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总是会多多少少认识一些人。在这些人当中，有的不过是来去匆匆的过客，有的只是泛泛之交；可也有的，与你相处的时间虽不长久，却能成为知交。刘王立明就是这样一位令我终身难忘的老人，尽管，那已经是四十几年前的事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那些事，却依然那样清晰、历历在目。
一九八零年第二期《人物》杂志上，刊登了刘光华同志悼念其母亲刘王立明的文章，并附有老人的一张照片。我横看竖看，总觉得像是当年的难友。我当即给《人物》杂志发了一封信询问究竟。经《人物》杂志介绍，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工作的刘光华同志取得了联系。方知，当年与我同住几个月的正是此位老人。当然，老人是在我离开她以后不久就已作古，但毕竟是我与老人在她最后的一段日子共过患难。那些与她相处的日子，也成为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岁月。遵光华同志之瞩，我本该记下与刘王立明相濡以沫的那段艰难而又难忘的日子，可是，这一段失去自由的狱中生活，一直像一个幽灵一样，困绕着我，工作的不易，生活的艰难，更使我没有时间回忆往事……
１９６８年春节过去了。这个春节我是在同学家里过的。母亲在父亲被造反派毒打致死后，带着小妹妹由老部下帮助逃到了北京，住在老首长家里。在浦东上海船厂工作的舅舅几次打电话让我带着大妹妹离开嘉定，到老家杭州去。在杭州的姑婆（舅舅的母亲，我母亲的姑妈）甚至把长途电话打到家里来，我就是听不进去。不过，我还是把妹妹菲菲送到了杭州。姑婆在菲菲到杭州后，又给我打电话，一再让我回杭州，我不肯。
可是，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在二月中旬发生了“迎园饭店事件”，上棉十七厂的文攻武卫许多人（都是成年人）围攻迎园饭店，我们这些中学生当然寡不敌众。我的右脸颊上被扔来的一块大石头击中，顿时，出现了一大片乌青块。最后，我和其他两个同学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押进了上海市公安局。
１９６８年３月初，我离开了被关押近一个月的上海市公安局，被押往位于上海南火车站路的上海第二看守所。记得那天，我就像去赴刑场就义的英雄，穿上心爱的已经褪色得发白的旧军装，一脸的大无畏气概，正气凛然地跟着走了。到了地方，上了二楼。一位近五十岁的女管理员打开一扇小门，说：进去吧，记住，从此你就叫“１５６４”——一个冷酷无情的四位数字，代替了活生生的名字；一个父母给予的响亮的名字，从此没有了生命，消失了！我拿着自己少得可怜的一些衣物，走进了这间大约只有八平方米的小牢房。已经有一位老人站在那里惊讶地望着我，她的脸上闪过一阵不安（后来，老人才偷偷地告诉我，她把我当成扮演苦肉计，到牢房里监视她的红卫兵小将了）。
牢房很小，方向不明。门的对面就是一付铁窗：是用铁框围住的。从门到窗子不超过３米，长、宽差不多。进门是一条近３、４０公分的水泥空地，然后占据整个房间的是一大块木板，我们的生活起居全在这块木板上。在进门左手靠窗的地方是一个水泥的马桶，上面有个盖子。我们方便后的污物很容易落到下面去。牢门轻易是不开的，有什么事，都是打开门上的小木窗子，吃的饭，喝的水，等等，都是从这一个小窗子里送进来。小木窗子的后面有东西遮住了，我们在里面是根本看不到外面的，而外面的人要看我们，只要把小木窗子背后的一块小木版掀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到牢房里的情况了。时间长了，我们也有经验了，只要觉得小窗子一亮，就说明外面有人在向里面看。
总的看起来，老人在牢房里是比较受到优待的。这块木板上几乎都是她的东西。她的被子足有好几条，还有几条垫被，白天摞起来，有很高一叠，当然，我们是来接受改造的，只能坐在木板上，有靠的也不能靠，坐也不能坐垫的。每天晚上到睡觉时，数她的动作慢。我只有一条被子，只能一半垫一半盖，一铺就行了，我身上的衣服也单薄，因此，一、二分钟就可以钻进被窝。
老太太可不行了。她左手本就有病（估计就是老人常犯的肩周炎），这样衣服穿、脱、都很困难；打开垫被、铺好，再铺好被子，光铺床就要一段时间。因此，几乎每天晚上，她都会惹来管理员的训斥。监内灯光是彻夜不熄的，我历来是属“夜猫子”的，正中下怀，索性躺在被子里看书。忽听耳边老太太轻声说：“快睡吧，明天早上别起不来。这里的灯光太暗了，弄坏了眼睛！”这话语真真切切，使我不能不接受，也罢，倒头就睡了。
果然，天蒙蒙亮，海关的大钟悠悠地响了五下，管理员就来叫起床。我正睡得香，又是老人手忙脚乱地将我推醒，否则，我逃不了一顿训斥。我们用可怜的一点儿水（我没有大水杯，每天的水更少，我的小茶杯只有老人大茶杯的五分之一），象征性地刷牙（擦牙），洗脸（擦脸），然后就开始静坐了，因为至少要到七点半才能吃早饭。这时，往往老太太悄悄地垂下头，又进入了睡态，我却无法再睡，心里七上八下，想着妈妈在哪里，家里弟弟妹妹们不知怎样了；同学们又怎样了？六点整，警卫战士们的起床号和海关的钟声一起响了。听警卫战士们出操的声音，听他们早请示，然后，知道我们也该吃早饭了。
早饭后，我们开始学习。老人有《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我只有毛主席语录和毛选四卷。老人慷慨地把她的书借给我看，她笑眯眯地说：我们换着看吧，你看我的，我看你的，上午、下午咱们轮着看。于是，我一头钻进了书中，啃了起来。《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法兰西内战》，《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等等。
不管看不看得懂，就是看下去。而且，我当时正年青，记忆力非常好，懂也罢，不懂也罢，把原话都记住了。当然，毛主席的著作要容易懂一些，我那时就已经能把一整本的《毛主席语录》背下来了。每天，我一遍一遍的读着，一遍一遍地思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的历史，一遍一遍地背着，渐渐地，稚气从我的脸上消失了。老太太说：“你真是在上大学啊！你将来会了不起的，会有所作为的。”她吟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呀，这不正是被批判的“孔孟之道”吗？现在怎么也不那么难听了？
午饭后，真是恹恹欲睡啊。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压低声音，悄悄地谈天。有时，老太太喜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对我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你的眼睛是怎么搞的？真可惜，怎么会有那样的毛病。你的眼睫毛这么长，眉毛弯弯得恰到好处，眼睛又大，双眼皮又深，把你的翘嘴巴和塌鼻头的缺陷都遮住了。我最喜欢看你的笑脸了，红喷喷的，真像个红苹果！”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了，我这只丑小鸭虽然永远变不成白天鹅，竟也有讨人欢喜之处呢。
有时候，我们会悄悄议论看守所里的两女一男三位管理员，老人说，瘦高个子男管理员最爽气，也比较好说话，那位较矮小的老女管理员和颜悦色，说一口绍兴话，也比较好说话，而且，每逢到她值日班，她会在中午打瞌睡，我们也就可以乘机眯上一会儿。逢到这两位管理员值班，整个楼层静悄悄的，这样偶尔会听到某个监房喊报告的声音，和完全听不清楚的管理员的回复。那位年轻的女管理员最厉害。老人说，其实，这位山东女管理员还是蛮漂亮的。大大的眼睛，浓黑的眉毛，高挺的鼻子，红艳艳的嘴唇（我担保，绝对是纯天然的）。就是一旦轮到她值班，总听到她尖利的满口胶东味儿的训斥声。老人说，千万别惹她生气，她一生气可就不好看了。可不是，那次我午饭后打瞌睡，被她发现，她先横眉怒目，口沫四溅地训斥我，然后罚我站着，我站了一下午。
老人风趣地说，你看看，都是你不好，害得她生气，她一发脾气，眉毛就挪了位，横眉竖眼，呲牙咧嘴，难看死了。都怪你，害她不好看了。老人越是一本正经，越是让我忍俊不禁。
瞌睡过去，又是学习。于是，《井冈山的斗争》、《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又钻入我的脑海（后来，我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我连哲学的书都没有看，一下子就考了６１分及格：就是由于当时打下了基础。）。
晚饭后，在昏暗的灯光下，是不宜看书的。这时，我常常用心地倾听着窗外，晚汇报时候，警卫战士们唱的歌，尤其是在他们学唱歌的时候，我也在心里学唱，结果是，往往战士们还没有学会，我就已经会唱了。另外，我也不放过任何倾听外界音乐的机会，这样，我也学会了唱许多的新歌。每晚，我们要在十点才能就寝，睡前的几小时，真是难熬。老太太悄悄地给我念起了一个有趣的儿歌，内容是关于表达从一到十这十个数字的，“好元宵，兀坐灯光下”，元，去掉下面的兀字，一也；“问青天，人在谁家”，天，无人，二也；……可惜，我只记住了这一句。当时我可是背得滚瓜烂熟的呢。多数的时候，老人是讲她所经历的沧桑世事，那简直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当然，那是在我们已经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
老人是民盟的，与抗战时期的“七君子”事件中的著名女律师史良女士颇为相熟。她说开国大典时，她作为当时的民盟副主席张澜先生的代表，与毛主席并肩站立于天安门城楼之上。我脑海中顿时浮现出董希文先生执笔的那幅著名的画卷《开国大典》。老人讲到，１９４５年重庆谈判时，她在重庆见到的蓝萍（我知道，那就是江青）云云，又讲到在解放前，汪精卫夫妇、蒋介石夫妇、李宗仁夫妇，她都与之周旋过。她说，当年，我的丈夫和大儿子被国民党的一颗子弹同时打死，我坐过国民党的监牢。到了１９５７年，我和小儿子都被打成右派，小儿子发配北大荒。现在，我又坐了共产党的监牢了。她说此话时，毫无沮丧怨恨之意，她悄悄地说：我是摔断了手，到上海女儿家来养伤，幸亏是到了上海，要是在北京，恐怕早被红卫兵打死了，我关在这里是当局为了保护我，我要是没有住进来，在外面，也可能早就被红卫兵给打死了，现在，我住在里面，红卫兵打不了我，我反而被保护起来了。想不到，老人是如此的豁达大度，我原来也是满腹的委屈与怨恨，更有万般愁肠，如此终得一解。
我们是被允许看报纸的，主要有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虽然不可能天天都看到这两份报，但是每天总是有报看。老人非常注意报纸上的消息。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她就会估计，可能是某某人出事或是没有事了。果不其然，一旦她被提审回来，有时很沮丧，说某某人出事了，有时很高兴，说某某人没有事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一下子就互相消除了戒备的。后来，老人告诉我，由于我进来的当天是穿着旧军装，年纪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活脱一个中学红卫兵。所以，那时，她把我当成是演苦肉计，打入牢房来监视她的红卫兵小将了。直到有一天，我在午饭后打瞌睡，管理员发现后，斥骂我不算，还罚我整整站了一下午，直站得我两眼发花，脸色苍白，老人从心里同情我。而且，我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很缺乏，每到月初五号，是家属送东西的日子，可是，我总是没有人送东西来。加之，我刚到时，常常自己在被子里暗地里默默地流泪，老人都看在眼里。特别是，我来了例假，却连例假带子和草纸都没有，无奈，还是那一位看上去比较和善的老女管理员让老人给了我一小条床单布，自己凑合着做了一条。凡此种种，无一不说明：我和她一样，是来坐班房的。而我的年纪几乎与她的外孙女一样，我们一老一小，就渐渐地熟识起来。
转眼间，又到了每月一次的家属送东西的日子了。我每逢到此时，日子最难熬，明知道家里是不可能来给我送东西，但又总是在心里抱有一线希望，反而矛盾又心焦。而老人则是又喜又愁：她的女儿每次总怕老人受屈，送的日用品如肥皂（还分香皂、洗衣皂）、草纸，毛巾，牙刷、牙膏等，数量多还不算，每次都要送两包葡萄糖粉。老人喜的是由此可知家人们还是有经济能力送物品，愁的是，她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几乎堆不下了。她也不敢把东西转赠给我，落个拉拢腐蚀之嫌。这样，每每到了这一天，我往往是沉默不语，先是默默地流上一阵泪，然后又埋头看书，但耳边是传来老人一声声的叹息。可能，就是从那时起，老人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几个月后，我欣喜地发现，我那原本每月准时来打扰我的“客人”——例假，先是不准时来，后来是逐渐量少，最后干脆就与我“断绝往来”。这可解决了我的大难题了。狱中生活用水十分稀少而珍贵，主要是食用的。来了例假，本就无法洗干净，我又几乎没有多余的内衣裤，若不小心弄脏了，就没有替换的了。现在，“客人”自动不来，我不就省事儿了吗！我不无得意地向老人通报了这一喜讯。我一面说着，一面对着玻璃窗，编着辫子（文革刚开始时，曾经有一阵子流行女孩子剪辫子，我本也跃跃欲试，可是，父亲坚决反对，他告诉我说：“我最喜欢女孩子梳大辫子了。而且，你身上野性太多，像个男孩子，就全靠你的大辫子才能表明你还是个女孩子。”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剪辫子。尽管我们去小长征——大串联时，为了减少麻烦，我剪过一回辫子，但是后来，我又把辫子留起来了。我的头发又黑又亮又多，两条大辫子一直被人称赞，我也颇为自豪。入狱后，每次理发，管理员让我剪掉辫子，我总不肯答应，这是因为，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只有用留辫子的办法来表示我对他的怀念。许多年以后，我有幸读到了父亲部队的一位阿姨的文稿，她写到当年“文工团的女同志，为了演出的需要，入文工团以后，都要蓄发留小辫”，由于生活条件艰苦，部队女同志头发上长了虱子，“女同志们都闹着要剪头发，史团长一听，急了，只好下令暂停演出，整休，搞清整洁，大战革命虫。”父亲的审美观可见一斑）。我发现，老人没有声音，不禁惊讶起来，再仔细一看，老人愁容满面，而且眼里似有闪光。她颤抖着嘴唇说：“我早就知道你会有这一天的。从你以来，我天天看你的脸，那时候，红喷喷的，像个红苹果，真好看，我爱看。可是现在，苹果没有了！”
老人告诉我，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是不能没有“客人”来的，否则，将来就当不成母亲。“‘客人’不来，你怎么还高兴得起来？这要毁了你一辈子的！”我当时虽已经有二十岁了，可是，童心未泯，不谙世事，并没有想到还会有什么将来，还会当什么母亲。只要现在痛快就行了。我大大咧咧地回答老人：“不来更好。”老人禁不住连连摇头。
按照狱规，同室犯人之间是不能互相给予任何物品的。就拿我来说，光身一个人进了牢房，根本没有任何铺盖，还是管理员给了我一床被子，里子面子清一色的藏青。可惜，只有三尺阔，或垫或盖，只能取其一。我是二月下旬进来的，还是冬天，只能当盖被用了。我就只能直接睡在木板上，然后盖上被子。这样，每天早晨，我起来以后，在我睡的地方，就留下一个人印子。老人当然看在眼里。她有好几条褥子，还有好几条被子。每天晚上，又铺褥子，又打开被子，起码得折腾十分钟。可是管理员不说让她拿一条褥子给我用，她就不敢拿一条褥子给我拥。有一天，老人像下了很大决心，她拿出一包葡萄糖，以下子塞到我的怀里，说道：“你拿去吃吧，可能会有用的，我要看红苹果。”我一下子楞住了，要知道，这可是严重违反了狱规。我当然不会接受这包葡萄糖粉，但是我感受到了老人她一片拳拳之心。
由于我的盛水器太小，勉强够喝，所以冬天手就皲了。那时候我们每逢周四的午饭里会有一点肉，多数是咸肉。于是老人把咸肉上的肥肉咬下来，交给我，让我用其擦手。我把这一小块肉用草纸包起来，小心翼翼地保存。碰到查抄监房，管理员拿起这个纸包，感到非常可疑，闻了闻，臭烘烘的，于是命令我打开，看到里面一小块黑乎乎的东西，命令我拿起马桶盖，她一扬手把纸包扔进了马桶。我心疼不已。老人看在眼里。一次她被提审回来，笑眯眯地递给我一个小塑料盒子，说，打开看看，我打开一看，是满满一盒凡士林油。她是趁提审之机，向管理员提出要擦手油，所以得到了这盒凡士林。
一次放风时，我在放风场地墙边的草丛里捉到了一只蚂蚱。回到牢房，我马上拿出牙刷，把蚂蚱放进了装牙刷的塑料盒里。开始我还看着蚂蚱在盒子里慢慢爬着，后来就渐渐失去了兴趣，于是，我决定把蚂蚱处以死刑，“让你粉身碎骨”我自言自语地说。打开盒子，取出蚂蚱，正准备撕下蚂蚱的一条大腿，听到老人对我说：这也是一条小生命啊，它碍着你了吗？你把它关在盒子里，让它失去了自由，现在居然又要让它粉身碎骨。你还是把它放了吧。我面对老人慈祥的目光，把蚂蚱放在牢房窗户外面的木栅栏的木条上，看着蚂蚱慢慢爬到
木栅栏外面去了。
我的父母很早就离开家庭去参加革命，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是很早就不在人世了。解放后，我父母忙于工作，又一直分居两地，我的弟弟、妹妹又多，我感到我的父母把注意力都放到我的两个妹妹身上，而我却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我很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而那是我心中一直渴望着的。现在，我虽然是在监牢里，但是，老人与我却朝夕相处，还一直处处关心我，我好像是有了一位奶奶或姥姥。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相濡以沫，情同祖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