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性

方励之过世时，我写了一个悼念文章，说他们那时候把政治主张藏在知识传播里，例如需要政改变为文明说成自然辩证法，变成启蒙立场有功劳，但老是这么藏着掖着不好，普通老百姓看不明白。八九之后，政治的需要政治解决，得明明白白的宣告，而且还不顶用，那么藏着掖着更没用。

即使人类一度被奴役，那还是要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被深入灵魂的奴役，如同刻在身体血液里的伤，是需要遗忘才能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例如一个慰安妇，如果不遗忘过往怎么做一个正常的人。

在奴役中解放，就像一个人生病吃药，不断提醒吃药说明永远在病中。当一个人接近正常之后，不断提醒吃药到呐喊是非常可怕的。例如资中筠那种老是说接近正常的小孩子还在生病。我听说她被小孩子怼过，说“我考试结束了就忘了教科书教什么了”。

批判就是不断提醒吃药。而维权、基督教之保守主义以及民国当归就是修复性工作，以此否定批判。基督教这方面要比批判启蒙运动好，进行修复。

我读了沃格林论自由主义走向保守主义的文章《自由主义的演进及当代命运》，想起一些旧事。早在二十世纪初，与我们同时提维权的潮流差不多，我们就已经意识到98左右之争之后自由主义就要超越，穿上更多盔甲，以更加宏大深远的面相示人，我鼓吹自由主义长出“胡子”，变为法治，自由主义要获得政治领导权。

我考古挖掘八十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潮流，分成法治的和道德身份的，二者之间如何互相压倒，认为维权是法治的压倒启蒙运动之道德的。还有提倡基督教宪政，以与二战后欧洲基民盟执政的主轴接轨。

以基督教和法治超越自由主义，正是如沃格林所说的。2005年因为读经运动风波我们分化，秋风刘海波走儒家宪政主义，中间摇摆的两个，我坚持基督教宪政，当时杨小凯过世，基督教宪政又热了一下。自由主义走向保守主义的路线是不会错的。保守主义的修复性不会错。

体制就是错误的源头，就像一个火车奔向悬崖，往左往右都是加速掉坑里，不往左不往右摆贵党就分裂内斗。极端是错误的，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因为都会掉坑里死了。温和也是错误的，因为不开动动力，火车里的人就会没利益冻死。那么既然原地不动，那么原地不动修车就比较好。这种动弹不得的局面，让人只能做修复性工作。

即使是对体制开骂开打，也不过是呈现个体主义的立场，那么我把岁月静好的生活立场变魔术变为个体的政治立场，岁月静好从另外一种角度共享了“守护自己守望民国当归”的标签，不也是一种个体主义立场的呈现。从世俗的生活角度来说，抗争者如八九一代加入基督教会，就是一种“岁月静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也有政治性，也有政治神学，这是施密特的教诲。

八九是八九后民间政治的必经入口，除非不涉及政治，只要涉及政治，一定先在八九给出的敌我或者好坏识别中。一定先谈八九。八九是个挂号处。后面的受害人起来抗争都是沿着89给出的路线走。

八九一代的八九经历，说明了：八九之后与政改无关的正面事，讲良知讲真话抵抗姿势的，不过自己的救赎，拯救自己个人的行动，就像赎罪忏悔一样，不是功劳。对政改转型这种总体性大事件来说，就如大海里的一滴水，可有可无。

对于八九一代而言，基督教信仰和教会公共生活给出一种行动主义超越当下不可忍受的庸常日常琐碎生活的空间，另外一个国度。身体忍受奴役的国度，灵魂归属上帝国度。这就是大量八九一代加入教会的政治原因。

在我看来，八九是后来的世代政治参与的大门，一旦有政治参与意识，就要从这个大门门槛走过，至于进入之后做什么，变成不确定。大门门槛区分了槛内人和槛外人。四五一代说自己农村土地的，八九一代说自己是城里的。那八九之后的抗争，就成了城市游击战。

中华在台湾

自从党内文革开始后，民主运动转为被排斥的体制边缘力量之路线是对的，就我的经验而言经过体制的遴选，体制内边缘力量人品相对是好的，而应该将很大程度上是地痞流氓闹革命的公民圈剔除或做一道防火墙隔离。

民主运动不是痞子革命，不是流氓革命，而应该正常社会力量，有正常社会品德的人参与的。通过从对公民圈的纵容中回过神来，诉诸于普通人陪审团的标准。好几年前雷洋案发生后，出现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呈现一个校友共同体的面相，若以四五运动和八九运动为主轴，参与的人不管是在朝在野，以校友共同体做圈子，有共同的政治意识。正常社会是需要秩序的。

近一些年来随着美台关系升温，中美对撞，一些中国富豪精英开始为国家的后路进行思考并且有所启蒙和行动。“两个中国”都是中国，是具有爱国之心都能接受的。在香港大沦陷的开始，据传李嘉诚就私下表达回头于民国的意思。在大陆，一些商业巨头有着极重的民国传承，如希望集团的刘永好、sohu 中国的潘石屹都是黄埔后代，他们就开始怀念官方能容忍的并且也作为自己政治资源的黄埔家族历史。

对于这些深受体制约束的商业巨子而言，不管是商业利益上，还是身心认知上，反对和支持大陆体制有利有弊，很难达成坚定的立场，但是跳出并且高出“支持与反对共党体制”的民国黄埔就容易达成高度一致。我曾和福建宁德的前首富之一有过交流，他说“两个中国”都是中国，中华民国回来治理大陆他能接受。

社会秩序需要人民可以信任的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很多共党高管认同国民党回来大陆进行竞选，因为国民党有能力带来社会秩序。能带来社会秩序的还有美国支持下的民进党，而且中国精英更看好民进党，一直对民进党许信良提出的“西进计划”念念不忘，也不断重提李登辉前总统的“国家统一方案”。

英国作为老牌保守主义帝国，有古老而悠久的政治成熟，已经开始“中华在台北”的试探。

英国广播公司（BBC）驻华记者沙磊移到台湾，但英国广播公司还是坚持该记者是驻华记者。英国是第一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政府承认的国家，但仅仅是政府承认，而不是国家承认。从国际法上来说，英国承认的国家还是中华民国，出发台湾被大陆攻占。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众议员最近敦促拜登政府扩大美台教育倡议，以台湾取代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项目。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对此表示欢迎，并称美台教育倡议可确保双方学术自由，这是两个民主体制共有并珍视的传统。

民进党一开始谋求的是一个“新华人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今吕秀莲希望用一个“中华”来代替一个中国，谋求两岸的“统合”。

中华在台湾，则必须要求在中国大陆发生效应，动员中国大陆的民国派和民国粉。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把中国人民推到中共体制一边，二者二位一体，中共体制就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就是中共体制，如今虽然要区分二者，也仅仅是口头说，下意识还是过去的认识。因为美国没有强有力的区分工具，而最强大的区分，也就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法理统治”被美国拒之门外。

重庆人的陪都意识，是超越政党王朝政治的，不管谁当政谁当统治者，都影响不了重庆人的自豪。超越政党王朝的认识，实在太少了，尤其在49后的知识分子。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会使大陆49后很多看起来很多建立在中共合法性上的坚固的信条，成为空中楼阁。

1949年共党宣布废除国民党伪法统，并没有明白宣布废除民国法统。可是1947年的民国宪法是共党参与起草签字的，可见1947年宪法并没有被中共统治废除。1956年以及其后的共党宪法都没有明白宣誓这点。可见即使根据中共法政的制宪权，民国宪法在大陆并没有废除，而是被搁置起来。1956年之后的宪法，可以说是戒严例外时期的宪法性文件，冠以宪法的名字。其宪法性堪忧。中华民国宪法是有宪法效力于大陆地区，搞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无效了吧。一个中国，大陆地区没有吃掉台湾之前，大陆地区宪法都是地区宪法。宪法历史上有地区宪法这玩意吗？正统地位或者国家地位被提前预支了。

1949年共党是考虑民国国体问题的。元旦的国民政府和平公告要求共党保持民国国体，共党仅仅回应于以废除国民党伪法统。1949年10月一日毛泽东仅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了。1976年中共加入联合国之后，毛泽东说，阿尔巴尼亚代表说得对，我们仅仅是驱除蒋介石非法集团的代表，而非中华民国。一个中国，两个国号，还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内的，人民主权的国体未曾废除更改，47宪法的地位在大陆也未曾废除。

以中美国的斗争抵达美国民国共同体之和平

中国一直把中美关系（中美国）比喻为夫妻，就按照这个逻辑，如果美国再不与中国离婚，就会损失惨重。当夫妻成为了唯一还在一张床上的敌人，甚至势同水火，如果男人继续不愿意为敌，男人就毁灭了，男人与女人是一个共同体的，没有了男人，女人还是女人吗？所以为了拯救女人，那就必须与女人为敌，压倒她们。既然男女之间一定为敌，那么就为敌。敌对才能恢复秩序。

历史上一直是这样的。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会打破原有的结构和平衡。尤其是各方都受到损失并强烈感受到威胁的时候，应对方式会倾向于强硬，因为知道对抗另一方不可能有这个自我纠正的动力，再绥靖软弱会失去更多。只有当取得竞争优势，外部环境稍微宽松一点时，才会回归到和平的思维。先有斗争再讲和平。

对于中国大陆普通人来说，改革开放已经造成其生活方式已经和美国捆绑在一起了，中国人现在只有两种区分，“已经成为美国人”和“等待成为美国人”，原来邓小平“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区分，其内涵已经被“已经成为美国人”和“等待成为美国人”所替换，因此如果说中美国需要打烂的，不能打烂了一了百了，而是需要以美国民国共同体来替代中美国，并且对中美国的遗产进行重组，吸收有用的，排除有害的。就像一个女人，你砸烂她的旧家，得给她一个新家，这样她才会支持你砸烂她的旧家，甚至她自己亲自动手，比你还积极。如果没有新家，她就一个旧家的话，她就可能拼死捍卫。在旧家已经发生斗争，已经发生家难的时候，新家要准备给人家，要有和平就要有新家，这就是我的“以中美国的斗争抵达美国民国共同体之和平”的思路。