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世芬（徐湘衡） 抗战史

近读台湾陆启东先生文《衡阳保卫战的政治波澜》后才得知大陆社科院研究员邓野先生于2006年曾撰有《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一文。拜读完邓先生该文后的第一个念头是一个问题：邓先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是整人的还是被整的？文革中的第一整人手段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邓先生当年若是被整类的，看来一定是被整得惨痛极其以至其下定决心定要实施报复，让他人也尝尝“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苦味。如若邓先生当年是整人的造反派，可见其使用该手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想当年，活人都可以用这一套手法整得无地自容，何况于今仅是一个躯体已上西天的国民党旧军人而已！
笔者敢冒昧称邓先生文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绝非无中生有。且看其文中此段：“这个记录证实了两个问题：首先，方之条件提出于8月7日城陷之前；其次，其中确有‘送往南京’一条。前者足以证实方提出了投降条件，后者足以证实方之政治变节。梁子超的六条与饶少伟的五条，文字有出入，但内容基本相符。将二者联系对照起来，方先觉投敌变节问题可以作出肯定的结论。”

在所谓的六项投降条件里，有五条是为了保护第十军尚存活的官兵及其家眷的生命安全，以保存第十军的实力。只有一条是要日方送方先觉去南京。把五条正义要求一概抹杀不谈，只揪住一条不放，大做文章，武断结论，大放高帽。此岂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何况，方先觉被俘软禁之后，托病为借口，坚决拒绝去南京。如果严格地按历史事实计，那末就“送往南京”这一点也难以成立。为此，邓先生所攻击的那一点至多不过是半点而已。

引人深思的是方先觉没有去南京这个历史事实。人们不禁要问：方先觉当时在提条件时是否真心要去南京投敌？如是，他就擒之后为何又拒绝不去？如否，他为何提一条他压根儿不想做到的条件？再回过头来看看另外的那五条。那些，就连邓野先生都认为都是关于“参战官兵的荣誉与利益”的，实际上“不是一个投降条件”。众所周知，方先觉商讨提停火条件时，第十军的败局已定：十军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日军破城只是一个时辰问题。大凡有点政治、军事头脑的人都会明白，两军作战，即将成为阶下囚的一方想用适当条件来换取双方停火协议时，其条件恐怕得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否则，胜者怎会理会你？试想，方先觉只提那五条“不是一个投降条件”的条件，日军会理他那个碴吗？为了让敌人能接受他的停火条件，为了保护几千无法突围伤兵的生命，方先觉的办法是用一条“送往南京”作政治诱饵。他在此耍了一个政治手腕。古今中外，政军人物常常为了达到更大的目的而耍政治手腕的事例枚不胜举，方先觉那点小术有何可非议？

至此，邓野先生为方先觉所作的“投敌”“政治变节”的结论恐怕也难以成立了。邓先生的结论完全基于“送往南京”这一条，而方先觉偏偏没有做到这一点，故而，欲说其“投敌”“政治变节”，实在是言过其实了。至于，方先觉成为战俘后，第十军被改为“先和军”，方成为“先和军”军长一事，就连邓野先生也嗤之以鼻。其文曰：“所谓‘先和军’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多种资料显示，方等最终仍处于被看管状态，不可能真正拥有带兵之权。日方所以弄出一支‘先和军’，目的主要是宣传。”

令人难解甚至不安的是邓先生常常把“投降”和“投敌”这两个不同概念混淆换用。本人既于上文辩驳了邓先生“投敌”“政治变节”的立论，故在此无意多述该两概念之区别。诸位且请读彭厚文教授的文章“试析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其文中道：“对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不能简单地扣之以‘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大帽子。”

不过，台湾的陆启东先生认为“方军长是投降抑为终战是可以讨论的。”有趣的是邓野先生引用日方史籍时对衡战终结有如是叙述：“8月7日傍晚，……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与日方接洽停火事宜，8日晨，方先觉与日军签署了停火协议。” 邓野先生接着评议：“日方的记载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白旗之下的停火协议肯定不是一个光荣的协议。”

投降也罢，终战也罢，停火也罢，衡战的结果只有一个：十军在浴血奋战了47天、经受了巨大牺牲之后，在无任何援军的情况下，存活将士不得不看着日军打进城来。衡阳城最终陷落，十军残部少数逃脱、一部分被日军杀戮、一部则成了战俘。战俘中的最高级将官为军长方先觉。

据邓野先生称，方先觉是“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投降日军的最高将领。”相信邓先生这个结论是有史料数据作证的。不过，邓先生是否忘记或者是忽略了当时其他一号作战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绝大多数都是一弹不发、一见日军的烟尘便匆匆溜号的事实？然，笔者在此无意追究是抗争了47天以后被俘好，还是丝毫不抵抗就逃命好，想必稍有良知的人都会得出合理结论。本文仅欲着重将方先觉与另一位被日军俘虏的高级将领相比较，以便史学家们能从历史唯物的观点来客观评价我们的历史人物。

1941年12月，猖獗一时的日本军队开始向菲律宾进攻。美军苦战三个月以后，罗斯福总统命令麦克阿瑟将军撤离菲律宾。时为临时少将的魏蕊特被任命为临时中将，负责吕宋岛地面部队；后又很快被任命为菲律宾三军总司令。一个月以后，即1942年4月，日军再次发动更大规模、更具毁灭性攻击。死拼中，魏蕊特率领一支一万一千人的核心部队退到马尼拉湾入口处的克雷希多岛。4月9日，留在巴丹半岛的大部队无法再战，宣布投降。魏蕊特率领的小部在克雷希多岛利用地道继续奋战，直至5月6日，日军占领该岛。上岛后，日军首领警告魏蕊特，如若他不命令全菲部队投降的话，日军将杀尽岛上所有的美国及菲律宾军人。魏蕊特于是不得不放下武器，并向全菲剩余的零星部队广播，通告全菲三军投降。

无独有偶，魏蕊特跟方先觉雷同，是美军日本战俘中的最高级的将官。两相比较，二位还真有不少相似之处。一，两位将军都是竭力打退敌人的进攻、尽最大的可能保住自己守卫的阵地，两军都坚持了一月有余。二，两军都是打到弹尽粮绝的地步，都杀过战马充饥；最后都是抓住什么就吃什么，死活不管 — 衡阳守军跳进池塘捞日军炸死的鱼，还有一位年轻的副官冒死牵回一头牛；而菲律宾守军则追捉鬣蜥，甚至猴子，以填肚。三，两军都无援军支持，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不增援美菲律宾守军的决定是由华盛顿最高司令部作出，而方先觉的第十军见不到援军则是因为方先觉、薛岳不和以及薛岳不卖蒋介石的账。前者可由现已公开的蒋介石档案为证，后者则由美军史书记载证实：1944年7月下旬，正值第十军苦盼援军之际，史迪威已经得知李济深、薛岳等要谋反的消息。

第四点相似之处：二位将军都接到过最高统帅可以停战的允诺。衡阳保卫战打响前，蒋介石因方、薛之间的矛盾不得不亲自给方先觉打电话做直接指示。蒋先要求方坚守衡阳两周，尔后又下了一道密令：“第十军若兵员打完了，仅剩下伤病和文职人员，允许停战。”在1942年4月的菲律宾战场上，巴丹于9日陷落。当天，罗斯福总统授权于魏蕊特，由他自己本人根据情况决定是继续打下去还是跟日军谈判投降条件。

方、魏之间第五相同点则是两人均不愿离开同甘共苦的受伤的部下。衡阳败局已成时，有人建议方先觉突围。但是当军部幕僚彭高参读到蒋介石训斥余程万的一段话：“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时，方先觉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立即表示“决不突围”。最后一天，团长曾京带了十几个人要保护方先觉突围，被方严词辞退。魏蕊特同样在最艰难的最后几天里，也有人劝他逃离。他也是婉言谢绝，说：“我和我的官兵们从一开始就战在一起。现在，要当俘虏，就一起当。我们在一起吃了这么多的苦，我的良心决不允许我在大幕落下之前离开。”

两位将军战败后都成了日本战俘。方先觉一直被关在衡阳天主教堂内，而魏蕊特则辗转三处：菲律宾、台湾、中国东北（当时的伪满国）。方被关了三个月后被国民党军统局营救出监，逃回重庆。魏则在战俘营中呆了三年，直至二战结束。虽然他们被囚禁的时间长度不同，但是，当两位将军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时，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然，在这两位将军的心灵深处，对于他们所作出的放下武器的决定一直负有疚愧。魏蕊特在三年的战俘营中，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自己的国家。他从战俘营中释放后的第一个问题即是：国内人民是怎么看我的？据历史文献记：方先觉逃出虎口后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

此外，笔者还亲耳听到方先觉的儿子方庆中述说：“父亲说他的生命到衡阳保卫战结束为止。”言下之意是他在衡阳保卫战以后的生命分文不值。多么痛苦深沉的内疚啊！
方、魏两将军的经历最后还有一点相似之处：两人均得到国家最高级嘉奖。方获青天白日勋章，魏得国会荣誉勋章。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两人均有人反对他们获得他们应得的荣誉。国民党上层中对方先觉的指指点点，邓野先生一文已有详细记载。只须不看其捕风捉影式的臆断部分，史实部分还是说明了问题。至于反对魏蕊特获勋章的人竟然不是他人，而偏偏是麦克阿瑟。

令人更想不到，甚至难以理解的是：方、魏这两位战斗经历相似的将军在各自国家的军事史册中却占有着极不相同的地位。翻遍美军史书，没有一篇对魏蕊特的战绩有二言的文章。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亲自给魏颁发国会荣誉勋章时的证词一劳永逸地把魏的贡献钉在了历史的功劳簿上。该证词中充分肯定了魏在克雷希多岛上的表现，称其“赢得了同盟国的钦佩”，“反映了美国军队面临极端的、无可挽回的不利形势之时依然斗志高昂的精神面貌。”可惜，方先觉没有如是运气。他的历史地位，两岸军史家及历史学家至今还在争论不休。且，争论的焦点不是他是不是英雄，而是他是不是投降投敌的叛徒。哀哉！

衡阳史学家萧培在他的著述《浴血孤城》中努力为方先觉争辩道：“西方人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不了就降。’东方人是‘宁死不屈。’当然，我们不能批评那些宁死不屈的人，但我们应一视同仁地对待战俘问题。”萧先生接着以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为例，说明方先觉的第十军也只是被俘，而不是投降。

其实，“宁死不屈”、“不成功，便成仁”，以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等都只是时代的产物。从古代到近代，世界上每一个部落或是民族、每一个王国或是国家对于战俘都是不人道的。至今屹立着的意大利罗马斗兽场可以说是一个最集中的形象—古罗马时的战俘成了奴隶，被送到斗兽场去和野兽作斗，供古罗马居民观赏娱乐。在无战争法的情况下，战俘遭到杀戮、虐待、奴役，他们的生还不如死。故此，“宁死不屈”、“不成功，便成仁”，“武士道精神”等概念、口号应运而生。统治者们当然是喜欢这样的口号的，因为用这些口号武装起来的士兵打起仗来个个都勇如猛虎。于是，这些口号被加冕，变得闪闪发光了。

但是古罗马的教义中也有一丝民主思想的萌芽。当时有思想家认为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正义战争的目的不是消灭对方的人体，为此，应该尽量避免杀害生命。这就为以后人道主义思想的兴起打下了理论基础。到了十四至十七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的口号叫响了。随着西方的工业革命，世界进入了现代时期，人道主义思想深入人心。1864年，第一个日内瓦公约问世。该公约受到世界红十字会创始人的启示，要求保护战争中的伤病员。嗣后，于1899、1907、1925、1929，许多国家又接连签署了一系列日内瓦条约，禁用毒气及细菌；而1929年的两个公约则特别涉及到人道处理战争中的伤员以及战俘的问题。二战初期，英美盟军将领允许其部队投降正是基于此种人道主义思想。

现代中国应始于1911年，值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廷被推翻时。到1944年衡阳保卫战时，其间已有33年。在一个三十三岁的共和国里，对一支已有初步现代武器装备的军队还要用中国古代的“不成功，便成仁”的训条来要求的话，应该说是非人道的。在今天21世纪的年代里，我们的史学家们是否也应该跟上时代的脚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论20世纪的人物？

相信会有人不买人道主义的账，说那是西方的思想，我们中国人有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再看人家日本二战中还是充满了武士道精神。笔者在此且不争辩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也不一一列举中国人已经学了多少西方的长处。在此只说日本二战中的自杀精神。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重建之后，日本的社会开放民主了无其数倍，越来越多的学者，甚至有当年参战的老兵，面对史实，指出了当时日军拒不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是因为当时国内上层领导大肆宣传被俘后会受到虐待，生不如死好。军中的教育也只有“战到底”这一条，没有别的选择。一位当时的低级军官说，“如果告诉大家可以老老实实地投降，人人都会这么做的。”由此可见，今天的日本人对于“投降”这个概念已经有了新的界定；那么，急速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人是否也应该重审一下“投降”的定义？

最后，恕鄙人寡闻，邓野先生是史学家还是政治家？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方先觉是个军人，他指挥的衡阳保卫战也是一场纯粹的军事城市保卫战。在他的眼里，他的基本任务是固守衡城两周；外加任务是尽量消耗敌军，拖延时间以等待援军；他的底牌是蒋介石的一道口头密令，在战斗兵员打完时可以停战。史实表明，前两条，方先觉及他所率的十军做得极度出色，全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远远超额完成了任务。最后停战放下武器，也是到了完全无力再战的时候才按最高军事领导的命令做的。这一切，完全可跟魏蕊特及他的巴丹、克雷希多之战相媲美。

然，邓野先生的文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牵扯政治，要揭示蒋介石为政“诡秘”，要证实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若要以方先觉“案”为佐证，该案当然必须是反面的，必须是“投敌案”。只有把方说成是个投敌变节分子，他才可以在所谓的蒋介石一次一次地包庇方先觉上做文章。故此，邓先生一定要先入为主，先下结论，再精心筛选对他有用的史料来做所谓的论证。此种做学问的方式，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一旦摘去有色眼镜，相信连邓先生都会承认蒋介石大力表彰方先觉确实是做了一件有良心的事。日本的一号作战自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在河南中牟发动，及至六月下旬日军兵临衡阳城下，日军竟然是所向披靡，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征服河南、湖北，攻克前三次均夺不下的长沙。东条英机喘了一口气，正在得意之时，却遭到了坚守衡阳的第十军的当头一棒。他不仅原本一日拿下衡阳的计划破产，而且日军伤亡惨重，震惊了日本军事大本营，有高参甚至提出要停止一号作战。七月十八日，就在第十军付出了许多年轻人的生命——其中包括我亲生父亲10师30团2营营长徐声先的年轻生命——击退了日军第二次总攻之后，东条英机下台了。虽然东条的垮台并不只是因为衡阳拿不下来，但是日军在衡阳屡遭击败以至延误了一号作战计划的进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衡阳保卫战之后，湖南广西战场又是一败涂地，日军一路乘风直奔贵州独山，严重威胁重庆。相比之下，方先觉真是鹤立鸡群，不嘉奖这么一位英雄，该嘉奖谁？

蒋爱将才，不能因为其名为蒋介石就说错。在一片政治、军事均不利的阴影中，蒋介石抓住给人一点希望的优秀的衡阳保卫战将士们当他的救命稻草，这恐怕是任何政治领导者都会做的事，有何可非议？相信蒋介石调不动薛岳部队前去衡阳解围，逼得方先觉不得不跟日军谈判停战条件，其内心必自疚。偏偏那些死抱住古典训条非要方先觉去死不可的人又触到了蒋的不可言喻的痛处，难怪乎蒋要大发雷霆。不管如何，蒋介石终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举足经重的人物，将其简单地漫画化，岂非嘲弄中国现代史、取笑中国人民？

中国现代史，至今不足百年。然，其虽短，却繁复。要如实地记录这一段历史，我们的史学家们不可一叶障目，不可纠缠进政治诡秘中跳不出来。倘若有捞政治资本之心，其文值几钱耶？

参考文献

白天霖，《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台湾，天工书局，1984

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思与文–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ge/003493.htm

《方先觉与衡阳会战》，王逸之编，台北，方畯出版，2006

葛先才著，李祖鹏编，《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台湾，王阳明文教基金会，2005

《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衡阳市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陆启东，《衡阳保卫战的政治波澜》，作者赠。

萧培，《浴血孤城》，出版字号：衡新出准字（2007）第7号，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衡阳，2007

Romanus, Charles F.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Washington, D. C., 1956

“Sixty Years Ago Today… 9 April 1942 The Fall of BataanPacific Theater of Operations” by Jennifer King and Timothy Rollins, http:// www.american-partisan.com/cols/2002/ww2/qtr2/0415.htm

“Surrender”, http://pwencycl.kgbudge.com/S/u/Surrender.htm

“Wainwright, Lt-General Jonathan M.”, http://www.arlintoncemetery.net/jwainiv.tm; http://ameddregiment.army.mil/fshmuse/wainwright.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nathan_Mayhew_Wainwright_IV#World_War_II

“World War II: Interview with Major Richard M. Gordon – Bataan Death March Survivor”, http://www.historynet.com/world-war-ii-interview-with-major-richard-m-gordon-bataan-death-march-survivor.htm

**感谢日本学者Tsubata Kazuo，为笔者提供了现代日本人对武士道精神的看法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