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少爷:文革初期终于自杀的程贤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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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日,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走进香山深处,用烈酒和着毒药终于自杀了。

程贤策是这年的6月份,也就是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的时候被批斗的。

程贤策被批斗有如下罪名: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文艺黑线急先锋、招降纳叛的黑手、结党营私的叛徒、深藏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国民党青年军打入共产党内的特务。

有着诸多吓人的罪名,程贤策自然是十恶不赦,红卫兵爱憎分明,批斗的也很频繁,打得也很惨烈。

有一次,程贤策打烂的衣服嵌进了皮肤里,粘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他回家要用温水润开血痂才能脱下衣服。还有一次,他被卷在席子里毒打。

或许,程贤策不像自己认为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终于选择了自杀。

在当时,自杀也不一定可以摆脱。程贤策死后,北大的广播里就喊着:“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乐黛云当时很替程贤策的妻子担心,她写道:“在那人人要划清界限,唯恐沾身惹祸的日子里,程贤策的妻子怎样才能把他的尸体送到火葬场啊?!(见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

乐黛云就是在程贤策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48年,乐黛云考上了北大。当时她到武汉找北大学生自治会的新生接待站,接待站的负责人就是历史系学生程贤策。

程贤策当时已经是地下党员,在陪同乐黛云去北大的路上,和她谈人生、谈理想,甚至还唱当时的违禁歌曲:“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乐黛云在文章中写道:“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人格魅力的吸引”。

正是在程贤策的影响下,乐黛云也投入到了地下工作。

1951年,年仅19岁的乐黛云,这个还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和北大师生一起奔赴江西,赶到了“土改第一线”。

这个土改团,团长由县里的人担任,副团长就是程贤策。乐黛云被派往一个四千多人的村子,担任了土改工作组组长。

乐黛云按照《土改手册》在这个村划出了八位地主。当时反对“和平土改”,县里觉得知识分子思想太右倾、手太软,她的直接领导,一位副县长亲自上阵来土改了。

副县长宣布第二天开会,要求处决这八个地主。乐黛云争辩道,政策规定只有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才判死刑。副县长认为她这是没有站稳阶级立场。第二天八个地主都被枪决。

第二天会议现场,妇女主任凑到乐黛云耳边说,那个人不该死。不该死的那个人,是一位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的孤寡老头。他省吃俭用攒了点钱回家买了点地,刚好是1949年的时候。土地一共十余亩,超过了“小土地出租者”所拥有的数目,成了地主。

这个老人平时还为家乡做点善事,老百姓都替他求情,但土改团按照规章还是把他处决了,还陈尸三日。

这次的处决,让乐黛云很震惊。她写道:“我总是用‘阶级斗争是残酷的’这类教导来鼓舞自己,但总难抑制心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哀”。

为此,在庆功会后她去找程贤策,程的一番教诲让她彻底想通了。

程贤策当时是这样开导乐黛云的,程贤策说:“我们不能凭道德标准,特别是旧道德标准来对人对事。‘土改’的依据是‘剥削量’,‘剥削量’够数,我们就有义务为被剥削者讨还血债。至于‘量’多一点或少一点,那只是偶然,不可能改变事情的性质。恩格斯教导我们‘认识必然就是自由’,有剥削,就有惩罚,这是必然,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有任何歉疚而得到心灵的自由”。

程贤策还帮她分析了人道主义、人性论,程贤策说:“尤其是人道主义、人性论,这也许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之一,但现在已成为马克思阶级学说的对立面,这正是我们和党一条心的最大障碍,因此,摆在我们眼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

乐黛云承认,当时她确实被程贤策的这套说辞所打动,她的疑惑算解开了。

1966年9月2日的程贤策,不知道是否还记得和乐黛云当时说过的话。

当自己在否定人道主义和人性,相信暴力革命是革命的时候,他其实就应该想到某一天,那八个地主的命运,也可能是他会遇到的命运。

事实是,他的命运更惨。惨到只有自我了结,才能逃脱被折磨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