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南京黄埔亲属 ，作者曹景滇

曹艺，原名曹聚义。1909年出生在浙江省浦江县蒋畈村（今属兰溪），父亲曹梦岐是一个具有康梁维新思想的秀才。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曹聚义自幼接受了以天下为已任的济世思想。弱冠之年到杭州省立一中求学，热心救国救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1926年加入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CP（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炮科，在校期间担任黄埔军校中共地下党总支部书记，1929年5月顺利通过毕业考试，在留校等分期间，因父亲病故请假回家奔丧，不料此时由于叛徒出卖，军校内的地下党组织遭破坏。曹聚义虽贵为“天子门生”，但因政见不同，遭到了“校长”的明令通缉。浙江省保安队会同浦江警察局跟踪至曹家追捕、抄家。曹聚义的母亲刘香梅机智沉着地将他藏于正在作茧的蚕房顶楼，未被搜到。天意怜人，当天下午忽然下起了雨。曹聚义急中生智，从顶楼滑下，身穿蓑衣，头戴斗笠，肩挑粪桶，手持粪勺，慢慢悠悠地从保安队眼皮下走脱，连夜翻过金华北山，尽量避开城市，沿着富春江漫无目的的流浪。

到了严州码头，遇到一群搬运苦力收留了他。曹聚义虽长得文弱，但从小在父亲办的学校里接受的是“躬行实践”、“躬亲稼穑”半耕半读的教育，又在黄埔军校内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具备吃苦耐劳的素质。他除了能和苦力们一道干活外还能写会算，帮他们记账，代他们写信，同时还会给他们讲时事，讲故事，大家都喜欢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竟多次不愿意他离开。由于连年内战，当政者又横征暴敛，国内经济萧条，苦力们也常无活可干，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当曹聚义表示不愿拖累他们要离开时，他们都说不要走，只要我们有一口饭吃，都少不了你这个“小师爷”的，曹聚义在这些朴实的苦力中间也挺有安全感。他的体格在艰苦的劳动中得到了锻炼，还学会了不少搬运的技巧，在生活的最底层的拼搏，使他深切体会到了谋生的不易，“哀民生之多艰”使他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决心更执着了。曹聚义和这帮苦力们从浙江流浪到江苏苏北，出山海关到锦州、沈阳，闯出国境，跟船到朝鲜的釜山。当时的朝鲜正在日本人的占领下，他们给日本的煤炭船装煤。曹聚义目睹了朝鲜的丰富资源被日本殖民者掠夺，而人民又备受日本占领者欺凌的事实，亲身感受到朝鲜人民的亡国之痛。这些使曹聚义倍受教育，为他以后的坚定抗日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九一八”前后1930年初，他们又随日本的煤炭船渡海到日本长崎，长崎的冬季分外寒冷，这些没有护照的苦力们只能蜗居在码头旁的简易屋中，身穿破棉袄的曹聚义可真是冻的发抖，一天，一位路过的日本老妇看见他，动了恻隐之心，主动与他交谈，靠笔谈了解他的大概情况后说，你这么年青又没有护照在日本是难以立足的，不如我给你介绍一条回国的生路吧！几天后，老妇果然来了，她交给他一封信，要他去见东亚同文会的会长，并且雇了一辆人力车送他去。这老妇的介绍果然有效，会长收留了他，并说：“你先在这里等着，等有去中国上海的船你搭船回去，我保荐你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去读书。”月馀，等到了船，曹聚义钻在轮船货仑潜归上海，改名曹艺，进入同文书院读书。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人利用中国“庚子赔款”而办的学校，地点在杨树浦日租界外虹桥路100-101号地段，同文书院的学生由日本派来，每年100名左右，目的是培养道地的“中国通”，1919年开始，东亚同文书院开始成立中华学生部，每年招收50名中国学生，中华学生部逐渐成为中国学生的政治避难所，（当年中共华东局被破坏后，陈本仁等几名地下党员也进了同文书院）曹艺1930年秋进入同文学院中华学生部时，同文书院已成为一所较完整的商业专科学校。经一年奔波流亡之苦备尝人间艰辛之后，又有了读书的机会，他自然格外珍惜。读书用功，做事勤快，仍然关心时政，经常参加上海学生运动，很快被学生们选为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为避暴露身份，他起笔名“李鯈 ”将学生运动的情况写稿向《申报》、《立报》、《民国日报》投稿。一次在向《民国日报》送稿时看到该报《觉悟》上有哥哥曹聚仁的文章，向报社打听到哥哥在上海的地址， 许多年天各一方的兄弟俩见面，真是喜出望外，曹艺从此常住曹聚仁家。

曹聚仁此时已是暨南大学教授，同时又是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的兼职教授,并是上海文坛的知名作家。1931年在上海群众书局方东亮的建议下，曹聚仁办起了《涛声》杂志。曹艺和嫂嫂王春翠一起帮助哥哥编校发行，曹艺还是《涛声》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涛声》1931年8月创刊，1933年11月25日被查禁停刊，共出83期，其中曹艺以笔名“李鯈 ”写稿80篇）。《涛声》一问世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许多名家都纷纷投稿，鲁迅也投了几篇稿，鲁迅还说：“《涛声》上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曹艺就是赤膊的勇士之一。初生之犊不畏虎，曹艺的杂文短小精悍，文风激烈，如锋利的旨首击中时弊，（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集》、1990年出版的《中国杂文选》、《中国散文鉴赏文库》中收集了七篇他那时的文章）。曹艺在读书之余，开始涉足文坛，与陈望道、陶行知、邹韬奋、徐懋庸、陈子展、江天蔚、林语堂等相交接，与鲁迅也有过几次请教和相谈，他除了为《涛声》撰稿外，同时在《芒种》、《论语》以及《申报·自由谈》《立报·林言》等报刊上发表文章。那时候年青而又多产的曹艺已开始因文传名了，他那些初露锋芒的文章至今还被人誉为“三十年代的青年作家”、“三十年代军旅作家”的作品。如果不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曹艺可能会读完同文书院的商科并在文坛上继续耕耘下去，那么他和哥哥曹聚仁很可能像周氏兄弟一样被人们誉为“文坛二曹”……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曹艺在听完第二节课，照例赶到阅览室浏览一下当天的报纸。日本学生争着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兴奋、骚动、大异寻常。曹艺急忙抢到一张上海版的《每日新闻》，“昨夜皇军炮轰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等大标题，赫然在目。当时阅览室内只有曹艺一个是中国学生，他被这一大新闻惊呆了！联想到近些日子，“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日军在东北蠢蠢欲动，剑拨弩张，“山雨欲来风满楼”，原有要出事的预感，然而，四天前，日使重光葵呈递国书的报导遍载中外各报，日使颂词宣称：“贵我两国邦交之敦笃，不仅为两国之幸福，实为东亚和平之关键，并为世界康宁基础。”双方对万宝山当地农民与朝鲜农民地纠纷，只在两国互递抗议阶段。至于“中材事件”，十七日重光发表声明，谓中材案不难适当解决。外交辞令说的十分好听，而日人却流传着如下七字胜诀：“每逢七字之年，必有战争，且战无不胜”。日军方更提出“击灭暴戾东北政权”“籍此机会永久确保日本帝国在满蒙既得之权益”等狂论，公然喧嚣武力解决，“中村事件”明明是日军大尉化装冒充为农学博士，深入中国探刺军事情报，测绘边境地图，且不服从劝告，反施强暴，日军却由此对我悍然大举入侵，占领沈阳。曹艺满肚子疑问与愤怒，在阅览室无可发泄，只得急忙跑到中华部，对班上同学大喊大叫起来。当晚，中华部的同学聚集在大教室开会，中华部各级各科同学都到齐了，甚至从不关心政治“死用功”的同学也露面了。日本侵略军在我国东北三省的大侵略，太兀突，太露骨了；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太软弱、太无能，激起每一个中国人的义愤，连一些日本人精心挑选培养的亲日青年，此时也都站到反日行列里来。同文书院中华部的同学们一商议，很快就举行了罢课，这在上海大专院校中是第一个。九月二十日，曹艺作为学生会派出的代表，走访上海各大学学生会，进行宣传发动，串联工作，组织学生反日会。同文书院成为上海十大学联的基本成员之一，二十二日上海各界反日会召集各界代表五千余人开会，一致通过如下决议：一、 发表宣言；二、 电请国府即下总动员令，驱逐日军出国境；三、 通电全国一致抗日；四、 组织救国义勇团；五、 反日会改名为抗日救国会；六、 定二十六日开市民大会，全市停业；七、 ……（曹艺记忆不清）；八、 彻底对日绝交，如有破坏者格杀勿论。同文书院的代表被指定在大会上介绍“万宝山事件”情况和揭露“中村事件”的内幕，说服力很大。二十六日，上海市民大会在南市举行，同文书院的代表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九·一八”事变发生十天后，日军侵略益甚，吉林继辽沈之后又陷于敌手，南京政府仍旧抱住不抵抗主义。学生运动加倍高涨起来，纷纷向政府请愿，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二十八日上海各大学五千余学生，分乘三次专车，陆续离沪晋京（南京）请愿；后面还有更多的学生整装待发。同文书院中华部的学生全体退学，于二十九日派戴曙光、史惠康等代表，去南京政府教育部要求予以转学便利；派曹艺长驻上海十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参加“救国义勇团”的组训活动。东亚同文书院中华部的学生，有的转入上海各大学，有的走向社会，在抗日的各条战线上扎扎实实地显身手，也有极少数东渡日本去留学。日本 人处心积虑开办了十四个年头的同文书院中华部，就此“寿终正寝”。“九·一八”东北事变与相继而来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更增加了曹艺的家国之痛，想自己虽是黄埔学校炮科的毕业生，因是“通缉犯”却没有负干戈以卫社稷的权利，怎么也不甘心改弦易辙，他不相信堂堂中华民族会打不过小小日本军国主义。决心投笔从戎，到东北去！到华北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和日本侵略军拼个你死我活！北上抗日 点编义勇军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为曹艺作了安排，让他带着叶劲伯、宋文梅（注）等五位勇于抗日的好青年，结伴北上，到北平参加东北义勇军.

宋文梅原名宋若璟，习仲勋同志入团介绍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共，担任三原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团支部书记。是三原县三中、三师1926、1927年联合闹学潮时的“富平三杰（习仲勋、宋文梅、程建中）之一。
义勇军的后援会是民间的抗日组织。它是由社会上权威人士出面组起来的。

会长朱子桥是东北人心向往的抗日名将，因为年高事忙，不常在会主持事务。常务副会长由曾任过省政府主席并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何遂将军担任。（何遂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曹艺等一行人到时适逢朱、何两位将军均在场，他们非常高兴。认为正好解决了领导机关人手不足的困难。曹艺这位黄埔六期毕业生当即得到二位将军的赏识，委派他担任何遂的随从参谋，支中校薪。同来的几位分别任后援会总部的参谋或副官，支上尉薪。对他们委以点编和整顿民众抗日义勇军的重任。当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都已脱离东北各省，入关后聚集在平津四郊，他们的来源：1、由东北军正规部队现役军官，激于义愤，率领所辖部队打出义勇军旗号，抵抗过日军侵略，后被当局不抵抗政策瓦解和受日军追击而入关的；2、是各地旧军政人员激于抗日救国正义感组织起队伍，集中在附近的；3、一些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结合散兵游勇，收编农民封建武力组建成军的。队伍号称50万人。其实名不副实，鱼龙混杂。通过整编，引导他们走抗日的正路，真正成为抗日的劲旅，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也是一项复杂又棘手的工作。先前着手点编工作的，都是先期通知各受点部队，选报现有官兵花名册，然后定期责令该部队负责人员来到后援会办公厅，面对厚厚的花名册，统计报表，于烟酒谈笑间，协商人数，谈判条件，拨付饷银，批给被服械弹，而后双方应酬不绝，馈赠频繁。曹艺虽在黄埔学过三年军事理论，但从未带过兵，也未点过将，对一些兵痞和“乱世英雄”的所作所为也闻所未闻，可以说是一无资历，二无处世经验。这个只有一身正气的小军官，带着下属几个年轻军官，捧出后援会会长的将令。如同对待正规军一般，深入到现场，一支义勇军，一支义勇军的检查实况，该缩偏的缩偏，该裁撤的裁撤，一点也不含糊，几天下来，受点部队就不敢对他们“等闲视之”了！当点到一支在北平前门挂着“辽西义勇军第一支队”的李姓司令时，门口站岗客堂送茶的都是一个老年兵，最后查明这支义勇军是地道父子兵，儿子是司令，门卫、副官、勤务兵都由父亲兼差。他们前次请领过八千人马的津贴。啼笑皆非的曹艺，不客气地勒令他当场卸下门口的招牌，从义勇军登记簿中把番号勾销。有一次的点编更富戏剧戏性，曹艺出城点编的是全国大小报刊头字号标题宣传已久的 “二十五万义勇军总司令唐聚五部” 。此人来头大，他原是辽宁省东边镇守使于藏山部的团长，不肯跟于藏山投敌，扯起部队收并各县警察大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成立“辽西自卫军” ，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给的 “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区”名义。热河沦陷后他率部队紧紧跟随着后援会。以二十五万义勇军总司令名义，声明完全服从后援会命令。

作为后援会的基本部队，曹艺非常重视，束装整齐，跃马前往他们的驻地北平郊县怀来城。唐将军竟派仪仗队郊迎十里，将到驻地，唐将军披挂整齐，立马举手为礼，军乐队吹奏三番号（一般迎接上将指挥官的仪节）。曹艺一开始真有点受宠若惊，定下心来细想，这种礼遇他是冲着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来的，是对会长的崇敬，不是对我个人来的，便坦然回了个举手礼。接着唐将军又请他们上炕，用鸦片和女人来招待，曹艺婉拒了他这种非正常的招待，到唐将军炕座前恭恭敬敬行了个军礼，不亢不卑的请司令原谅不识抬举，并说；“今天奉命点编大部，一切公事公办，不敢有所偏失，大部直属官员，俟列队请点实数发稿饷，至于所辖战列部队，当按大部造具的花名册计数，千军万马，埋伏青纱帐里，如何按月支薪，当报请会长、副会长审批办理，想不至于有屈大部。”唐聚五不愧为见过世面的将军，爽快地照曹艺提出的方案办理。结果按实点人头，总司令机关官兵和直属部队员兵，到点的十足为六千余人。但号称二十五万，则对埋藏在青纱帐里的数字，虚夸的太惊人了。还有一支由“乱世英雄”土匪刘黑七统领的杂牌队伍，声言“若是敢来点编老子，定叫他吃不了兜着走……”曹艺曾独胆深入匪穴做动员工作。以真诚之心，以团结抗战大义感动了就要射杀他的土匪，使原本与义勇军貌合神离的土匪队伍归顺。
曹艺带领着这个年轻的点编组，按部就班，点编、整顿了一支又一支东北入关的真抗日和假抗日的队伍，他们见识渐广，世故渐深，以相对花费较少，效果较大的实践，整肃了义勇军的名声，提高了义勇军的战斗力，也明显地提高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在社会上的威信，连刘黑七那样的惯匪，改途易辙而改编为义勇军，并发誓抗日之后，也不得不乖乖地服从后援会的指挥和纪律约束。曹艺回到北平复命，得到会长、副会长的真心赞誉，但此时情况有了变化，蒋介石不让抗日下令把各路抗日义勇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五军，朱子桥将军表示倦勤，何遂将军说：“我勉为其难，把所有抗日义勇军不论原来称什么部队，今后一律编为第五十五军的师、旅、团、营。一个叫贡沛诚的失意政客，从江淮间以抗日为大旗，收集了一批失意军官亡命之徒，也团结了不少爱国青年，举起抗日铁血军的响亮大旗，多次招待京、沪新闻记者，制造声势。而后联系津浦铁路局，辞别江南，携着一只棺木上火车誓师北上，正碰上日军大举突破长城要塞，侵略华北，这支铁血军没有敢一试锋芒，热河之战倒是参加了，然而一触即溃，队伍涣散地回转平津，贡沛诚销声匿迹。但抗日铁血军的旗子没有倒，由一群中下级军官撑持着，当后援会点编他们，他们有失了亲娘的孩子重睹娘面的兴奋情感，热烈殷勤接待点编组。点编的时刻，他们千方百计叫回旧部,也拉兵雇夫，弄来一大批贫困失业的城市平民充数,凑足了只不过五、六百人，点编时贡沛诚并未出面，据说见无名无利可图，早就撩挑子不管，到北平做“寓公”了，何遂将军派曹艺负责这支队伍，编成一个团，作为五十五军的警卫部队。他说：“如果兵员不足，可先编成一个营，回头马上派连排长给你，先一个连一个连整编起来。”，曹艺蓦然接受命令，不禁有些失措，不一会，何遂将军亲自指派叶劲柏、宋文梅、申屠彦等来任营连长，他们都是军校八期未毕业的同学，同时由有关组织派遣北上，在北上叶劲柏、宋文梅、申屠彦等同学的鼓励下，想到抗日的大局，当下咬了牙根，接受下来。当即叩辞何遂将军，离开怀来城，奔往东花园择地组织五十五军警卫部队。把点编后交上朋友的几位参谋副官团结在身边，作为部队的骨干。认真订下整饬计划，每星期六天训练，每天两节课两次操。这是曹艺的第一次带兵实践，他把在军校所学的军事理论，一一施展在这些散漫惯了的员兵身上。义勇军改变为正规军，士兵很不习惯，官员们也有怨言，但曹艺仍一丝不苟地坚持整训。谁知在当年的平绥线上，风云变幻……蒋介石又骗又压东北抗日后援会和杂牌军孙殿英就范，五十五军的整训刚开始就接到命令：五十五军和孙殿英的四十一军，合组为青海屯垦区兵团，明令孙殿英为青海屯垦督办，何遂将军副之。曹艺带领的这个小小卫队营，仍旧保留团的名义，直属屯垦督办，负责警卫工作，立刻停止训练，离开河北境界，假道张家口，向绥远宁夏西开，平绥铁路不给车皮，他们只能藉人马用腿脚一步一步沿着当年羹尧征西的古道徒步行军。在军人生活中，行军是苦事，特别是率领一支几天前才刚改编，尚未训练有素的庞杂队伍长徒跋涉更是难事，一路上落伍，掉队的现象时有发生，幸亏有两位连长原是西北军保送入黄埔军校的，他们人地熟悉，许愿说到了张家口一定可以弄到火车皮才使士兵们听了勇气倍增，……在途经土木堡的当晚，宋文梅神色紧张地来到曹艺面前，告诉曹：他得到确讯，今晚我营将有兵变。贡沛诚的几个亲信，串通随行的一些失业军官将对曹造反。曹艺当即招请宋文梅、叶劲柏等几位黄埔同学商量对策，把特务排交给叶劲柏直接掌握，加强警卫，把宋文梅连紧靠营部而驻，全营戒严。曹艺还是按时上床，按时熄灯。大约翌辰二时许，远处鼓噪声起，岗位喝令声与闯营争吵声，知道兵变还是发生了，不过气势不算猛。曹艺是事到临头横了心，干脆徒手迎出门外，冷静的招见乱兵，倾听他们细说原由，乱兵见曹没有武装弹压之意，几个人一商量，趑趄地向前来，不恭敬地举手敬礼。他们入室后安静地肃立着，不肯就坐，申明他们是抗日铁血军一群军官，从南京随贡沛诚舆榇北上，原存抗日真心，不料情况恶劣，每况愈下。部队点编后，大遭紧缩，他们眼看当官无望了。如今要徒步行军，实在痛心于前途黯淡。加上以曹为主的南方新人占了领导职位，更难心服。经过曹艺和西北军出身的的几个连队排长劝导，明白曹艺也是孤身北来，奉令长军，并无野心，也不结党营私，对士兵也无恶感，曹艺以理服人，化解了矛盾，平息了兵变。行军到鸡鸣驿站时，听到雷声大作，连忙抢在暴雨之前过了干河，避免了山洪暴发之灾。几天后，终于到了西行途中的第一个大站——张家口。

当时的张家口是冯玉祥西北军的势力范围，冯领导的抗日同盟军方振武部队驻在那儿。当时，方振武将军正指挥民众同盟军继续抗击入侵察哈尔的日寇，军书旁午，特抽出时间来约见曹艺，他很赞赏曹艺，说：“国难当头，少年人远渡关山，只身北来，几天功夫，把骄虚浮夸的一个抗日铁血军整训的像支部队。昨天我已经亲自看过你的警卫团，部队不大，气象焕然，一路下来，减员不多，看来会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抗日队伍。说假道西开，我看不必了。你知道我们是抗日的，你北来干什么？一句话，是来抗日的，何不留在此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序列，既抒发了抗日铁血军的初志，也遂了你北上抗日的宏愿。”事出意料，但方将军的话句句说到曹艺的心上，千辛万苦北上的目的就是要抗日，早一天上抗日的前线何必舍近求远呢？但想到恩师何遂将军的委以重任，不能不辞而别啊！他正迟疑着，方将军又开口了，他说： “我从何将军口中，从你率领未久的部属都赞佩你的年轻立志，能吃苦耐劳， 遇险不惊。我们欢迎你这支部队，拟改编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新编第十四师，由你任师长……”。曹艺面对方将军说：“前辈抬举了，后辈一心抗日，正苦报效无门，能列为同盟军行列，幸何如之，誓当效令麾下，作为一名马前卒子.不过小子幼习庭训,孔孟之道积习已深，一时之间难随机应变.此次北上,得朱子桥老将军和何遂恩师信任,付以重任.今不能把部队带到目的地,虽部队找到更好的出路，小子个人总觉有负师长。可否准我请几天假,去找何遂将军请罪听凭师长酌情处分。若放回来,则随马执镫,当个二等兵也十分荣幸,不计较什么官什么长了。”方将军听了很高兴，觉得这个小小军官极有责任感，做事有板有眼，他执着曹艺的手直送至大门而别。第二天，曹艺一早从车站赶头班火车回北平，在车站遭到查捕，幸而在他的行李中出几本《涛声》杂志，抗日同盟军军法处长认为他是爱国的军人，把他放了。他才顺利登上火车。注：宋文梅（1910-1955）原名宋若璟，陕西富平县淡村镇凤凰堡人，习仲勋同志入团介绍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共，担任三原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团支部书记。是三原县三中、三师1926、1927年联合闹学潮时的“富平三杰”（习仲勋、宋文梅、程建中）之一。1930年入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八期）炮科，1932年因党组织遭破坏逃离军校。1933年受中共派遣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参加了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失败后回陕，经地下党介绍，任杨虎城部17路军特务营营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日，执行杨虎城将军命令，率部解除了警察及宪兵武装，搜查西京招待所并扣押了陈诚等蒋介石主要随员；后负责看管蒋介石。1946年宋在南京“以劫持统帅罪”被捕，由于蒋介石认识他，指示将宋打入水牢。使宋文梅同志身体遭受严重摧残，致生命垂危！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经地下党营救出狱。建国后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处长，西安人民大厦总经理，中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处长。1955年在北京去世！突陷牢笼  如堕五里云中曹艺回北平后，向何遂将军汇报了情况，得到何遂将军的赞同和奖励。何将军让他先休息两天，然后再度西行。曹艺在北新桥街上，偶然碰到了一个小学同学，同乡陶云烂。“他乡遇故知”，两人都很兴奋，当即到北新桥饭店吃了顿饭。陶告诉曹艺他在北平军分会装甲汽车队修理班当技司，并问曹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曹艺告诉他自己在张家口任职，不久就要西行了。两人高兴地吃完饭就分手了。第二天，曹艺到西直门火车站去乘往张家口的火车，不料在车站突然被宪兵三团的人逮捕，被关进监狱三个月之久，不仅打破了曹艺西行抗战的英雄梦，而且使饱尝苦难的他又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生死考验……在北门仓监狱第一号牢房关着的曹艺，一开始如堕五里云中，他百思不解宪兵三团抓他的原由？（这个谜整整困惑了曹艺四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海真如农机站的外调人员告诉他，陶云烂坦白交待，是他向宪兵团告密说曹可能是共产党。这个谜底才解开），他不怕坐牢，只是着急，想到方振武将军对他的期盼，何遂将军对他的鼓励。如今两边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会不会引起两将军之间的误会？会不会延误十四师的扩延和参与抗日的行程？真是急得满嘴起泡，后来冷静下来，既来之则安之。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不变应万变。在牢里被提审了几次，曹艺都强调自己是个抗日军人，他反问他们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抓人？由于他的身份较高，他们也不好轻易的处理他。过了一阵，忽然把曹艺提出去，同另一个犯人一同押解到一个小土山头上面， 吓唬说：“这是最后的时候了，你们要招，不招就归天了！” 曹艺摇头说自己不知道要招什么？实在没什么可招的。另一个犯人态度很硬，破口大骂：“你们要听什么？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别罗嗦！” 说时迟那时快，宪兵真的上前一刺刀把他刺死了。鲜血直溅到曹艺的脸上。那刽子手然后指着曹艺说：“你怎么样？不招就跟他一样！”在这生死一线间。曹艺来不及思索，把心一横，仍然坚持说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被抓，宪兵无奈说：“先放你一马，下次再跟你算账！”把他押回了牢房。曹艺明白了，他们这是演的一场“陪赴刑场”的逼供戏！自己虽然没有思想准备，幸亏当时没有怯场说起来还应该感谢行军途经土木堡那天晚上的一场兵变，锻炼了自己处惊不变的能力。但是，凡事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一次是突然而至，蒙胧之中也就没什么可怕了。这第二次就不同了，一切都在你清醒地情况下进行，那将是更残酷的折磨你的意志的考验，而且，结果很可能是角色的转换——别人陪赴刑场，你是真死，死倒没什么可怕的，从被通缉到流亡国外，从独身闯进土匪窝面对举枪的土匪到带兵西行途中的兵变，自己多次从死神身边擦过，若死在战场上，为国捐躯，死得痛快！死得值得！正所谓“留取丹心照汗青”。但莫明其妙地死在这帮刽子手刀下，“壮志未酬身先死”，岂不冤枉？曹艺想得很多，几乎一夜未眠。黎明时分，才理清自己的思绪：只有镇定，从容地面对死亡才能从精神上压倒这帮刽子手，另外，在态度上要不软不硬，不卑不亢才可能使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果然，仅过了一个星期，又重复了一场陪赴刑场戏。俗话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曹艺在第二次陪赴刑场时，调动了自己全付精力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同赴刑场共三个人，曹艺站在左边，宪兵先将右边那个处死，中间那个人大概会硬气功，一刀下来砍不死，宪兵说：“你们两个人下来，跟我们回去。”中间那个人以为能回去了，气功放掉了，哪知道宪兵乘机在身后又给一刀，结果了他。曹艺始终保持镇定，连腿肚子都没抖一下。但回到牢房后，连着做了几天恶梦。这两次陪赴刑场的情景在他晚年患病的时候，还曾在梦中挥之不去，比后来在战场血肉横飞的景象更触目惊心。但在生死场上走过后，从此就超脱在生死之外了，不管碰到什么危险，曹艺都会这样想：比如我上次已经死了！……到了十月份，北平的天气转凉，加上牢里的饭食又不洁，曹艺患上了痢疾，又连着发了几天烧，腹泻不止几乎到了脱水的程度。牢里有个看管人员也是浙江人，有点同情他，偷偷送药送水给他，曹艺乘机写了一封简信给何遂将军请他带了出去。何遂将军亲自去找蒋孝先，他对蒋孝先说，你怎幺敢抓曹艺？他是抗日军人，正牌黄埔生，还是我的参谋！在何遂将军的力保下，还剩半条命的曹艺被放出狱。出狱时蒋孝先说，误会，误会，不打不相识，並对曹艺说，以后有空来玩啊！曹艺嘴上不说，心里想，这是什么好地方？鬼才来玩呢！何将军告诉曹艺，你在牢里三个月，我们都不知道你的下落，真是着急啊！三个月来世事有了很大变化，青海屯垦军行到绥远（包头），被蒋介石暗中调动的马家军和大青山下来的土匪联合吞吃掉，蒋介石已下令通缉孙殿英。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日蒋夹击消失了。后援会是早已被蒋介石撤消了，你身体又这样，暂时又也没去处。不如先回家休养吧，抗日大业，来日方长，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后会有期。柳暗花明 又着戎装曹艺回到上海，暂且在哥哥曹聚仁家中休养。曹聚仁嘱妻子王春翠多买些营养滋补的食物给弟弟补身子。这其间，兄弟俩多次夜晚联床夜话，曹艺把北上抗日的经历详细讲给哥哥听，曹聚仁听得很仔细，并劝弟弟把这些经历，点点滴滴都如实记录下来，这些经历是一笔财富。曹聚仁对弟弟说：“你在旅次寄回来的文章我都替你在《申报》或《涛声》上发表了，你的《南口的苹果》，《不动姿势》这几篇文章写的很有份量，击中时弊、宣传了抗日。你比我能干，我是看世界的人，只会远望和深思，而你是闯世界的人，敢于先行和探求。照此下去中国的抗战大业一定会发展下去这会是一部壮丽的民族史诗。你身与其中，有责任收集和留下史料，供后人借鉴和总结。”曹艺听从了曹聚仁的话，从此开始一直坚持记录抗战的实录，就是在战场上也不忘收集有关史料。后来曹聚仁也投笔从戎作了战地记者。1947年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抗战史料——《中国抗战画史》，其中很多第一手资料由弟弟提供。

曹艺在哥哥家休养期间，除了整理北上抗日的记录外，还在上海各报上发表了一些宣传抗日的文章，并为新生命大众文库编的《民族英雄事略》丛书撰写了《李秀成》一书（1934年3月5日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1933年10月21日出版的《涛声》上，发表了他的《读伪自由书》的短文，歪打正着，竟刺痛了杨邨人的神经，杨邨人在12月1日出版的《文化列车》上发表了《给鲁迅的一封公开信》对鲁迅进行攻击的同时，污蔑李鯈想做鲁迅的“孝子”，而对杨邨人的公开挑战，鲁迅于12月28日写了《答杨邨人公开信的公开信》，以辛辣的笔调无情地剥下了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的杨邨人的叛徒嘴脸。年底，曹艺回到家乡，与等了他几年的未婚妻孙庆华完婚，当了几天“育才小学”的校长，他带着小学生们站在蒋畈村口的刘源溪水中间的石头上，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情景，至今还常常被家乡的乡亲们津津乐道。

1934年的初春，曹艺在乡下听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一心向往光明的他决定只身南下，去投奔革命政府。当他到了福建，才知道福建人民政府只有53天的寿命，已于2月宣告失败。曹艺报效无门，投奔熟人未遇，在福州长乐失业半年，遇到同乡王图南（保定军校六期生），王将曹艺介绍给当时我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交通兵二团少将斯立（保定军校六期生，后为陆军中将，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参加地下民革）。王对斯立说：“这孩子是我看着他长大的，他守身如玉，无不良嗜好，胆识过人，能说会写还相当能吃苦，是块好料子。”稍后，他又拉着斯立到旁边说：“就是他思想有些过激，”斯立是个重才不问政治的人，他说：“我不管他的思想过激还是过缓，只要他有真才实学就让他来，我需要一个随身参谋，不怕他造我的反。”曹艺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开明的好长官。斯立当即录用他为陆军交通兵团装甲汽车队上尉队副，后来又保送他去陆军交辎兵汽车训练班第一期当学员。他全面学习了机械化，摩托化的军事调度，运用与指挥的理论知识，掌握了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使他有资格立足于机械化部队，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有幸担任西安——保安（延安）之间驾起桥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