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聂树人。“地质东方红”最早的造反者之一，首都三司的筹建者、守护者，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蒯大富的人品原本就很臭！
１、一个“不认生父”的家伙
几十年来，我对蒯大富在工作队被否定之后，还东躲西藏的艰难处境，对他一直拉不起自己的队伍，很同情，也很不理解。
１９６６年９月初，蒯大富自己说，他是被工作组“批臭了”。
我纳闷，地质学院的“反工作队者”怎么就没有被工作队批臭？薄一波的“万吨水压机”不谓不强大！中央文革在北大主持的辩论会一结束，朱成昭等人就回校贴出声讨工作队的大字报，地质学院的学生（反工作队者）随即纷纷爬起，谁也没有被批臭！
可是，蒯大富反对工作队，却怎么被工作队一批，就批臭了？蒯大富在“反干扰”中的表现是人所共知的，他同薄一波的对话，也传得沸沸扬扬！这样一个年青学生，能有多大问题，会被工作组批臭？
况且，周总理等中央领导还一再扶持蒯大富。
这个问题一直困惑了我几十年。
２０１４年４月，我收到孙怒涛先生寄来的大作《良知的拷问》；２０１５年，我在书中看到了唐伟先生写的“关于蒯大富”，以及孙怒涛先生有关蒯大富的评述，才算是找到了答案。
唐伟问：“蒯大富有政治追求，又受到校党委的重视，为什么到大三还没入党呢？”唐伟是１９６６年８月成立的清华大学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八八派”的主要负责人。
唐伟说：“要宝忠写的《蒯大富传》中讲：一次老蒯的父亲来校看他，他却对同学介绍，这个苏北老乡是村里人。”〔１〕
唐伟接着说：“我们大一辅导员上党课时讲，有的同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２〕
一个因为成了大学生，而不认“含辛茹苦”、供自己上学的亲爹亲娘的家伙，至少，是一个不知“感恩”的家伙。对于这样的人，清华大学的共产党组织没有要他，是完全正确的。
这样的人，高喊“毛主席万岁！”有何底气？是何用心？
这样的人，高喊“誓死保卫党中央！”能有几份真诚？
这样的人，即使工作组不整他，只要揭出这一件事情，按照“公序良俗”，学生也不会与他同行！
这样的人，在人性“完全解放”的文革初期，岂能有人瞧得起他？
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感恩之心的人，行事没有“根本”或“基准”。“有奶便是娘”，谁能给他好处，他就跟谁走。
如此人格，工作组一批，蒯大富当然就臭。没有人跟他走，很正常。
几十间，那些一直崇拜且吹捧蒯大富的人，你们正确吗？
２、“蒯氏权经”体现的低下人格
唐伟讲：“让我特别反感并心生警惕的是不断传来的‘蒯氏权经’：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谎话越大相信的人越多，谎话的作用在于它被戳穿之前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后来陈育延对我说，‘蒯氏权经’有二十多条。”〔３〕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蒯氏权经”最推崇的可能就是“无诚实可言”。
孙怒涛说：“蒯大富在‘权’字上不断地下功夫，不断地创造‘奇迹’：他把他对权的感性认识，经过提炼升华，上升到‘权经’的高度。广为流传的蒯大富三十六条权经，不一定全部都是蒯大富自己成文的。但是，我确实听他讲过不少与权经相类似的言论。什么‘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只要目的是革命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左的错误是方法问题，右的错误是立场问题’，‘政治斗争一定要有后台’等等……我当时听了，感觉特别的刺耳，很不中听。”〔４〕孙怒涛是１９６６年清华大学的早期造反派，“４·１４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蒯大富的“蒯司令”头衔的窃取，是这个“无诚实可言”的人的最得意的一个“成果”。
“智擒王光美”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的真实写照。
不认亲爹，在“蒯氏权经”中，肯定也可以找到根据。
文革初期，蒯大富两次与我在三司和红代会交锋（“倒聂”），欲从我手中夺权，使用的就是“蒯氏权经”中的“经典”。
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掌权之后，立即以公款印出了《蒯大富大字报选编》，同学们戏称之为《蒯选》。〔５〕在《蒯选》中，当然不会提及他臭臭的人格。
３、没有人收留的“狗屎”
１９６６年８月初及其以后，周总理、中央首长一再抬举蒯大富，希望将蒯大富树为“反刘少奇”的英雄。
孙怒涛说：８月４日，周总理来清华讲话后，“蒯大富被平反了，不是反革命了，但还是很臭”。
刘泉说：“周总理８月４日大会上为蒯大富点名平反，蒯大富得到政治上的解放。但是仍被许多人不看好，认为他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好人。”〔６〕刘泉也是８月４日大会上周总理平反的二人（另一人是蒯大富）之一。
按照地质学院和其他院校运动的进展，１９６６年８月，是各大学造反派与保皇派分化，阵线最为分明的时期。在这期间，各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已经建立、成型。出身好、人品好、造反性强的造反派核心人物，已经通过“自荐”或群众拥戴，〔７〕“各就各位”。
唐伟是当年清华大学造反派“八八”的负责人。
唐伟说：“老孙（孙怒涛）曾咨询我，老蒯未能加入‘八八’的原因和经过。我将经过告诉了他，还说，老蒯不诚实有目共睹，他宣扬的‘权经’遭人反感。”
二、“造反派”队伍及其负责人的人格
１、“造反派”队伍的纯正性
文革早期，“造反派”队伍的纯正性很重要。“老红卫兵”就一再指责“地质东方红”队伍不纯，有“黑五类”。
蒯大富未能被批准加入“八八”，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造反派”组织“纯正性”（即“革命性”）的要求。文革初期，对加入造反派组织的人的“资格审查”较为严格。从“八八”负责人的角度讲，唐伟也有难处，如果让蒯大富这种人加入了“八八”，谁还愿意再加入“八八”呢？
可见，在当时的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人格如狗屎。正直的人见到他，都掩鼻而过。纵使中央多次发话，也没人愿意收留他。
２、“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四个条件
文革运动初期，“造反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没有上级的任命或认可，完全是“自发”的。
不是谁都可以担任“造反派”群众组织负责人的。根据我的总结，它得具备如下四个必要条件：
１，有遭受工作队打击或镇压的经历；
２，有奋起反抗（或曰“造反”）工作队镇压的经历；
３，出身好。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革命干部家庭，或本身就是干部；
４，无论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或为人处事上，没有明显污点（对担任负责人没有影响）。
这四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缺任何一项，就拉不起队伍。勉强拉起来了，也壮大不了，很快会被其他队伍“吃掉”。
在北京的“五大领袖”中：
聂元梓是１２级干部，有毛泽东“御批”的“黄马褂”，成为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可归于“保守”组织）的负责人；
朱成昭，出身于干部家庭；王大宾，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二人具备上述四个必要条件，成为“地质东方红”的负责人。
石兴国本身就是干部；韩爱晶出身干部家庭。二人都具备上述四个条件。
唐伟出身干部家庭，具备上述四个必要条件。
谭厚兰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具备上述四个必要条件。
３、蒯大富“负责人”身份的窃取
在上述诸人中，蒯大富算是另类。他只符合上述前三个条件，而不符合第四个条件。因此，虽有中央的大力支持，他也迟迟拉不起队伍。９月６日，他盗得“三司司令”头衔后，到了９月底，才拉起了二三十人的队伍。到了１２月，他通过“不正当”手段（见本书其他部分），才成为“清华井冈山”的负责人。
三、蒯大富的“痞子”活动
１、偷窃“司令”头衔的盗贼
受中央指示，朱成昭和“地质东方红”让蒯大富在三司成立大会上，以“负责人”身份宣读誓词；又先后两次派几百人的队伍，到清华大学刷大字报和大标语，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以提高他在清华大学的声望。
蒯大富没有在三司工作过一天。他离开三司后，即以“蒯司令”自诩，到处招摇撞骗。现在，已经可以说得很清楚，所谓的“蒯司令”，完全是子虚乌有。这一点，连蒯大富自己都不得不承认。
可是，“蒯司令”这个称呼却在中国畅行了几十年。现在，还有许多人仍然认为他是三司的“司令”。一些“星”的崇拜者，还一直把他当“文革英雄”敬奉着。
三司的实际负责人是朱成昭。但是，朱成昭并不看重“朱司令”的头衔。司令部的其他负责人也同样没有副司令之类的称谓〔８〕，更没有什么“三人核心小组”这类“封号”。
文革中和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辟谣”的原因在于，随着三司名声的大起，社会上攻击三司的黑浪也随之掀起。此时，蒯大富作为造反派，也承受着压力。为了不“自相残杀”，我们就保持沉默。
这一沉默，就是四十年。
这一沉默，蒯大富就“心安理得”地当了四十年的“蒯司令”。
在四十年间，蒯大富从来没有主动“厘定”过这个问题。如果朱成昭不“厘定”，我不“厘定”，他就真成了三司的“蒯司令”。
“蒯司令”这个谎言被戳穿后，蒯大富当不成“司令”了，他很不甘心。他伙同“许爱晶”，又在２０１１年出版的《清华蒯大富》一书中，一忽儿编造他是三司“副司令”，一忽儿编造他是三司“三人核心组”成员的谎言。〔９〕到２１世纪了，还这么“炒作”，就很有点“没有脸面”了！
２、恩将仇报的“负义者”
朱成昭帮了蒯大富，“地质东方红”的众多战士帮了蒯大富。可是，几十年间，谁人听到蒯大富说过一句感谢朱成昭的话？谁人听到蒯大富说过一句感谢“地质东方红”的话？
反过来想想，他连自己的生父都不认，都没有感恩之心，还能再感激谁？
不仅如此。１９６７年１月下旬，蒯大富曾为“地质东方红”的反对派“蔡派”转过一封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告密信（实际是造谣：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的问题）。因为这封信，招致了陈伯达对朱成昭“不要掉到茅坑里去”的批示，招致了朱成昭被迫作检查，招致了朱成昭最后下台，招致了朱成昭及其同伴下狱十年的恶果。
不久前（２０１５年），微博上传蒯大富说，回忆文革历史“其实很难”。一些人认为，这是“名星”或“名人”说的话，甚为相信，还加以传播。我对此的回答是，回忆文革历史，说真话易，编造史实难。蒯大富盗得三司“司令”的头衔很容易；要他将“司令”的头衔“吐”出来，很难！“蒯氏权经”实践起来很容易，要分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就很不容易了。要掩盖这一个谎言，就得编造出另一个谎言（如他与许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编造的，他是三司副司令或“三人核心组”成员等）；要人们相信另一个谎言，就更难。
我想问蒯大富，你连自己生父都不认，却将“权经”玩的呼鲁鲁转，在感恩与不感恩上，在“回忆”的真与假上，有没有资格谈论“难”与“不难”？
３、一个“主动造反”的典型
有“蒯氏权经”的指引，蒯大富成为了一个“主动造反”的典型。
正如唐伟所说：“老蒯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下很快转变为权欲野心……很快迷失了自己的本性，走过了一段疯狂的夺权道路。”〔１０〕
在专制制度下，一切都得听中央的，得听最高领导人的。下级永远是“被动型”的。
当对工作队错误路线的批判进行到一定程度后，没有了政治压力的造反派，就会发生另一种分化，分化为“主动型”和“被动型”。这里，所谓的“主动型”，就是在自己已经得以平反的情况下，还“主动”进攻，以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或影响力。所谓“被动型”，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取得胜利之后，即停止进攻，等待上级部署，再“消极行动”的那部分造反派。
蒯大富是一个“主动型”造反派的典型。当“清华井冈山”成立的时候，已经是９月下旬。此时，以“地质东方红”为领头羊的造反派，通过“一进”和“二进”地质部，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已经否定了工作队的“反干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相当深入。这时，大批判之花在中国大地盛开，而“地质东方红”则隐藏于众花丛中，和大家一起前进。“地质东方红”已经誉满天下，早已成为北京文革的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权欲熏心的蒯大富，及以他为首的“井冈山兵团”，只有“创造”出更大的业绩，才能与“地质东方红”比肩；他，才能与朱成昭“相提并论”。当时，“右”，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左或极左，才有“出人头地”的可能。因此，他（们）对干部（走资派），对“反动学术权威”，表现得特别凶残，其例不胜枚举。“智擒王光美”是一次典型的“痞子”行动，是他“主动造反”的“杰作”。
在这个期间，朱成昭和“地质东方红”表面上轰轰烈烈，其实并没有新动作。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４、“北京市大权”的争抢者
在许爱晶写的《清华蒯大富》一书中引述的“蒯大富回忆说：对北京夺权我不太关心。韩爱晶那里我只派个人去参与而已。”
事情果真如此吗？
出版于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２日的北京地质学院《红教工动态报》第２９期的“联合动态”中，是这样描述“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
一月底，酝酿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筹委会……二月一日，革命造反公社某些人提出“工人总部不纯”，不愿联合。而多数代表，特别是工人代表迫切要求联合。当即由蒯大富同志代表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提出一个方案，经过大家讨论、补充、修改，通过。北大代表也未表示反对。由此形成北京人民公社第一次会议决议……〔１１〕
上述文字形成于１９６７年２月，白纸黑字。由上述文字可以看出：聂元梓和蒯大富、韩爱晶在“公社梦”上，争抢得不亦乐乎！他们都想当张春桥第二。而对谢富治主持北京市的工作，恨得牙痒。可是，到了２０１１年，蒯大富却双肩一纵说：“对北京夺权我不太关心”……
由此可以看出，蒯大富、韩爱晶等，是何等的不诚实。
５、“第三次大串联”的制造者
文革中，学生的“第一次大串联”是中央号召的，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９月至１９６７年２月。第二次大串联发生在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７年４、５月份，鉴于“二月逆流”，特别是四川的开枪打死人的严重事件，中央有限同意一小部分北京学生到全国“热点”地区，宣扬落实中央的政策。
“第三次大串联”的倡导者是蒯大富，他要以此来减轻校内“４·１４”的压力。他派出去了许多学生，〔１２〕导致学生大量外流。因为受到中央批评，“第三次大串联”才灰溜溜收官。
６、“７·２８召见”，蒯大富还在演戏
清华大学的武斗，起始于１９６７年（此时，主要是拳斗）。到了１９６８年，发展为大规模的武斗（以冷兵器为主的武斗）。
无论周恩来还是中央文革，无论北京市负责人谢富治还是卫戍区负责人，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武斗都进行过多次制止。
据蒯大富自己说，他在７月２７日回校时，还看到同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的鲁文阁、徐铠正带着工人围攻清华〔１３〕。满脑子“老子天下第一”的蒯大富还是要“试试看”。于是，他下令向工人动手，结果好几个工人被打死，好多个工人被打伤。
打死打伤工人这种事，几分钟内毛泽东就会知道。
毛泽东决定，亲自解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武斗问题。
由此也可以想到，毛泽东对蒯大富的愤怒。
很快，蒯大富就接到中央要他去大会堂开会的通知。这时，他才意识到，“铧是铁铸的”，自己已经酿下大祸。
他迟迟未到会。
事实是，他与他的智囊团在研究对策。焦点是，谁要接见？蒯大富因此迟到了好几个小时。
当蒯大富到大会堂时，一幅很狼狈的样子，穿着一身破旧衣服，腰间系着一根绳子。他见了毛泽东就大哭，要毛泽东“救命”，要替他“揪黑手”。
似乎，他蒯大富什么都不知道、非常地无奈。
以上，是王大宾在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传达毛泽东召见时，描述的召见时的情景。
对于这一情景，几十年间，我都记忆犹新。
在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３日，当我修改本文到这里时，我又打电话给王大宾，想再次核实，以免搞错，冤枉了好人。
王大宾对我写的这一情景表示认可。当我说到当时蒯大富是不是显得“很狼狈”时，王大宾纠正说：“他当时显得非常狼狈！”
我的看法是，将他搞成“那么个狼狈相”的，是他自己。可能的情况是，对蒯大富可能见到毛泽东，他们进行了较充分的预演；他在进大会堂前，进行了“特意装扮”。
蒯大富的这个“戏”演了几十年，现在，绝大多数人还认为，他演的戏是“真的”。也有人认为，其中有假，但是，不清楚假在哪里。
我的看法是，他的装扮。别人不可能硬给他穿上那身破衣服，不可能硬给他身上系一根绳子。即使人家给他“系上了”，从清华大学到大会堂，是一个长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他不解下来？
毛泽东原本对蒯大富、聂元梓等人是寄托着深切的希望的，先是将他们封为红代会组长、副组长，后是将他们封为北京市革委会的副主任、常委。可是，他们在一、两年之中，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胡作非为，使中央和毛泽东一次次失望。对之一再规劝、警告，他们就是不听。由对他们的失望，转而对整个“造反派”发生失望。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抛弃“造反派”的主要原因。
“７·２８召见”结束后，毛泽东“走而复回”，嘱咐不要整蒯大富。很可能的情况是，这时，毛泽东想到了自己“重用”、“纵容”蒯大富的责任。
但是，这显然是毛泽东的一时之想。
７、２１世纪仍张扬不停
几十年间，因为文革成为“禁区”，给“文革痞子”以“张扬”的余地。
１７年的牢狱，蒯大富好像没有领悟到什么。２１世纪，我听说的情况和间接看到的情况是，他仍然顶着盗来的“蒯司令”头衔，沽名钓誉。他很喜欢与“名人”见面，且往往要合个影。他很喜欢与人共享自己的相册，回首当年“蒯司令”的“光辉”。
好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昔日“造反司令”聚首深圳》。文章最后说：
３７年后，“安司令”重逢“蒯司令”，不堪回首亦回首，为了民族悲剧不再重演，我们都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都可以且应该直面昨天走向明天。〔１４〕
被长期“审查”、关押而“不堪回首”的“造反司令”们，在走出长长徒刑的噩梦后，仍然没有忘记“张扬”，至今还在作着“司令梦”。这样的人，能“沉甸甸”地“回首文革”，“反思文革”，“直面昨天走向明天”吗？
未必！
一个《记忆》文章的作者说：“在两年多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蒯大富早已从理论上到实践中炼成了一个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在清华初期文革的全过程，蒯大富的说谎不计其数。”〔１５〕
注释：
１，孙怒涛，《良知的拷问》，３０１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唐伟入大学时间比蒯大富晚几年。
３，同上。
４，孙怒涛，《良知的拷问》，第４６５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
５，孙怒涛，《良知的拷问》，第３０６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
６，刘泉：酝酿红卫兵首次大联合亲历二三事。
７，指“拉”队伍。
８，在“地质东方红”中，朱成昭同样没有“官”的称谓，只被当作“总勤务员”，但是，没有人这样叫过。
９，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１３６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见孙怒涛，《良知的拷问》，第３０１页。中国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１，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第２５３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２，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第２２２－２２４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３，《记忆》１６４期，２０１６·７·载蒯大富的记忆：“上午１０：３０我从市里回到静斋。对于这个时间我是比较确定的，因为我记得当时工人已大批涌进清华园，但还末来得及包围静斋，我得以顺利地进了静斋。当我走到静斋楼顶往下看时，见到人群中有鲁文阁、徐凯（也是北京市革委常委，工厂的代表）在指挥工人包围静斋，不得进出，但他们没有攻楼。”
１４，网文的作者叫安文江。载于《张家口电视报》，２００６／１／３１《生活文摘报》。
１５，记得是１６１期《记忆》（电子文档）。我推测，该作者应该是清华大学文革时期的学生或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