干部们个个检讨上纲、痛骂自己，甚至涕泪交加。大部分人第一次都下不了楼。好在不久，革命对象的级别又提高了一层，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学习讨论文艺革命的伟大意义。一天到晚的开会、读社论、写批判文章。我是个平头百姓，平日只重技术，讨厌开会，又是个出了名的大炮筒，活到三十岁，没碰到过什么不顺利，所以开会时一轮到我发言，便口没遮拦地胡说一通。当时的想法是，放着一大堆技术工作不干，成天干这劳什子，真把人烦死了。导弹设计和文艺革命有啥关系？不就因为江青是毛主席老婆，有人为了拍马屁，提高她的地位，才搞得全国上下都来闹“文艺革命”么？心里这么想就顺嘴说了一句：“都是江青闹的”。现在看来．这种想法真是太傻了，可当时的我就那么没头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一场台风即将把我头顶的房盖掀掉。到“彭、罗、陆、杨”被揪出来时，我还感慨地来了一句“伴君如伴虎呀”。至于有关清官贪官，现代京剧、中间人物论……等等，我更是“谬论”多多，老是喜欢来一番自以为是的议论，好像专门要和主流对着干。部里派来搞“科技革命”的工作组一直没走，始终在我室蹲点。其中一位成员原本也是我们室的，后来才转行去搞政工了，我一向视其为老大哥，关系也不错。老大哥颇有政工人员的沉稳气派，每逢开会，大家轮流发言（不能不讲），他则默默不语，拿个小本记录。每次最后请他“总结”，则总是谦谦地说，人家谈得都很好，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万万没想到，他的这些记录，两年后的１９６８年秋天“清理阶级队伍”时派上了极大用场。
到了１９６８年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七机部。这叫做“掺沙子”。他们一来，首先打破原来的科室建制，全所六百多人统一编成班、排、连。我们一室因是“三多”单位，自然是要重点清查的，大多数人编在了一连一排。另外同时也成立了群众专政队，主要是从后勤杂工、车间工人和机关八大员（资料员、打字员、保密员……等）中选出来的，都是贫下中农出身而没有什么学历的同志。
接着便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天天开会，听完工宣队领导的训话动员之后，便“背靠背揭发”。情景颇像学校考试，各排的人都集中到大一些的办公室里，每人每天都要写出几页纸，揭发别人或坦白交代自己一切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思想，要“灵魂深处闹革命”，否则不得过关。全所人员按阶级分了好几等（和我们农村四清时差不多，只是更可怕一些），我这样的“黑五类”（后变成“黑七类”，即地、富、反、坏、右、叛、走资派）是重点清理对象，和这类人交往多的，是“知情者”，他们的任务是“全面彻底揭发”，群众专政队自然是专政队的依靠对象。每天，大多数人铁着脸，相互不许交谈，面对几张工宣队发的纸，搜索枯肠，一定要写出点什么。
◇ 五
我室第一个被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我的工程组长阮崇德。此人也是晋察冀边区联中来的，后留苏，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工（相当于中国的清华）。从１９６１年春起，他就是我的直接领导。此人精明强干，业务好，工作能力又强，更兼能说会道，开口必“语出惊人”。这种锋芒毕露的人，难免遭人妒嫉。他虽算不上走资派，但说他“操纵着十二所里的走资派，诸如梁思礼等人”。上午约九点，我们正在办公室里“背靠背”，走廊里响起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阮崇德！”的喊声，接着便拥进一群人，前面几个专政队的大汉在工宣队的指示下，一齐走到阮坐的椅子边把他拽了起来，然后扭住胳膊往外走。他不服气，红脸直脖地跟人家争论什么，于是便遭到按脑袋、拳打脚踢的对待，被强拉出去了。我看着背上起了一片冷汗，心里明白，很快就轮到我了。果然，下午上班没几分钟，也如法炮制地来揪我了。幸好，上午揪走阮后，工宣队一位老赵师傅提前给我吹了点儿风，说群众运动不是“绣花”和“请客吃饭”，叫我“相信群众，相信党”，被揪时千万别顶嘴别反抗，他们会派两个女同志来押我，不会扭疼胳膊。他没食言，我也很顺从，所以揪我的过程很顺利。
我的主要罪行，便是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工作组那位老大哥笔记本中的大量“反动言论”更证明了我对文革的“刻骨仇恨”，说明我一直想“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老爸——周扬翻案”，所以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其实，文革之前，我对江青并无什么反感。小时候在延安见过几次，记不清了。解放后，只是１９６４年秋有次跟爸爸去看《红灯记》见过她一次，印象倒是朴素、热情，对爸爸和我表现得极为亲切友好，还唤我的小名“咪咪”。１９６１年春节，我休假期间曾和父母一起在广州省委招待所住过几天，一次和一个女服务员一块在院子里遛弯，走到江青曾住过的一幢楼不远，她说，江青住着的时候，这一带不让人走，因为她有病，怕见人。若是看见有人在这附近散步，她就会大发脾气。我挺纳闷，说这不是神经病么！年轻时，心里一点也蹩不住话，有一次，竟把这一想法对我的搭档说了，但也只说到“江青可能有点神经病”。这位搭档更是无遮拦，又把此话说给了同房间的室友。
１９６８年“清队”时，这位积极的室友背对背揭发了这件事，工宣队找我的搭档核实，她不会说谎，只好如实坦白交代。我当了“反革命”，她又十分后悔，找工宣队去解释，说“神经病”不等于“精神病”。在一次下班路上悄悄塞给我一封信，表示后悔，并详细地从医学角度证明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劝我去向工宣队申诉。即使在当时，她这封信也叫我啼笑皆非。谁都明白，我这样的背景，抓我是必然的，管我说过什么话呢！后来不少同事劝我疏远她，和她讲话要提防着点，但是，我很了解，她不过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廿多岁，一脑子天真烂漫，绝对相信党报说的话。又因父亲是有名的非党技术老专家，也算是出身不好吧，胆子就小点。实际上她的“揭发”中并无虚妄之词。在以后的多年相处中，她再也没有上当去“揭发”过什么人。我和她从一块儿去四清，１９６９年秋又一块儿去军垦农场下放劳动，几十年来，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 六
被揪出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七机部永定路地区，上下班的马路上也时时出现“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密”的墨刷标语，甚至有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都见到过。走到哪儿，人们都在背后指指戳戳，叫我深深体会了当“过街老鼠”的滋味。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藏到一个没人认识没人看见的地方去，哪怕是个洞穴，或是远在天边的什么角落。所以我总是提前上班，推迟下班，最喜欢冬天，因为天黑得早，总之，不愿意见人。人们那种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好奇的、幸灾乐祸的目光使我感到愤怒和屈辱，但也无可奈何。
我被揪斗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有时候是陪斗（陪阮崇德），有时候是自己当主角。但总的说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打倒我的大标语从永定路一直刷到天安门，我却从来没有在露天广场被批斗过，总是在办公大楼里较大的会议室中，与会者三五十人到百余人不等。头几次我挺紧张，对批判我的不实之词还想辩解几句，后来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听你的。我也慢慢习惯了。其实，这类批斗会也是很程式化的。
先被领到隔壁的一间办公室中，老赵师傅每次都叮嘱一番。押我的也是同研究员的一位女同志，比我小七八岁的计算员小狄。批斗我时，她要一手抓着我胳膊，一手压着我的后颈，使我能摆出标准的“喷气式”姿态。所以，在等候这一场面时，她会轻声地提醒我要顺着她的劲来，不要拧着，这样就不会疼。准备妥当后，一听到走廊里传来“把反革命分子周密押上来”的喊叫声，我们就奔赴会场，在一片“打倒×××！”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中登场。然后批斗会开始。首先是几个人发言，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声讨我的“罪行”；然后是我来回答革命群众对我的一些质问，诸如“你是如何伙同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你如何为黑老子周扬翻案的？”等等。我当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还必须得回答，所以我常常答非所问。但是，不管我说什么，最后一定是得到一片“打倒”声，或“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喧嚣。然后，会议主持人大喊：“滚下去！”我便如大赦般地松了口气，赶紧下台。
全所先后总共揪出了约３０个“现行反革命”。后来当了十年航天部部长的刘纪原也在其中。刘和阮崇德中学、大学都是同学，１９６０年春分到我们所之后在另一个研究室工作。我知道他精明能干又肯出力，倒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反动言论”。不过，有母亲刘亚雄、姨父安子文、刘有光这层关系，他就在劫难逃了。安子文等人是所谓的“６１人叛徒集团”成员。１９３６年，他们６１人在中央的指示下，离开草岚子监狱，投身抗日。但是，到了文革却被荒唐地称之为“６１人叛徒集团”。尽管当年刘纪原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的父亲陈原道还是牺牲在国民党屠刀下的烈士，但他照样要背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
背上这一罪名的人中，还有些是更莫名其妙的。一次，所里正在召开大会，孙永成低着头认真作笔记，突然工宣队一声大吼，专政队的几个人冲到孙的面前，把他抓了出来，说他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根据是他把毛主席像裁成了六六三十六块（或七七四十九块），用图钉钉在墙上。其实，我们这代人都知道，用图钉往墙上钉肖像、地图、表格什么的，通常要用小纸片折成几层压在图钉下面，免得损坏图像。这位同志大概是用了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来做小纸片，“反革命”罪名就背上了。在对他进行批斗的时候，他好像作了辩解，但我也没有听清。批斗完，就直接扭送到“牛棚”被专政了。
食堂炊事员老康，得到这一罪名与老孙相类似。老康是１９６０年的复原兵，大老粗，没有文化，只会闷头干活，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一次开会，他急着上厕所，顺手撕了半张报纸，正好背面是毛主席像，被他的同事检举了，也糊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
还有几位，因无穷无尽的学习会、批判会开得无聊难受，臭老九的毛病又发作了，顺手扯过几张随处可见的旧报纸，在边边角角的地方胡写一番。本来可能是想练练字，不小心正好和旁边文章中的什么内容对了号，一下子就变成“反革命”。日记更不能乱写，说不定哪天被有心人看见，拿去一审查，百分之九十九能从中找出“反动言论”。也有喊口号、念报纸不小心念错了的，马上面向毛主席像鞠躬低头，口中连说几次“向毛主席请罪”。这类虽不至于当“反革命分子”，也得灰头土脸好些天，暂时当不成积极分子了。
总之，说话、念报、喊口号都得小心，日记之类是不能再记了，手痒痒也别乱写乱画，对待毛主席像更得一万分地小心。
那些年有一种毛主席塑像，约六七寸高，看着像石膏，实际上是软塑料做的。我家也有一尊。不意阳阳顽皮，把半瓶子紫药水翻倒在这尊塑像上，洗也洗不掉。我吓坏了，赶紧包好藏起来。可是，包起来也不是办法，哪天被发现了还是个问题。我不知如何处理，就悄悄问隔壁邻居江大菊（她后来因为日记曝光了当了“反革命”）。看我直言不讳，她也推心置腹。原来她也为如何处理一张很旧的毛主席像伤过脑筋：扯碎了扔了吧，若是捡垃圾的发现了去举报，一查就能查出来；烧吧，若是有人闻到味儿，说烧什么反动资料可不是玩儿的。怎么办？只能剪成一小块一小块，从马桶中冲走。我也只能按照她的办法来处理。于是，星期天，趁同套间住户进城看父母，我把叶华明和阳阳支出门去，独自在家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了这项秘密工程。
◇ 七
被揪出来的专政对象，被关在“牛棚”中集体劳动，干些挖沟、拉煤、烧锅炉之类的活。专政队的骨干、炊事班刘某，特别会“照顾”这些“臭老九”。男专政对象都睡在木床板上，这位刘某把阮崇德的床板放在水泥地管道井口上面，拿走井盖儿，致使阮以后常年腰疼、久治不愈。那位傻老康，也是因为这位刘某的积极揭发而倒霉的。后来（１９６９年），我和这位刘某又到了一个军垦农场，刘不久又当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处宣讲，人称“吹破天”，这是后话。
牛棚中也有女专政对象，每次在锅炉房洗澡时，说是怕她们自杀，不许从里面插上门，而工宣队的马某则常常透过木板的缝隙进行“监视”。女犯们不能不洗澡，特别是每天干完繁重的劳动活之后。在那个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忍受各种羞辱，这点事也算不了什么，但马某这类人的个人品质是让人不齿的。三年后，我从军垦农场回来，听说他因犯流氓罪已经被作为刑事犯专政了。这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吧。
我很幸运，没有被关“牛棚”，说是考虑我孩子小，无人照看，不过我想主要是看我小叔叶正光的面子上，他是全国闻名的“９１６”头头，于是我被派去和清洁工一起打扫办公楼的卫生。我们所五层的办公楼是五十年代末按苏联图纸建造的，质量很好。清洁工也是正式职工，多半是职工家属，她们总是分配我干最脏最累的活，宁可她们聚在一起聊天，也不能让我闲着。这大概便是底层人群几千年来的心态，一旦觉得地位翻过来了，便以这种方式获得心理满足。我整日在垃圾和厕所中忙碌，半天不可能喝口水，整天口渴难忍，只能在自来水龙头下润润口，于是得了膀胱炎，尿常规检查结果是：红血球满视野，小便如洗肉水一样，腹部酸疼。本想休息上几天，叶华明不耐烦地说：请什么假，人家会说你装病偷懒，老实干活吧。谁叫你老子是反革命呢？所以我一直隐忍不敢说，直到８月下放前不久，我告诉了室里的老赵师傅，他才替我申请了１０天左右的休息身体，安排家务和整理东西的假。在文革的浊浪中，人的本性都不自觉地暴露了。犹如在一个大舞台上，每个人的角色不同，但似乎都是不自觉地进行表演；正是这种不自觉的表演，人的善与恶就是那样地泾渭分明。演员中，有刘某、马某之类的宵小，但更多的还是善良的人们。在我遭受批斗期间，在对我的批斗会上，人人都疾言厉色，大声吼叫；在办公区、宿舍区也没人敢和我打招呼，邻居、同事成为路人，我仿佛生活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然而，我还是认为这些人是善良的人，因为我能理解他们。解放后几乎没有间歇的各种“政治运动”，早已把知识分子收拾得服服帖帖，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更是“史无前例”，除了个别出身和社会关系一点都让人找不到茬的同志外，大部分“臭老九”都是整天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七机部被清理的各种“分子”们，揪出来后倒平静了，坦然了，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倒是那些“知情者”和旁观者压力最大，有被吓得跳楼、上吊，有被吓得生病、流产。我们所就有两位看批斗场面，被吓出精神病，其中一个自杀了。真是“旁观者惊”！
在这样的境况中，你怎么能要求他们给你一点同情的目光，一丝温馨的微笑呢？不像刘某那样变本加厉、落井下石，不像马某那样趁机“占便宜”，就已经是好人了。
◇ 八
当然，还有一些人给你的温暖是终生难忘的。六十年代的永定路还算是郊区，周围不少农田、树林，永定河从五棵松北流过。文革浩劫刚开始时，我时常到河边来坐坐，看着那静静流淌的河水，享受一点超脱尘世的宁静。夏天，我也常在午休时候独自到河里游泳，每次都从上游顺水而下，再踏着岸边的土路回到树荫下，默默地坐一会儿。渐渐地，我发现，总有一个男子坐在对岸默默地关注我。我下水他也下水，我上岸他也上岸。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甚至故意不看他，因为我知道他这么做大概是防止我自杀。我当然不会自杀，且不说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就是我独自一人也不会自杀。我当时不相信这样的折腾能长久，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就是被强加罪名的那类人。但是，我对他这份默默的关心，从心底里感谢，也是不能忘记的。后来，我在办公大院也见过这个人，好像是某个厂工艺科的，我也没有详细地打听。现在，我把深藏心中对他的感谢说出来，仍然带着温馨的记忆。
在几乎人人视我为路人的环境中，也有极个别的人，还是偷偷地向我传达着关怀之情。有一次在城里的街上，我碰上了我们研究室另一组的石兆和同志。此前，我与他并不很熟，只是认识而已，他却主动过来和我这个“现行反革命”打招呼。他讲了所里不少新闻，也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其中有些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周密，你千万不能自暴自弃，你还是原来的你呀！我过去没有把你看成多么了不起的高干子女，现在也没有把你看成是多么坏的黑帮子女。他的这番话，让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心里热乎乎的。当时，我就相信，我的大多数同事和朋友们一定和他的想法一样，我还是我！
叶华明受我的牵连，１９６８年冬也被迫离开研究室去烧锅炉了。他这个人性格刚强、内向，从不向人诉说委屈、苦楚，承受痛苦的能力也特别强，是个“打掉门牙往肚里咽”的那种人。他也不善言辞，文革以来从未对我说过半句宽慰的话，上下班他也尽量避免和我同行。我们是各自咬紧牙关挺过来的。
转眼到了１９６９年，批斗会渐渐少了，慢慢也停了。我每天打扫办公楼的厕所、走廊，不与任何人交往，也没人和我讲话。这时期，人们都热火朝天地打派仗去了。
说到文革中打派仗，七机部在全国很有名气，“９１５”“９１６”两大派，威震北京，波及全国。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９日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７日，短短的一个月中，发生大武斗５次，受伤住院的几十人，被打的几百人。两派都号称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造反派”，每一派都有五六万群众参与。两派各保几个部、院级领导，阵线分明。为了防止对方找到自己所保的部、院级领导，双方都把这些领导藏来藏去，闹得不亦乐乎。派仗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连周总理都接见了他们好几次，做些调停工作。１９６９年春末夏初，可能党中央觉得“群众运动”已无利用价值，干脆把北京的不听话的“造反派”们赶到农村去拉倒。七机部除在汉中、河南等地设立干校外，还把几千人分散到全国六大军区的军垦农场劳动。永定路地区分到广州军区。从５月开始，人们就敲锣打鼓欢送下放人员。
这期间，我们室的几位同事悄悄提醒我申请去军垦，说，要是申请能批下来，你就变成“人民内部矛盾”了。我听从了人们的劝告，和老赵师傅谈了，他也帮我努力了一下。于是，１９６９年８月中旬，我得以随第二批下放人员到广州军区１２４师在惠阳专区的军垦农场，开始了为时２年８个月的下放劳动生活。
□ 原载《记忆》季刊２０２０年第二卷第四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出版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自１９６９年春起，七机部在京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们”被分到几个大军区农场“接受再教育”，“９１６”和“９１５”两派的头头们结成“一帮一，一对红”，一起到解放军大熔炉里锻炼。
永定路地区的干部由广州军区接纳，第一批已于６９年春天敲锣打鼓地欢送走了。我赶上８月走的第二批。十二所和二院直属机关分到广州军区潼湖农场，还有些二院单位分到湛江农场、汕头牛田洋农场。
火车先把我们运送到广州，在那儿整顿学习了两天。我抓紧时间去看望了一下叶华明的姨妈。１９６８年５月初，我在这条小街的保健所生了次女东东。当时北京两派打得正凶，连医院也卷了进去，所以我决定到没人认识我的遥远的广东生孩子。我在广州住了有两个月左右，一家人都对我非常好，东东也留下由他们照看，直到我下放前不久他们才把她送回北京。这次我短暂的来访，他们对我依然很热情。才一年多一点，姨妈明显地老了瘦了，对未来形势完全失去信心，我无话可说，也没想到这竟是我和她最后的诀别。两年后她肝癌去世，才活了６８岁。表妹陪我上诊所看了看病，拿了一些治膀胱炎的药，我就匆匆赶回集结住处了。
从广州乘火车到樟木头，那时还是一个没有站台的小站，又坐卡车走了约一小时便到了处于东莞和惠阳地区的军垦农场。七机部的下放干部分成四个连，我们女干连营地住在沥林村不远处。一开始，连排长、司务长和炊事班都是部队派来的，约十一二个人，几乎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到达后第一件事便是给自己盖营房。部队干部已把粗竹竿围成一长方圈。竖杆上又扎上一排排横杆，宛如一个牛栏。然后把长长的稻草合上红泥土，用脚踩匀弄软，我们就从中抓出一大绺一大绺的稻草泥挂到横杆上，由下而上一层层挂，像晾衣服一样，再用手捋平，这是墙。不糊挂泥的地方就是门和窗。干部们同时在房顶上忙乎，把大片大片的葵叶、蕉叶铺盖在竹竿扎的房顶架子上，再用铁丝、竹条等固定压着。大家动手，干了没几个小时，两间泥草房就完工了。铲平了屋内的地面，钉了几个桩和垒了几个砖台，上面搭上木板，做成两排大通铺。当天或是第二天我们就入住了。
南方有南方的好处，垒个窝这么容易！
除了团部以上机关，基层部队都住草房，弹药房也是草房。我们去没几个月，就碰上一次弹药库着火，熊熊的大火中，子弹炮弹噼啪乱飞，我们趴在不远处的土坡后，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团的弹药烧了个精光，没法救。事后查明原来是几个老乡小孩在房边玩火，点燃了房顶垂下的葵叶。
广东这地方四季如春，香蕉便宣，蔬菜不断。连队养了一群鸭子，以后到了湖南又添了猪羊奶牛。湖南农场土地肥沃，我们种菜又有了经验，所以下放近三年，不仅可以吃饱，伙食还不错。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后来到湖南，都是气候湿热、景色美丽的地方，也是各种动、植物繁殖旺盛的地方。
叫我最讨厌的是蚊蝇蛇鼠。蚊子多而大，我们一年四季都睡蚊帐，一熄灯，帐外蚊声嗡嗡一片。白天坐在屋里，蚊子都隔着棉毛裤咬大腿和臀部这些裤子绷得紧的部位。我们营地厕所是在野地挖个坑搭几块板，周围长满草，绿豆蝇像串串金绿色的珠子垂挂在长草叶上，人一进去，嗡一声飞开，草叶弹起，若这时草里有条小蛇，它马上就爬走了。灶台周围主要是大黑蝇，做饭时水一滚，一掀大锅盖，苍蝇就像“炸弹”似的落下去，好在炊事员有经验，趁还没沉入，赶紧抄笊篱捞出大部分。有次晚上在灶台撒了不少“敌百虫”，第二天扫了一大碗黑蝇。到湖南后营区条件改善了不少，除了５—６月蛇多之外，苍蝇少多了。“林彪一号通令”时连队去拉练，我和徐东华住在生产队长家，大米煮熟后捞出堆在大箩筐中，锅里稀米汤加入红薯熬熟喂猪。我俩见那米饭上黑压压落满苍蝇，就捞锅里刚煮好的红薯粥吃，人家说那是猪食，我们说就爱吃这个，人家说北京没有红薯吧？我俩说，有是有，没这儿的甜。南方的老鼠都会耍杂技，在墙壁上爬得飞快如履平地，在我们晾毛巾的铁丝上从这头窜到那头，还会顺绳向上爬。真是了不起。有天听到储物室叮叮咣咣，还打碎了什么，原来是炊事班在米缸里捉住一只一斤多的大耗子，炒了一碗肉。大部分人不敢尝，我既馋又胆大，和几个战友分吃了，像子鸡，很鲜嫩。
南方老鼠多，蛇也不少，开春后常能在田间草地碰见。有次我们在甘蔗田锄草，甘蔗已长得一人来高了。一个战友突然大叫一声扔下锄头从里面跑了出来，说是看见一条眼镜蛇，立起来冲她瞪着眼看，蛇眼对人眼，恐怖死了，吓得我们跑出来都不敢进去。幸而连干部们闻声赶来，抄起锄头追进去打死了那条蛇。又一次，有个战友上厕所，听见身后窸窣响，一条蛇正从泥墙的葵叶下爬进来，也瞪着蛇眼盯她看，吓得她不及方便完便逃离现场，其狼狈相可想而知。
凡事见多不怪。第二年我们转到湖南，也常见蛇，但已不太害怕了。有个战友早上醒来看见蚊帐顶上一团黑东西，便说，谁把衣服扔我帐顶上了？她抬脚轻轻向上一踢，那团黑物散开，原来是一条蛇！一屋住二十来个人，床靠床，帐挨帐，为什么蛇偏偏爬上她的帐顶？后来大家分析，大概是因为她正好放了几个松花蛋在床底下，蛇是最爱吃蛋的。又一次，我和小羌在棉田打农药，抓到一条无毒小蛇，只有两尺多长。我俩用尼龙绳拴住它的脖子，拴在小树根下，又用剧毒农药１０５９喷它的头，直到它完全不动了。可等我们打药回来，它又活过来了，我们剥了蛇皮，拿到一整片白色的蛇肉，带回营房（听说焙干蛇肉可治哮喘），那片肉还在我手中蠕动。现在想，我们是这么残酷地杀害了一条顽强的生命。
广东的鱼养在池塘里，池塘边上空搭厕所，大便落下去鱼就过来争抢。在制作虾酱时往往从发了酵的尿桶中掏几大勺搅进去。所以有人编了几句打油诗：广东美食传四方，肥美鲤鱼大便养。馄饨馅里掺蚯蚓，男人小便调虾酱。这几句打油诗有点损，不过我们北方人以后碰到这类食品就要想想了。
我们这批人８月到达时，早稻已收，晚稻已种，农活不多了，干干修理营地、种菜养鸭养猪之类的事，很多时间用来政治学习，拉练、军训打靶什么的。早请示晚点名，集合唱歌祝罢毛主席万寿无疆和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之后再吃饭等等，生活上完全军事化。比起后来转到湖南西湖农场的劳动强度要轻得多。
这个军垦属４２军１２４师，是很有些光荣传统的部队，从东北一直到海南岛，又是抗美援朝时第一支入朝部队，在朝鲜狠打了几个硬仗。政治学习中，听过几次战斗英雄的传统教育报告，多半是四野的光荣战史。那些硬仗都是牺牲掉许多战士的生命换取的。比如迎风山一仗，一个连只剩下一个通讯员，最后连长强迫他下山送信，其实也无信可送，只不过是想保全这个１６岁的孩子而已。这个小通讯员就是我们团的宣传科长。聆听这些悲壮惨烈的史实，我反而生出许多凄凉来。不理解为什么指挥员这么“狠心”。虽然我一直认为如今早已不是几百年前的冷兵器时代，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起主要作用，手榴弹拼不过原子弹，赫鲁晓夫说咱们的民兵是“一堆肉”，原则上也没错，不过当时可不敢说这些，否则我将罪上加罪。
大约是７０年代初，珍宝岛的战斗英雄孙玉国来给全团（全师？）指战员做了一次报告。会场是一片开阔的草地，报告作了一上午，好像很生动，可惜内容我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坐在那儿悠悠的遐想着黑龙江两岸苏联的和咱们的小伙子们在那儿厮杀，心中泛出一股说不清的苦涩。这次报告会后只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那天我们凌晨三点多就集合出发，４点到达时会场的草地上露水很重，但命令我们必须席地而坐，不许垫任何东西。报告结束时，场地上干干净净，但人人屁股上一大块湿印。照例，是各连集合排队离开。途中，我见男干二连的男同志们排成两行站立，不少人手里拿着一把稻草或一块硬纸板，正低着头听他们指导员训话。走过时，顺耳飘过几句话语，逗得我们女干连的同志掩口窃笑。那指导员说：“你们这些臭老九屁股就是香的？就那么娇贵？地上就不能坐了！谁垫了东西把手伸出来啊！偷偷摸摸，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干什么？你们屁股比金子还贵？搞这些阴谋诡计！……”。可笑的是我们这些三十大几的臭老九男同事们都低着头老老实实，挨这位“小解放”的训，也不明白那一大堆政治帽子和那把稻草有多大关系。后来听他们讲，那天至少训了十几分钟，他们连队最后离开会场，只因肚子饿得前心贴后背，低头认错才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初到军垦时，我很高兴，因为，只要对我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周围同志就又敢对我微笑和跟我讲话了，我又能和大家平等相处。但慢慢地我意识到这是假象的平等。尽管我努力改造，叫干啥就干啥，可我还是有个另类阶级的身份。连队里正副指导员、正副连长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我很快就知道负责监督和改造我的是指导员，每次找我个别谈话的都是指导员（换过几任），给我规定平时每周必须交三篇稿：讲用稿、大批判稿、坦白交代揭发稿，清队和其他运动期间还得另加。１９７０年初清队（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不久，王指导员像往常一样在熄灯前把我叫去。平时白天一起劳动时，他也像别的连排干部一样对我和和气气，只有在晚上个别谈话时才挂下一张审讯脸。这次他显得格外严词厉色，说我还有不少问题没交代，说我应当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蒙混过关没有好下场”这些道理。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下放前在所里当反革命时，我已写了多次揭发交代，早已搜索枯肠也想不起还有什么新鲜东西了，来军垦后又一遍遍地写，还是那些玩意儿。王指导员冷笑着问：“你敢封口？”又说：“我知道你现在最怕什么”。我愣住了，只能说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严重的问题没交代，而且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说不上自己还能怕什么。没想到我这无力的辩解激怒了他，突然“啪”的一声，把一个本子摔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那是一沓稿纸订成的本子，约有两厘米厚，封皮上赫然写着“《周密言论集》（上）”，我吃了一惊，难道我被揪出来之前（１９６８年８月前）说了那么多的话？是我说的吗？正在发蒙，他突然说：“我知道你是怕我们枪毙了你，告诉你吧，不会的。”我又吃一惊，又觉得有点可笑，于是壮着胆说，我从来没想过被枪毙，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犯了多大罪需要枪毙我？又说，但我实在不明白还有什么重大问题没交代。当苏修特务？投敌叛国？也没这个条件和机会呀！能不能提示一下叫我回去考虑。他说，你往经济问题上想吧！我更糊涂了，我是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从来没和公款打过交道呀。他问，你卖过一次单位的旧报纸吧？钱上哪儿去了？——噢，原来如此，去年在所里劳改时我的确和一位同事一块儿去卖了一麻袋旧报纸，十多块钱。当时就交给了同室的李金玉，她还记了账（幸亏记了账），又幸亏李金玉同志也下放在一个连里，第二天疑问全清楚了，洗刷了我“贪污”的罪名。
折腾了大半夜，又挨了要枪毙的吓唬，原来就是为了用这卖报纸的十几块钱考验我是否老实，这种教育改造方法实在太低水平了。我的收获是发现了有一本我的言论集，还挺厚。还是上册，我估计是揭发我的各种材料的合订本，像是手抄的。几年后要平反时，领导问我要不要看这些“黑材料”再当我面销毁，我说不用了。所以以后再没见过。
同为“军垦战友”，也要有阶级排队，护校的学生一般都是依靠对象，学历高一点的就多半要夹着尾巴一些。个别年轻的姑娘，平时一块生活劳动也和你说说笑笑，哪天她要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就有权拿你撒气，突然翻脸侮辱你几句，什么“别忘了你是现行反革命！”“你就该老实改造，有什么发言权！”提醒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这类不愉快并不常发生，事后也往往能得到其他战友的劝慰。后来我想，学会忍受屈辱也是文革对我的一种锻炼。
实际上，既有“排队”，受到歧视的又何止我一人，只举一例吧：１９６９年底“林彪一号通令”后不久，连排组织一次拉练，又开会批苏修，分析形势，大家表态，一旦苏修打过来我们怎么办等等。我相信我们这批年纪大一些的大学毕业生谁也不会认为会出现这种形势，不过开会时人人的表态都充满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战友陈秀江原是情报所俄语翻译，她表示一旦打起仗来，她自愿奔赴前线对苏修士兵喊：“放下武器，缴枪不杀！”连干部表扬了她的发言，说能结合自己的实际行动。第二天，一个对我最友善的炊事班的小战士，１９岁，姓黄，在我帮厨洗菜时悄悄对我说，昨晚连干部一起聊天时（炊事班就住在连部隔壁，同一草房，隔半堵泥墙）说，如果苏修打过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这些懂俄语的“突突”了，省得他们叛逃，“还想上前线当翻译，做梦吧！”小黄问我懂不懂俄文，我说懂，他叫我千万别暴露（真是个傻孩子）。
又过了不久，炊事班的战士们都要回原连队中去，要我们下放人员组成炊事班。都知道炊事班是连队中最辛苦的，起早摸黑，担水挑柴作一连近百口的饭菜，于是连长让大家自愿报名。我也积极报了名。小黄马上对我讲，你干吗报名呀，领导不会批准你去的。我说炊事班是最艰苦的岗位啊，他说但必须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去，他们担心你这种人放毒怎么办？果然平时常把最脏最累的活派给我的连干部们却没让我进炊事班。这个小黄回炮连前给我悄悄留下了他广西农村老家的地址，说他也快复原了，万一我碰上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可以上广西找他去，千万别想不开。年底我们转到另一个营地潼湖农场本部后还收到过他一封信一张照片，我担心连累他没有回信，还销毁了他给我的信，只是留了照片。次年四月，我们转到湖南西湖１４２师的军垦农场，就完全失去联系了。
多年后，每当我回忆起文革期间这段另类对待时，我悟出这是上天对我有意的安排。他使我变得能够忍耐，这个“忍”中并无半点韬晦之心，报复之意，而是一种对人的宽容大度，使我从此能从更高的角度和基点来认识人类、认识历史、认识世界。我感谢命运的安排。
１９７０年３月，广州军区的七机部下放人员都集中转到湖南西湖军垦农场。这是个四面环水围湖造田的人工岛。进出都通过一个叫柳林嘴的小港口。据说这里曾关押过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战俘，我们到时，原劳改人员当然全都不在了，换上“文革”下放改造的人群。原模范监狱里住着广州军区团以上干部，当然全是“有问题”的，后来当了国防部长的秦基伟，被单独安排在一个战士连里，不允许他和战士交谈。这个连紧挨着我们一个男干连，他偶尔有机会和男干连的同志有点交往，还吃过他们包的饺子。高墙四围还留有铁丝网。老头们进出干活，都不与人打招呼讲话。我们称老头连。七机部的五个干部连（两个女干连，三个男干连）都分散在湖区各处。还有几个学生连，里面有北大西语系的学生，学生们就比较随便，路上遇到我们问长问短，打听外面有啥新闻，我怕惹麻烦，尽量不和陌生人交谈，避而远之。其中有个瘸子我看他气度不凡，侧面一打听，原来是聂元梓“北大公社”对立面的一个头头，被对方捉去膝盖里钉了钉子，残废了。农场中除了这些下放改造的，当然还有战士连队。这个农场属１４２师，文革后又听说这是林彪的一个黑师，即编制外的师。传说，６０年代林彪乘坐直升机在这个湖区上巡视过一次，然后就定下这个点了。我要是个“戏说历史家”，就会写个林彪坐船到这儿访问他的老对手杜聿明的故事。
我们到西湖时正赶上早稻插秧，每天一大早就下到深过膝盖的冷水中插秧挑秧，累得要死不说，各种病都来了。妇女病最多，腰酸腹痛，月经不调，再就是关节病皮肤病。不少人因蚂蟥蚊虫叮咬不愈而长脓包。小蔡生长在城市，不会肩挑，把扁担放在背上弯着腰走，干活笨手笨脚，总是满脸满身泥水，惹得大伙哈哈笑。她的两条腿被虫咬的像梅花鹿一样，有的疱肿得发亮。可也没听她叫过苦。和大多数下放干部一样，我们当时坚信毛主席，劳动改造决心大，自觉性高。
入夏后我被分到棉田班，背着药筒巡逡于棉田中打剧毒农药１０５９和１０６０，偶尔也用用“乐果”。虽规定要戴口罩，蒙头巾，扎裤腿，可在３５～３８℃高温下，在闷热的棉田中行走，谁能穿那么多？就这么着还浑身被汗湿透。因农场是围湖造田造出来的，像个大盆，四周高中间低，大田一般都在洞庭湖水平面以下，气候特别湿热。因此植物也生长的茂盛。那年在路边积肥堆上发现一棵棉花，足有一人来高，结满棉挑，后来特意保护了一番，秋天挖走运到军区某地展出，据说一百多个棉桃，变成我们军垦农场的成果和骄傲。我们自己种的棉花，包括老头连、干部连和战士连，老头连亩产第一，战士连最差，平均亩产籽棉才一百斤多一点。
转眼到了盛夏双抢季节，双抢就是抢收早稻抢收晚稻。每天早上三点起床出工，干到６～７点在田边吃早饭，又干到１１点多收工，１２点午饭后休息到下午６～７点又出工，到晚上１１～１２点收工。这期间我们女干连配合战士连一块儿干活。最累的体力活，如脱粒、犁地和耙田都是年轻战士们担当，我们只做割稻、捆稻草、插秧、挑秧等活。那时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轻伤不下火线”，在３８度的酷暑下，连续奋战十几天，好些个战士累得晕倒在田里，干部连中也有发高烧不下火线而晕倒的同志。我全身的衣服和打了４～５层补丁的旧军裤，每天都被汗水完全浸湿，只有衣角处两小块干的地方。中间偶尔休息５～１０分钟，我们一瘸一拐走到路边，躺下就迷糊了。中午回营地吃完饭，往往又累又热吃不下多少，脱光衣服拿桶水冲一下凉，爬进蚊帐，累得连话都懒得讲。下午集合出工时，又穿上被汗浸透尚未晾干的工作服出发，干到半夜，在手电的照明下，一脚高一脚低走回营地，好像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状态。十几天下来，人瘦了一大圈。
男干连同志因没有战士做主力，比我们累的还惨。有几次收工路上经过他们田边，只见他们上身是破网般的背心，下着裤衩，腰里拴一块围裙般的肮脏塑料布，真像一群旧社会的乞丐。现在年轻人决想不出他们那副模样。无怪事后一位男军垦战友曾感慨地说，咱们那会儿真是九死一生脱层皮呀！
我想这正是改造我们的人所希望的。有次团参谋长（好像姓郑）来地头视察并动员，讲了不少表扬大伙儿（包括战士）的话，但有两句叫我永生不忘，大意是：就得叫你们这些臭老九累得连话都不愿意讲了，才能把你们改造好！这位参谋长出身好，苦大仇深，战争中还立过功，他对我们训话前常讲的开场白是：“我是个大老粗，肚里没墨水……”他这么讨厌臭老九，估计也是当时政策使然，不是他的过错。他本人是个绝对迷信毛泽东的农民。
在南方，一般秋后农活就少多了，摘棉花、积肥、养猪羊鹅鸭，干些杂活。潼湖后期，我在养猪班干了一个多月。几十头外国大猪是师部分配的任务，连队自己养一些中国黑猪，用以改善饮食。黑猪比白猪聪明，讲卫生。都说猪脏，其实不然。它们从不在卧室（一堆稻草）里拉撒，即使夜里也会到别处上“厕所”，然后拱进干燥的草堆中接着睡。都说猪笨，更不对。每次连里改善伙食，都是连队干部去圈里逮猪，于是但凡我们挑着猪食去喂，它们都争先恐后挤过来，一旦看见我连的干部来了，就四散奔逃（别的穿军装的人一概不怕），个别猪能跳过一米高的圈墙，窜到庄稼地里，怎么也逮不着。西湖后期，又分到奶牛班，每天铲粪，打扫牛棚，挤奶，调饲料和放牛。这是一群荷兰种的奶牛，其中最老的一只是从荷兰空运来的，耳朵上剪有档案号，已有２２岁，产奶量很少。虽然很瘦，庞大的身躯，仍然能够使人依稀想象到它当年的风采，大概是这群牛的老奶奶。牛们很尊老，每次放牧，它都走在最前面，哪怕走得再慢，别的牛也不会超越它。一次，过一条土沟，它没跳过去，摔在坑里，牛们围在旁边不走。我们叫来了连干部，也无法把它从坑里抬出来，它不挣扎也不叫，只是呆呆地看着围在四周的人和牛们，眼里滴出一串泪水。连干部们说没希望了，大家割了些草，放在它嘴边，又拖来一些树枝搭在坑顶上遮阳，我们勉强把牛群赶了回去。第二天上午经过那儿时，坑已经被填平，我知道老牛已被埋在其中，因为奶牛，军马军犬等都不许被剥皮食肉，必须全尸掩埋。此后领头的便是老奶奶的女儿，牛群到达被填平的坑边时，都停下来不走，围了一圈哞哞地叫，声音十分凄惨，连我这个赶牛的都忍不住倏然泪下。一连几天，牛群都固执地来这里缅怀几分钟，我们想绕道而行都不可能。
在西湖农场，我们女干三连的驻地在公路边上，来往行人很多，刚来时常丢失晾晒的衣物。连队只好养了一只小狗，这只小黑狗很快就长大了。与当今的宠物狗不同，它从不和我们—起玩耍，总是骄傲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搭理人。可也怪，一进来外人，它就追咬，奇怪的是它能分清何为外人。我们女干三连的周围几里外有不少居住点：师部，战士连，男干连，男学生连，老百姓的居民点（多半是为劳改释放犯所建）。男干连和男学生连都不穿军装，平时也是破衣烂衫，和老百姓居民点的人没有区别。可狗就能区分得出来，它从来不追咬周末来看望我们的男同事们。
在军垦我们不养鸡，不知为什么刚长大一点就得鸡瘟，全死了。后来改养鸭子和鹅，好养，长得快，从春天养到夏末双抢季节，正好可以改善连队伙食。鹅很有意思，早上把它们赶到水沟边放牧，上午有只雌鹅要下蛋了，一只雄鹅陪它回家，雌鹅进屋下蛋，雄鹅在门口守候。下完蛋，雌鹅出来吃完炊事班撒的一些营养餐（一把稻谷或碎黄豆）两口子就又摇摇摆摆地回放牧地了。这期间，若好奇想看看雌鹅如何“分娩”，准会挨雄鹅一番追咬，就连小黑狗也不敢靠近“产房”一步。
聪明狡猾的猪，驯服忍耐的奶牛，夫妻恩爱的鹅，识别能力极高的狗，它们都有灵性，同类之间很有情义，我和动物们单独相处时，觉得心里更轻松一些。在牛班是我军垦几年中最轻松的时光。班长林彬彬也来自十二所，她是程子华同志的女儿，也是解放区长大的。干起活儿来胆大不娇气，和我脾气相投。她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我经历也较相似。她时常派我去放牛，这是最轻松愉快的活儿。我可以坐在田野里看看蓝天白云，享受大自然气息，脑子里一片空白。有次碰上一个在放水牛的小战士，拿张歌片让我教他唱歌，几次相遇下来，他悄悄对我说，听说你们连有个周扬的女儿，哪天你带我去看看。我说，我就是。他的脸唰地红了，张口结舌。以后再也没见过他了。
我们女干连大学毕业者只有十几个，更多的是中专、技校和护校的年轻姑娘。尽管那个年代是学历越高越不受信任，但连队干部们因自身文化不高，还常常利用一下我们。比如小蔡，非党员，属“可教育好的子女”，可年终、季度中的四好连队总结报告还常让她代笔，以连党支部的名义上报。从在潼湖起，我就常常被派给墙报、板报画个报头和花边什么的。这些装饰无非是红旗、红太阳、大海、向阳花几种。有次说师领导要来视察，叫我们出一期漂漂亮亮的墙报。我觉得平时用的红色太多了，鬼迷心窍，这次来了一圈黄色向阳花，配以绿叶。剪、贴、画都已搞完，正打算到营地外散散心，排长张瑞华匆匆跑过来（西湖时期干部连的排长由解放军换成下放干部来当了），说指导员来检查，大发雷霆，赶紧重新搞。我和她急忙跑师部小卖部买红纸，剪了一大堆红旗红太阳，让墙报红彤彤起来，才算了事。
不久全师干部连搞文艺会演，却叫我这个重点改造对象编个对口词（俗称三句半）和写个小剧。好在那时的“剧”实质上是活报剧。倒不很难。在后台碰见女干四连的傅凝，当时她是十三所下放来的，现在笔名叫戴晴，已是海内外著名作家了。她虽说是哈尔滨军工毕业生，却很有文艺才华，自编自导自演，样样来得。我对她说，她那个剧写得挺好。她说，什么好不好的，现在的文艺就是“台上跺一脚，台下吓一跳；台上几声吼，台下直发抖。”（大意如此，我记不清了）。吓得我赶紧叫她别胡说。她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这是周总理讲的。她说的是否真有其事，到现在我也没搞清。
虽然在南方几乎没有农闲的时候（我们特羡慕那些下放到沈阳军区的人），闲一点时部队领导对干部连进行形势教育、传统教育，只是后期没再搞“清队”了。１９７１年８月２０日—９月１０日双抢之后，又开始“基本路线教育课”，指导思想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以中央两报一刊‘七一’社论为依据，紧密联系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省军区孙副参谋长讲课。山东人，１９３９年参加革命，他父亲五十多岁时参军，抗日时牺牲了。母亲被汉奸打断了腿，他身上满是伤疤，是各个时期日本人、美国人和国民党留下的“纪念”。解放海南岛他是４３军渡海先锋营营长，打仗身先士卒，立过大功。他很生动地描述当时的战斗情况，小木船渡大海，风浪大，许多战士先是吐饭、继而吐黄水，继之吐血，最后吐蛔虫，一堆堆蛔虫从嘴里吐出来！一上岸就打仗，有时一天打好几仗，有次２４小时内打了一白天的仗，吃一顿饭，走１２０里路。这样的苦，这样的难都没有压倒当年的解放军战士！同时他又详尽地讲了当时解放海南岛的作战部署和经过，以说明林彪、李作鹏指挥的如何如何英明。可惜这部分内容我没记录。忙完农活已是“９１３”事件之后，１０月２９号开始学习中央６８号文件，要揭穿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三个阴谋，四张画皮”，批透其“三个谬论”。还是孙副参谋长来讲课。他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山海关失守一直讲到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总之，林彪和黄、吴、李、邱等人指挥如何如何失误，多亏毛主席正确领导，四野才能横扫湖南，解放海南。林彪不仅无功，反而有罪，彻底剥开了林“常胜将军”的画皮。不管九月中和１１月初讲课怎么不一样，我们都专心听，认真记，热烈讨论，因为政治学习时，每人必须发言表态，并谈心得体会。像我这类特殊对象，还需交大批判稿。有次我写得太少，也不深刻，当时谢指导员把我叫去狠训一顿，说我敷衍了事，蒙混过关，把我的批判稿摔到桌子上。我当时对林彪为什么要坐飞机匆匆叛逃也不很理解。更和这个军队集团的人毫无关系，真不知怎么写自己才能“过关”。据说后来我们调回北京后，他升任了营指导员。
到１９７２年初，军垦下放人员约有一半已陆续调回原单位或调到他们的家乡。批判林彪集团时，有消息传来，说军垦剩下的这一批，多是政治上不可靠分子，他们打算经过最后一次排队后，剩下的都送山西大同，男的下煤窑，女的分到一些小企业中当工人。“９·１３”事件之后，这个计划破产。这里摘录几段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２日的日记，反映出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感想。
“原想将来有份工作，逆来顺受，能平安过一生就行了，没想到等待我的远不是个称心的工作岗位，而是监狱、手铐，说不定还该枪毙。”
“天天在这儿改造思想，写心得体会，斗私批修……你不想惹他，他偏要惹你，而且还要你的命呢！……”
“托毛主席的福，不然我们这批人死了都不知道到哪儿喊冤去。毛主席，但愿您老人家长寿几百岁！”
１９７２年３月初，我最后一次从北京休假回到农场后不久，就知道了最后一批军垦人员全部返京的消息。这时的女干连尚有１２９名在编人员。３月１０日—２２日给我们十几天休整休息时间，３月２３—３０日进行分配教育，实际上绝大部分都回原单位。３月３１日出发，从柳林嘴坐船到长沙，４月２日乘专列，４日到达北京。
其实，这两年八个月的军垦下放生活内容，足足可以写出一本长篇小说，只是一则本人笔拙，只会真实记录，二则年岁大了，不愿老回忆起那些叫人心绪沉重的往事。历史往往是一段分不清是非功过的时间过程，一切主导历史车轮的伟人，大都是既有功也有过。而那些只求温饱的草根阶层，在跟随历史车轮晕晕乎乎地瞎跑时，只要能维持做人的道德底线就已经不错了。
□ 原载《记忆》季刊２０２年第三卷第一期，２０２１年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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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１９６７：荒唐惨烈的重庆“八·八海战”
·巴陵山鹫·
重庆八月战争中较大的武斗案例有建设地区争夺战（含清水池战役）、空压厂争夺战（含王家大山战役）、嘉陵厂争夺战、嘉陵江大桥战役、江陵厂－重庆大学炮战、潘家坪地区战役、上新街战役、歇马场战役，再就是这次“八·八海战”了。
一、舰队出发
８月８日立秋，但山城烈日依然肆虐，火炉气候十分爆烈。下午４点正，一支由三艘武装舰艇组成的重庆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在国营望江机器厂举行了简短的出征仪式，然后离开郭家沱码头溯流而上，朝上游的九龙坡浩浩荡荡驶去，以期给国营建设机床厂的军工兄弟送去四门陆用三七炮（配备数百箱炮弹）大批药品、香烟、生猪和粮食，达到至少换回１万条半自动步枪的目的。
打头的“望江１０１”原是国民党的江防舰，舰长约４０米，本是望江机器厂的交通艇，在山城武斗急剧升级的日子里重新披挂上阵：舰艇前段装有双联海三七高炮和海四联１４·５毫米高射机枪各一座，后段装有双联海三七高炮和海二联高射机枪各一座。
其次是“人民５号”，过去是一艘美制登陆艇，在运输物资途中被劫来重新装上铁甲，船头驾驶台左右两侧，各安装了一门陆三七高炮，在驾驶台前装重机枪一挺，驾驶台后面装高射机关炮一门，船尾装海三七高炮一门。旗杆高悬“反到底一号”标志，成为这支舰队的“旗舰”，２２岁的共青团员、“军工井冈山”头头邓长春自任舰队司令，坐镇旗舰。
垫后的“嘉陵１号”原是国营嘉陵机器厂的运输船，进望江厂改装成炮艇，参与“第一舰队”统一行动。“舰长”李鲁沂（８.１８日在王家大山战役毙命）被封为副司令，紧紧跟随邓司令一道“共赴国难”。
二、炮轰船厂
从望江厂到建设厂４０余公里的长江航道两岸，基本上是“８·１５”派势力范围。手持各类老式轻武器的“８·１５”战士，看见江面上悬挂着反到底旗号的战舰，怒火冲天，骂声不绝，虽然明知无济于事，仍旧禁不住举枪就射。舰队根本没有瞧上这些散兵游勇的冷枪飞弹隔靴搔痒，毫不理睬继续昂首前行。
前面是唐家沱了，这里有一个东风造船厂，是西南最大的造船工业基地。经历过多次武斗的青年邓司令稳坐旗舰，脑子里还闪现着上月省革筹副组长刘结挺亲切接见时的场景，体会着“８·３”事件中击沉军分区巡逻艇的壮举，回味着出征仪式上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世界革命看中国，中国革命看四川，四川革命看重庆，重庆革命看望江”！而望江革命自然看邓长春了。
密集的枪声打断了邓司令的思路，知道这里的８·１５派有一定实力，按照出征前拟定的计划应该狠狠打击，豪气满怀的他便把眉头一皱手指一点，对身边的传令兵厉声说道：“给它点颜色瞧瞧！”
话音刚落，“两短一长”的射击信号已经发出，早已憋满气的炮手们对着岸边庞大的浮船坞和轮船就是一阵猛轰，随着阵阵爆炸浓烟的升起，岸边的“人民６号”等多艘轮船起火，多人死伤。
舰队抵达窍角沱，舰队开始变阵，由“１”线型变为三角形，“望江１０１”在右，“嘉陵１号”在左，旗舰“人民５号”在中后，继续上行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三、激战红港
前面就是两江交汇的雄伟的朝天门了，这里是进入重庆市区的门户，文革期间，有一个非常时髦响亮的名字——红港，８·１５派的铁杆组织“长航兵团”和“港口兵团”总部就驻扎在这里。
刚刚得到“舰临城下”消息的红港８·１５派拉响了紧急警报，港口兵团大楼的喇叭“哇啦啦”地仓促响起，紧张恐怖的气氛顿时弥漫码头上空，一个沙哑刺耳的男声反复不断告知驻防人员准备战斗，码头上用沙包堆砌的简易工事上，立刻布满了几十条机枪和步枪准备应战。
喇叭同时告诫码头四周的居家百姓恶战即将来临，立即转移躲避！百姓们闻声惊慌失措，扶老携幼，仓皇逃生，躲进楼底、崖壁、防空洞等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长航兵团立即发出紧急通知，十万火急呼叫“长江２０７”、“人民２８”、“人民３０”等几艘船只马上驶向长江，武装拦截即将抵达的“反到底”舰队。
停靠在嘉陵江河道里的“人民２８”、“人民３０”号轮得到命令后，拼命朝长江赶去。而身在长江河道的“长江２０７”勇士们在没有同伴掩护协同的情况下，孤身朝下游驶来的三条炮艇迎了上去，企图以短兵相接克敌制胜，解决没有重火力的弱点。
反到底舰队同时遭到来自南岸轮渡公司修理厂和红港港务大楼及码头上的机枪猛烈夹击，密集的子弹打得舰艇甲板嘭嘭着响，有船员中弹受伤了。
一路逆水顺风趾高气扬的舰队炮手们遭到如此顽强的阻击，无不怒火中烧，一边用舰上的高音喇叭叫嚷：“我们是到九龙坡卸货的，你娃不要打哟！不然我们打过来，你娃吃不消哈！”一边拼尽全力朝敌方船只和红港阵地开炮。
武器毕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那只首当其冲的民用拖轮“长江２０７”虽然显示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却被无情的炮弹击中，迅速起火燃烧，侥幸未死的勇士们只得弃船跳水逃命，又遭到舰载机枪的疯狂扫射，不少人脑浆迸裂，葬身鱼腹。
两艘非武装的小型火轮“水运１０４”和“水运２０４”看见“长江２０７”起火，迅速开进长江，企图对其施救，也被机枪子弹击穿顶篷，只得被迫退回小河以求自保。
随后赶到的“人民２８号”从嘉陵江口驶出，８·１５战士手持步枪冲锋枪面对旗舰“人民５号”一阵狂射，无奈飞梭的子弹在舰艇厚实的铁甲钢板面前是那样的无力。在舰艇的三七高炮平射下，“人民２８号”顷刻中弹倾斜，高压油箱被打坏，真是火上浇油，熊熊烈焰直冲天光，灼热的江面如沸水般腾滚，船体随波逐流被带到下游数百米岸边沉没。
反到底舰队又集中火力猛攻刚刚赶到的“人民３０号”，数十发炮弹在该船身边爆炸，致使船尾受伤，不得不带伤拼命退回嘉陵江内躲避锋芒。
四、烈焰燃烧
反 到底舰队旗舰和嘉陵１号（望江１０１完成护航任务返航，沿途又击伤多艘轮船）逆长江继续上行到达黄沙溪江面，又遭到南岸国营长江电工厂“八一兵团”猛烈射击，旗舰上再次出现多起伤亡，舰队立即开炮，长江电工厂的油库被击燃，拖轮“长江１号”被击沉。大地在颤抖，空气在燃烧，火光和浓烟遮盖了夕阳的余辉，江防阵地和厂区一片混乱。
此时，位于长江北岸的重庆警备区大院内，驻军将校们正陪着四川省革筹派来制止武斗的钦差大臣郭一民隔岸观火，洞察武斗趋势，望着炮声隆隆，硝烟滚滚的长江无不感到万分震惊！
一贯支持和称赞反到底派是“文斗模范”的郭一民暗自叫苦，大骂邓长春打炮不选择地方，“就像专门打给我看似的，弄得我说简直说不起话，太蠢了嘛！”
舰队边打边走，于傍晚八点左右抵达目的地建设厂江岸，身带战火硝烟的邓司令笑容满面，朝岸上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不断高呼：“我们胜利了！”
因武斗交战被围困多日的建设厂军工井冈山“红大刀”早已陷入断炊境地，随船送来的四门陆用三七炮，以及活猪、罐头和其他日用品无异于雪中送炭，坚守阵地的战士们无不欢欣鼓舞，斗志倍增。绝地逢生的他们后来终于把８·１５派赶出该地区，取得“八月战争”的阶段性胜利，此乃题外话。
这场惊心动魄的“海战”，反到底舰队共发射炮弹１９７５发，机枪子弹无以计数。据文革后官方出版的《重庆大事记》记载：“当场打死２４人，打伤１２９人，打沉‘长江２０７’等船只３艘，打坏１２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数月之久。”
８·１５派将打捞收拢的２０多具“八·八”海战阵亡人员尸体集中埋葬在那个弹痕累累的红港码头，却没有像沙坪公园“红卫兵墓群”那样得到幸运保存，早在文革后期就被强制拆除荡然无存，海战所有痕迹从此消逝得一干二净。
□ 来源：《龙门阵》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