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真正的思想家不以福音为耻
中国文艺青年误读西方人的文学艺术作品，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长期以来我们读《悲惨世界》，只能读到街头革命和反抗压迫，但雨果的本意，却是讲人的救赎和法律的精神。《安娜卡列尼娜》这本据说人类历史排名第一的小说，托尔斯泰是讲人性有罪的巨大报应，中国人却只能读到人性解放的文艺腔调。艾略特的黄金诗章《荒原》，讲人性败坏后世界的荒芜，很多中国诗人只能记住残忍的丁香这个优美词语。
如果说对文艺青年的批评，还有人接受，那么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事实上一直在误读哈耶克，估计所有的自由主义书生都会跳起来反对。的确，现代的中国自由主义书生都以讨论哈耶克为谈资，谁不讨论哈耶克，基本就不上道。但我得说点难听的话，中国的这些自由主义学者，就没几个人真正读懂过哈耶克，纯粹是拿着哈耶克的东西装门面。水准稍微好一点的学者，也不过是把哈耶克的有些思想拿过来，当作批评的武器。也就是说，在哈耶克所批评的对象与中国自由主义学者批评的对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观念不对称。
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概念，这个经济学意义上的表述，和托克维尔讨论的民情秩序，奥斯特罗姆讨论的多中心治理，都在思想的同一维度上，都是立足于西方社会几千年的教会分散治理结构提出来的。而且重要的是，哈耶克所讨论的自发秩序，已经不再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一个知识论的概念，人性论的概念，政治学和伦理学意义上的概念。
这里面内含着三个重要观念，第一是上帝之下个体人的绝对意义，第二是教会走向分散的传统秩序，第三则是小政府成为可能。其中的原初意义是要绝对尊重上帝之下个体之人的唯一性和分散性。只有这样去理解，人们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哈耶克会提出自发秩序的概念，而不至于仅仅拿着自发秩序的概念去批评现实问题。
但中国学者由于不能切入到基督信仰的传统里面，所以抓住「合作」这样一个观念涌现意义上的结果性概念，然后试图从结果的进路去理解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为什么成为可能。这是典型的从结果推导原因。合作仅仅是自发秩序的一个结果，合作的前提是每个人的知识和偏好的分散性。是分散性导致了市场的合作，而不是合作带来分散秩序。分散性是合作的原因，分散性也是合作的结果。分散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是人的理性设计能力不可能完成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哈耶克批评的对象，是每个人的理性的致命自负，而不仅仅是专制主义、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事实上这些显在的批评对象，仅仅是哈耶克在批评理性自负的命题上的一个或者几个例证。
逻辑的意义上，任何结果都小于原因，任何事实都小于观念。中国读书人的心智就卡在这里，如果不谦卑下来进入基督信仰传统，苦读圣经的观念秩序，我把话说绝对一点，中国的自由主义读书人永远无法进入思想之门，永远都是一群西方思想的看客，一群西方知识的消费者。至于那些没有自由主义常识的人们，连知识的消费者都算不上，永远只能被他人奴役。
第二个例子，很多中国的自由主义读书人总是在说，哈耶克不相信上帝。这是典型中国观念秩序意义上的胡乱猜测，是把哈耶克强行塞进中国人的头脑里。哈耶克曾经说自己是「一个老辉格党人」，仅仅就这么一句声明，如果了解英国思想史的涌现秩序，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哈耶克一定是相信上帝的，他就是上帝存在秩序意义下的一个思想的门徒。也就是说，在传统的观念秩序的意义上，哈耶克只能在基督信仰的观念进路里思考，这是他作为思想家的惟一基准前提条件。
这个理解的进路并不难，我们换个方式思考，如果一个中国人声称自己并非儒家门徒，这在观念秩序的意义上是站不住脚的，意味着这个中国人把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架在观念的真空里。每个中国人真实的观念秩序是，只要你生在中国，生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你天生就是儒家的门徒。你生是儒家的人，死是儒家的鬼。即使我这种围绕论语一条一条辨析过的基督徒，也会时不时掉进（回到）儒家的观念秩序里，并且当时当地对自己的观念秩序的顽固性完全不能自知，无法形成对自己的思辨能力。
事实上，哈耶克晚年最大的公开活动就是去会见教宗，并说自己只是偶然在海边拣到了上帝的几块漂亮的马塞克碎片。这是一个信仰上帝的人才可能作出的行为。
第三个例子，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可以肯定的认为，不仅是哈耶克，包括西方所有试图讨论理性自负的思想家，其问题的实质都是立足于人类的思想行为从第一性原理走向经验主义的过程中可能夸大了人类经验的能力，忽略了第一性原理的前提条件，以至于人们越来越高估人类的理性的可能性。
从笛卡儿开始勃兴的第一性原理时代，前后经过了100多年的深耕之后，遇到了从休谟、洛克开始的经验主义的挑战，时间也延续了100年左右。两种思想流派辩论的结果，在康德这里得到了一种综合的判断。也就是说，基于第一性原理而展开的知识论和基于人类经验而展开的知识论，同时成为人类科学的两种方法，并且在康德这里得到了综合。思想史上并不存在第一性原理否定经验主义或者经验主义否定第一性原理的思想史现象。知识人多样性的思想争鸣，为人类的心智拓宽了视野，找到了更加具体的方法。
但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们对这样的思想史进路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他们多数都是从哈耶克的批评对象开始思考的，即哈耶克所反对的也是他们所反对的。比如大政府主义，比如集体主义，比如对个体权利的剥夺，比如对市场经济的人为计算，比如凯恩斯主义。但是在哈耶克的分析框架里面，这些对象都是处在人类的理性自负的版图之中的几个实证性案例。
哈耶克真正要批评的是人性论的一个错误倾向，而不仅仅是极权主义的一种行为方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者在阅读哈耶克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哈耶克所批评的致命的自负，其实在批评所有人，其中也包括了哈耶克本人和他的思想的追随者。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读书人是无法跨越的，多年以来的「为人师表」、「唯有读书高」之类的传统观念，始终把所有的读书人控制在自以为是的窠臼里。要想逃脱这个窠臼，必须在观念上死过一次。只有观念秩序重生之后，一切才会真正开始。所以我在和他们交流的时候，曾经很刻薄地建议他们必须把所有已经存储在他们的心灵中的全部观念都扔掉。当我这么说，结局一定是在意料之内的，他们集体指责我过于独断，缺乏多样性的包容，甚至有人指责我真理在握。
我这么讲述哈耶克的观念秩序，是不是意味着哈耶克毫无问题，显然不是。当我们试图去发现哈耶克的问题所在，我意识到是在批评一种关于现代杰出的思想家所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知识份子总是不愿意说出上帝之名。
一个在观念秩序的意义上以上帝存在为基准的思想家，在表述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候，却不直接说出上帝之名，而是用思想家自己的理解方式，找到一些新的概念、发明一些新的名词，以此确立自己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涌现位置。这几乎是所有杰出的现代思想家都在努力践行的方法论：一种对事物拥有命名权的人性满足感。
比如亚当斯密发明的「看不见的手」、「无偏差的旁观者」，这两个新概念的确是经济学思想史和伦理学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学术建构，后来的学人正是因为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得以成为斯密的传人。但问题是，在斯密的原初观念秩序的意义上，「看不见的手」就是上帝之手，「无偏差的旁观者」就是上帝无所不在的审判的意志（上帝是灵）。为什么斯密不愿意直接使用上帝之名，却绞尽脑汁要发明一个或者几个新概念呢？
如果借用圣经的话语体系来批评的话，那么斯密这样的思想家典型的问题就在于：现代思想家为了获得思想史的地位，普遍以福音为耻。
哈耶克的问题也是如此。当他说出「自发秩序」的概念的时候，意味着这个概念是超越所有人性论和所有认识论的，圣经告诉我们，真正能够高于（超越）人类意志的存在，只有上帝意志。当哈耶克把「自发秩序」的概念拉高到真理的位置，事实上意味着他已经用这个新概念取代了上帝意志，人的观念和行为的自发秩序取代了上帝的第一推动力。
康德的问题也在这里，当他试图描述终极的「上帝存在」概念的时候，他没有直接说出上帝之名，而是使用了德语“das Ding an sich ”这样一个哲学式的思辨表达。翻译为英语：就是“thing-in-itself”。
这种由思想家发明出来的新概念，因为内含着思辨的复杂性，必然导致读者在接受和理解上的巨大分歧。中文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界定为「物自体」，由于经过了从德文到中文的意义过滤，更由于偏离了康德所在的观念秩序传统，因而这个已经被误读的概念就会再次被放大。
thing，并不直接对应中文的「物」，借用哲学的一些现有概念，应该理解「实在」、「事实」、「本体」。如果直译康德的这个概念，应该是：「本体在他自己里面」。中文译者翻译为「物自体」，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唯物主义观念的翻译，与康德所在的观念秩序相比，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麻烦在于，这样的意思，无法找到一个现成的中文短词语，而且中文词语的结构形态也无法让翻译者发明一个短词语来表达上述意义。
到底应该怎么理解”thing-in-itself”，可能最简便的方法，是去尝试理解圣经《出埃及记》里上帝对摩西自我陈述的句子：“I am who I am.”这句话在中文圣经译本里的翻译是：「我是自有永有」，属于典型的意译，并没有体现出其中的结构。但意思似乎体现出来了。
所以，thing-in-itself，这是一句很难用中文书面语表达出来的句子。译者试图通过造新词的方式来翻译是错误的，应该是造新的句子。具体地说，就是应该用口语的形式，尽量周密地用从句结构把这句话说出来。然后去体会其中的内在的关系、结构、张力和秩序。
麻烦在于，经过从德语康德到英文翻译再到中文翻译再到读者接受这么长距离的传播理解过程，康德的本义早已经被严重误读了。所以必须指出，这一切的误读，都是康德作为一个近现代的思想家不愿意直接说出上帝之名，甚至以福音为耻的结果。
我这样辨析经典思想家们的思想指向，并非吹毛求疵，而是试图陈列知识的一种挥之不去的人性现象。以我自己为例，这些年我同样试图发现并说出一些新概念：
——观念秩序：这个新概念所对应的是人的境况；
——开放式纠错：这个新概念所对应的是人的帕雷托改进过程；
——三一模型：这个新概念所对应的是人的方法论。
之前我曾经打算把这三个新概念综合起来建构一个成体系的思想结构，然而现在我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意识到，所有的思想建构都是危险的，都是致力于巴别塔的理性自负行为。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大灾难都是知识人自负的建构的结果。此时此刻我知道了一个常识，人最好的思想状态是让思想处在碎片状态，即思想处在分散秩序之中，而不是建构一座思想的大厦。当我这样做，我既能保持思想的快乐，又对人性挥之不去的理性自负时刻保持某种警惕。
我们的上帝是有名字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是主观存在的上帝。耶和华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就是父子孙三代人的上帝，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当一个人对上帝的信仰直接表现为上帝之名的信仰，他的信仰秩序才得以稳定确立。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个关于人类行为的巨大诫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类思想家的终极边界和终极禁忌。这个道理不难理解，让我们缩小我们的视野来讨论。当一个人明确知道自己的父亲，那么他一定明确知道父亲的名字。一个人不可能对着一位完全不知道名字的貌似是自己的父亲的男人高喊父亲。所以常识需要再次说出，当我们高喊父亲，我们知道父亲的名字，知道那个惟一的男人就是我们的惟一的父亲。
人类对造物主上帝的认知，人类对那位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的惟一的上帝的信仰，就在于我们明确知道上帝的名字，而且热情地呼喊上帝的名字。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个人不直接说出上帝之名，一个人就会理所当然地走进理性自负。这种理性自负首先表现为一个人竟然试图僭越上帝的位置，或者把其他虚无的存在理解为上帝，以及试图用一种人类自己理解的名字给上帝命名，从而构成信仰意义上的「假名现象」。
在思想史流变的意义上，这种不直接说出上帝之名，并以福音为耻的思想倾向，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一方面，意味着人类的思想局面越来越远离上帝意志，另一方面，人类理性的自负被放大到灾难性的程度。
今天的人类社会的人的存在的格局，就处在这种理性自负的最大化时代，那些看上去博览群书的人们，对福音的秩序已经完全陌生，失去了对人性的幽暗性的基本怀疑能力，每个人都试图取代上帝。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位置甚至高于上帝
一种醒目的灾难，是从人们的自我崇拜开始的。当所有人都以为自己竟然拥有高于上帝的权利和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大战争就开始了。在这个意义上，当我站在现代性的时间秩序里，我似乎能听见大灾难隐隐传来的声音，人们在享受了一段相对安逸的生活之后，似乎又要再一次进入相互厮杀的地狱时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