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智华: 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纵向”视野看反右运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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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是审干肃反运动的延伸

梗概:本文着重从反右运动与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关系,把它作为中共从北方土改运动开始的30余年政治运动历史的一个环节(或者叫横断面)来进行审视,展开探讨。表述个人对反右运动开展的社会政治背景——无产阶级专政;反右运动与之前和之后的政治运动的关系,其政治属性;55万受难者群体中不同社会层级之间社会政治属性的区分等若干问题的看法。认为否定反右运动,同时也要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即否定中共历史与它发动的全部政治运动。

亲历反右运动见证右派遭遇| 博谈网对中共政治运动的定义

对于中共政治运动,我在一篇文章中给其下过一个定义:一般而言,是共产党在掌控政权的条件下,为达到某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文化的目的,实现社会改造,在一个时间段内,大规模地调动和组织它的人力物力资源,超越或者摒弃原有的法律或者规则,挑动起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去迫害另一个社会群体,包括掠夺其财物的社会性行为。凡是政治运动至少都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运动要达到的目的;依靠对象;模式与手段。不同的政治运动间只是内容和形式的差别罢了。(1)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不例外。用通俗而简洁的话说,政治运动就是整人,害人,杀人。百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2)就是一部政治运动史,政治运动最集中的时间是1947-1978年的32年中,即中共在北方解放区土改开始至华国锋政变后搞的两年“揭、批、查”运动。(3)如果说1979年前中共的历史就是由若干政治运动串连成的历史,那反右派运动只是它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一个历史断面罢了。

建国后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在反右运动之前有土改(包括镇反-下同);三反、五反;粮食统购统销;三大改造;社会镇反(又叫第二次镇反);审干肃反等。每一个运动中都有一大批人头落地、抓捕劳改、大小会批斗,还有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按照运动被整的对象所处的社会政治层面,如果土改被打击镇压群体的主体都属于“外层”,(4)即所谓阶级敌人,包括民国时期体制内任职人员和体制外的“封建剥削阶级”等。则审干、肃反运动就是在镇压了外层后全面清理中层和内层的不纯分子,所谓中层内层就是共产党政权体制内所有的党政军官员、职员、工人及其他从业人员,并整肃、打击其中的极少数,据相关研究文章中的资料,审干肃反中查出的反、坏分子人数为257,551人,占参加审查总人数的1.38%,但最后按照阶级敌人处理的人数比前述数字稍小,里面有搞错的、有“可斗可不斗的”、有的是“嫌疑分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并不会把阶级斗争停留至此。紧接着把整肃、打击的范围扩大,剑指体制内有“思想政治问题”的一部分人,这就是1957-1958年反右派政治运动的政治逻辑。是把阶级斗争由外全面转内的开端。15年前(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更像审干肃反与反右运动的发端,建国后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可视为反右运动的预演。反右运动,笔者认为是审干肃反运动的深化与延伸,目的是整肃体制内难于套进所设定的“历史反革命”、“政治历史污点”等这个获罪门槛的一部分人。

一、从审干肃反延伸到反右

把审干和肃反作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同时进行,笔者认同是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文件开始的观点。(5)之前,审干运动已经开始半年有余。审查整肃范围包括整个中共体制内的党政军系统、文化教育卫生学术单位;国营的、集体的工商企业单位的全部干部职工。运动先后分4个批次进行,到1960年9月运动结束(6)。先后纳入审查的总人数有31,195,390人。(6)

其中在1958年8月份为止结束的前三批次纳入审查的18,612,999人中,查出反、坏分子257,551人,占纳入审查人数的1.4%。其中刑事处理247,142人、劳教41,763人、安置监督生产(包括开除)49,057人。尚未处理的10,409人。(7)

据从154,273名被纳入有重大问题的人的最后查处结论看:
反、坏分子33,827名,占21.9%。
刑事犯罪: 661名,占0.42%。
反革命嫌疑:5,295名,占3.43%。
政策调整不算反革命的7,047名,占4.56%。
思想反动:20,406,占13.2%。
有问题但可斗可不斗:8,849名,占5.7%。
错斗的:9,122名,占5.9%。

从上面各项罪名中,已经把“思想反动”入罪,人数为20,406名。
1958年9月以后第四批次纳入审查12,582,391人,被定案的反、坏分子117,181人。前后四个批次被打成反、坏分子总人数374,732人(占参加审干肃反总人数的1.2%)。

据罗瑞卿在1958年6月23日-8月16日召开的第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从建国到1958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6,118,246名,杀了862,236名。(8)

1958年经济建设大跃进,公安工作同时大跃进。罗瑞卿在1958年底发现1958年前3个季度,全国逮捕人数超过1955年全年逮捕人数(1955年社会镇反运动逮捕70多万人(9)。1958年的三面红旗运动和1955-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样,同样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开路的。与反右派运动没有直接的政治逻辑关系。

上面简要叙述的是1957年夏天开始的反右运动所处的中共建国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大背景。回顾与研究反右运动,不应该脱离这个社会大背景。即把研究纳入“纵向”视野。中共政治运动不但一个紧接一个,在一个大运动中还插入、套入小运动。反右运动是在审干肃反运动进行过程中穿插套入的,从对个人政治历史审查与整肃扩大到思想政治审查与整肃。这既非毛泽东的阴谋也非阳谋,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普遍政治逻辑,这个政治逻辑体现在苏俄历史上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体现在从中共苏区肃反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一连串政治整肃运动历史过程中,是必然。

二、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逻辑使然

首先看(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称《决议》)对于1957年反右运动的政治定性: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在约3万4千字的《决议》中,对党发动反右运动的社会政治背景,理由,意义和后果仅有约160多字。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55万余人,涉及家庭成员(直系亲属)至少约500万人。还有更多的人被划“中右”或者遭到批判等。在涉及中共社会性迫害,制造人道灾难的历史问题,确实按照邓小平“宜初不宜细”的指示,(33)惜墨如金。

对于《决议》中对反右运动所作的政治结论,至少上述500万受害者和亲属不会认同。其他稍有逻辑常识的人也不会认同,因为被打成右派的55万多人中,党不给平反的仅96人。笔者认为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去和《决议》纠缠了,不论是逻辑方面还是政治是非方面。因为这个历史《决议》是胜利者写的,即中共60年历史中最后控制了党的最高权力的人写的。

但值得研究的是,被打成右派获得平反的人中;或者研究者中,对反右运动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却呈现不同的历史观。笔者主要谈这个历史观的问题。

洋洋洒洒3万4千余字的《决议》,非常用心渲染和美化了中共从1921年建党开始到1981年60年的历史。笔者用一句话给与归纳,就是共产党国际及其在中国的支部中共,在中国发动和推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具体说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历史。这是60年历史的大纲,所谓纲举目张。功过是非,肯定否定不能由60年中中共党内高层中最后的胜出者或者掌权者说了算。《决议》通过40年来,即使在中共党内,也是在不断被否定的一个过程,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对于反右运动的否定,要从其政治源头着眼,即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这个运动是发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政治背景下。

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理论的发明人是马克思,实践的样板是巴黎公社,即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后建立的新社会中,无产阶级是作为一个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即巴黎公社(政治)原则,普选是巴黎公社原则的政治核心。 第二国际修正即摒弃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中暴力革命主张,由此社会民主主义成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被卡尔.考茨基深恶痛绝的共产主义被视作和列宁主义是同义语,原创者是列宁,其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此专政非彼专政,它和巴黎公社政治原则迥异,也是对第二国际开创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的反动。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研究院教授安启念先生对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有精到的研究。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从20世纪初,直到去世,列宁有很多论述,但始终没有做过集中、全面、系统的阐述。他的论述散见于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针对不同的实践需要提出,它们各有侧重,不尽相同。直到列宁生命结束,他的有关思想始终在变化发展之中。从总体上看,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中,对专政的理解始终如一,强调它是‘依靠暴力或专制力量行事的政权,不受法律限制’。”(下划线为本文作者加)

安启念先生重点对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中关于专政的主体和对象进行了仔细考研。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中的无产阶级一词,即专政的主体,以及专政的对象,列宁的论述不断变化。表面上看,列宁的思想很明确,无产阶级专政是指‘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实际上,作为专政主体的无产阶级和作为专政对象的资产阶级,含义并不确定。这一点对于理解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至关重要,需要着重考察。”即在列宁那里,专政的主体包罗的社会群体实际并非所谓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体。在他眼里,除党内最高层几个寡头外,工人、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知识分子等都和传统观念,或者传统生产方式或者反动的阶级有直接或者思想上的联系,都必须排除在专政主体外,最终都成为专政对象。即专政主体范围越来越小,人数也越来越少,最后就是领袖一个人。相反,专政的对象包罗的社会群体越来越大,最后连共产党内的党员、干部都包罗了进去成为专政对象了。

首先看专政对象的不确定性和范围的逐渐扩大与泛化。

“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中,专政的对象首先是指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其代表,沙皇和贵族。列宁统称这些人为剥削者。”

6park.com 改革开放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接着,专政对象扩大到包括农民在内的小生产者群体。“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来,同共产主义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斗争。”“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显然,农民在这里被列入了专政对象的范畴。“列宁去世4年后,苏维埃政府开始了一场真正的改造农民和农业的战争——合作化运动。农民被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农民或国营农场的职工,政权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所谓政权就是镇压之权。(32)斯大林动用军队镇压农民对农业集体化的反抗。毛泽东同样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作为背景,使用行政命令强制对个体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本文前面段落中,已经引用过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关于1955年一年和1958年前三个季度抓捕的人数分别都是七、八十万。

“工人也是专政对象。1919年1月列宁说:“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因此“共产党这个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广义地讲,在思想领域,工人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別忘了,今年是反右運動60年! | 邢福增| 立場新聞“既然如此,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只能是党,而且是党的少数领导人。“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列宁还说,任何重大决策都是由党的政治局和组织局做出的,每个局只有5个人,“这样看来,就成为真正的‘寡头政治’了”。列宁走得比这还要远。他说:“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苏维埃的(即社会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

列宁把话说得很明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而在共产党内就是几个寡头或者领袖个人专政。专政者可以专任何人的政。之后斯大林统治苏俄和中共统治中国的历史对列宁的思想作出了详尽而形象化的诠释。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出自列宁。首先,列宁把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等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在沙皇俄国,只有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才有接受教育跻身知识分子队伍的机会。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列宁把他们称作‘有教养的’农奴主。”列宁在1922年3月说:“马克思主义的杂志还必须对当代这类‘有教养的’农奴主作斗争。其中也许有不少人甚至拿我们国家的钱,在我们国家机关里担任教育青少年的职务,虽然他们不配做这种工作,正如人所共知的奸污幼女者不配担任儿童学校的学监一样。”

其次,列宁使用知识分子只是权宜之计。“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得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会。”“果不其然,这些人很快被逮捕或者传唤,1922年秋天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这是形象生动的无产阶级专政。”(10)

毛泽东早在1926年《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划入了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范畴。和列宁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时的毛泽东应该没有读过列宁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与政治评价的文章。嫉妒他人、仇恨他人是专制主义者的人格共性。17年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厌恶暴露无遗,还极尽挖苦讽刺,说“(工人、农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11)在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怎样升起的——兼谈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中有详尽的叙述。但形成一套知识分子政策还是建国后的事情。1957年10月7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家属三千万。”“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农村富裕中农)。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有左派,大量是中间派,右翼只有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教育问题,批评问题。我们所提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政治逻辑上完全是秉承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思想与苏维埃政权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利用后弃之的实践。

中共在建国前夕和初期,大量招收知识分子进入党政军系统,文化、教育、卫生、科研单位和国营工商企业。这是接收旧政权和其遗留下来的机构并建立新政权和相关配套社会机构所必须的。经过7年的阶级斗争,先后把“封建剥削阶级”、以农民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专政后,对知识分子的专政就水到渠成了。这可以从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和社会生产关系分别比作“毛”和“皮”的关系中窥见其整肃知识分子的政治逻辑的一个侧面。“知识分子从旧社会中来,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过去或者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现在是“皮之不存”皮没有了,帝国主义跑了,东西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打倒了,土地归农民,现在归合作社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合营了,基本上变成社会主义了;小生产(农民、手工业者)所有制现在也改变了,变为集体所有制了。虽然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尤其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时间更要长一些了,因为这五张皮影响着这些资本家,影响着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老是记着这些东西,做梦也记着。旧轨道过来的人,就是留恋那个旧生活习惯,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就是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请的先生,可是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要教资本主义,让你吃饭拿薪水,那工人阶级是不干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社会经济基础,也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现在他除非落在新皮上。”(12)

毛泽东把几十年来对知识分子的鄙夷一股脑儿倾泻出来。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阶层。旧社会寄生在5张皮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前还可以寄生在小生产者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皮上。到1956年后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即改造成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实际就是共产党政权所有制),唯有共产党这张皮可以附着。因为劳动力市场、口粮供应等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毛泽东所说给知识分子饭吃的是工人农民,这只不过是他从延安整风开始的借工人农民这根棍子抽打知识分子的惯用技俩罢了。实际工人、农民的饭碗也已经掌控在共产党手里了。1959年开始的连续4年特大饥荒饿死1亿左右的农村人口,根源就在饭碗不在农户自己手里。毛泽东的本意是说给你知识分子饭吃的是共产党,因为是共产党雇佣你。离开共产党这张皮,你要饭也没有人施舍你——在共产党专政社会,人人都得向共产党要饭讨饭。 这就是反右运动发生前的社会经济背景。

再承接文章第一部分继续谈政治背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3)中,勾画了他要建立的国家的社会政治蓝图,用他文章的标题概括为人民民主专政,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的代名词。至于建国时候弄几个民主党派头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部长副部长等都不过是作为花瓶摆设罢了,何况这还是屈从于大老板斯大林的压力。非毛泽东本意。(14)从土改镇反杀人血流成河,到三反五反冤狱遍地,再到社会镇反大肆抓人、体制内肃反人人自危,中央政府中的副主席、部长、副部长们谁能说一个不字?因为官位、俸禄都是共产党给你的。毛泽东养着你同时也在教育你:“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据说梁漱溟在四川合川县参观了3个月土改,回京给毛泽东只说土改斗争中开会斗地主打人不好,有母女俩被斗被打后跳江自杀了;同时还夸耀邓小平治川有方。(16)与梁漱溟人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董时进,(17)董写信给毛泽东,旗帜鲜明的反对土改。他从人类社会文明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以普世价值为是非标准,根据大量的社会调查数据,揭穿了中共关于中国农村是“封建土地占有和剥削制度”的虚假性;从经济学(特别是农业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角度,指出土改的非正义和非法性。论证了中共土改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土改是万万不可行的。并预测土改会造成生产力破坏、社会道德沦丧、大饥荒等。奉劝毛泽东不要搞土改。劝阻无效后董逃亡香港,继续他知识分子、学者、技术专家的人生。

别说民主党派大佬,就是跟毛泽东一起打江山的高岗“反党”帽子说给戴上就戴上。在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运动初期反“冒进”的党内高层邓子辉、周恩来等,在毛泽东的淫威下不都得低头作检讨。这就是反右运动前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无产阶级专政。回顾、反思和研究反右运动首先应该正视这个背景,由此很多疑问就容易化解了。

三、西方社会学范畴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共建国时就消失了

知识分子作为西方社会学概念,内涵和外延争议不断。但一般都认可其为“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掌握某种知识和技能,从事脑力劳动,具有独立人格、批判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分布在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法律以及其它专业知识性较高的行业的社会群体与个体。”笔者以为,这个群体或者个体的存在是以社会具有一定的思想自由度特别是政治思想自由度为前提的。具体说如包括新闻、出版在内的言论自由。这个自由度在晚清开始出现端倪,民国时期形成,民国社会有一个庞大的如西方民主社会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共产党内从来不容思想自由,连当年王实味只不过批评了延安官场的官僚主义就丢了性命。中共建国后,把“造谣”、“闹粮”都入罪;民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行业都由共产党政权接管实行官办,都性党,从业人员都纳入干部编制与管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笔者以为西方社会学范畴的知识分子从中共打垮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建立了国家政权开始就消失了。之前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等共产党建立了政权的地方,知识分子生存的政治环境也消失了,也不存在国统区那样的社会学范畴的知识分子群体。

反右运动,在党政军机关干部;民主党派成员;文化、教育、新闻、科研、医疗卫生等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工商企业单位的干部、职员中进行。如果说土改运动中被斗、被抓捕、被枪毙的人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是文盲;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的人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高,符合知识分子称谓所需的第一要素,但不能以此把反右运动定性为整知识分子的运动。这和不能把土改称为整半文盲、文盲的运动一样。反右运动,是中共建国后,在完成了既定的全面打击、彻底消灭原民国体制内的党政军警系统的官员、职员;“封建剥削阶级”成员以及其他敌对群体的骨干人员的任务后;在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包括对社会性各行业生产资料的占有、行业的经营、管理、产品(收益)的分配等的垄断;还有对社会成员生存必须品如口粮的严格掌控等的大社会背景下;在对党内外先后进行过几次纪律的、组织的、思想政治的整肃运动后,而特别针对体制内从高层到基层单位中的干部、职员的全面的思想清查与整肃运动。是把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专政的对象)从体制外全面转向体制内的开端。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的政治逻辑使然。它是在(1955年)开展社会镇反运动严厉打击了农民阶层对粮棉油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抵制、反抗心理与行为之后,再对体制内为农民阶层和其他社会底层代言并对共产党政权的官僚主义有异议的人士进行整肃和打击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摒弃斯大林主义为发端的苏共政治路线的“右转”的政治表态,对体制内呼应苏共“右转”路线的声音与行动的反击。

研究中共政治运动,应该对无数的具象样板进行抽象,提升到政治、社会、历史等学科层面,以人道主义、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判断标尺,论是非说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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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智华: 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纵向”视野看反右运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