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文化革命的人和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都知道，聂元梓在文革中写过两张大字报，第一张就是被最高领袖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贴出，６月１日晚８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以此点燃了文革的熊熊烈火；第二张是聂元梓等１１人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８日贴出的《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也产生了很大的恶劣影响。但很少有人记得和了解，聂元梓实际上还写了另外两张大字报，一张是１９６６年７月 ２６日写的，８月１４日贴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标题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聂元梓领衔，签字者１６人；另一张是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０日写的，９月２８日贴在华东师范大学，标题是《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仍由聂元梓领衔，签字者１７人。这两张大字报都是研究文革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是聂元梓在文革中严重罪行的有力证据，有必要对这两张大字报的来龙去脉和产生的影响做一番考证。
一、聂元梓与常溪萍结怨于北大社教运动
１９６４年，聂元梓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常溪萍（原名昌德兰，１９１７年生，山东莱西人，１９３８年入党，行政九级）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上海市市委教育卫生部副部长，二人本来素不相识，他们相识并结怨于北大社教运动。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５日—６月１７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三分之一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论断，“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年７月中宣部长陆定一派副部长张磐石率队到北大进行社教试点，来到北大后，张磐石亲自找了聂元梓谈话，聂元梓汇报了许多北大党委和陆平的问题，成为工作队依靠的积极分子。１０月中旬，上海市委接到中央宣传部的通知，要求抽调干部参加北大的社教运动试点工作。市委书记处经研究决定派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当时被称为“上海焦裕禄”的好干部常溪萍（时年４７岁）带队，１１月２０日，上海２１人的队伍来到了北大。常溪萍被分配在西语系任工作组长，刚从黑龙江大学调来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的王季愚（女，时年５６岁）任副组长。在常溪萍来北大之前，张磐石及其领导的工作队通过查档案，找各级干部谈话，听取意见，开座谈会等形式的调查了解，已于８月２９日给中央写了“一号报告”，在１１月２９日，又给中央写了“二号报告”，认为“这所大学的领导班子已经烂掉了”。而常溪萍和王季愚经过在西语系（石幼珊时任西语系总支书记，被工作队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和技术物理系（石幼珊曾任该系党总支书记）的调查，认为这两个系和石幼珊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技术物理系在为我国培养原子能人才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石幼珊也不能算阶级异己分子。张磐石对常溪萍和王季愚的态度很不满意。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康生紧急召见张磐石和工作队副队长刘仰峤，向他们传达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１月２２日，刘仰峤在工作队内部传达了彭真的讲话：“所有县社队的干部，市的干部，工作队的干部，都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说不管是中央派下来的干部，市一级派下去的干部，还是社队干部，不管是谁，有错都得改，这是党的一条原则。”１月２３—２４日，北京市委召开市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二十三条”，会上陆平、彭珮云先后在高等学校小组会上发言，对自己在北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在肯定社教运动成绩的同时，对北大工作队提出了原则性的批评：工作队把北大党委和大多数总支撇在一边，没有实行三结合；对北大总的估计，特别是对干部队伍的估计，不符合实际情况，北大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严重的只是极少数，更不能由于干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就说成执行了资产阶级干部路线，对干部队伍应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张磐石听说陆平的讲话后，很不满意，认为陆平是在翻案，对陆平仍然针锋相对。２月１７日，张磐石参加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会议，专门讨论北大社教问题，会议决定北大工作队和校党委双方应停止争论，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２月１９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向张磐石传达了关于停止争论的两点指示。２月２２日陆定一给中宣部所属各工作队宣讲“二十三条”，特别讲到北大，说：关于陆平，我问了好多人，要从大的方面看他，许多事都是做得好的，当然，他有缺点、错误。但总的看，还是好人犯错误。现在形成两肚子气，怎么办？双方都要学“二十三条”，检查自己的缺点。特别是工作队，不要以为过去的工作已经符合“二十三条”，甚至是完全符合“二十三条”。（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６２４页）３月３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陆定一汇报了文教部门社教运动试点的情况，邓小平讲了几点意见，他认为：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同志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不是犯了一切错误，只是某些错误，北大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北大社教运动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一是没有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二是对北大的情况估计错误，当作“烂掉了”的单位，以夺权对待；三是斗争方式有毛病，一去即夺权，把北京市委放在一边。今后要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办事，吸收陆平等三人参加北大运动领导小组。３月５日，陆定一亲自来到北大，召开社教全体工作队员及北大党委常委会议，做了讲解“二十三条”的报告。
对于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张子意等人的讲话和贯彻“二十三条”精神，固执的张磐石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１９６６年３月１日，他指使工作队简报组长阮铭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揭发“陆平、宋硕、彭珮云的三只手企图掩盖整个北京大学的真实面貌，把运动拖向失败”，但这封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此时身为工作队党委副书记的常溪萍看到张磐石对中央精神和“二十三条”还在顶牛、抗拒和反对，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向中央反映意见。３月４日，他先把自己的想法向上海市委请示，上海市委书记处研究，认为按照组织原则，他这样做是可以的，不但可以写信反映，也可以向有关组织口头反映。杨西光根据上海市委的意见，安排教育卫生部办公处处长用航空信件通知了常溪萍。于是，３月１７日，常溪萍给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和张子意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张磐石领导北大社教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建议中央派人检查。３月２０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同志约谈了常溪萍。３月２８日彭真批示：
刘邓、陆，康、子意同志阅。
（阅后退我一用）
彭真 三月二十八日
３月３０日邓小平批示：
我看张磐石同志在北大工作中，表现作风不正派，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似乎要改换工作队领导问题，否则就只能调换陆平等人的工作。再这样顶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
邓小平三十日
（王学珍：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１６３）
４月２日，中宣部在民族饭店召开北大社教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会上印发了常溪萍给中央的信件和中央办公厅与常溪萍的谈话纪要以及邓小平、彭真的批示。陆定一宣布：许立群同志代替张磐石同志任工作队长。会议期间，许立群、张子意、陆定一做了讲话，对张磐石的错误进行了批评。４月２９日陆定一宣布北大社教运动八人领导小组增加常溪萍，改为九人小组。７月４日，常溪萍离开北大回到上海，后就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长，没有参加７月２５日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
聂元梓在社教运动中作为积极分子，向张磐石反映情况，受到张磐石的赏识，她的思想与张磐石是一致的，认为北大是烂掉的单位，陆平是坏人。没有想到在“二十三条”发布后，常溪萍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情况，形势扭转，张磐石受到批评，被撤销了队长职务，陆平进入工作队领导成员班子，她和哲学系的一些积极分子非常不满，虽然也被迫做了检查，但对常溪萍充满了怨恨。
二、聂元梓等人给常溪萍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传到上海的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聂元梓等７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批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实际标志着北大社教运动的案又被翻过来了，陆平等人成了黑帮，聂元梓等社教积极分子成了革命左派。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５—２６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率领的中央文革小组连续两天来到北大，宣布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江青亲自建议由聂元梓出面组织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聂元梓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凡是反对过自己的人她一定要进行报复，这点与江青很相似。早在６月２６日，上海市委就收到了聂元梓等人寄来的一批材料，揭发批判常溪萍。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因生病治疗，由曹荻秋主持工作，曹让杨西光和常溪萍谈了一次话，把北大揭发材料的事告诉他，希望他能正确对待。７月２６日，曹荻秋来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打招呼会议，下榻在北京饭店。刚刚入驻，张春桥就来拜访，转送了北大聂元梓在昨晚（７月２５日）通过他给上海市委的一份材料，就是揭发批判常溪萍的大字报，并说当时江青也在场。曹荻秋十分为难，和张春桥商量去请示一下康生。第二天二人来到康生办公室，刚讲了几句，康生就说有紧急事情处理，借故离开，以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８月１日上午，曹荻秋求见邓小平，汇报了北大接发材料和张春桥转交大字报的事，邓小平表示：“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问题已经由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要再挑起来，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去。”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曹荻秋被江青叫住，告诉他：写常溪萍的那份大字报是给华东师大的，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尽快贴出来，会使你们上海市委被动的！千万不要吃这个亏！８月１２号，张春桥又给曹荻秋谢了一个便条：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根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１２／VIII
（叶永烈，张春桥传，时代文艺出版社，３７５页）
在这些情况的压力下，曹荻秋和上海市委再也无法保护常溪萍了，只好把安排人把大字报贴了出去。１９６６年８月 １４日 大字版栏上，贴出了５张大纸的大字报，标题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共１６人签名，为首的正是聂元梓。顷刻，办公楼大字报栏周围人山人海，许多人还拿着本子在抄写。晚上，大字报栏周围架起了照明灯，看大字报的人络绎不绝，通宵达旦。第二天，不断有载满人的大客车、大卡车进入校园，附近公交车的乘客数量猛增，还有大批骑自行车的和步行的人成群结队地涌进校园看大字报。据事后统计，８月１５日这天，涌进华东师大来看大字报的人员，总数达３０万人。当天，上海市委决定即日起停止常溪萍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工作（他是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希望师大全体员工继续揭发他的其他问题。（葛焱，常溪萍与北大社教运动，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２０５－２１４）
三、聂元梓等人给常溪萍贴出第二张大字报
８月１６日，上午十点半左右，华东师大广播台播出会议通知“今天下午一点半在共青场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请准时参加”。下午一点半，各系整队入场。校党委书记姚力主持会议，常溪萍在会上做了检查，会议当中，刚刚从北京赶回上海的曹荻秋带领市委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王少庸等人来到会场，曹荻秋在会上做了即席发言，他首先传达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然后说“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同志给我们华东师大送来了一份大字报，这是好事，我代表上海市人民对聂元梓同志说了，上海市人民感谢她的革命友谊！”“刚才常溪萍同志正在给大家做检查，这种精神是非常好的，但是，关于常溪萍同志如何检查的问题，市委还没有做决定。是到北京检查？还是在上海检查？我们还要和北京新市委商量。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认为常溪萍同志是好同志，好干部！在问题揭出前还要相信他，使用他。”这说明上海市委还是想保常溪萍的，并且安排他在８月３０日在华东师大河东大礼堂又做了一次长篇的检查，这个检查篇幅达几万字，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在北京大学社教的过程，也承认了自己的一些“错误”。这时北大和清华的部分红卫兵已经串联到了上海，并且来到华东师大，联合华东师大二附中的学生四五十人，闯进了会场，一起听取了常溪萍的检查。会议结束后，北京红卫兵和部分华东师大的学生，共同向校党委提出要求：把常溪萍的检查录音送北京审查。但校党委的态度十分强硬，认为按照上海市委和北京新市委的商讨，常溪萍的检查在上海进行，上海有能力判别常溪萍检查的可信度，录音没有必要送北京审查。
第二天，８月３１日，广播电台从上午８点开始，连续转播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５０万外地来京师生的大会盛况，在学生中引起了一片轰动。华东师大党委趁机采取了“调虎离山”策略，决定组织全校师生５０００多名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分两批离开上海。消息已经公布，全校学生兴高采烈，几天后，校园变成一座空城，平静下来。
北京的聂元梓等人原来以为他们的一张大字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常溪萍打翻在地，但是过了半个多月还没有听到上海传来胜利的消息，十分恼火，经过聂元梓与他的智囊团（孙蓬一、李清昆等人）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大字报内容过于简略，没有把常溪萍的“罪行”揭露充分，于是组成了一个“北京大学揭发常溪萍问题小组”，查阅了社教运动时期的有关记录和其他资料，写了一份内容更加详细的材料，于９月２０日完成，派人带到了上海。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８日深夜，这份题为“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的大字报贴在了华东师大，领衔署名的还是聂元梓，后面有孔繁、李清昆、夏剑豸、赵正义、宋一秀、杨克明、孙蓬一、高云鹏等，共１７人。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虽然引起了华东师大造反派的兴趣，但是他们的人数只有３００多人，势单力薄，大多数师生员工还是听校党委的，认为常溪萍是个好干部，有关常溪萍为师大建设和发展辛勤操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师大校园。校外群众也没有像上次大字报贴出后那样大量进入校园。所以这张大字报的影响还不如第一张大字报，并没有达到聂元梓们预期的效果。（葛焱：常溪萍与北大社教运动，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２２２－２２５，２４５－２５３）
四、常溪萍之死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９日，聂元梓经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和王力等人的密谋指使，带领孙蓬一等人来到上海，即与张春桥密谈，纠合了北大在上海的部分学生组成“赴沪新北大战斗团”，又纠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红革会”等组织，制定了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策略，在上海到处煽动：“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和黑帮分子联络的联络员，他是黑帮分子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看中的人物。是他们的黑干将，打倒常溪萍是打开上海市委的缺口，要死死地揪住不放。”。叫嚣：“不揪出常溪萍，绝不回京”。进而又纠合华东师大等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先后于１１月２２日、１１月２５日、１２月１１日，分别在文化广场、人民广场召开了所谓“揭发批判上海市委”的万人大会”和几十万人参加批斗大会，批斗曹荻秋、杨西光、常溪萍等人，常溪萍被罚跪、游斗，被拖把、榔头打得浑身血肉模糊，多次昏死过去，甚至在演活报剧时，把常溪萍拉去当活靶子，许多人用脚踏在他的身上说，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在一次批斗会后，还用绳子套在常溪萍的脖子上，由八个打手往八个方向拉，狂叫“绞死常溪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８２）京检分审字第２１２号和公诉人孙成霞的发言，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９日）
由于受到严重的迫害和折磨，常溪萍的身体迅速恶化，肝炎复发，全身性代谢紊乱，高血糖等病导致神经系统病变，出现神经症幻觉，糖尿病足导致肌肤腐烂，发出恶臭。１９６８年２月１日，受到常溪萍牵连的妻子、上海市财经学院干部陈波浪跳楼自杀，生死不明。３—４月份华东师大批斗会开得相当频繁，几乎是从早上到晚上，不是这个系就是那个组开批判会，而每次批判会都要勒令常溪萍参加。他那时已经十分虚弱，连续发烧，双腿不能支撑身体，走路瘸拐，动一动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挣扎在生死线上。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５日，常溪萍从数学楼３０１教室坠楼死亡，年仅５１岁。
这天，正好是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的两周年。
〔作者说明：本文参考了葛焱先生著《常溪萍与北大社教运动》、王学珍著《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１８９８－１９９７》等书的部分内容，特此致谢。〕
◇ 附录：聂元梓等人的两张大字报原文
▲ 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 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一九六四年，常溪萍参加北大的社教运动，担任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初期他就表现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曾受到工作队的批评，由此怀恨在心。在社教运动中，北大革命师生，揭发和控诉了以陆平为首的保皇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的大量罪行，以及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罪恶活动。前北京市委黑帮大头子眼看北大这个反动堡垒就要被攻破，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就要暴露，就迫不及待地插进来，策动阴谋， 企图扼杀北大的社教运动，实行反革命倒算。常溪萍得悉这个消息之后，便一反常态，由沉默而变成最活跃的人物，他通过暗藏在北大社教工作队领导小组的黑帮分子宋硕和黑帮分子前市委主要负责人x x挂上了钩，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为了扼杀北大的社教运动，常溪萍先后以北大社教工作队负责人之一的名义，向中央某机关写信“告密”，胡说北大的社教运动搞糟了。违反了《二十三条》，搞了过火斗争等等。这样他就和黑帮头子里外勾结，上下串通作好舆论准 备。大黑帮头子××曾派一人来北大找常溪萍，他们进行了密谈，并偷偷地让常看了些什么材料。此后诬告信马上批转下来，向北大社教运动反扑，决定整社教 工作队和积极分子。在这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常溪萍起了敌人不能起的极恶劣的作用。他成了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在前北京市委公开策动翻案和反攻倒算的第一次国际饭店反革命会议期间和以后，常溪萍曾多次和黑帮大头子的亲信宋硕秘密联系，他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却几次专程去国际饭店找宋硕密谈，同时宋硕也曾多次来北大找常密谈。有时在对方感到不便时，还利用陆平的爪牙魏自强为代言人。这一期间的阴谋活动常溪萍必须彻底交代。
常溪萍和黑帮分子陆平联系甚为密切，常溪萍专门我陆平“核对”材料。 不仅把揭发出来的问题向陆平泄密，而且只要陆平不承认，他就说没有这事，积极为陆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开脱。而对于革命左派，则多方压制、无情打击。
常溪萍为了镇压北大的社教运动，忠实地为他的主子效劳，他除了攻击北大社教工作队，诬蔑北大社教以外，还利用各种场合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他在会内外大肆攻击同陆平黑帮进行斗争的积极分子，攻击积极分子对陆平反党反革 命罪行的揭发是“形而上学”、是“断章取义” “不一分为二”“主观性、片面性” “偏激情绪”等等。当革命派不同意他们的黑话时，他们就打着红旗反红旗，用中央的名义压制革命左派，还说： “你们再不转弯，就不是一般问题了， 就是组织上和政治上的错误问题了”。当我们又提出新材料说明陆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曾大肆吹捧苏修教育制度是好的，并说北大一定要努力向莫斯科大学看齐时，常溪萍无言对答，便疯狂地叫喊骂革命左派是“幸灾乐祸”。 常溪萍把打字员也视为眼中钉，他骂打字员“每天搞到深夜是辛辛苦苦地做坏事”。
黑帮分子常溪萍为了讨好陆平一小撮保皇派，他在核实材料时，利用权势把 反革命黑帮罪行一笔抹掉。他说技术物理一案（５９年阶级报复）是属于过火斗争，把哲学系对陆平黑帮分子的斗争说成是“哲学系内部的纠纷”，一口否定这场斗争是严重的阶级斗争。他在召集彭珮云、刘文兰、钟哲明等黑帮分子座谈会时，给黑帮献计，攻击社教运动，攻击左派。
六五年四月的民族饭店会议，这次会议是右派已篡夺了领导权，镇压工作队的反革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常溪萍十分活跃，终日与宋硕黑帮泡在一起，到处劝降，在小组会上多次攻击积极分子，许多发言都很恶劣。由于反革命有功，黑帮分子决定把他吸收到右派掌权的九人领导小组里来。在扼杀北大社教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的常溪萍深得黑帮分子头子的赏识，竟准备提拔为高教部副部长。而黑帮分子陆平更是对他感恩戴德。一九六六年四月，陆平还趁去上海参加会议的机会登门拜坊，他们一起又干了一些什么勾当？应当叫常溪萍老实交代。 由于上述情况，说明常溪萍是个大黑帮分子，是暗藏在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我们决不允许这个黑帮分子冒充左派， 暗藏在文化大革命的左派队伍里混水摸鱼，又钻到领导核心里来。必须立即把他揪出来示众，彻底揭穿他的反革命嘴脸。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聂元梓 杨克明 赵正义 夏剑豸 张文增 李存立 郭罗基 陈葆华 傅治文 余真 李玉英 刘路 宋一秀 李清昆 高云鹏 邓艾民
七月二十六日转给上海市委负责同志
▲ 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城乡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大学于１９６４年十月确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十一月中宣部由全国各地调来的工作队员到校并组成工作队，正式到各系开展运动。常溪萍任北大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西语系工作组组长，后来又任右派掌握的九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初期，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开始被揭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的罪行被大量揭露的情况下，他对北大的问题不表示明确的态度，在 工作队党委讨论北大的问题时也不发表自己明确的意见，表示沉默。在西语系不引导群众揭发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现严重右倾。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有所表现时曾受到工作队张磐石同志的批评。１９６５年一月底，调他到队部来工作，不许他再兼任西语系工作组长。中央《二十三条》公布以前，（１９６４ 年十一月至１９６５年一月十四日）根据毛泽东思想，根据党中央前“十条”的规 定，北大社教运动已经蓬勃开展起来了，掀起了揭发斗争的高潮，革命群众意气 风发，斗志昂扬，斗争锋芒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牛鬼蛇神 一片惊慌，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暴露了反动的原形，反革命的罪恶活动被 革命群众揭发出来了，北大这个顽固的反动堡垒即将被粉碎。中央《二十三条》 公布以后斗争已进入高潮，群众有了这个革命的武器来指导，高举《二十三条》 革命的旗帜乘胜追击北大社教运动胜利在望。正当这时，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 主义集团，歪曲《二十三条》，阉割《二十三条》的革命精神，攻击城乡社教运动，他们为了扼杀轰轰烈烈的伟大社教运动，他们就召开了市委工作会议，打着红旗反红旗，为反扑社教运动制造舆论。１９６５年一月二十三日，陆平、彭珮云 在市委工作会议扩大小组会上发言，系统的攻击北大的社教运动，前北京市委、 陆平黑帮反革命反攻倒算开始了。这时常溪萍由沉默转而活跃起来，配合反革命 集团进行反攻倒算的活动也就开始了。
陆平黑帮进行反攻倒算时，受到工作队革命同志和北大四清运动积极分子的坚决反击，这时常溪萍闭口不语，但他站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立场上对前阶段运动 不满，对积极分子怀恨在心，常和前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黑帮分子宋硕秘密联 系，他同宋硕进行了密谈，并摸了宋硕的底，并通过宋硕同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挂上钩，从而摸到了大黑帮头子，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对北大社教运动的看法及其意图。常溪萍同宋硕秘密联系，有时是宋硕直接找常溪萍，或者是宋硕通 过北大前党委办公室主任黑帮分子魏自强找常溪萍。同时常还偷偷地去北京市委找前北京市委负责人万里，他们进行了不可告人的阴谋活动。
常溪萍同前北京市委进行了多次的秘密活动，他的看法和前北京市委一致了，又得到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授意下， 这个政治投机家就从工作队内部跳出来了。常溪萍这个叛徒出场和叛徒行径受到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集团的赏识。在三月中旬常溪萍给邓小平同志，彭真、陆定一和张子意写信控告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张磐石同志，说北大社教运动没有执行 中央《二十三条》，没有执行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没有实行三结合，特别没有听前北京市委的话。总之北大的社教运动是搞糟了，因为揭发斗争了陆平。彭真收到常溪萍的信以后，立即派中央办公厅一人到北大找常溪萍密谈，常偷偷地给这个人看了什么材料。谈话纪要报给彭真，彭真批示将其载在内部刊物上。常溪萍的信和谈话纪要这两份材料便成了召开镇压工作队的民族饭店会议的基础。这样常溪萍就充当了彭真反革命集团镇压北大四清运动的工具，成了北大四清运动的 头号叛徒。
常溪萍形式上是攻击张磐石同志，实际上是攻击北大社教运动、攻击北大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常溪萍攻击张磐石同志“作风不正派”。这是打着烟幕弹，常说：“前北京市委给被斗争对象泄气，而张磐石却给积极分子鼓气，对积极分子的偏激情绪很感兴趣。说陆平１９６５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市委工作会 议扩大小组会上的发言是大进攻，大暴露，大翻案，大阴谋等话，张磐石对此也很感兴趣。”以上一些话有的是积极分子对反革命集团进行反攻倒算不满而说的，张磐石根本不知道。有的张磐石知道，由于他也反对前北京市委的反攻倒算，当然同意积极分子的观点。在这点上对张磐石是无可非议的。中央《二十三条》以前北大社教运动是按双十条搞的，前阶段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方向是对的，尤其是揭发控诉陆平黑帮抵制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打击革命派，包庇重用坏人的罪行，是完全正确的。常溪萍就连工作队组织党员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三大成役的著作都极力攻击，他们非常害怕群众学习，学习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揭发的问题，在１９６４年北 大社教运动中基本上都揭出来了，只不过没有像现在揭发的深入广泛，内容更加丰富。这也证明北大社教运动时揭发斗争陆平是对的，是完全正确的，而常溪萍 拼命攻击北大社教运动揭发斗争陆平是错误的、是不对的。他在诬告信中对北大社教运动的面貌做了歪曲的反映、颠倒了是非、他是站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立场上为陆平说话的。
常溪萍写控诉信是按彭真的意图搞的，正合彭真的口味。所以彭真收到这两份材料以后就决定召开民族饭店会议，这两份材料是这个会议的重要文件，也是 召开这个会议的基础。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想整垮工作队中的革命派，篡夺工作 队的领导权，以便进一步贯彻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达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 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民族饭店会议是北大“四清”工作队部分骨干座 谈会，常溪萍在民族饭店会议中，表现很嚣张，到处游说、到处劝降，他是会议领导成员之一，在小组会上发言最多，在大会上也做了发言。其内容只不过是把 他写的信中的内容重复一下并做进一步的发挥，总的思想是攻击北大社教运动。 在会议中谁要反对常溪萍就被扣上反对中央领导，反对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的帽 子。常溪萍公然对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威胁说：“你看到在会议中发的文件了 吗？小平同志的批示你看到没有？我原来说的你们不相信，这回你们该相信了吧！”又说：“你们应当赶快转弯，不要跟张磐石跑，要同张磐石划清界限，你们是认识问题，和张磐石不一样。如果你们还不转弯，那就不是一般认识问题了，就是组织上政治上的错误了。”常溪萍是采用权势来压人，作风是极不正派 的。由于常溪萍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反攻倒算出了力，深受反革命黑帮大 头子的重视，经反革命黑帮大头子亲自批准参加了北大工作队九人领导小组，九 人领导小组是右派掌权，他是九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民族饭店会议以后，北大社教运动的每个步骤、每项决定都是经彭真批准进 行的。民族饭店会议（６５年四月底）以后直到北大工作队离校（６５年六月底） 近两个月之久，主要是“清算”北大社教运动中的第一阶段的工作，即反扑社教。常溪萍在这段工作中压制、强迫工作队中的革命派和北大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向被斗争的对象赔礼、道歉，一次不行两次，直到被斗争对象满意为止，他自己积极带头向被斗争的对象赔礼道歉。在西语系、无线电系、技术物理系他都做了检讨，并压制强迫积极分子作检讨。他在检讨中极力吹捧前北京市委如何 “正确”。他说：什么“在前阶段把北大的问题看严重了，市委对北大情况是了 解的，我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我们没有进行调查研究，把问题结论下早了。市委对北大有多年了解，应当听市委的，张磐石不听市委的犯了错误，我们不能这 样做。全国都像北大这么搞下去，也就没有几个好的学校了，北大是党领导的， 是好的大学”，等等。
常溪萍分工材料工作以及民族饭店会议后材料的核实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北大社教运动中没有搞出一套关于陆平的完整的材料报到中央。他对原材料组搞的材料完全不相信。他要推翻从头搞起，他一着手这一工作，就说这些材料经不住考验，使人怀疑，完全表现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正如他在民族饭店会议中大会发言，攻击革命派对前北京市委、陆平修正主义集团的揭发斗争是“被蛇咬一 口，见绳就害怕”。常溪萍到处散布“陆平全面讲了北大的成绩与缺点、错误， 有些我们还不知道，如阶级斗争问题比我们揭发的还深刻”。常溪萍这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陆平辩护，包庇陆平抹杀阶级、阶级斗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当时我们学校革命师生揭发了陆平抹杀阶级斗争掩盖资产阶级在北大的专政的大量事实，而陆平只承认他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够，思想右倾。我们要问常溪萍，陆平讲的比我们揭发的还深刻吗？你这是为陆平辩护，同时以此 来攻击革命派。
在对待陆平的问题上，北大的革命师生同常溪萍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有一次我们向常溪萍提出陆平是贯彻苏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们并指出陆平１９６２年 二月二十七日，在校委会上作关于学校领导体制的报告时说：“今后永远要学习 苏联先进经验，他们的教育比起资本主义的大大的优越，是成功的。它的教育制 度是优越的，不能因为反修，就不学，现在有些是这样了。……最近二、三年苏 联教改的新经验，我们要予学习”。１９６２年八月，陆平在党委扩大会议上谈到修 订教学计划时说：“与莫斯科大学作个目标。我们现在与他们差一大截子。但经 过一个相当时期的努力是可以赶上去的，要有这个信心，要承认这个事实，我们 埋头苦干，能赶上一公里是一公里。十年不行十五年，总有一天要赶上”。陆平 把苏联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奉为圣经，说苏联修正主义的教改经验是”先进的”。 这足以说明陆平贯彻苏联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常溪萍听了之后，他丧心病狂，破 口大骂，“你们这是幸灾乐祸”。又说：“你们见错不救，还想踩他一脚。”并指 着张恩慈同志的鼻子问：“毛主席已经说了，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你接受 不接受？”＇（注：现在得知“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这句话，毛主席根本没 有说寓这完全是彭真捏造出来的，以此来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欺骗革命群 众。）张恩慈同志斩钉截铁地答复常溪萍说：“陆平这一些错误也是路线性的错 误。”这时常便疯狂地骂张恩慈同志，“对陆平不一分为二”，“主观性、片面 性”、“偏激情绪”、“形而上学，没有辩证法”、“是断章取义”。等等。还挖苦 张恩慈同志“你还是哲学教员呢！你的哲学怎么讲的？”张恩慈同志回敬常溪萍 说“像你说的那样的哲学教员我没有资格当，我得转业了”常溪萍又气势汹汹 地说：“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是中央经过调查后下的结论，你怎么还怀 疑？”张恩慈同志说：“我们说陆平犯了一些错误是路线性方向性的错误，也是经过调查的，而且我们有事实材料。”当时常溪萍气得目瞪口呆，只好说：“得了，我们不谈了”。之后，常溪萍丑态百出，把棉衣蒙在头上就躺在床上不吭气了 ，连饭也没去吃。
常溪萍在核对陆平的材料过程中。找了许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 时被斗争的对象）核对材料。他说：“他们（指被斗争对象说）对北大的情况最了解，他们是北大的干部，和陆平在一起工作过多年，有许多事情是他们一起作的，他们是最了解的”。革命群众对他这种作法提出批评，并反对这样做。常溪 萍对革命群众的意见置若罔闻。
常溪萍间接或直接借核对材料之名，向陆平告密。他把革命派所掌握的关于陆平的材料告诉陆平。常溪萍攻击张磐石同志时，说他不把革命群众揭发陆平的材料告诉陆平，这也是张磐石同志的罪过。而常溪萍却不一样。他把我们掌握的有关陆平的一些线索偷偷告诉陆平。如，有次党代会选举，结果陆平差一票未得全票，事后陆平纠集史梦兰、魏自强等人查选票，是谁没有选陆平。对此事我们正在调查，常溪萍就问魏自强是否有这回事。这样魏自强把这事同陆平等一串通，我们就无法把事情搞清楚了。再如群众揭发陆平说反动学生攻击党中央和攻击社会主义“是认识问题” 一事。常溪萍就直接问陆平有没有这回事？陆平说我没有这么说。常就对我们说：“没有这么回事，这是骇人听闻的事，这是无中 生有。”常溪萍处处维护陆平，为陆平辩护。常说：“阶级斗争全国到处都有， 这是普遍现象，不是北大特殊的问题，招生中的问题也不只是北大有问题，别的 高等学校也有这类的问题，华东师大比北大还严重。”陆平放出大量的抹杀阶级 斗争，掩盖资产阶级在北大的专政的反革命言论，常说：“陆平的话是有出处的，不是陆平个人提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不算陆平的问题，为陆平推卸罪责。常还鼓励陆平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要他顶住，向北大社教反扑。如他对陆平说：“有许多情况（指北大存在的问题）各校差不多，有些问题程度不一样，有些情况华东师大也有。”常以此表明他和陆平同命相连，他是支持陆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对北大革命群众揭发斗争陆平是不满的，是反对的。
常溪萍为前北京市委、陆平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反攻倒算出谋划策，如工作队离校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大讲“四好”，什么“北大形势好，领导好，党好，经验好”。以便使得陆平黑帮在北大这个反动堡垒的统治继续下去。
常溪萍在北大社教中顽固的、死心塌地地推行了前北京市委镇压社教、打击 左派、包庇右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深受前市委主要负责人（彭真）的 重视，不仅把常提升到北大社教运动的九人领导小组，还吸收他为第二次反革命 国际饭店会议的十四人领导小组，开会时可以叫他来，并把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 的简报送给他。又因常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反攻倒算中立下大功，黑帮分子许立群还要提升常为高教部副部长。
从以上事实完全可以说明，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头号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北京大学揭发常溪萍问题小组
聂元梓 孔繁 李清昆 夏剑豸 赵正义 宋一秀 杨克明 孙蓬一 陈葆华 岳田 高云鹏 傅治文 王风林 李存立 李玉英 杨文娴 张文增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
□ 作者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